第二节 采用改编手法的必然性

目前有关罗贯中与施耐庵生活经历的材料寥寥无几，有些材料甚至还互相矛盾，因此在讨论他们为何采用改编的手法而未作独立创作时，就很难从特定的个人因素方面寻求答案。可是在另一方面，简单的排比就可以显现两个基本的事实：首先，同处于元末明初的两个伟大作家都采用了相同的编创方式，罗贯中的其他几部作品也都是通过改编而写成的；其次，在《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通俗小说的作家们又都在不断地重复这一编创方式。事实表明，通俗小说是经过长时期的改编式创作之后，才逐渐步入了独创阶段，这意味着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带有某种必然性的历史现象，而不是什么人的个人意愿所能决定的。当通俗小说主要以话本形式存在时就已经拥有了广泛的听众，其中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物都有，而数量最广大的则是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百姓。进入以供案头阅读为目的的创作阶段后，通俗小说的欣赏者的组成状况基本未变。不能否认，士人也是它的重要读者群，并且他们的欣赏与称道对通俗小说社会地位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通俗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毕竟还是那些文化程度不甚高的一般群众。通俗小说作家对此情形十分清楚，他们之所以采用这种体裁进行创作，其目的也就是希望“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10]虽然此时不识字的百姓并不能直接欣赏，然而由于作品在手，其他的读者就能为他们充任说书先生的角色，而且这样的讲述还可以随时随地地举行。欣赏者的队伍并没有减少，相反是在扩展，欣赏也比以前更为方便，既不必赶往闹市的勾栏，也无须在乡村苦等说书先生的到来。通俗小说创作之所以会发生由诉诸听觉到供案头阅读的飞跃性转折，其实也正是为了适应广大欣赏者的更进一步的娱乐要求，而以供案头阅读为目的的创作，也仍然须得尊重自己最主要的读者群的欣赏愿望。广大群众喜爱三国纷争、梁山好汉之类的故事，生活在元末明初战乱时代的百姓尤其如此；同时，他们的审美习惯又要求这些故事能有头有尾、情节完整，即希望将散见于各话本、戏曲或传说中的故事综合统一，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有人承担这种集大成式的整理改编。就作者而言，他们创作的目的之一是寄寓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评判或理想，并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够广为传播；同时，他们也希望自己的作品具有劝善惩恶的功用，有补于世道人心。很显然，将广大群众熟悉喜爱的故事作为素材进行创作，无疑地更有助于那些目的的实现。读者要求与作者希望的结合是异常强大的力量，由于这种力量的驱使，才导致了世代累积型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问世。

就通俗小说创作演进规律的角度来看，罗贯中与施耐庵之所以会采用改编的方式进行创作，是因为他们在当时别无选择。《三国演义》与《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专供案头阅读的通俗小说，同时也是最先出现的长篇小说，但也正因为是最早最先，其创作难度也就相应地为最高。他们无法像后世的作家那样，创作时至少可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优秀巨著可作借鉴，也根本无法从评论家们有关作品成败得失的分析批评中得到启示。他们是从零开始，一切都得靠自己的摸索与尝试。对长篇小说的创作来说，结构设置、情节安排、人物性格的刻画及其连续性的保持，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烘托等等，这一切都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更何况还得将它们融合为有机的整体，相当一部分的素材又得直接从社会生活中提炼概括，并作组织捏合。通俗小说步入以供案头阅读为目的的创作阶段后，并不可能立即就熟悉乃至驾驭这陌生领域中的各种规律与特点，大量的经验与教训都有待于在长时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摸索与积累，若此时立即要求有独立创作的长篇巨著问世，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其实就是在今日，尽管可供参考借鉴的优秀作品是不计其数，各种创作经验教训都已在理论上有了相应的总结分析，可是作家们从刚步入文坛到后来的成熟，一般都还是经过了由短篇到中篇，再由中篇到长篇的创作过程，这是因为面对各种创作规律与特点，他们仍然需要通过实践方能逐渐熟悉并驾驭。由此可见，在罗贯中、施耐庵的时代，独立创作长篇小说的条件尚不具备。从另一方面来看，虽然通俗小说走出了以诉诸听觉为目的的阶段，但它不可能一切都重新开始，而将以往获得的丰富的创作经验全都简单地抛弃。因此，它需要有一段反刍时期，以便通过仔细的咀嚼，将以往的丰富积累转化为服务于新阶段创作的养分，而改编则是实现这种转化的最适合的形式。不管罗贯中与施耐庵是否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的作品至少在客观上为上述转化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最后还应指出，在将改编与独创这两种方式作比较时，古人的观念与今人并不一致。在我国古代，向来就有对已有的文学作品作不断地改编，在改编过程中不断地再创作的传统。如唐人元稹的《会真记》被金代的董解元改编为《西厢记诸宫调》，元代的王实甫在这基础上又改编成《西厢记》杂剧，而今日舞台上演出的，则是清初时金圣叹对王本《西厢记》改编后的定本。诸如此类的例子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在诗歌领域，这样的创作方式甚至还曾获得过“脱胎换骨”、“点铁成金”的美誉。既然所环绕的文学氛围如此，那么罗贯中与施耐庵的集大成改编式的再创作在当时并不会引起惊讶，相反是被认为非常正常自然的事。

以上的分析展示了通俗小说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一方面是完成了由诉诸听觉到供案头阅读的飞跃性转折，这是突变；而在另一方面，这又是一种渐进式的发展。导致突变的动力源于通俗小说发展本身的内部，而后一种渐进形式也同样适应了通俗小说继续发展的要求，正因为如此，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演进方式便能和谐地统一于一体。《三国演义》与《水浒传》问世于那突变与渐进相交叉的当口，罗贯中与施耐庵也只能在通俗小说以往积累的基础上，以及其发展规律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创作，而他们之所以被赞誉为天才作家，则是因为在诸多约束之下，其创造力的发挥几至极限，从而编撰出极优秀的作品的缘故。

论述至此，很容易使人想起史学领域内的一个重要命题：“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的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1]罗贯中、施耐庵的创作与通俗小说发展史之间的关系正是如此，而且这还不仅表现在供案头阅读阶段的步入与改编方式的采用等方面，其实就连创作题材的选择，他们也同样无法越出那“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的约束。

前一章论述元末明初战乱与罗贯中、施耐庵创作之间的关系时曾经提及，由于当时历史现实的刺激，才使得三国与水浒故事备受作家的青睐。若从较大些的范围来看，那两部作品都属于讲史演义，故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它们同归于“元明传来之讲史”。^[12]相对于历史的长河，战乱毕竟是短暂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步入供案头阅读的阶段后，通俗小说创作中最先出现讲史演义似是偶然的。然而在《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之后，最先出现的作品仍属改编型的讲史演义，这类作品又越出越多，其情状正如明末时可观道人所概括：

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13]

可观道人其实还没有遍列所有的讲史演义作品，但他的意思已说得比较明确，即讲史演义是明代通俗小说中最先形成，同时又是声势最为浩大的创作流派。从这一客观存在来看，对于罗贯中与施耐庵选择历史故事为创作题材就不能单纯地用战乱的刺激来解释，因为事实表明，在通俗小说创作重写起步的嘉靖、隆庆朝，那时并无战乱，但作家们首先选择的仍是讲史演义，而且，明代的通俗小说是经历了较长时期的讲史演义创作阶段之后，才逐次地扩及于其他的创作流派。罗贯中与施耐庵的创作相当于打开了一条必经路径的大门，而他们的《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则是在一种偶然性与必然性的交叉点上问世的。

讲史演义是由宋元时“说话”伎艺中的“讲史书”发展而来，而宋元时“小说”、“说铁骑儿”与“说经”等其他三家也与“讲史书”一样盛行。这四家及其各子目在明清通俗小说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创作流派，可是在明初、中叶，作家们却都置其他三家而不顾，不约而同地独钟情于讲史，而且他们的创作又都程度不同地显示出了强调羽翼信史的特点。这一文学现象相当引人注目，当明清通俗小说发展近至尾声时，著名作家吴沃尧曾经试图对此现象作出解释。他写道：

自《三国演义》行世之后，历史小说，层出不穷。盖吾国文化，开通最早，开通早则事迹多。而吾国人具有一种崇拜古人之性质，崇拜古人则喜谈古事。^[14]

将原因归诸国人“崇拜古人”、“喜谈古事”，这自然也是一种解释，但未免过于笼统，而且又仅是从读者角度出发的分析。实际上，作者方面的因素以及当时通俗小说创作所受到的各种制约乃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首先，讲史演义的作者一般都是文人，而且主要是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文人，尽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郁郁不得志，但他们仍然总是力图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古人历来认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不外乎三条：“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5]就拿最早的两位讲史演义作者来说，如前一章中所言，据说罗贯中是“有志图王者”，施耐庵与张士诚集团似也有着某种联系，此外还有明代开国功臣有意请施耐庵出山的传说。^[16]不管上述传说是否可靠，也不管罗贯中与施耐庵在“立德”、“立功”方面作过何种努力，总之最后他们都走上了“立言”的道路。历来的“立言”者全都是治经史，罗贯中与施耐庵虽然是最先将撰写长篇小说作为自己毕生事业的人，但他们毕竟还无法抗拒传统的强大影响，于是便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了历史。当然，元末明初战乱的刺激也是其间的重要原因。这两位作家也许曾有过正面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念头，但是那时群雄割据，势力消长变幻莫测，置身于其中的他们要把握这幅混沌迷离的画面已属不易，概括提炼此时的现实生活并组织成规模巨大的小说更是难上加难，而用借古讽今的方式描写历史上类似的事件，却同样可以抒写自己对现实的感受与理解，并且还可避免因直接描写现实的政治事件而带来的种种麻烦。后来讲史演义的创作都无法摆脱《三国演义》、《水浒传》影响的笼罩，那时虽已不再具有战乱刺激的因素，但借古喻今的方式却仍然适用，而更重要的是那些作家也以“立言”者自居。在选择题材时便本能地倾向于讲史演义，认为能写出既向大众传授历史知识，同时又能教化人心的作品，实是功莫大于此也。

其次，在我国古代，人们观念中的小说与历史并无严格的区别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时，小说往往被认为是史书体例中的一种，因而常被收入史部杂传类，与耆旧、高隐、孝子、良吏、列女等传同列，直到宋时才开始有某些修史者将它们分别对待，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小说与历史的界限仍然是混淆不清的。于是，小说又被人们称为逸史、稗史或野史，作家们也常称自己的作品是“正史之余”、“补正史之阙”，总之都离不开个“史”字。当然，后来也有一些作家意识到了小说与历史在性质、作用上的不同，并力图在创作中表现这种差异，但总的来说，多数作家的创作仍是显示了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史书靠拢的倾向。关于小说与历史关系的讨论一直持续到明清通俗小说发展的终点。晚清时夏曾佑在《小说原理》中写道：“小说者，以详尽之笔，写已知之理者也”，而“史者，以简略之笔，写已知之理者也”，认为两者之间只有“详尽”与“简略”的差别；另一位颇有影响的小说评论家邱炜萲则认为：“小说家言，必以纪实研理，足资考核为正宗；其余谈狐说鬼，言情道俗，不过取备消闲，犹贤博弈而已，固未可与纪实研理者絜长而较短也。”^[17]这一问题的持续讨论，说明它直到晚清时仍然是一个被人们关注的问题，而讨论的结果又如上面所引，这一问题还是未能得到解决。通俗小说的创作在后来出现了许多流派，其中不少作品还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可是即使如此，在明清小说的发展行将结束之时，一些小说理论家还是坚持认为只有“纪实研理，足资考核”的作品才属“正宗”，描写其他题材的小说都不能与它“絜长而较短”。由此足见要求小说依附历史的传统与影响是何等的顽固与强大，也无怪乎在通俗小说在步入供案头阅读阶段的初期，作家们更是几无例外地都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并采取了羽翼信史的写法。于是，他们的作品就往往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若说是正经书，却毕竟是小说的样子，子弟也喜去看，不至扞格不入；但要说他是小说，他却件件都从经传上来。”^[18]这是乾隆时小说理论家蔡元放对讲史演义特征的概括，但他作此评论的本意并不是批评，而恰恰是赞美。

从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线索安排以及结构布局设计等方面的叙事技巧来看，在通俗小说步入供案头阅读阶段初期出现的那些长篇小说也只能学习模仿史书。这些长篇小说的规模都比较宏大，其间人物众多，情节又曲折复杂，如何才能将众多的并且性格又各异的人物，以及头绪纷繁的故事熔铸于一部作品之中呢？每个作家在动笔时都会遇上这个问题，而对于那些早期的作家来说，由于没有可供直接借鉴的作品，这问题也就显得尤为严重。在通俗小说主要以诉诸听觉为目的创作阶段中，虽然“说话”艺人也有长篇的说书，但是他们留下的说话底本毕竟是相当粗糙简略。长期以来，惟有各朝的正史才在不断地从正面描述各种涉及众多人物，且头绪又极其繁杂的重大事件，于是它们便成了那些早期作家在创作时可资直接借鉴的重要范本，而以历史故事为创作题材，那就更可以直接参照史书的叙事模式与处理技巧。事实也确实如此。如《三国演义》中事件之叙述与人物关系之处理，基本上“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而“论断颇取陈、裴及习凿齿、孙盛语，且更盛引‘史官’及‘后人’诗”；^[19]至于《水浒传》的前七十回，则基本上可看作是《史记》式的林冲列传、武松列传、宋江列传等的合集。这种情形其实也并非是讲史演义所独有，在后来出现的其他题材的作品中，也都可以明显地看出史书叙述方式对它们的影响。在另一方面，人们在阅读通俗小说时也经常以史书的叙事方式为标准进行评论，如“《水浒》胜似《史记》”；^[20]“《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21]“《金瓶梅》是一部《史记》”^[22]等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那些通俗小说作家，特别是创作刚步入供案头阅读阶段时的作家是很难作出别种选择的，而这种对历史题材的选择，又恰和当时以改编为主的编创方式相合拍。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明代以前，以诉诸听觉为主要目的的通俗小说创作已有了长期的大量的积累，元末明初战乱的刺激使它发生了质的飞跃，从此步入了以供案头阅读为目的的创作新阶段。以往的积累是发生质变的基础，同时也是影响后来通俗小说发展的重要的约束力量，于是至少在那新阶段的初期，通俗小说就只能以改编为主要的编创方式，以历史故事为主要的创作题材。《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问世，既标志着上述飞跃性转折的完成，同时也明显地让人看到以往创作的积累对它们的制约，而由于这两部巨著是如此优秀成熟，于是它们的影响又几乎笼罩了整个明代的通俗小说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