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家的箱子

最大的，是一只黑色大象皮的行李箱。它的年龄大过我，是我妈妈刚生下我小哥哥以后，父母到南洋工作时买的。

然后，他们把它带回国。当我家从北京搬到上海时，他们又把它带到了上海。

那时，我已认得我家的这个“陈”字。小女孩都是顾家的，在等车接我们回上海新家的时候，我忙着数我家的箱笼。我爸爸在箱子上贴了白纸，从“陈一”到“陈七”，都是我家的箱子。其中那个大黑箱子最大。

父母一直搬家，可我们家在上海住了下来。所以七只箱子上贴着的白纸，也就保留下来了。

大黑箱子很深，所以母亲把我们全家的冬衣都放在里面。哥哥们的蓝卡其布棉猴，父母的毛领子列宁装，我的绛红底子小花棉袄。小花棉袄的织锦缎的面子经不起磨，袖口的缎子面总是很快就磨破了，露出里面的布纹，好像胶卷上的显影。大黑箱子底还放着父母在军中发的粗羊毛军毯，灰绿色的底子上有一些绿色和咖啡色的方块，又粗又结实，它是1940年代中国内战时的美军军用毛毯。

1974年暑假，我第一次回北京我的出生地，在那里过夏天。我小时候的朋友领我去看我家从前住的四合院，我见到了小时候记忆里的朱红色的大木头门，但是我不再感到这里是我的家。从院子里散发出来的北方家居暖融融的生熟葱蒜气味，和我也不再相融，我像一只蚌壳般紧紧关着，带着江南人对大蒜气味的抵抗。

对出身地的亲切感就这样突然失去了。

在黑箱子上面，摞着一只牛皮箱子。

牛皮箱子是我家最结实的箱子，又厚又重。原先是放妈妈的旗袍和细软。在她旗袍很多的时候，她曾经也把它们放在大黑箱子里，但随着我长大，夏天一年年到来，她的旗袍渐渐被改制成我夏天穿的方领衫和绸短裤。她的旗袍一年年少下去了，就从大黑箱子里换到了牛皮箱子里。剩下来的都是年年取出来查看，却都不舍得改造的漂亮衣服。

箱子里还有一件红色的游泳衣，妈妈年轻时为了到青岛过夏天买的。那时候，妈妈一定没有想到后来会生一个女儿，她的女儿长大以后也接着穿那件游泳衣。

我也去了青岛过夏天。夜里游泳，仰面浮在水上，看天上的星星。而那时，妈妈已不愿意下海游泳了。

小时候晒霉，妈妈拿了她充满了樟脑丸味道的细软，到事先铺了白单子的竹竿上晒，包括那件纯羊毛的红色游泳衣。我望着它，也没有想到过以后我会去青岛，像妈妈年轻时一样，穿着它，站在一块礁石上照相。照片上的我，比妈妈高，比妈妈傻气。

妈妈留给我一个配旗袍用的缎子小坤包，里面有一面镜子。我把那个小包也放进箱子里存着。

牛皮箱子上，是只更小一号的牛皮箱子，那是我爷爷的箱子。那箱子还是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前买的，那时他在广西做泰和行的掮客。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以后，他变得非常穷困，连妻子病死都办不起像样的葬礼。他却没有丢失这只皮箱。爸爸有时说，就是那时候，他突然体会到了穷人的可怜和耻辱。爸爸是因为这样的处境，才激发出护卫穷人的感情的吧。是这样的感情引他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中国革命里去的吧。直到他进入弥留时，我问他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他说他为自己一生的清白感到安慰。

爷爷从前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等他从广西到上海来和我们住在一起时，他的胡子已经很白了。他把皮箱放在他的房间里。小时候我识字早，看了一本儿童小说，叫《奇怪的舅舅》，那个故事说的是，一个小孩家里来了一个舅舅住，但后来小孩发现，那个举止奇怪的舅舅原来是个国民党特务。爷爷在我的眼里也是奇怪的，他说不来革命的话，他的箱子从来不准我翻。记得小时候，我特地找爸爸谈了这只箱子，爸爸郑重地向我保证，爷爷的皮箱里面一定没有手枪和炸弹这样的东西，爷爷也一定不是国民党特务。但爷爷的皮箱仍旧是神秘的东西。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还小，由姑妈保管爷爷的东西，直到姑妈也老了，去住老人院，把她的东西交给我来保管，我才有机会看到箱子。箱子里面装着爷爷的照片，爷爷的孩子们的照片，还有一张我小时候的照片。从照片上看，我小时候并不像那么会怀疑别人来路的小孩。箱子里真的没有一张繁体字的纸，不知道为什么。但在我的印象里，却真的有一张。

一米高的立箱，是爸爸年轻时用的。那是一只墨绿色的木头箱子，四角八边都用褐色的铁皮和铁钉包着。它比任何皮箱都要结实，也很漂亮精致。打开时，像打开一本书。

里面用淡茶色的缎子做衬里，一边是三个抽屉，另一边可以挂两套带马甲的三件套西装，还有两件衬衫，全程吊着，不会被压皱。小抽屉可以放别针、领扣和袖卡之类的男人细软，扁抽屉里能放下两双男人的皮鞋。要到许多年后，LV到上海来展览它们家的古董箱子，我才看到，原来父亲的铁皮箱子是1950年代初的流行式样。

我记得在他的箱子里，有一套淡米色的尼龙西装，还有下摆很长，一直遮住内裤的淡黄色尼龙衬衣。浅棕色的编织网眼皮鞋是捷克产的，带着东欧那种轻松而淳朴的小布尔乔亚气息。那时候的袖卡，里面是可以伸缩的钢丝，外面包着缎子。爸爸的领带夹是两只金色的马头。

小时候，只要看到它高高地立在走廊里，就知道是爸爸出洋回来了。

当时，在美国舰队的封锁下，上海港口封闭萧条，父亲所在的中波航运公司，几乎是全国唯一的一家外资联营远洋运输公司，是上海的唯一西风窗。所以，他的工作需要他一直穿漂亮和讲究的衣服，在上海满街都是蓝制服的时候。但他从未为自己有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感到庆幸，他是真心想要和别人一样穿蓝制服。他总是教育我们小孩，他这样讲究，完全是工作需要，而不是我们借此可以与众不同的理由。

所以从很小开始，我就知道要抵抗物质。

可是，我猜想，爸爸也喜欢漂亮的衣服和轻而结实的捷克皮鞋，明白它们到底是比蓝布衣服好看。也许他也喜欢欧洲，他自学了俄文、英文和波兰文，早年还学了日文。听说，在工作中，他喜欢直接用外语和外国人交谈。他也喜欢自己开车，喜欢自己擦洗他的蔡司微型相机。

所以，他总是把飞机降落时发的薄荷胶姆糖留给我吃，那是波兰糖，由波兰航空公司发的，因为在中国买不到那样的糖。他还会把给我买的玩具放在他的皮鞋里。那是些漂亮的波兰塑料玩具，过家家时候用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表现出对它们的留恋。到晚年，他更愿意沉浸在对年轻时那些危险而艰苦岁月的回忆里：在延安，在东北。他留恋那时革命者的队伍中一心为了理想，全然不计其他的单纯和决然。

铁箱子是我小时候最爱看到的东西之一，如今它平放在我家的沙发前面，成了茶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