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繁荣的悖论

我不是专家，也做不到对所有中低收入国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但是，我拥有一种运用理论解决复杂问题的本领，它能帮助我找到问题的核心所在。好的理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驱动事物发展的潜在机制。

我们可以把人类尝试飞行的历史作为思考这一点的案例。早期的研究者观察到，拥有羽毛和翅膀与拥有飞翔能力之间存在某种很强的关联性。于是，有人为自己绑上翅膀，通过这种办法尝试飞翔。几百年前的人们相信，是羽毛和翅膀帮助鸟儿在天空中自由翱翔，所以，他们需要做的就是研究鸟儿的羽毛和翅膀。

当时的人们认为，拥有了羽毛和翅膀，就等于与飞翔能力建立起高度的关联性。既然鸟儿是最成功的飞行家，人们自然想要模仿它们的“最佳实践”。于是，他们为自己绑上翅膀，从高高的教堂顶上纵身一跃……他们失败了。他们犯的错误是，尽管羽毛和翅膀与飞翔有关，但并非飞上天空的最根本的因果机制，即事实上引发某种情况的根本原因。人类早期的飞行先驱没能认识到这一点。

翅膀和羽毛都是好东西。但是，人类飞行事业真正的突破并不是来自更好的人造翅膀，也不是来自更厚的羽毛。它来自荷兰裔瑞士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的专著《流体力学》（Hydrodynamica），这是一部流体力学研究的名作。早在1738年，伯努利就勾勒出了一套基本框架，其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伯努利定律”。这一理论阐释了飞行过程中的升力概念。它让人类对飞行的认识从相互关系（翅膀和羽毛）阶段前进到了因果关系（升力）阶段。现代飞行工具的发展可以直接追溯到这一理论的产生和应用。

但是，理解了飞行的动因，并不代表飞行从此变得完全可靠。每当试飞失败时，研究者总会追问：“究竟是环境条件中的哪种因素导致了失败？是风？是雾？还是飞行器的角度？”通过这样的追问，研究者制定了飞行员必须遵守的各种规则，从而保证了各种条件下的成功飞行。这就是优秀理论的典型特征，它通过条件判断为人类的实践提出了建议。

我是一名商学院教授，每年有几百名学生向我提出非常相似的要求：对某个商业难题发表看法。这些难题往往来自我不熟悉的行业或单位。即使如此，我依然能够给出一些看法。这主要因为我有一个理论百宝箱。它会告诉我，不要试图解答一个问题中的“什么”（What），而要研究它的“怎么”（How）。想要界定某件事情，提出正确的问题，得到最有用的答案，最有力的工具莫过于好的理论。当然，拥抱理论并不代表要把自己淹没在纯学术的细枝末节当中。恰恰相反，我们要通过理论来聚焦最现实的问题，也就是“什么引发了什么”（What Causes What）的问题，以及“为什么如此引发”的问题。本书通篇贯彻了这一方法。

那么，如何把理论和众多贫困国家的繁荣问题结合起来，从而把世界建设得更美好呢？实际上，与繁荣存在关联的事物有很多，它们往往带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同翅膀和羽毛对飞行先驱的吸引力如出一辙。试想一下，在穷苦的社区挖一口井，让那里的人们喝上清水，这是多么感人的场面。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重要的不是我们做出多少爱的奉献，而是能不能更好地理解是什么创造和保持了经济的繁荣。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只能取得非常缓慢的进步。

在针对繁荣进程的研究中，我们考察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或者不发展）道路，包括日本、墨西哥、尼日利亚、俄罗斯、新加坡、韩国、美国等。我们发现，就一国长期的发展和繁荣而言，不同类型的创新会形成极为不同的影响。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这里乃至全书中提到的“进程”一词，并不是用来解释每个经济繁荣的国家是如何从贫困中走出来的。有的国家是通过建立一个把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放在首位的政府走向繁荣的，例如新加坡；有的国家走向繁荣的道路则开始于很久之前，它们的发展是渐进式的，例如美国。每一种好的理论只能作用于特定的环境。也就是说，只有在某些条件下，理论才能发挥作用。放眼全球，在规模、人口、文化、领导机构和能力方面，各国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多样性。甚至可以说，不同的发展环境直接关系着一国的国运。

我们发现，对创新进行投入，或者更具体地说，对开辟式创新的投入，是一条非常可靠的繁荣路径。它通过了实践的检验，适用于每个国家。通过回顾一些繁荣国家的历史，我们证明了这一理论的关键要素，描述了开创新市场的过程对一个国家的影响。通过这个过程，一些曾经是全球最贫困的国家创造了数以几十亿美元计的巨大价值，为国民带来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