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剪灯新话》中的战乱图景
《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由于元末明初战乱的刺激而诞生，它们都是长篇通俗小说，描写的内容也主要都是军国大事或英雄传奇故事，对于一般百姓的生活则是较少涉及。而且，罗贯中与施耐庵虽也有意地在作品中注入自己对眼前战乱的观察、感受与思考，但由于题材的限制，这部分内容都须得裹上历史的外衣，而且须与原有的历史故事有机地融为一体，即作家们只能以间接、曲折的方式来反映现实，这便是元末明初时通俗小说创作的总的状况。当时文言小说的创作也同样受到了战乱的刺激，但对题材的选择却似是有意在与通俗小说分工，其内容常是“远不出百年，近止在数载”，[22]作家所关注的也往往是平常百姓的颠沛流离与悲欢离合，明初瞿佑的文言小说集《剪灯新话》就相当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瞿佑字宗吉，浙江钱塘人，明王朝立国那年，他只是个二十三岁的青年，也就是说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是在元末天下大乱到朱元璋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度过的。这一经历是瞿佑从事小说创作的重要基础，他又较为早熟，十四岁时即已文名四播，当时的大文学家杨维桢就曾向瞿佑的叔祖瞿士衡称赞道“此君家千里驹也”。[23]瞿佑在年轻时就对小说怀有浓厚的兴趣，他曾“编辑古今怪奇之事”，辑成一本四十卷的《剪灯录》，[24]其后才有《剪灯新话》的问世。《剪灯新话》收有文言短篇小说二十一篇，它成书于洪武十一年（1378），[25]所谓“新话”，显然是相对于前所辑之《剪灯录》而言。不过在这里也应指出，明代时就已有人否认瞿佑是《剪灯新话》的作者，较典型的是王锜的说法：
《剪灯新话》故非可传之书，亦非瞿宗吉所作。廉夫杨先生，阻雪于钱塘西湖之富氏，不两宵而成。富乃文忠之后也。后宗吉偶得其稿，窜入三篇，遂终窃其名。此周伯器之言，得之审者。[26]
周伯器即周鼎，瞿佑去世时他二十七岁，且此言又据说是“得之审者”，可见否认瞿佑为《剪灯新话》作者的说法在作品问世后不久便已出现了，不过杨维桢为作者之说也并无其他材料可证实。瞿佑在书首的序中说，“好事者每以近事相闻”，待素材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他“乃援笔为文以纪之”。此处的“相闻”或许不止是口谈，而是也包括了某些文字记录，这恐怕就是瞿佑的著作权遭到怀疑的原因。当然，这种怀疑并不能动摇《剪灯新话》为瞿佑所作的事实。明初的另一位小说家桂衡在为该书作序时，就明确地介绍了瞿佑的创作过程与创作宗旨：“闻见既多，积累益富，恐其久而记忆之或忘也，故取其事之尤可以感发、可以惩创者，汇次成编，藏之箧笥，以自怡悦，此宗吉之志也”，当时的名士吴植、凌云翰在各自所作的序中也都有类似的叙述。这三人都是瞿佑的朋友，了解其创作过程，故所言当为无可置疑的事实。
瞿佑《剪灯新话》的创作是在编辑《剪灯录》之后，其开始时间估计是在明王朝建立前后，而从书中各篇作品所标明的故事发生时的纪年来看，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以元末明初时的社会大动荡为背景，[27]由此不难看出这部文言小说集的创作与时代相平行的特点。《剪灯新话》中的作品都是短篇小说，篇幅短小有利于对现实生活的迅速反映，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其反映难以广泛、全面的局限。所幸的是，书中那些作品明显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其整体组合多少可对上述局限有所弥补。瞿佑是个士人，他熟悉的也是本阶层的人物，因此书中各作品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书生，间或也有地主、官僚、妓女等别类人物，但作品对他们活动的描述与评定仍是从书生的视角出发。这一情形固然也可看作是本书的局限之一，然而它又有助于构成作品的另一重要特点，即相当集中地、且真实而细腻地表现了士人阶层在战乱期间的经历遭遇、价值取向、心态情绪乃至他们的感情生活，而在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士人对于动荡社会的许多方面的感受，其实也与广大百姓十分相近。
相近的感受源于相似的遭遇。在《爱卿传》中，赵子急匆匆地赶回刚遭乱军蹂躏的故乡，但眼前的景象粉碎了他原先怀有的一丝希望：“投其故宅，荒废无人居，但见鼠窜于梁，鸮鸣于树，苍苔碧草，掩映阶庭而已。”原来，母亲死了，妻子为了抗拒乱军的强暴也自杀了。尽管赵子属“簪缨族”，曾是“家赀巨万”，可是面对家破人亡的惨变，他那满腔的悲痛以及对战乱的愤恨，又怎会异于一般的百姓。紧接在《爱卿传》后的《翠翠传》，则是描写了一对士人夫妻因战乱而被活活拆散，后来虽相见却又不得相聚的悲惨故事。金定与刘翠翠自幼青梅竹马，婚后更是感情笃厚。不久张士诚兵起，翠翠为其部将李将军强占为妾。为了找回妻子，金定紧随军队之后，遍历江浙二省，最后谎称是翠翠之兄，才总算见到妻子一面。李将军留下了这位“大舅”，但平日却不允许“兄妹”俩相见，直到金定抑郁将逝时，才放翠翠前去作临终告别：“翠翠请于将军，始得一至床前问候，而生病已亟矣。翠翠以臂扶生起，生引首侧视，凝泪满眶，长吁一声，奄然命尽。”不久翠翠也殉情而死，他们得到的唯一宽慰，是不明底细的李将军将这“兄妹”俩相邻安葬。这则故事后来曾被好些小说家、戏曲家改编，流传极为广泛，而广大群众对它的喜爱经久不衰的原因，既是因为故事的缠绵悱恻、凄切动人，同时也是因为它歌颂了坚贞的爱情，揭露批判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在这里，金定是否为士人其实已经没什么关系了。袁声在将这则故事改编为戏曲《领头书》时曾作自序云“亲至道场山，土人犹能指金、翠葬处；及过淮阴，父老传闻，其说较详”。由此可见，瞿佑《翠翠传》的创作是以当时的真实事件为根据，而并非是独居斗室时的向壁虚构。
在《爱卿传》与《翠翠传》的后半部分，作者都运用志怪手法来安排那两对夫妻的结局：或人鬼相会话别，或鬼魂团聚于黄泉。这样处理是对现实苦难中的人们的一种慰藉，而且它又使故事情节因此而更加曲折离奇。不过瞿佑在描写战乱中悲欢离合的故事时，并没有片面地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他还采用极其平实的手法作描写，《秋香亭记》便是其中较典型的一例。这则故事简单得几句话就可以概括：战乱拆散了热恋中的商生与采采，十年后国家重新统一，商生也终于找到了采采，然而此时采采已是他人之妻。用于故事叙述的话语并不很多，相比之下，倒是战乱结束后采采寄与商生的书简的篇幅显得较长些。信中倾诉不得已嫁人的苦衷时写道：
盖自前朝失政，列郡受兵，大伤小亡，弱肉强食，荐遭祸乱，十载于此。偶获生存，一身非故，东奔西窜，左右逃逋；祖母辞堂，先君捐馆；避终风之狂暴，虑行露之沾濡。欲终守前盟，则鳞鸿永绝；欲径行小谅，则沟渎莫知。不幸委身从人，延命度日，顾伶俜之弱质，值屯蹇之衰年，往往对景关情，逢时起恨。虽应酬之际，勉为笑欢；而岑寂之中，不胜伤感。……
战乱逼迫一个孤苦零丁的弱女子去作那撕裂心肠般的选择：想活下去就得嫁人，若忠于昔日的爱情则必死无疑。采采走了前一条路，而又有谁能对此加以谴责呢？“好姻缘是恶姻缘，只怨干戈不怨天”，采采信末的这两句诗，其实也是代表当时许许多多被活活拆散的青年男女对战乱的控诉。在这则故事里，瞿佑没有添加任何浪漫色彩，也没有借用虚幻的鬼神力量为商生与采采硬设计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他只是用平实的手法写出了一个当时随处可见的普通悲剧。然而也正因为如此，这篇作品反而更易引起当时读者的共鸣，显示出强烈的震撼人心的力量。
在这里，我们不妨围绕有关战乱的描写，将《剪灯新话》与《三国演义》作一比较。《三国演义》常用精炼的诗句或简约的叙述概括战乱的全貌及其给百姓带来的苦难，而此类描写在《剪灯新话》中也时常可见，如《华亭逢故人记》中“几年兵火接天涯，白骨丛中度岁华”，“沙沉枯骨何须葬，血污游魂不得归”等诗句便是。不过在具体描写上，《三国演义》侧重于从正面表现各次战争，勇将率军对垒争雄与谋士运筹帷幄斗智构成了作品的主要内容；瞿佑则擅长于讲述战乱时人们生活中时常可见的小故事，如百姓的颠沛流离、家破人亡或恩爱情人的悲欢离合等，作品中的主人公，也都是相当普通的小人物。观察角度的不同显示出两位作家经历、志向与兴趣等方面的差异，而将两书对照参看，正好可对战乱有一个比较全面完整的了解。
在战乱起因的解释方面，瞿佑与罗贯中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一致。《三国演义》在开篇处即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确含有历史循环论的意味，而瞿佑在《富贵发迹司志》一篇中，则借发迹司判官之口作了如下说明：
发迹司判官忽扬眉盱目，咄嗟长叹而谓众宾曰：“诸公各守其职，各治其事，褒善罚罪，可谓至矣。然而天地运行之数，生灵厄会之期，国统渐衰，大难将作，虽诸公之善理，其如之奈何！”众问曰：“何谓也？”对曰：“吾适从府君上朝帝阍，所闻众圣推论将来之事，数年之后，兵戎大起，巨河之南，长江之北，合屠戮人民三十余万，当是时也，自非积善累仁、忠孝纯至者，不克免焉。岂生灵寡福，当此涂炭乎？抑运数已定，莫之可逃乎？”众皆颦蹙相顾曰：“非所知也。”
战乱为何会发生？诸神的回答是“非所知也”，它只是玄妙地取决于“天地运行之数”，到一定时候世人就得遭受一次大劫难，而“众圣”只能预先推知其时间地点，就连他们也无力对“运数”进行干预。这里的“运数”似是在指某种客观规律，但瞿佑对它却无法找到正确的解释。
其实，瞿佑也不是对战乱的起因毫无觉察。作为一个努力反映现实的作家，他在作品中多次涉及与批判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不公，而这正是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与战乱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令狐生冥梦录》中，“家赀巨富，贪求不止，敢为不义，凶恶著闻”的乌老死后，由于其家人“多焚楮币，冥官喜之”，竟然就可以还阳复活，而刚直之士令狐
仅仅因为作诗谴责了这种贪赃枉法的现象，就被捉拿至地狱。虽然在故事的结尾冥王纠正了错案，但从令狐
所说的“始吾谓贪官污吏受财屈法，富者纳贿而得金，岂意冥府乃更甚焉”等语来看，世上官场的腐败黑暗乃已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在《太虚司法传》中，作者又用荒诞的手法隐喻当时的社会现实：善良人受尽折磨和痛苦，而妖魔鬼怪则四处横行肆虐。瞿佑是个士人，故而对人才选拔方面的黑暗与不公感触尤深，对现状愤懑而又无奈的心情，使他写下了《修文舍人传》。故事里的主人公夏颜是“博学多闻，性气英迈”之士，可是满腹学问与人品高尚所带来的却是“命分甚薄，日并暇给”。夏颜死后来到冥府，立即凭自身才华充任要职，而其命运之所以会陡然突变，是因为“冥司用人，选擢甚精，必当其才，必称其职”。夏颜生前死后遭遇的鲜明对照，已是对人世间现实的尖锐批判，但瞿佑行文至此，意犹未尽，于是又提笔洋洋洒洒地发了一番议论：
今夫人世之上，仕路之间，秉笔中书者，岂尽萧、曹、丙、魏之徒乎？提兵阃外者，岂尽韩、彭、卫、霍之流乎？馆阁
文者，岂皆班、扬、董、马之辈乎？郡邑牧民者，岂皆龚、黄、召、杜之俦乎？骐骥服盐车而驽骀厌刍豆，凤凰栖枳棘而鸱鸮鸣户庭，贤者槁项馘而死于下，不贤者比肩接迹而显于世，故治日常少，乱日常多，正坐此也。
这番议论与刘基写于同时的《卖柑者言》十分相似，据此可知它代表了当时广大士人的普遍见解。社会的精华，即知识分子阶层对现实的愤懑与绝望，确是元帝国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瞿佑以为“治日常少，乱日常多”全都由此而来却是过于片面了，这正暴露他仅从士人角度观察战乱的局限。
表现士人在战乱期间的心态与动向，也是《剪灯新话》的重点内容之一。在书中，《天台访隐录》是很引人注目的一篇文字，但这不是因为它在艺术上有什么独创的新意，恰恰相反，它从头到尾都在亦步亦趋地对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作模仿照搬：徐逸上天台山采药，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洞口，进去后方知里面是别有天地，并见到一群衣冠古朴、气质淳厚的村民。这些人在南宋末年时即避居于此，躲过了宋末元初以及元末明初的天下大乱。徐逸后来的经历，也完全同于《桃花源记》中的武陵渔父与刘子骥。一个才华出众的名士为什么会去对名篇作几乎只更换时代与地名的改写，而且还不见当时人对此提出批评？若联系改写的时代背景，就不难对这现象作出解释。这篇作品其实是表现了战乱中的士人对桃源乐土的向往，而这又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这种心情便只能游戏式地借模仿改写而发泄一二。此般心情人人皆有，故它引起的就只是共鸣而不是批评。在《三山福地志》中，元自实向神仙“乞指避兵之地”，从而得以家境安康的描写，也同样是战乱时士人们这种心情的透露。欲求宁静的乐土而不可得，最后便只得逆来顺受，听任命运的摆布，这就是当时大多数士人的思想状况与处境。
然而，另有一些士人的态度却不同，他们将战乱看作是博取功名富贵的好机会。“苟慕富贵，危机岂能避？世间宁有扬州鹤耶？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这是《华亭逢故人记》中松江士人全、贾二子公然宣称的处于乱世之际的人生哲学。他们又自以为有经天纬地之才，安邦定国之策，曾作诗云：“四海干戈未息肩，书生岂合老林泉！袖中一把龙泉剑，撑拄东南半壁天”，足可见他们是何等的自负。朱元璋与张士诚争雄时，全、贾二子站在张士诚一边，“自以严庄、尚让为比，杖策登门，参其谋议，遂陷嘉兴等郡。”然而，好景却是不长，“未几，师溃，皆赴水死。”如果全、贾二子不是站在张士诚一边，而是为朱元璋出谋划策，那么能否功成名就，如愿以偿呢？作者借贾子之口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夫韩信建炎汉之业，卒受诛夷；刘文静启晋阳之祚，终加戮辱。彼之功臣尚尔，于他人何有哉！”或以为此是影射朱元璋杀戮功臣之语，但是《剪灯新话》成书于胡惟庸等大案以及宋濂被流放诸事之前，影射之说并不能成立，这里作者所说的，其实是根据从历朝的血腥史实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而作的预言，后来它确实是不幸地应验了。
《剪灯新话》中绝大多数作品都在从不同的层次或侧面描写战乱中士人的经历，甚至可以认为，这部作品集是瞿佑在“士人与战乱”的总标题下进行的系列创作。在作者笔下，无论是想躲避战乱而不成、只得忍受命运的安排，还是积极参与，想借此博取功名富贵；对于后者，无论他们是站在胜者一方，还是落得失败的下场，他们的经历几乎无例外的都是坎坷痛苦。作者对于那些主人公的不幸是由衷地同情，但是却无法给他们安排更好的命运，作品中即使某些士人获得了欢乐，那也必定是变成鬼魂之后或置身于神仙世界之中。各篇作品中描写的汇集，可构成一幅较完整的画面，它显示了在战乱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整整一代士人的悲剧命运，而贯穿于其间的总纲，则是瞿佑在《富贵发迹司志》结尾处的那段议论：
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小而一身之荣悴通塞，大而一国之兴衰治乱，皆有定数，不可转移，而妄庸者乃欲辄施智术于其间，徒自取困也。
在战乱期间，个人的荣悴通塞与国家的兴衰治乱都显得变幻莫测，而瞿佑观察的结果，则是得出了宿命论的结论，《剪灯新话》的创作实际上正是围绕这一主题而展开的。
以上讨论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与《剪灯新话》三部作品，在艺术形式与创作手法方面有着许多不同，其中最明显的差异，是前两者为通俗小说，而后者属文言系统；前二者是以叙事为主的长篇巨著，而后者是抒情意味很浓的短篇小说的汇集；前二者是典型的世代累积型的作品，而后者虽带有某些模仿前人的痕迹，但毕竟是文人的独立创作。若将《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作比较，也同样可以发现许多差异。然而，这些作品却有着十分醒目的共同内涵。它们的内容或是直接从正面表现战乱，或是与战乱密切相关，它们的作者都经历了战乱的磨炼，其创作冲动因战乱的刺激而萌生，他们在战乱中所获得的生活感受和社会阅历虽不尽相同，但也都是各自创作得以顺利完成的可靠保证。概括地说，是战乱促成了这些优秀作品的诞生，而反过来，这些作品也使元末明初的战乱在小说创作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
自小说这一文学体裁出现后，它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常态与非常态两种形式。常态是指和平环境中的创作，小说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都应归于这种形态，此时小说的发展基本上是按创作的固有规律循序渐进式地向前推进；非常态是指战乱时期的创作，它在小说史上出现的次数是屈指可数，每次持续的时间相对说来也较为短暂，即使加上“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夜与战乱止息后的余波，其前后时间至多也就是半个世纪左右。在这段时期内，作品内容往往是异常地与当时的社会生活相贴近，创作也常会出现飞跃性的突破。就元末明初的小说创作而言，《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的问世，标志着创作由诉诸听觉的话本到专供案头阅读的长篇小说的转折的完成，《剪灯新话》等文言小说的出现则结束了唐宋传奇之后约一个世纪的萧条沉寂。飞跃性突破的基础，是这之前长期的酝酿准备，如果没有战乱的降临，那么文学创作本身规律的作用也会使上述转折或迟或早地发生，而战乱则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并使转折的形态显得更理想完美，只有将长期的酝酿准备与战乱的刺激因素结合在一起分析，才能对明初小说创作现象作出较全面合理的解释。因此，在集中地考察了战乱刺激因素之后，明初那些作品与以往创作之间的关系，便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我们将着重讨论的内容。
[1] 胡适：《〈三国演义〉序》。
[2] 胡适：《〈三国演义〉序》。
[3] 冥飞：《古今小说评林》。
[4]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上）”。
[5] 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中有“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之语。
[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上）”。
[7] 此本未见，据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史部·野史”著录。
[8] 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三“三国宋江演义”。
[9] 见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百七十七“经籍考·传记类”，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委巷丛谈”。
[10] 王道生：《施耐庵墓志》。
[11] 《兴化县续志》卷十三“施耐庵传”。
[12] 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
[13] 个别学者对此持有异议。戴不凡曾撰《疑施耐庵即郭勋》之文，后张国光在《〈水浒〉祖本探考》中认为“施耐庵为郭勋门客之托名”，然无材料证明，只是一种猜测。
[14] 《明史》卷一。
[15] 《明史》卷一百二十三。
[16] 《明史》卷一百二十三。
[17] 《明史》卷一百二十三。
[18] 《明史》卷一百二十三。
[19] 《明史》卷一百二十三。
[20] 引自王者兴《施耐庵与张士诚》，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8月版《施耐庵研究》。
[21] 《兴化县续志》卷十三“施耐庵传”。
[22] 瞿佑：《剪灯新话序》。
[23]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乙集“瞿长史佑”。
[24] 瞿佑：《剪灯新话序》。
[25] 书首序署洪武十一年（1378）六月，瞿佑永乐十九年（1421）《重校剪灯新话后序》也忆云：“是集成于洪武戊午，距今四十四祀矣。”但瞿佑作序前，该书曾一度“藏之书笥”，书成似应更早。
[26] 王锜：《寓圃杂记》卷第五“剪灯新话”。
[27] 书中除卷二中《令狐生冥梦录》一篇未标明纪年外，其余最早纪年为元大德间，最迟为洪武七年，而半数以上作品的纪年为社会动荡最剧烈的元末至正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