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迎闯王，盼闯王
人民群众曾经传诵：
迎闯王，盼闯王，
闯王来了不纳粮。
据说李自成进城时是下了秋毫不犯的军令的，军令说：“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20]还贴了告示，说：“大师临城，秋毫无犯，敢有掳掠民财者，凌迟处死。”[21]
也真有两名抢劫绸缎铺的士兵被拉到承天门前的棋盘街，千刀万剐。
但是，当大顺军进入北京的时候，首都并没有出现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局面，像冯梦龙《东周列国志》里形容的：“入国之日，一路百姓，扶老携幼，争睹威仪。箪食壶浆，共迎师旅。”[22]
原因很简单，李自成自己，就成了带头“掠人妇女”的人。那时的他，已经挣脱了道德的捆绑，迷失在这座华美壮丽的囚笼里，以实际行动废除了自己制定的军令。当无数美女雪白的肌肤遮蔽了他曾经深邃的目光，他的下属，也必然成为和他同样的货色。刘宗敏、李过、田见秀……大顺的官员们不仅霸占大明高官们的豪华居所，而且杀了它们的主人，强占了他们的妻女。大明官员的豪宅巨府，成了他们纵欲的乐园。他们叫来莲子胡同的优伶娈童为他们搞“三陪”，自己“高踞几上，环而歌舞”[23]，谁听话，他们就犒赏谁；谁不听话，他们就一刀把谁劈成两段。
起义领袖言传身教，基层士兵自然心领神会，大范围的奸淫行动，终于在这座城市里不可遏止地发生了，倘非如此，他们的心理如何平衡？《爝火录》记载，士兵们学习刘宗敏，开始从娼妓下手，后来扩展到倡优，看无人禁止，胆子就越来越大，遍寻平民女子，一个也不放过。计六奇《明季北略》则说，士兵初入人家，先是要借锅灶吃饭，后来要借床铺睡觉，再后来就干脆借老婆借女儿睡觉，如有不从，一刀劈死。仅安福胡同，一夜就砍死三百七十多名妇女。
北京城中有一个叫吴奎的，妻子张氏，貌奇美，一名大顺兵冲进来的时候，丈夫吴奎刚好不在家。士兵强迫张氏陪睡，深夜时分，突然响起敲门声，丈夫吴奎回来了。张氏起身开门，趁着士兵鼾声四起、睡意正浓，手持菜刀，夫妻俩联手将他杀死，抢了他身上的银两，开门就跑。跑到一口井边，张氏对丈夫说：“妾已失身，不能事君矣。”于是投井而死。
齐化门[24]东有一绸缎庄，庄主姓吴，其妻姓王。大顺士兵冲进来的时候，王氏悬梁自尽了，却未等咽气，就被士兵解救下来，欲行强奸。王氏拼命挣扎，却无法挣脱。等士兵把热烘烘的嘴巴压在她的唇上，又把舌头伸进她的嘴里，她立刻用牙齿将对方的舌头咬断，士兵大叫一声，那张嘴立刻变成血盆大口。他举刀刺向她的胸膛，刀刃掼胸，王氏立时断了气，而士兵也失血过多，无法进食，几天后就活活饿死了。[25]
很多年后，明朝遗民张岱——从前那个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的纨绔子弟，在经历这场家国之变后，避入剡溪流域的山村，在“布衣蔬食，常至断炊”的窘境中写下上述两段故事的时候，内心深处定然有一种肝肠寸断的疼痛。他后来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终于完成一部明史巨著《石匮书》，以表达对旧王朝的沉痛悼念。
大顺军陷入集体癫狂，整座城市都在颤抖和恸哭。
他们并不知道，所有这一切，日后都将得到报应。
在我的成长记忆里，这些史实或被历史学家们藏匿起来，或轻描淡写，以免有损农民领袖的“英雄形象”。所以，纵然面对成堆的史料、如山的铁证，也让我感到很不习惯，这些史实怎么看怎么像封建地主阶级的诬蔑。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无数人留下了当时的现场记录，完全可以相互比对。对此，历史学家避重就轻，但对于他们来说，隐瞒事实和作伪证没有区别，况且，这样的“形象”越是加以维护，就越是弱不禁风，像庙里的泥胎、风中的蜡烛、林黛玉的身板儿。
还是林肯说得好：“你可以在全部的时间内欺骗部分的人，也可以在部分的时间内欺骗全部的人，但你不能在全部的时间内欺骗全部的人。”
李自成在为谁而战？李自成自己似乎从来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姚雪垠却替他回答了：
咱们一开始就立下一个起义的大宗旨，非推倒明朝的江山决不罢休……咱们立志灭亡无道明朝，救民水火，就是按照这个宗旨做事。[26]
但是推翻大明之后呢？这个问题李自成必然想过，所以在小说里，姚雪垠先生又替他回答，哪怕是张献忠坐了天下，他也愿意解甲归田，做一个尧舜之民，绝不会有非分之想。
这个回答可以得一百分，但却只是姚雪垠先生的一厢情愿。李自成夺天下，如果没有想过做皇帝的事，那无异于面对裸体美人时满脑子是四书五经，不是神经有病，就是生理有病。打下江山，拱手送人，这样的二百五，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没有出现过一个，让我想起当年《编辑部的故事》中余德利的一句台词：“这年头要找一个傻瓜真比登天还难啊！”李自成的豪言壮语除了证明姚雪垠先生作为小说家的想象力之外，什么也证明不了。
如果说科举为士人们提供了一条上行的路线，使那些出身贫寒的人有可能通过科举考试成为“统治阶级”，那么农民只能克勤克俭苦熬苦作，他们的命运被土地牢牢地锁定了。造反是一种铤而走险的行为，然而在这个固化的社会中，却是农民阶级唯一的上行之路。
帝国中那些贫弱的百姓实在可怜，土地贫瘠，灾异频仍，朝廷税赋不减反增，因此，不要金，不要银，只要造反者开出不纳粮税这一项条件，就可挑动百姓揭竿而起，可见大明王朝赋税之沉重。西北荒凉的高原上，那些饥饿的农民们如蝗虫般裹挟进起义的队伍，令朝廷疲于应付，出师剿匪，却越剿越多。终有一天，他们会遮天蔽日，覆盖整个帝国，把它吃得一渣不剩。
然而，他们终究是一群没有信仰的人，当年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对他们来说只是手段，是策略，而不是信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造反只是求生之计（李自成本人也是如此），而不构成信仰。求生与信仰的区别在哪里？在于求生是为己，而信仰是为人。简单地说，农民造反，只是从现实处境出发，非关人类正义，即使以宗教为号召的农民起义也不例外。就连对李自成大加赞赏的郭沫若也承认：“‘流寇’都是铤而走险的饥民，这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乌合之众，在初，当然抵不过官兵，就在奸淫掳掠、焚烧残杀的一点上比起当时的官兵来更是大有愧色的。”[27]李自成和他的部下们登堂入室、鸠占鹊巢，大顺军人从被人凌虐到凌虐他人，“奴坐于上，主歌于下”，这只是身份的倒置，而不是他们所宣称的平等。但这种权力关系的倒置所带来的心理满足，对他们来说已是最大的收益，远比撅屁股种地更物超所值。
因此，当李自成率领他的军队冲进繁华的北京城，他们不再去想“均田免粮”、天下大同，而是烧杀掳掠、抢钱抢女人，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与那些虚无缥缈的政治理想相比，它无疑更加现实。白花花的银子、丰肌雪骨的美女，都是实实在在的红利，是他们出生入死打江山所必须得到的回报。
如李自成所说，起义是集体的事业，所有的义旗上，都书写着“替天行道”四个字，他们流血牺牲，以天下为己任，然而，无论是招安当投降派，还是夺天下当皇帝，却最终只能成就少数人的意志。据说李自成入宫后，为自称为“孤”还是自称为“寡”颇费思量，但无论是“孤”，还是“寡”，都表明他是单数，而不再是群体中的一员。起义的初衷是为穷人打天下，结果却造就了少数人的特权，“替天行道”的正义性也寿终正寝，假若穷人们早知如此，他们还会冲锋陷阵、白白送死吗？
至于“均田免粮”，在这个帝国里一天也没有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道理很简单，任何政府都必须通过赋税来组织和运转，否则，连官员、军队的饷银都发不出来。他们自己否定了自己，农民起义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
假若李自成能在紫禁城建立起一个王朝，那个王朝一定不会比明朝更好。这块土地上产生不了华盛顿，他们的基因，也决定了他们很难缔造一个能够代表民权、可以监督政府的政治体制，以降低大规模动荡所带来的改革成本。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早就明言：“政治学的大问题，是找到一种将法律置于人之上的政府形式，这个问题之难，可以与几何学中将圆变方的问题相媲美。”
《礼记·中庸》说，“诚者自成”[28]，因为“诚者，天之道也”[29]。自成自成，没有了“诚”，自己的就不可能“成”了。
皇帝的金銮殿，理所当然地成了造反者的终点。他们打倒皇帝，目的却是把自己变成新的皇帝。每一次翻天覆地的动乱，尘埃落定之后，世界都与从前一模一样，新的朝代与旧的朝代榫卯相接，严丝合缝。人们各就各位——坐龙椅的坐龙椅，上断头台的上断头台，解甲归田的又回到当初举树起义旗的土地上，重新撅起屁股种地，等待着朝廷来征粮。宫殿分开了战友们的行列，最大限度地凸显着一个人的权力，同时，又把其余的人最大限度地矮化。宫殿的空间设计，处处体现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哲学。“军事共产主义”带来的平等只是一种假象，或者说，一种迷幻剂，只有“理想”实现的那一天，人们才会发现，自己离“理想”不是更近，而是更远。
九重宫殿，以不变应万变，默然注视着英雄们的匆匆过场，注视着世道的无常。说到底，只有宫殿才是最后的赢家。它是权力和野心的最大容器，无论多么桀骜不驯的身体，最终都要到这里报到，所有的反抗、厮杀、呐喊，最终都将被收束于宫殿的臂膀中，在后宫的脂粉军团的杨柳细腰中消隐于无形。
写到这里，我忽地想到一个细节——李自成是在甲申年正月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之后，马踏黄沙，一路征尘，攻进北京的。征战中，不可能携带太多的日常生活用品，即使携带，恐怕也是简陋、粗鄙、不敷使用的。那么，当他在武英殿的后殿下榻时，他用的，一定就是崇祯皇帝的御用品了。前一个夜晚，崇祯皇帝还在武英殿居住，他的身影消失未久，一柄折扇、一袭春衫、一床锦褥、一只龙泉窑的御碗，都残留着崇祯的体温。李自成在崇祯的浴盆里洗澡，端起崇祯的茶盏饮茶，崇祯的御厨为他做饭（不知会不会做羊肉泡馍），崇祯的妃嫔宫女陪他睡觉。连他的呼吸里，都是崇祯皇帝的博山炉里漫出来的熏香。在这里，他粗哑的呐喊变成细语，沉重的喘息变得柔和，他就像一个初来乍到的客人，所有的动作，都尽可能地模仿着主人的形态，唯有如此，他看上去才像一个帝王，才能够合乎宫殿的要求。睡在崇祯的暖床上，睡意蒙眬间，被搂在怀的宫女，又怎能分清自己依偎的，到底是哪一位君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