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一节
那年晚夏，我们住在乡村一幢房子里，那村子隔着河和平原与群山相望。河床里尽是卵石和砾石，在阳光下又干又白，河水清澈，水流湍急，深处一片蔚蓝。部队打房前顺着大路走去，扬起的尘土洒落在树叶上。树干也积满尘埃。那年树叶落得早，我们看着部队沿路行进，尘土飞扬，树叶被微风吹得纷纷坠落。士兵们开过之后，路上空荡荡、白晃晃的，只剩下一片落叶。
平原上遍地是庄稼，还有许多果园，而平原那边的群山则光秃秃的，一片褐色。山里打着仗，夜里看得见炮火的闪光，黑暗中就像夏日的闪电。不过夜里凉爽，让人感觉不到暴风雨即将来临。
有时在黑暗中，我们听见部队在窗下行进，还有摩托牵引车拖着大炮走过。夜里交通运输繁忙，路上有许多驮着弹药箱的骡子，运送士兵的灰色卡车，还有一些卡车，装的东西用帆布盖住，开得较慢。白天也有牵引车拖着大炮经过，长炮管用绿树枝遮住，牵引车也盖着带叶的绿树枝和藤蔓。越过山谷朝北看，可以望见一片栗树林，林子后边，河的这一边，另有一座山。那座山上也在展开争夺战，但是进行得并不顺利。到了秋天雨季来临时，栗树叶全掉光了，树枝光秃秃的，树干被雨淋得黑黝黝的。葡萄园稀稀疏疏，藤蔓光秃秃的，整个乡间湿漉漉的，一片褐色，满目秋意萧索。河上罩雾，山间盘云，卡车在路上溅起泥浆，士兵的斗篷被淋得透湿，沾满烂泥；他们的来福枪也是湿的，每人的腰带前挂着两个灰皮子弹盒，里面装满一袋袋口径6.5毫米的细长子弹，在斗篷下凸出来，走在路上仿佛怀胎六个月。
路上也有灰色小汽车疾驰而过，通常司机旁坐着一位军官，后座上还坐着几位军官。小车溅起的泥浆甚至比大卡车还多，如果后座上有一位军官个头很小，还坐在两位将军中间，矮小得让人看不见他的脸，只看得见他的帽顶和瘦削的后背，而且车子又开得特别快的话，那人很可能就是国王[1]。他住在乌迪内[2]，几乎天天都这样出来察看局势，可是局势很不妙。
一入冬，雨就下个不停，霍乱也随之而来。不过霍乱得到了控制，最后军队里仅仅死了七千人。
第二节
第二年打了不少胜仗。位于山谷和栗树坡后边的那座山给拿下来了，而南面平原那边的高原上也打了胜仗，于是我们八月过河，住进戈里察[3]的一栋房子里。这房子有个砌有围墙的花园，园里有个喷水池和不少浓荫大树，房子一侧有一棵紫藤，一片紫色。眼下战斗在那边山后的山里进行，而不是一英里[4]之外。小镇挺不错，我们的房子也挺好。河水在我们后面流过，小镇被干净利落地攻了下来，但小镇那边的几座山就是打不下来，对此我反而感到挺高兴。奥军似乎想在战后重回小镇，因为他们轰炸起来并没有摧毁的意思，只是稍微做点军事姿态。镇上照常有人居住，小街上有医院、咖啡店和炮兵部队，还有两家妓院，一家招待士兵，一家招待军官。到了夏末，夜晚凉丝丝的，镇那边山里还在打仗，铁路桥的栏杆弹痕累累。河边先前打仗时被摧毁的隧道，广场周围的树木，以及通向广场的一长排一长排的林荫道；这些再加上镇上有姑娘，而国王乘车经过时，有时可以看到他的脸，以及他那长着长脖子的矮小身子和那山羊髯般的灰胡子；所有这一切，再加上有些房屋被炮弹炸去一面墙，蓦然间会露出房子的内部，坍塌下来的灰泥碎石堆积在园子里，有时还散落在街上。还有卡索[5]前线一切顺利，使得今年秋天和去年我们在乡下的那个秋天大为不同。战局也变了。
小镇那边山上的橡树林不见了。夏天我们刚到小镇时，树林还一片青翠，可现在只剩下残根断桩，地面也被炸得四分五裂。秋末的一天，我来到从前的橡树林那儿，看到一片云朝山顶飘来。云飘得很快，太阳变成暗黄色。接着，一切都变成灰色，天空被笼罩住，云块落到山上，突然间我们被卷入其中，原来是下雪了。雪在风中斜着飘飞，遮住了光秃秃的大地，只有树桩突出来。大炮上也盖着雪，战壕后边通向茅厕的雪地上，被踩出几条小径。
后来我回到小镇，跟一个朋友坐在军官妓院里，一边拿两只酒杯喝着一瓶阿斯蒂[6]，一边望着窗外。眼见着雪下得又慢又沉，我们就知道今年的战事结束了。河上游的那些山还没有拿下来，河那边的山一座也没拿下来，这下都得等到明年了。我的朋友看见牧师从食堂里出来，小心翼翼地踏着半融的雪，打街上走过，便嘭嘭地敲打窗子，想引起他的注意。牧师抬起头，看见是我们，便笑了笑。我的朋友招手叫他进去，他摇摇头走了。那天晚上，在食堂吃意大利细面条，人人都吃得又快又认真，用叉子把面条挑起来，直到下垂的一端离开了盘子，才朝下往嘴里送，不然就是不停地叉起面条用嘴吸，一边还从盖着干草的加仑酒瓶里斟酒喝。酒瓶就挂在一个铁架子上，用食指扳下酒瓶的细颈，那纯红色的、带着丹宁酸味的美酒，便流进同一只手拿着的杯子里。吃完面条后，上尉开始调侃牧师。
牧师很年轻，动不动就脸红，穿的制服和我们一样，不过，在他灰制服胸前左面口袋上，多一个深红色丝绒缝制的十字架。上尉操一口洋泾浜意大利语，据称是为了照顾我，让我能全部听懂，免得有什么遗漏，对此我有所怀疑。
“牧师今天泡妞了。”上尉说，眼睛望着牧师和我。牧师笑了笑，红着脸摇摇头。上尉常常逗他。
“不对吗？”上尉问，“今天我看见牧师泡妞了。”
“没有。”牧师说。其他军官都被逗乐了。
“牧师不泡妞，”上尉接着说，“牧师从不泡妞。”他向我解释说。他拿起我的杯子倒上酒，一直盯着我的眼睛，可是目光也没错过牧师。
“牧师每天晚上是一对五，”饭桌上的人全都笑起来，“你懂吗？牧师每天晚上是一对五。”他做了个手势，纵声大笑。牧师只当他是开玩笑。
“教皇希望奥地利人赢得这场战争，”少校说，“他喜欢法兰兹·约瑟夫[7]。钱都是从那儿来的。我是个无神论者。”
“你看过《黑猪》吗？”中尉问，“我给你弄一本吧。就是那本书动摇了我的信仰。”
“那是本下流龌龊的书，”牧师说，“你不是真喜欢吧？”
“这本书很有价值，”中尉说，“是讲那些牧师的，你会喜欢看的。”他对我说。我向牧师笑笑，牧师也在烛光下冲我笑笑。“你可别看。”他说。
“我给你弄一本。”中尉说。
“有思想的人都是无神论者，”少校说，“不过，我不相信共济会[8]。”
“我相信共济会，”中尉说，“那是个高尚的组织。”有人进来了，门打开时，我看见外面在下雪。
“雪一下，就不会再有进攻了。”我说。
“当然不会有啦，”少校说，“你该休假了，你该去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
“他应该到阿马斐[9]去，”中尉说，“我替你给我在阿马斐的家人写几张名片，他们会像喜欢儿子一样喜欢你。”
“他应该到巴勒莫[10]去。”
“他该去卡普里[11]。”
“我希望你去看看阿布鲁齐[12]，见见我在卡普拉科塔的家人。”牧师说。
“听，他连阿布鲁齐都提出来啦。那儿的雪比这儿的还多。他可不想去看农民，还是让他到文化和文明中心去吧。”
“他应该玩玩好妞儿。我给你开一些那不勒斯的地址，美丽的年轻姑娘——都由母亲陪着。哈！哈！哈！”上尉把手摊开，大拇指朝上，其他手指展开着，如同在表演手影戏。墙上出现他的手影。他又说起了洋泾浜意大利语。“你去时像这个，”他指指大拇指，“回来时像这个。”他点点小拇指。人人都笑起来。
“看哪，”上尉又摊开手，烛光又把他的手影投到墙上，他从竖起的大拇指开始，依次将大拇指和四个指头叫出名字来，“Soto-tenente（大拇指）、Tenente（食指）、Capitano（中指）、Maggiore（无名指）、T enente-colonello（小拇指）。你去的时候是Soto-tenente！回来的时候是Tenente-colonello！”[13]大家都笑了。上尉的指头游戏大获成功，他看着牧师大声嚷道：“牧师每天晚上都是一对五！”众人又大笑起来。
“你应该马上去休假。”少校说。
“我想跟你一起去，给你当向导。”中尉说。
“回来时带一台留声机吧。”
“再带些好的歌剧碟来。”
“带些卡鲁索[14]的唱片。”
“别带卡鲁索的。他只会吼叫。”
“难道你不希望能像他那样吼叫吗？”
“他只会吼叫。我说他只会吼叫！”
“我希望你到阿布鲁齐去。”牧师说。其他人还在大声叫嚷。“那里打猎可好啦。你会喜欢那儿的人，虽然天气寒冷，但是清爽干燥。你可以住我家。我父亲是有名的猎手。”
“走吧，”上尉说，“我们逛窑子去吧，别等到人家关门了。”
“晚安。”我对牧师说。
“晚安。”他说。
第三节
我回到前线时，我们的部队还驻扎在那小镇上。附近乡间，炮比以前多了好些，而春天也来了。田野青翠，葡萄藤上也泛出小绿芽，路边的树木吐出了嫩叶，微风从海[15]上吹来。我看见那小镇和小镇上边的小山和古堡被众山环绕着，形成一个杯状，远处是些褐色的高山，山坡上泛出了一点新绿。小镇上，炮就更多了，还多了几家新开的医院，街上可以碰见英国男人，有时还有女人，被炮火击中的房子又多了一些。天暖如春。我沿着树荫小巷走，被墙上反射过来的阳光照得暖洋洋的。我发现大家还住在那幢老房子里，这房子看上去跟我离开时完全一样。门开着，有个士兵坐在外面长凳上晒太阳，一辆救护车停在侧门口。我一进门，便闻到大理石地板和医院的气味。一切都是我离开时的样子，只是春天到了。我向大房间的门里望了望，看见少校坐在办公桌前，窗子开着，阳光射进屋内。他没看见我，我不知道是该先进去报个到，还是先上楼洗洗再说。我决定先上楼。
我和里纳尔迪中尉合住的房间面向院子。窗子开着，我床上铺着毯子，我的东西挂在墙壁上，防毒面具放在一个长方形的马口铁罐子里，钢盔还挂在原来的钉子上。床脚放着我的扁箱子。我的冬靴，皮子上过油，擦得锃亮，搁在箱子上。我那杆奥地利狙击步枪，枪管是蓝色的八角形，枪托是漂亮的黑胡桃木，装有护颊板，就挂在两张床中间。跟那杆枪配套用的望远镜，我记得是锁在箱子里。里纳尔迪中尉在另一张床上睡着，听见我进到屋里便醒了，坐了起来。
“Ciaou[16]！”他说，“玩得怎么样？”
“棒极了。”
我们握握手，他搂住我脖子吻我。
“你太脏了，”他说，“你该洗洗。你去了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儿？马上通通说给我听听。”
“哪儿都去过了。米兰、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维拉·圣乔凡尼、墨西拿、陶米纳——”
“你好像在背火车时刻表。有没有什么艳遇？”
“有。”
“在哪儿？”
“米兰、佛罗伦萨、罗马、那不勒斯——”
“够了。只要告诉我哪儿得意最尽兴。”
“米兰。”
“因为那是第一站。在哪儿碰上她的？在科瓦[17]吗？你们去哪儿啦？感觉怎么样？马上通通告诉我。你们待了一整夜吗？”
“是的。”
“那没什么。我们这儿现在有的是漂亮妞。新来的妞，从没上过前线的。”
“太棒了。”
“你不信？我们下午就去瞧瞧。镇上有漂亮的英国姑娘。我现在爱上了巴克利小姐。我带你去见见她。我很可能会娶她。”
“我得洗一洗再去报到。难道现在谁也不上班吗？”
“你走以后，也没有什么大的伤病需要救治，只是有些冻伤、冻疮、黄疸、淋病、自伤、肺炎以及硬、软下疳。每周都有人被石片砸伤，有几个伤得还不轻。下周打仗了，也许又要打起来了，人家是这么说的。你看我娶巴克利小姐好不好——当然是在战后啦？”
“绝对好。”我说着，往盆里倒满了水。
“今天晚上你再一五一十地说给我听，”里纳尔迪说，“现在我得接着睡，好精神饱满、漂漂亮亮地去见巴克利小姐。”
我脱下上衣和衬衫，用盆里的冷水擦身。我一边用毛巾搓身，一边环视屋内，看看窗外，望望闭着眼躺在床上的里纳尔迪。他长得挺帅，年龄跟我差不多，是阿马尔菲人。他喜欢当外科医生，我们俩是极好的朋友。我打量他时，他睁开了眼。
“你有钱吗？”
“有的。”
“借五十里拉[18]给我吧。”
我擦干手，从挂在墙上的上衣口袋里掏出皮夹子。里纳尔迪接过钞票，躺在床上，也没起身，把钱折好塞进了裤袋里。他笑着说：“我得给巴克利小姐留个阔佬的印象。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经济上的保护人。”
“去你的。”我说。
当晚在食堂里，我坐在牧师身边。听说我没去阿布鲁齐，他感到很失望，顿时伤心起来。他给他父亲写过信，说我要去，他们也做好了准备。我同他一样难受，奇怪自己为什么没有去。本来我是打算去的，我试图说明事情如何一桩接一桩，最后他了解到我的确想过要去的，于是就没事了。我先前就喝了不少酒，后来又喝了咖啡和施特烈嘉酒[19]，便带着酒意解释说：我们不做我们想做的事，我们从不做这样的事。[20]
别人争论的时候，我们俩聊着天。我本想去阿布鲁齐，那儿路面冻得像铁那么坚硬，天气清冷干燥，下的雪干燥像粉，雪地上有兔子留下的踪迹，农夫们一见到你就脱帽喊老爷。那儿还能痛快地狩猎。可我没去这样的地方，却去了烟雾弥漫的咖啡馆，一到夜里，房间直打转，你得盯住墙壁，才能使房子停止旋转。夜里醉醺醺地躺在床上，想着人生一切不过如此，醒来时有一种奇异的兴奋感，也不知道究竟是跟谁在睡觉。黑暗中世界变得虚幻，虚幻得令人兴奋，每到晚上你又要变得稀里糊涂，毫不在乎，认为这就是一切，一切的一切，用不着在乎。突然变得很在乎也是有的，早晨有时怀着这样的心情从睡梦中醒来，所有的一切都消失了，什么都变得尖锐、苛刻、清晰起来，有时还为价钱争吵。有时觉得愉快、甜蜜、温馨，便一同吃早饭、中饭。有时一点快感都没有，就想快点走到街上，但早晨总是另一天的开始，接下来是另一个夜晚。我想讲讲夜里的事，讲讲夜里与白天有什么不同，讲讲白天若不是很清爽、很冷的话，还是黑夜来得好；可我就是讲不出来，就像我现在讲不出来一样。不过，你要是有过这样的经验，你就明白了。他没有这样的经验，但他也明白我本来确实很想去阿布鲁齐，只是没去成，我们俩还是朋友，有许多相似的兴趣，不过也有分歧。他总是懂得我所不懂的事，懂得我搞懂了但总能忘记的事。不过当时我不晓得，后来才明白。当时，我们大家都在食堂里，饭吃完了，争论还在继续。我们俩停止了说话，上尉便嚷道：“牧师不开心。牧师没有妞不开心。”
“我开心着呢。”牧师说。
“牧师不开心。牧师希望奥地利人打赢这场战争。”上尉说。其他人都听着，牧师摇摇头。
“不对。”他说。
“牧师想让我们永远不进攻。难道你想让我们永远不进攻？”
“不是。既然有战争，我想我们应该进攻。”
“应该进攻，必须进攻！”
牧师点点头。
“别捉弄他了，”少校说，“他人不错。”
“这事儿反正他也无能为力。”上尉说。大家都起身，离开饭桌。
第四节
早晨，我被隔壁花园里的炮火吵醒了，看见阳光从窗外射进来，便起了床。我走到窗边往外望去。砾石小径上湿漉漉的，草上沾着露水。迫击炮响了两次，每次好像一股气流扑来，震动了窗子，震得我的睡衣胸襟也跟着抖动。虽然看不见炮火，但显然是从我们头顶上开火的。跟那些炮火挨得那么近，真让人讨厌，不过炮的口径不是太大，这点倒令人欣慰。我望着外边的花园时，听见一辆卡车在路上发动的声音。我穿好衣服下楼，到厨房里喝了点咖啡，然后往车棚走去。
长长的车棚下并排停着十辆车，都是上重下轻、车头短小的救护车，一辆辆漆成灰色，看上去像家具搬运车。机械师正在修理停在外面院子里的一辆车。另外，还有三辆停在山里的包扎所。
“他们轰炸过炮兵连吗？”我问其中的一个机械师。
“没有，中尉先生。那座小山把它掩护起来了。”
“情况怎么样？”
“还不错。这辆车不行了，但别的车还开得动，”他停下活计，笑了笑，“你休过假了吧？”
“是的。”
他往工作服上擦擦手，咧嘴一笑：“玩得好吗？”其他人也都咧嘴一笑。
“挺好，”我说，“这辆车怎么了？”
“不中用了。不是这个毛病就是那个毛病。”
“现在是什么毛病呢？”
“得换钢圈了。”
我走开，让他们继续忙活。那车子的引擎打开了，零件散放在工作台上，看上去又丑陋又空荡。我走进车棚，一辆辆地看过去。车子还算干净，有几辆刚洗过，其余几辆则满是尘埃。我仔细检查车胎，看看有没有被划破或石头蹭破的地方。看来一切状况良好。显然，有没有我在那里看管车子，都无关紧要。我还以为车子的保养，能否搞到物资，把伤病员从包扎所接走，从山里运送到医疗站，然后把他们送到各自档案上指定的医院，这一揽子事情的顺利运作，都离不开我一个人。显然，那儿有我没我并没有多大关系。
“弄零件有什么困难吗？”我问那个中士机械师。
“没困难，中尉先生。”
“现在油库在什么地方？”
“老地方。”
“好。”我说，随即回到房里，去饭堂又喝了杯咖啡。咖啡呈淡灰色，里面加了炼乳，甜甜的。窗外是宜人的春晨。鼻子里开始有一种干燥的感觉，预示着这天晚些时候会很热。那天我去看了看山里的救护站，下午很晚才回到镇上。
我不在的时候，情况似乎更好一些。听说又要发动进攻了，我们所属的那个师准备从河上游某地点进攻。少校命令我在进攻期间负责那些救护站。进攻部队将从河上游一条窄峡上渡河，然后在山坡上展开行动。救护车停靠的位置应尽可能靠近河边，同时又要掩蔽好。地点由步兵来选择，不过具体还要由我们来运筹。这样一来，我就有了一种运筹帷幄的错觉。
我浑身是灰，脏得不行，便上楼进屋洗刷。里纳尔迪拿着本《雨果英语语法》[21]坐在床上。他穿戴好了，脚蹬黑靴，头发油光发亮。
“好极了，”他一看见我就说，“你陪我去见巴克利小姐吧。”
“我不去。”
“要去。求你跟我去，帮我给她留个好印象。”
“好吧。等我把自己弄干净。”
“洗一洗，就这样去吧。”
我洗一洗，梳梳头，两人就出发了。
“等一等，”里纳尔迪说，“也许我们得先喝一杯。”他打开箱子，拿出一瓶酒来。
“别喝施特烈嘉。”我说。
“不，是格拉帕[22]。”
“好的。”
他倒了两杯，我们伸出食指碰碰杯。格拉帕的酒劲很大。
“再来一杯？”
“好吧。”我说。我们喝了第二杯，里纳尔迪放好酒瓶，我们下楼去。在镇上走起来挺热的，不过太阳开始下山了，所以也挺惬意的。英国医院是德国人战前盖的一幢大别墅。巴克利小姐在花园里，另有一位护士和她在一起。我们从树缝间望见了她们的白大褂，便朝她们走去。里纳尔迪行了个礼，我也行了个礼，不过比较随便。
“你好，”巴克利小姐说，“你不是意大利人吧？”
“噢，不是。”
里纳尔迪和那位护士聊开了。两人在笑。
“真是怪——你居然加入意大利军队。”
“不是真正的军队，不过是救护队罢了。”
“但还是很奇怪。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我也不知道，”我说，“并非每件事都能说清楚的。”
“噢，是吗？我受的教育告诉我是能说清楚的。”
“那倒挺好啊。”
“我们非要以这种方式谈下去吗？”
“用不着。”我说。
“这样好多了。不是吗？”
“这棍子是做什么用的？”我问。巴克利小姐长得很高，身上穿的衣服在我看来像是护士服，她有着金黄色的头发、黄褐色的皮肤、灰色的眼睛。我觉得她长得很美。她手里拿着一根细藤棍，外边包了皮，像是小孩玩的马鞭。
“是个小伙子的，他去年阵亡了。”
“非常遗憾。”
“他是个很棒的小伙子。本来想跟我结婚，却在索姆河[23]牺牲了。”
“好惨烈的恶战。”
“你也在场吗？”
“不在。”
“我听人说过，”她说，“这儿可没有那样的恶战。他们送遗物的时候，把这根棍子带回来了，并把它送给了我，是他母亲送来的。”
“你们订婚很久了吗？”
“八年。我们是一起长大的。”
“你们为什么不结婚呢？”
“我也不知道，”她说，“我真傻，竟然没结婚。我本来是可以嫁给他的，可我当时觉得那样对他不好。”
“原来如此。”
“你爱过什么人吗？”
“没有。”我说。
我们在长凳上坐下，我看着她。
“你的头发很美。”我说。
“你喜欢吗？”
“非常喜欢。”
“他死后，我本想全部剪掉的。”
“别剪。”
“我想为他做点什么。你知道，我对那事情本来无所谓，可以都给他的。早知道的话，他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他。我可以嫁给他，怎么都行，我现在全明白了。可他当时想去参战，而我却不理解。”
我没有作声。
“我当时什么也不懂。我觉得给了他反而会害了他。我认为那样的话，他也许会熬不住。后来他阵亡了，当然什么都完了。”
“我不知道。”
“噢，是的，”她说，“什么都完了。”
我们看着里纳尔迪在和那位护士聊着。
“她叫什么？”
“弗格森。海伦·弗格森。你的朋友是个医生，对吧？”
“是的。他人很不错。”
“那太好了。这么靠近前线，很难找到好人。这儿是靠近前线吧？”
“相当近。”
“前线好无聊，”她说，“但是很美。他们准备进攻吗？”
“是的。”
“那我们就有事儿做了。现在可没事儿干。”
“你当护士好久了吧？”
“快满十五岁的时候开始的。他一参军，我就当护士了。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傻念头，觉得他会到我的医院来。我想象他会带着刀伤，头上扎着绷带，或是肩膀中了子弹，很壮烈的样子。”
“这也是个很壮烈的前线。”我说。
“是的，”她说，“人们都认不出法国是什么样子了。如果他们认得的话，恐怕仗就打不下去了。他受的不是刀伤，他们把他炸得粉碎。”
我一声没吭。
“你认为战争会一直进行下去吗？”
“不会的。”
“什么可以阻止它呢？”
“总有什么地方要垮。”
“我们会垮的。我们在法国会垮的。像索姆河战役这样的仗来几次，那就不可能不垮。”
“这里是不会垮的。”我说。
“你认为不会？”
“不会。他们去年夏天打得很不错。”
“他们可能要垮，”她说，“什么人都可能垮。”
“德国人也可能。”
“不，”她说，“我想不会。”
我们朝里纳尔迪和弗格森小姐走去。
“你喜欢意大利吗？”里纳尔迪用英语问弗格森小姐。
“非常喜欢。”
“听不懂。”里纳尔迪摇摇头。
“Abbastanza bene[24].”我翻译道。他还是摇头。
“这不好。你喜欢英格兰吗？”
“不是很喜欢。你知道，我是苏格兰人。”
里纳尔迪茫然地看着我。
“她是苏格兰人，所以她喜欢苏格兰胜过英格兰。”我用意大利语说。
“但是苏格兰正是英格兰呀。”
我把这话翻译给弗格森小姐听。
“Pas encore[25].”弗格森小姐说。
“真的吗？”
“从来不是。我们不喜欢英格兰人。”
“不喜欢英格兰人？不喜欢巴克利小姐？”
“噢，那可不一样。你可不能这样咬文嚼字。”
过了一会儿，我们道了晚安就分手了。在回家的路上，里纳尔迪说：“巴克利小姐喜欢你胜过喜欢我呀。这是很清楚的。不过，那个苏格兰小妞很不错。”
“是很不错，”我说，其实我没怎么留心她，“你喜欢她吗？”
“不喜欢。”里纳尔迪说。
第五节
第二天下午，我又去拜访巴克利小姐。她不在花园里，我就来到停救护车的别墅边门。进门后，正好撞见护士长，她说巴克利小姐正在值班——“这是战争时期，你知道。”
我说我知道。
“你就是那个加入意大利军队的美国人吧？”她问。
“是的，小姐。”
“你怎么会这么做？你为什么不加入我们的部队？”
“我不知道，”我说，“我现在可以加入吗？”
“现在恐怕不行啦。告诉我，你为什么加入意大利军队？”
“我当时在意大利，”我说，“会讲意大利语。”
“噢，”她说，“我也在学意大利语，它真是美丽的语言啊。”
“有人说两个星期就能学会。”
“噢，两个星期我可学不会。我都学了几个月了。你想来看她的话，七点钟以后来吧，那时她下班了。不过，可别带着一大帮意大利人来。”
“就是听听美丽的语言也不行吗？”
“不行。就是看看漂亮的军装也不行。”
“再见。”我说。
“A rivederci[26]，中尉。”
“A rivederla.”我敬了个礼，走了出去。以意大利军人的身份向外国人敬礼，还真难做到不尴尬。意大利人的敬礼似乎真不是为出口海外发明的。
这天天气很热，我来到河[27]上游的普拉瓦桥头堡，进攻将从这里开始。去年还没法深入河对岸，因为从山口到浮桥只有一条路，路上有近一英里[28]地段处在敌人机枪和炮火的控制之下。那条路也不宽，既不能解决进攻的运输问题，也不能防止奥军把这里变成屠宰场。不过，今年意军已经渡河，在对岸往前推进了一点，占据了大约一英里半的奥军地带。这是个险要之地，奥军本不应该让意军占领的。我想这是彼此妥协的结果，因为奥军在河的下游也保留了一个桥头堡。奥军的战壕就挖在山坡上，距离意军防线只有几码[29]远。那儿本来有一个小镇，可如今已是一片废墟，只剩下一个残缺不全的火车站和一座被炸毁的铁路桥，而且这桥无法再修复使用，因为它就暴露在敌人眼皮底下。
我开车沿着窄路朝河边驶去，把车子停放在山下的包扎所，走过那座有个山肩掩护的浮桥，穿过被摧毁的小镇和山坡边上的战壕。人人都在掩体里。那儿架着一排排的火箭，一旦电话线被割断，就可以发射火箭，请求炮兵支援，或者发出信号。那儿又静，又热，又脏。我隔着铁丝网察看奥军的阵地，一个人影也没有。我跟一个认识的上尉在掩体里喝了一杯酒，然后过了桥，回去了。
一条宽宽的新路快要修好了，这路盘山而上，再蜿蜒曲折地通到桥那里。这条路一修好，进攻就要开始了。新路下山时穿过森林，呈现一道道急转弯。按照规程，所有的辎重车辆都要走这条新路，而让空卡车、马车、载有伤员的救护车和所有的回程车走那狭窄的旧路。包扎所设在河对岸，奥军那边的小山边，抬担架的人得把伤员抬过浮桥。进攻开始时，仍然要照此行事。就我所能观察到的而言，新路在开始变得平坦的最后一英里处，将不断遭到奥军的轰击。看样子可能搞得一团糟。不过我找到一个可以掩蔽车子的地方，车子开过那一段危险地带后，可以在那儿躲一躲，等待将伤员抬过浮桥。我很想在新路上试试车，可惜路还没修好。路看上去挺宽，修得又好又高级，那一道道的拐弯处，从山上树林的空隙看，显得非常壮观。救护车上装有上好的金属刹车，再说下山时也不载人，因此一般不会出事。我沿窄路开了回去。
两个宪兵拦住了车。原来是落下一颗炮弹，我们等着的时候，又有三颗落在路上。炮弹都是77毫米口径的，落下来时发出一阵嗖嗖的气流声，一记强烈的爆裂和明亮的闪光，接着路上冒起一阵灰烟。宪兵挥手叫我们开走。经过炮弹落下的地方时，我避开地上的小坑，闻到烈性炸药味，以及炸裂的泥石和刚击碎的燧石的味道。我驱车回到戈里察，回到我们住的别墅，然后就照我说的去拜访巴克利小姐，可惜她还在上班。
晚饭我吃得很快，吃完就赶到英军用作医院的别墅。那别墅确实又大又漂亮，庭院里种着很好的树。巴克利小姐坐在花园里一条长凳子上，弗格森小姐和她在一起。她们见到我似乎很高兴，过了不一会儿，弗格森小姐便找了个借口要走开。
“我要离开你们俩，”她说，“你们俩没有我会很融洽的。”
“别走，海伦。”巴克利小姐说。
“我真得走，我得去写几封信。”
“再见，”我说。
“再见，亨利先生。”
“可别写什么给检查员找麻烦的内容。”
“别担心。我只不过写写我们的驻地多么美丽，意大利人多么勇敢。”
“那样你会得到奖章的。”
“那敢情好。再见，凯瑟琳。”
“过一会儿我去找你。”巴克利小姐说。弗格森小姐在黑暗中消失了。
“她人不错。”我说。
“噢，是的，她人挺好。她是个护士。”
“难道你不是护士吗？”
“噢，我不是。我是所谓的志愿救护队队员。我们干得很卖劲儿，可是人家不信任我们。”
“为什么不信任？”
“没事儿的时候，他们不信任我们。真有活干的时候，他们就信任我们了。”
“这有什么区别呢？”
“护士就像医生一样，要花很长时间才当得上。做志愿救护队队员走的是捷径。”
“原来如此。”
“意大利人不让女人太靠近前线，所以我们的行为很特别——我们不出门。”
“不过，我可以来这里。”
“噢，是的。我们又不是出家的。”
“我们不谈战争了。”
“这很难。战争无处不在，没法不谈。”
“不管怎样，不谈啦。”
“好吧。”
我们在黑暗中对望着。我心想她长得很美，便抓住了她的手。她任我抓着，我便抓住不放，还伸出手臂搂住她的腰。
“别。”她说。我的手臂还是搂着她的腰。
“为什么？”
“别。”
“可以的，”我说，“来吧。”我在黑暗中倾身向前去吻她，顿时感到一阵火辣辣的灼痛。她狠狠地扇了我一记耳光。她的手打在我的鼻子和眼睛上，我眼里本能地涌出了泪水。
“真抱歉。”她说。我觉得我占了一点上风。
“你做得对。”
“非常抱歉，”她说，“我只是受不了不当班护士被人调情这一套，我不是有心伤害你。我真打疼你了吧？”
她在黑暗中望着我。我很生气，然而心里倒挺踏实，觉得就像下棋一样，一步步都看得很清楚。
“你做得很对，”我说，“我一点也不介意。”
“可怜的家伙。”
“你知道我一直过着一种奇异的生活，甚至连英语都不讲。再说你又这么美。”我望着她。
“少说无聊的话。我已经道过歉了。我们俩还合得来。”
“是的，”我说，“我们已经不谈战争了。”
她笑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笑声。我端详着她的脸。
“你挺讨人喜欢的。”她说。
“不见得吧。”
“你是挺可爱的。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倒想吻吻你。”
我瞅着她的眼睛，像刚才那样伸出手臂搂住她，亲吻她。我使劲地亲她，紧紧地搂着她，想逼着她张开嘴唇，可她的嘴唇闭得很紧。我还在生气，就在我搂着她的时候，她突然颤抖起来。我把她搂得紧紧的，可以感到她的心在跳动，这时她的嘴唇张开了，头往后贴在我手上，随即便趴在我肩上哭了起来。
“噢，亲爱的，”她说，“你会对我好的，对吧？”
该死，我心想。我抚摸她的头发，拍拍她的肩膀。她还在哭。
“你会的，对吧？”她抬起头来望望我，“因为我们要过一种奇异的生活。”
过了一会儿，我把她送到别墅门口，她进了门，我走回家。我回到我住的别墅，上楼走进房里。里纳尔迪躺在床上，看了看我。
“看来你和巴克利小姐有进展了？”
“我们是朋友。”
“看你那春风得意的样子，真像一只发情的小狗。”
我没听懂他的意思。
“像什么？”
他解释了一番。
“你呢，”他说，“你那春风得意的样子，就像一只狗要——”
“算了吧，”我说，“再说下去，你我就要出言不逊了。”他大笑起来。
“晚安。”我说。
“晚安，小狗。”
我把枕头扔过去，扑灭了他的蜡烛，在黑暗中上了床。
里纳尔迪捡起蜡烛，点上了，又继续看书。
第六节
我到前线救护站去了两天，回来时天色已晚，直到第二天晚上才见到巴克利小姐。她不在花园里，我只好在医院办公室里等她下来。他们用作办公室的这间屋子，沿墙边有许多油漆过的木柱，上面刻着好些大理石半身像。办公室外边的走廊上，也有一排排这样的雕像。这些雕像完全是大理石材质，看上去千篇一律。雕刻这玩意总是有些乏味——不过，铜像看上去倒挺像回事。而那些大理石半身像看起来则像片坟地。不过，坟地中也有一个好的——就是比萨[30]的那个。要看糟糕的大理石像，最好去热那亚[31]。这医院原是一位德国阔佬的别墅，这些半身像一定花了他不少钱。我寻思是谁刻的，赚了多少钱。我想搞清楚那些雕像刻的是不是哪个家族的成员什么的，可惜都是清一色的古典雕刻，实在看不出什么名堂。
我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帽子。虽然回到戈里察，但是我们还得戴着钢盔，那玩意戴着不舒服，再说镇上的老百姓尚未疏散，我们就这样戴着钢盔看着也太滑稽。不过我上救护站的时候，只好戴一顶，还戴了一个英国防毒面具。我们刚搞到一些防毒面具，它们是货真价实的防毒面具。我们还得佩带自动手枪，连医生和卫生员都得佩带。此刻，我能感到手枪正顶着椅背。谁要是没把手枪佩带在显眼的地方，就有可能被逮捕。里纳尔迪佩带着一只手枪皮套，里面塞满了卫生纸。我佩带的是一支真枪，起初我还觉得自己是个枪手，后来试放了几枪，才知道不行。我那支是阿斯特拉短筒手枪，口径7.65毫米。开枪时，枪筒跳动得非常厉害，休想击中任何目标。我拿着它练习，尽量瞄准靶子下方打，竭力控制那滑稽地上下跳动的短筒，后来终于能在20步开外打中离靶子一码远的地方了。再后来我感到佩带手枪挺滑稽，但不久就忘记了，将它随便吊在腰背上，一点感觉都没有，除非遇到说英语的人，才多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眼下，我坐在椅子上，一个勤务兵模样的人从桌后不以为然地盯着我，而我则打量着大理石地板、大理石雕像柱和墙上的壁画，等待巴克利小姐。壁画还不错。任何壁画，只要开始剥落，看起来都不错。
我看见凯瑟琳·巴克利下楼来到大厅，便站了起来。她朝我走来时，并不显得很高，但样子很可爱。
“晚上好，亨利先生。”她说。
“你好。”我说。那个勤务兵待在桌子后面听。
“我们是在这儿坐坐，还是到外面花园里去？”
“还是出去吧。外面凉快多了。”
我跟在她后面走进花园，勤务兵在后面瞅着我们。我们走到砂砾车道时，她说：“你去哪儿了？”
“我到救护站去了。”
“你就不能给我捎个信吗？”
“不行，”我说，“不大方便。我原以为当天就能回来。”
“你应该跟我说一声，亲爱的。”
我们出了车道，在树荫里走着。我抓住她的双手，停下来吻她。
“有没有地方可以去？”
“没有，”她说，“只能在这儿走走。你去了好长时间。”
“这是第三天。可我已经回来了。”
她看着我：“你真的爱我吗？”
“是的。”
“你说过你爱我的吧？”
“是的，”我撒了个谎，“我爱你。”我以前并没说过这样的话。
“你还是叫我凯瑟琳吧。”
“凯瑟琳。”我们沿一条路走着，被一棵树挡住了。
“说‘我夜里回来见凯瑟琳’。”
“我夜里回来见凯瑟琳。”
“噢，亲爱的，你回来了，是吧？”
“是的。”
“我太爱你了，心里真不好受。你不会走了吧？”
“不会。我总会回来的。”
“噢，我太爱你了。请你再把手放在那儿。”
“我的手没有挪开过呀。”我把她转过来，以便吻她时可以看到她的脸，只见她两眼都闭着。我吻了吻她闭合的双眼。我想她大概有点神魂颠倒吧。她真这样倒也好，我不在乎我会怎么样。这比每晚去逛窑子要好得多，那儿的姑娘陪着兄弟军官一次次上楼去，每次回来就往你身上那么一爬，把你的帽子往后反戴着，算是对你的亲昵。我知道我并不爱凯瑟琳·巴克利，也没有任何爱她的念头。这不过是场游戏，像打桥牌一样，你光叫牌不出牌，你得假装你是在赌钱，或者是在玩别的赌注，没有人提自己究竟下的什么赌注。我觉得无所谓。
“我们能有个地方去就好了。”我说。我正在经历男性无法长久站着谈情说爱的困难。
“没有地方可去。”她说。她不知道在想什么，刚回过神来。
“我们就在这儿坐一会儿吧。”
我们坐在扁平的石凳上，我握着凯瑟琳·巴克利的手。她不肯让我用手臂搂她。
“你很累吗？”她问。
“不累。”
她低头看着草地。
“我们在演一场拙劣的戏，不是吗？”
“什么戏？”
“别装傻。”
“我不是故意装傻。”
“你是个好人，”她说，“你在尽你所能地表演。可这戏太拙劣了。”
“你总是知道别人在想什么吗？”
“不是呀，不过，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用不着假装爱我，晚上这出戏已经演完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可我真的爱你啊。”
“不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要撒谎。我刚才有一点失态，现在好了。你看我没有发疯，没有头昏脑涨，只是有时候略微有点失常。”
我紧紧握住她的手：“亲爱的凯瑟琳。”
“现在，听起来挺滑稽的——凯瑟琳，这名字你叫起来每次都不太一样。不过，你人不错，你是个很好的小伙子。”
“牧师也是这么说的。”
“是的，你是很好。你会再来看我吗？”
“当然会。”
“你用不着说你爱我，这场戏暂且算结束了，”她站起来伸出手，“晚安。”
我想吻她。
“别啦，”她说，“我累坏了。”
“那亲亲我吧。”
“我累坏了，亲爱的。”
“亲亲我。”
“你真的很想吗？”
“是的。”
我们接吻，她突然挣脱开了。“不。晚安吧，亲爱的。”我们走到门口，我看着她进去，走进门廊。我喜欢看她走动的样子。她顺着门廊一直走，我则回家去。那天夜里很热，山里非常热闹。我望着圣加布里埃尔山[32]上炮火的闪光。
我中途在罗萨别墅前停住了脚。百叶窗都拉上了，不过里面仍然很热闹，有人在唱歌。我继续往家走。我到家脱衣服的时候，里纳尔迪进来了。
“啊哈！”他说，“看样子进展不太顺利呀。小乖乖挺烦恼的。”
“你上哪儿去了？”
“在罗萨别墅。受益匪浅啊，小乖乖。大家都唱了歌。你上哪儿去了？”
“拜访英国人去了。”
“谢天谢地，我和英国人倒没有什么瓜葛。”
第七节
第二天下午，我从山上第一救护站回来，把车停在后送站门口。将那里的伤病员按照各人的病历进行分类，然后把他们送往不同的医院。车由我开着，我坐在车里，司机把病历拿进去。那天天气炎热，天空晴朗碧蓝，路面白晃晃的，满是尘土。我坐在菲亚特的高座上，什么事都不想。这时，有一个团打路上走过，我看着他们过去。士兵们热得直冒汗，有些人戴着钢盔，但多数人把钢盔斜吊在背包上。钢盔大多都太大，戴的人差不多连耳朵都给遮住了。军官们都戴钢盔，这些钢盔比较合适。这是巴西利卡塔[33]旅的一半兵力，我是从他们红白相间的领标上辨认出来的。那团人过去很久以后，又来了一些散兵——跟不上队伍的士兵。他们满身汗水和灰尘，疲惫不堪。有几个士兵的样子相当狼狈。散兵走完后，来了一个士兵，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他停下来在路边坐下，我下车走了过去。
“怎么啦？”
他望望我，站起身来。
“我要朝前走。”
“出什么事儿啦？”
“该死的战争。”
“你的腿怎么啦？”
“不是腿的问题，是疝气发作了。”
“怎么不上运输车？”我问，“怎么不去医院？”
“人家不让。中尉说我故意把疝带搞丢了。”
“让我摸摸看。”
“滑出来了。”
“在哪边？”
“这边。”
我摸到了。
“咳一下。”我说。
“我怕咳嗽会肿得更大。已经比早上大了一倍了。”
“坐下，”我说，“我一拿到那些伤员的病历，就带你上路，把你交给你们的医务官。”
“他会说我是故意搞丢的。”
“他们不会拿你怎么样，”我说，“这又不是伤。你以前就得过，是吧？”
“可是我把疝带搞丢了。”
“他们会送你上医院的。”
“难道我不能就待在这儿吗，中尉？”
“不行，我没有你的病历。”
司机走出门来，拿来了车上伤员的病历。
“四个到105，两个到132。”司机说。这是河那边的两家医院。
“你来开车。”我说。我把那个发疝气的士兵扶上车，跟我们俩坐在一起。
“你会说英语吗？”他问。
“当然会。”
“你对这该死的战争怎么看？”
“糟糕透了。”
“嗐，糟糕透了。耶稣基督啊，真是糟糕透了。”
“你到过美国吗？”
“当然，在匹兹堡待过。我早知道你是美国人。”
“难道我的意大利语说得不够顺溜吗？”
“反正我知道你是美国人。”
“又一个美国人。”司机用意大利语说，一边望着那个发疝气的人。
“听着，中尉，你非要把我送回我那个团吗？”
“是的。”
“因为上尉军医早就知道我有疝病。我故意丢掉了那该死的疝带，让病情恶化，这样我就不用上前线了。”
“原来如此。”
“难道你不能把我送到别的地方去吗？”
“假若靠近前线的话，我可以送你去急救站。可是在这儿，你得有病历。”
“我要是回去，他们就给我动手术，然后叫我一直待在前线。”
我仔细想了想。
“你也不想一直待在前线，是吧？”他问。
“是的。”
“耶稣基督，这难道不是一场该死的战争吗？”
“听着，”我说，“你还是下车，在路边摔一跤，把头撞个包。我车子回来时，就送你去医院。我们在路边停一停吧，奥尔多。”我们在路边停住车，我把他扶下去。
“我就在这儿等你，中尉。”他说。
“回头见。”我说。车子继续往前开，跑了大约一英里就超过了那个团，随后过了河。河水掺杂着雪水，显得一片浑浊，在桥桩间疾流。车子沿着平原上的路驶去，将伤员送往那两家医院。回来时，我开着车，空车开得很快，好去接那个到过匹兹堡的士兵。我们先遇上的是那团官兵，他们现在走得更慢了；接着是那些掉队的散兵。随后，我们看到一辆马拉救护车停在路边。有两个人把那患疝病的士兵抬起来，想把他弄上车。他们是回来找他的。他冲着我摇摇头。他的钢盔没了，前额的发际线下在流血，鼻子擦破了皮，流血的伤口和头发上都是尘土。
“看看这疙瘩，中尉！”他嚷道，“没法子，他们回来找我啦。”
我回到别墅已经五点钟了。先到外面洗车的地方冲了个澡，然后就回到房里，只穿着裤衩和汗衫，坐在敞开的窗前打报告。两天后就要开始进攻了，我要跟着车队去普拉瓦。我已经好久没往美国写信了，心里也知道该写信，可是时间拖了那么久，现在几乎不知道怎么动笔了。没什么可写的。我寄了几张战区明信片回国，除了报个平安之外，什么都没写，就这样把亲友给打发了。这些明信片在美国很时髦：既新奇又神秘。这是个既新奇又神秘的战区，不过比起过去跟奥军的几次作战，我想这里既井然有序，又颇为严酷。奥军生来就是为了让拿破仑打胜仗的，随便哪个拿破仑都行。我希望我们也有一个拿破仑，可惜我们只有位肥胖、阔绰的卡多尔纳大将军[34]，还有位长着细长的脖子、蓄着山羊须的小个子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35]。
在他们右边的是奥斯塔公爵。也许他长得太帅了，当不了大将军，可他瞧着就有男人气质。许多人都希望他来当国王，他瞧着就像个国王。他是国王的叔叔，指挥着第三军团。我们属于第二军团。第三军团里有几支英国炮队。我在米兰曾碰到两个英国炮手，他们人都挺好，那天晚上我们玩得很痛快。他们俩个头大，人却羞怯，有些拘谨，凡事都往好处想。要是我当初进的是英国军队，就好了。那样的话，事情就简单多了。不过，我也可能早就没命了。干救护车这差事是不会死的。这也难说，即使开救护车也不保险。英国救护车驾驶员有时也有送命的。
哼，我知道我是不会送命的。这场战争不会要我的命，它跟我毫无关系，就像电影里的战争一样，对我本人没有什么危险。不过，我还是祈祷，希望上帝让它结束。也许今年夏天就能结束，也许奥军会垮掉，他们以前总是一打就垮。这场战争怎么搞的？人人都说法国人完蛋了。里纳尔迪说法国人哗变了，军队在向巴黎挺进。我问他结果如何，他说：“噢，人家拦住了他们。”我想去不打仗的奥地利，想去黑森林[36]，想去哈尔茨山[37]，哈尔茨山究竟在哪儿？他们正在喀尔巴阡山作战。我说什么也不想去那儿。不过那儿也许挺不错。假如没有战争的话，我可以到西班牙去。太阳落山了，天气凉快了一点。
晚饭后，我要去找凯瑟琳·巴克利。她要是现在在这儿就好了，我们俩现在要是在米兰就好了。我想跟她在一起，在Cova吃上一顿，然后在炎热的黄昏，顺着曼佐尼大街散步，穿过桥去，掉个头，沿着运河一直走，最后走进旅馆。也许她会乐意的。也许她会把我当成她死去的男友，我们从前门进去，门房会脱帽致意。我到柜台拿钥匙，她站在电梯旁等候，然后我们走进电梯，电梯开得很慢，每到一层都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终于到了我们那一层，侍者打开房门站在那儿，她走出电梯，我走出电梯，我们顺着走廊走。我把钥匙插进锁孔，打开门，走进去，然后拿起电话，点了一瓶卡普里白葡萄酒，要他们把它放在满是冰块的银提桶里送来。你听得见走廊上传来冰块撞击提桶的声音，侍者敲敲门，我说就请放在门外。因为天气太热，我们什么也没穿，加上窗子敞开着，燕子在各家屋顶上飞。后来天黑了，她走到窗口，发现几只很小的蝙蝠在屋顶上觅食，低低地贴着树梢飞。我们喝着卡普里酒，门锁上了，天气炎热，只盖一条床单。整个夜晚，在米兰炎热的夜晚，我们整夜地相亲相爱。就该这样才对劲。我要快点吃，然后去见凯瑟琳·巴克利。
饭堂里人们絮絮叨叨。我喝酒了，因为今晚我要是不喝点，不和牧师谈谈爱尔兰大主教[38]，人家会说我们缺乏兄弟情谊。爱尔兰大主教似乎是位高尚的人物，他受了冤屈，而我作为美国人，对他所受的冤屈也是有份的，尽管这事我从未听说过，我还得装作知道的样子。牧师对主教受迫害的原因进行了长篇大论的解释，说到底似乎都是误会造成的，现在我听了以后，要是再说完全不知道，那未免太不礼貌了。我觉得这大主教有个挺不错的姓氏，他来自明尼苏达州，这本身就是个动听的名字：明尼苏达州的爱尔兰，威斯康星州的爱尔兰，密歇根州的爱尔兰。这姓氏之所以好听，是因为听起来像——Island[39]。不，不是这样的，没有那么简单。是的，神父。真的，神父。也许，神父。不，神父。噢，也许是吧，神父。这你比我懂得多，神父。牧师人不错，可是挺乏味。军官们差劲又乏味。国王人不错，但是乏味。酒很差劲，但并不乏味，它去掉了你牙齿上的珐琅，把它粘在上颚上。
“牧师给关起来了，”罗卡说，“因为人们发现在他名下有一些年息三厘的债券。当然是在法国啦。要是在这儿，人家才不会抓他呢。他拒不承认那些年息五厘的债券。这事发生在贝济耶[40]。我当时就在那儿，从报上看到这消息后，就跑到监狱，要求见见牧师。显然，他偷了那些债券。”
“我一点都不信。”里纳尔迪说。
“信不信由你，”罗卡说，“不过，我是讲给我们这位牧师听的，很有教育意义啊。他是牧师，一定会很珍惜的。”
牧师笑了。“说下去，”他说，“我听着呢。”
“有些债券自然是不知去向了，可是在牧师名下查到了所有年息三厘的债券和一些地方债券，究竟是哪一种债券我也记不清了。所以我去了趟监狱，这就到了故事的高潮，我站在他牢房外头，好像要做忏悔似的跟他说：‘祝福我吧，神父，因为你犯了罪。’”
人人都大笑起来。
“他怎么说的？”牧师问。罗卡未加理会，继续向我解释这个笑话。“你听懂了吧？”看来，你要是真听懂了的话，这是个很有趣的笑话。他们又给我倒了些酒，我讲了一个英国士兵被逼着淋浴的故事。接着，少校讲了十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士兵和一个匈牙利下士的故事。我又喝了些酒，讲了一个骑师捡到便士的故事。少校说意大利有个类似的故事，讲的是公爵夫人夜里睡不着觉。不过这当儿牧师走了。然后我又讲了个旅行推销员的故事，说他清早五点冒着干燥凛冽的北风来到马赛。少校说，他听人讲我挺能喝酒。我加以否认。他说，我肯定能喝，我们可以当着酒神巴克斯[41]的躯体，来看看是真是假。别抬出巴克斯，我说。要抬出巴克斯，他说。我得和菲利波尔·文森泽·巴锡一杯一杯比酒。巴锡说不行，这可比不得，因为他已经喝了我两倍多。我说那是个卑劣的谎言，什么巴克斯不巴克斯，菲利波尔·文森泽·巴锡或是巴锡·菲利波尔·文森泽整个晚上都没沾过一滴酒，他究竟叫什么来着？他说我究竟是叫Frederico Enrico，还是Enrico Federico[42]？我说别管什么巴克斯，还是比谁喝得多，于是少校拿大杯来倒红酒，我们便开始了。喝到一半，我不想再喝了。我想去我要去的地方。
“巴锡赢了，”我说，“他比我行。我得走了。”
“他真得走了，”里纳尔迪说，“他有个约会。我都知道。”
“我得走了。”
“改天晚上，”巴锡说，“改天晚上等你感觉好点了再比。”他拍拍我的肩膀。桌上点着几支蜡烛，军官们都很开心。“晚安，先生们。”我说。
里纳尔迪和我一道出来。我们站在门外那一小片地上，他说：“你喝得醉醺醺的，还是别去那儿吧。”
“我没醉，里宁，真的没醉。”
“你还是嚼点咖啡吧。”
“胡说。”
“我去弄点来，宝贝。你来回走走吧。”他带回来一把烤咖啡豆，“嚼嚼这些，宝贝，上帝保佑你。”
“巴克斯。”我说。
“我陪你走一趟。”
“我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们一同穿过小镇，我嚼着咖啡豆。到了通往英国别墅的车道门口，里纳尔迪道了晚安。
“晚安，”我说，“怎么不一块进去？”
他摇摇头。“不进去了，”他说，“我喜欢简单一点的乐趣。”
“谢谢你的咖啡豆。”
“没什么，宝贝，没什么。”
我顺着车道走去。车道两旁的松柏，轮廓鲜明又清晰。我回过头，看见里纳尔迪还站在那儿望着我，便向他挥挥手。
我坐在别墅的会客厅里，等待凯瑟琳·巴克利下来。有人沿着走廊走来。我站起身，但来的不是凯瑟琳，而是弗格森小姐。
“你好，”她说，“凯瑟琳让我转告你，她很抱歉，今晚不能来见你。”
“真遗憾。但愿她没有生病。”
“她不太舒服。”
“你能否转告她我很关切？”
“好的，我会的。”
“你觉得我明天再来见她好不好？”
“可以，我觉得挺好。”
“多谢了，”我说，“晚安。”
我走出门，突然感到既孤单又空虚。我本来就没把来看凯瑟琳当回事，甚至都有点喝醉了，差一点忘了要来，可来了没能见着她，心里却又觉得既孤单又空虚。
第八节
第二天下午，我们听说当天夜里要在河的上游发动进攻，我们得派四辆救护车去那里。尽管人人说起来都深信不疑，一副深谋远虑的样子，其实个个都一无所知。我坐在头一辆救护车里，经过英国医院大门口时，我叫司机停一停。其余的车子也跟着停下来。我下了车，让司机继续开，如果到了去科尔芒斯的岔路口我们还没追上，他们就在那儿等候。我匆匆跑上车道，走进会客厅，说要见见巴克利小姐。
“她在值班。”
“我能否见她一会儿？”
他们派了个勤务兵去问问，巴克利小姐跟着勤务兵来了。
“我路过这儿，来问问你好些没有。他们说你在值班，我还是要求见见你。”
“我很好，”她说，“我想昨天是有些中暑了。”
“我得走了。”
“我陪你到门外走一走吧。”
“你好了吧？”到了外头，我问。
“好了，亲爱的。今晚来吗？”
“不来了。我现在要去参加普拉瓦河上游的一场战斗。”
“一场战斗？”
“我想这算不了什么。”
“你会回来吧？”
“明天。”
她从脖子上解下一样东西，把它放在我手里。“是个圣安东尼[43]像，”她说，“明天晚上来吧。”
“你不是天主教徒吧？”
“不是。但是人家说圣安东尼像很管用。”
“我来替你保管吧。再见。”
“别，”她说，“别说再见。”
“好吧。”
“做个好孩子，当心点。不，你不能在这儿亲我。不能。”
“好吧。”
我回过头，看见她站在台阶上。她挥挥手，我给了她一个飞吻。她又挥挥手。接着我走出车道，爬上救护车车座，我们便起程了。我把圣安东尼像装在一只白色小铁盒里。我打开盒子，把圣像倒放在手掌上。
“圣安东尼像？”司机问。
“是的。”
“我有一个。”他的右手离开方向盘，解开上衣的一颗纽扣，从衬衫里面掏了出来。
“看见没？”
我把我的圣安东尼像放回盒子里，再把那条细细的金链子倒出来，一起放进我的胸袋里。
“你不戴上吗？”
“不戴。”
“还是戴上吧。本来就是用来戴的嘛。”
“好吧。”我说。我解开金链的扣子，把它挂在我的脖子上，扣上扣子。圣像垂在我的制服外面，我解开上衣领子，解开衬衫领口，把它塞到衬衫里面。车子行驶中，我能感觉到它在小铁盒里抵着我的胸部。随后，我便把它给忘掉了。我受伤后，再也没能找到它。大概是在一个包扎所被什么人拿走了。
我们过了桥，车子开得飞快，很快就望见跑在前头的那几辆救护车扬起的尘土。路拐了个弯，可以看见那三辆车子显得特小，车轮扬起尘埃，弥漫在树木之间。我们追上它们，超了过去，拐上一条上山的路。结队开车，只要你开的是领头的车子，倒也没有什么不快活的，我安坐在车座上，观赏起乡村景色来。我们的车子行驶在河这边的山麓上，随着路往上攀升，可以望见北边的高山峻岭，峰顶还有积雪。我回头望望，看见那三辆车子都在爬坡，车与车之间隔着一段尘埃。我们跑到了一支长长的骡队前面，骡子身上都驮着物资，赶骡人戴着红色的菲斯帽，走在骡队旁边。他们都是意大利狙击兵。
赶过骡队之后，路上便空荡荡了，我们的车子爬过山丘，然后沿着一长道爬上山峦的山肩，往下驶进一个河谷。路的两边都是树，透过右排的树，我望见那条河，河水又清又浅，流势湍急。河面很低，河里一片片沙滩和卵石，中间是一条窄窄的河道，有时河水铺展在卵石河床上，泛出光彩夺目的光芒。靠近河岸，我看见几处深水潭，水蓝如天。河上有几座拱形石桥，大路就从这儿分出一条条小径。我们经过农家的石屋，梨树的枝桠倚在南墙上，地里砌着低矮的石墙。我们顺着大路在河谷里盘旋了很久，然后转了个弯又开始爬山了。山路崎岖，时上时下，穿过栗树林后，终于进入平地，沿着山脊而行。穿过林木往下看，可以望见远处山下泛着阳光的那条河，正是它将敌我两军分隔开。我们顺着这条崎岖的新军用道行驶，我朝北望见两道山脉，雪线下又青又黑，雪线上阳光灿烂，一片雪白，煞是好看。接着，路沿着山脊攀升，我看见第三道山脉，那里有更高的雪山，看起来呈粉白色，上有皱褶，形成奇特的平面。随后，我又看到这些高山后面还有不少山峰，不过很难说你真看得见。这些都是奥地利人的高山峻岭，我们可没有这样的山。前面路上有个朝右的圆形转弯，从那儿往下望，看得见路在林间向下延伸。这条路上有部队、卡车和驮着山炮的骡子。当我们挨着路边往下开去时，我可以望见下面越来越远的那条河、沿河的铁轨和枕木，以及带着铁路穿越到对岸去的老桥，还有对岸山脚下要争夺的那座小镇的一片断墙残壁。
等我们下山，拐进河边的那条大路时，天已快黑了。
第九节
路上很拥挤，两边都有玉米秆和草席搭成的屏障，头顶也盖有席子，看起来像马戏团或土著村落的入口。我们的车在这草席覆盖的通道里慢慢行驶，出了通道，便来到一块清理过的空地，这儿原是火车站。这儿的路比河岸还要低，沿这条下沉的路的一边，河岸上挖了好些洞穴，步兵们就藏在里头。太阳在下落，车子在前进，我抬头朝河岸上观望，看见奥军的侦察气球飘浮在对面的小山上，在夕阳辉映下，一个个黑乎乎的。我们把车子停在砖厂那边。过去的砖窑和一些深洞已被改造成包扎所。我认得那里的三名医生。我和少校聊了聊，听说进攻一开始，我们的救护车一装好伤员，就将沿着那条用草席遮掩的路往回送，一直开上沿着山脊而上的大路，那儿有一个救护站，另有车辆把伤员送走。他希望这条路可别阻塞不通，因为这是唯一的通道。这条路被遮掩起来，因为正好处于河对岸奥军的视野范围内。在砖厂这儿，我们有河岸掩护，步枪和机枪打不到我们。河上有一座桥被炸毁了。轰炸一开始，意军准备再搭一座桥，有的部队打算从上游河弯处的浅滩渡河。少校是个小个子，留着向上翘的小胡子。他在利比亚[44]打过仗，身上挂着两条证明他受过伤的条章。他说如果战事顺利的话，他会保证我立功受奖。我说我希望战事顺利，还说他待我太好了。我问他有没有大的掩蔽壕，可以让司机们待在里面，他便派一名士兵领我去。我跟着士兵找到了掩蔽壕，那地方倒蛮不错。司机们很满意，我就把他们安顿在那儿。少校让我跟他和另外两名军官喝一杯。我们喝的是朗姆酒，彼此非常融洽。外面，天渐渐黑下来了。我问什么时候发起进攻，他们说天一黑就开始。我回到司机们那儿。他们坐在掩蔽壕里聊天，我一进来，他们就默不作声了。我给每人发了包香烟——马其顿香烟，烟卷装得松，烟草都露出来了，抽之前需要将两头拧紧点。马内拉打着了打火机，挨个儿递给大家。打火机的形状像是菲亚特汽车的引擎冷却器。我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他们。
“我们刚才下来时怎么没见那救护站？”帕西尼问。
“救护站就在我们拐弯的地方过去一点。”
“那条路会弄得一团糟。”马内拉说。
“他们要把我们轰得××××。”
“可能吧。”
“什么时候吃饭，中尉？一打起来，我们就没工夫吃饭了。”
“我去看看。”我说。
“你看我们是待在这儿，还是四处转转？”
“还是待在这儿吧。”
我回到少校的掩蔽壕里，少校说马上就会有战地厨房，司机们到时可以来领饭了。如果没有饭盒，可以从他这儿借。我说他们想必是有饭盒的。我回去跟司机们说，吃的一到，我就拿来。马内拉说希望在轰炸开始前吃上饭。我出去后，他们才开始说话。他们都是机械师，憎恶战争。
我出去看了看救护车，摸了摸情况，然后回到掩蔽壕，跟四名司机坐在一起。我们背靠着墙，坐在地上抽烟。外边天快黑了。掩蔽壕的土又暖又干，我双肩向后靠着墙，腰背贴地坐着，放松休息。
“派谁去进攻？”加沃齐问。
“意大利狙击兵。”
“都是狙击兵？”
“我想是的。”
“这儿的兵力不足，难以发动一次真正的进攻。”
“也许只是虚张声势，替真正的进攻打掩护。”
“士兵们知道派谁去进攻吗？”
“恐怕不知道。”
“他们当然不知道，”马内拉说，“他们要是知道的话，就不会出击了。”
“会的，他们会出击的，”帕西尼说，“狙击兵都是些笨蛋。”
“他们勇敢，守纪律。”我说。
“他们一个个胸肌发达，身体健康，但仍然是笨蛋。”
“掷弹兵们个子都很高。”马内拉说。这是个笑话，大家都笑了。
“有一次，他们不肯出击，结果落得每十人被枪决一人的下场。当时你在场吗，中尉？”
“不在。”
“确有其事。后来，人家叫他们排好队，每十人处决一个，由宪兵执行枪决。”
“宪兵，”帕西尼说，朝地板上唾了一口，“可是那些掷弹兵，个个身高六英尺（约1.83米）以上。他们就是不肯出击。”
“要是人人不肯出击，战争就结束了。”马内拉说。
“掷弹兵们可不这样想，他们是害怕。军官们家庭出身都很好。”
“有些军官独自冲锋上阵了。”
“一名中士枪毙了两个不肯上阵的军官。”
“有些士兵也冲锋上阵了。”
“那些冲锋上阵的，倒没有被人家列队每十个枪决一个。”
“被宪兵枪决的人中，有一个是我的老乡，”帕西尼说，“他是掷弹兵，长得又高又大，还很机灵。老是待在罗马，老是喜欢泡妞，老是跟宪兵在一起。”他笑起来。“如今，他们派了个挎着刺刀的卫兵守在他家门口，不准任何人去见他的父母姊妹。他父亲还被剥夺了公民权，甚至不许参加选举。他们全都不受法律保护，谁都可以拿走他们的财产。”
“假若不是怕株连家人，谁也不会去冲锋陷阵。”
“会的，阿尔卑斯山部队就会。还有那些志愿兵、狙击兵。”
“狙击兵也有临阵脱逃的。现在，大家尽量装作没有这回事似的。”
“你可别让我们这样谈下去，中尉。Evviva l'esercito[45].”帕西尼挖苦地说。
“我知道你们是怎么说话的，”我说，“但只要你们肯开车，守规——”
“而且说话别让别的军官听见。”马内拉帮我把话说完。
“依我看，我们总得打完这场战争吧，”我说，“一方停战是结束不了战争的。假如我们停战了，那只会更糟糕。”
“不会更糟糕的，”帕西尼用恭敬的口气说，“没有比战争更糟糕的事情了。”
“战败会更糟糕。”
“依我看，不见得，”帕西尼还是用恭敬的口气说，“战败算什么？你回家就是了。”
“人家追着你来了，占领你的家，奸污你的姐妹。”
“不见得，”帕西尼说，“他们不可能对人人都这么做。让人人守住自己的家，把自己的姐妹关在屋里。”
“他们绞死你，逼着你再去当兵，不让你进汽车救护队，让你去当步兵。”
“他们不可能把每个人都绞死呀。”
“外族人不可能逼你去当兵，”马内拉说，“刚打第一仗，大家都跑光了。”
“就像捷克人那样。[46]”
“我想你压根儿没尝过被征服的滋味，所以你认为这没什么残酷的。”
“中尉，”帕西尼说，“我们晓得你让我们畅所欲言。听着，没有什么事比战争更残酷了。我们汽车救护队的人根本意识不到战争有多残酷。即使有人意识到，也无力阻止，因为大家都疯了。有些人永远意识不到，有些人怕军官，战争就是由军官造成的。”
“我也知道战争残酷，但总要把它打完的。”
“战争是完不了的。战争是打不完的。”
“不，打得完。”
帕西尼摇摇头。
“战争不是靠打胜仗来取胜的。即使我们拿下了圣加布里埃尔山，那又怎么样？即使拿下了卡索、蒙法尔科内和的里雅斯特[47]，又怎么样？那时我们在哪儿？你今天看到那些遥远的群山了吗？你认为我们应该把它们都拿下来吗？只有奥军停战，才行。总有一方必须停战，我们为什么不停战呢？敌军要是开进意大利，就会感到厌倦，一走了之，他们有自己的国家。但谁也不肯让步，于是就有了战争。”
“你是个演说家呀。”
“我们思考，我们读书，我们不是农民，我们是机械师。即使是农民，也知道不去相信战争。人人都恨这场战争。”
“一个国家有个统治阶级，这统治阶级是愚蠢的，什么都不懂，并且永远不会懂得。因此就有了这场战争。”
“而且他们还借此发财。”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发不了财，”帕西尼说，“他们太愚蠢了。他们毫无目的地打起来，只是出于愚蠢。”
“我们得闭嘴了，”马内拉说，“即使对中尉来说，我们也说得太多了。”
“他喜欢听，”帕西尼说，“我们会改变他的。”
“不过，现在可得闭嘴了。”马内拉说。
“我们可以吃饭了吗，中尉？”加沃齐问。
“我去看看。”我说。戈尔迪尼站起身，跟我一道走出去。
“我能做点什么，中尉？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他是四人中最安静的一位。“你要来就跟我来吧，”我说，“我们看看去。”
外面天已黑了，探照灯长长的光柱在山间晃动着。这条战线上，有些军用卡车上装了大型探照灯，有时夜间赶路能碰得见，就在挨近前线的后边，卡车停在路旁，有名军官在指挥着灯光，他的部下惊慌不已。我们穿过砖厂，在包扎总站前停了下来。入口的上面有绿枝搭成的小屏障，黑暗中，夜风把太阳晒干的树叶吹得沙沙作响。里边亮着灯，少校坐在一只箱子上打电话。一名军医上尉说，进攻提前了一小时。他递给我一杯科涅克白兰地。我望着那些木板桌、灯下闪闪发光的医疗器械、脸盆和盖好的药瓶，戈尔迪尼站在我身后。少校打好电话，站起身来。
“现在开始了，”他说，“又推后到原来的时间。”
我望望外面，一片漆黑，奥军的探照灯在我们身后的山上照来照去。不过，还是安静了一会儿，接着我们身后的大炮都响了起来，轰炸开始了。
“萨伏伊王室[48]的部队。”少校说。
“汤呢，少校？”我说。他没听见我说的话，我又说了一遍。
“还没送来。”
一颗大炮弹飞来，在砖厂外头爆炸。又一声爆炸，在这大爆炸声中，还能听见砖头和泥土像雨点般落下时发出的细小的声响。
“有什么可吃的？”
“只有一点干面。”少校说。
“有什么，我就吃什么好了。”
少校对勤务兵吩咐了几句，勤务兵走到后边去，回来时端了一铁盆冷的煮通心粉。我接过来递给戈尔迪尼。
“有干酪吗？”
少校很勉强地对勤务兵吩咐了一声，勤务兵再次钻到后边的洞里去，回来时端了四分之一块白干酪。
“多谢了。”我说。
“你们最好别出去。”
外边有两个人在门口旁边放了一样什么东西，其中一个还朝里面张望。
“把他抬进来。”少校说，“你们怎么啦？难道要我们到外面去抬他？”
抬担架的两人抱住伤员的腋下和腿，把他抬了进来。
“撕开他的外衣。”少校说。
他拿着个镊子，镊子底下夹着块纱布。两个上尉脱下外衣。“出去。”少校对抬担架的两人说。
“走吧。”我对戈尔迪尼说。
“你们还是等轰炸过了再走。”少校扭过头说。
“他们想吃东西。”我说。
“那就随你便。”
出来后，我们冲过砖厂。一颗炮弹落在河岸附近，突然爆炸了。接着又是一颗，不过我们没有听见，直至猛然有一股气浪冲来。我们两人连忙扑倒在地，先是爆炸的闪光和撞击声，然后是火药的气味，我们听见一阵弹片的呼啸声和砖石的坠落声。戈尔迪尼跳起身朝掩蔽壕跑去。我跟在他后边，手里拿着干酪，干酪光滑的表面已蒙上了砖灰。掩蔽壕里，三位司机正靠墙坐着，抽着烟。
“给你们，爱国者。”我说。
“车子怎么样？”马内拉问。
“挺好。”
“你受惊了吧，中尉？”
“你他妈的说对了。”我说。
我拿出小刀，打开，揩揩刀口，刮去干酪表皮的灰尘。加沃齐把那盆通心粉递给我。
“来吃吧，中尉。”
“不了，”我说，“放地上吧。我们一块吃。”
“没有叉子。”
“管它呢。”我用英语说。
我把干酪切成片，放在通心粉上。
“坐下来吃吧。”我说。他们坐下等着。我伸出五指去抓面，把面提起来。一团面松开了。
“提高点，中尉。”
我提起那团面，把手臂伸直，面条总算离开了盆子。然后，我再放下来往嘴里送，吸到头就咬断，然后咀嚼，接着咬一口干酪，咀嚼一下，喝一口酒。那酒的味道就像生锈的金属。我把饭盒还给帕西尼。
“差劲透了，”他说，“放的时间太长了。我一直搁在车子里。”
大家都吃起来，下巴紧贴着面盆，头往后仰，把面条全部吸进嘴里。我又吃了一口面，尝一点干酪，用酒冲一冲。外面有什么东西落下，大地震动了一下。
“不是四二零大炮，就是迫击炮弹。”加沃齐说。
“山里头根本没有四二零。”我说。
“他们有斯柯达大炮[49]。我见过这种炮弹炸出的大坑。”
“那是三零五。”
我们接着吃。有人咳嗽了一声，好像火车头在开动的声音，接着又是一声震天动地的爆炸。
“这掩蔽壕挖得还不够深。”帕西尼说。
“那是一门大迫击炮。”
“是的，长官。”
我吃完我那份干酪，喝下一口酒。在别的声响中，我听见一声咳嗽，接着是“嚓——嚓——嚓”的声音，再然后是一道闪光，仿佛熔炉门被突然打开。紧接着是轰隆一声，先是白色，后是红色，跟着一股疾风扑来，持续不停。我使劲呼吸，可又无法呼吸，只觉得灵魂冲出了躯壳，往外冲，往外冲，我的躯壳始终在风中往外冲。迅即间，我的灵魂出了窍，我知道我已经死了，如果以为是刚刚死去，那是大错特错。随后我就飘浮起来，不是往前飘，而是退回来。我吸口气，回到原地。地面已被炸裂，在我脑袋前面，就有一根破裂的木梁。我的脑袋在摇晃，听见有人在哭。我想是有人在尖叫。我想动，但是动不了。我听见河对岸和沿河上下的机枪声和步枪声。随着一阵响亮的溅水声，我看见照明弹在往上升，接着炸裂了，一片白光在天上飘浮着，随即火箭也冲上天，还听见炸弹声。这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随后我听见附近有人在嚷：“我的妈呀！噢，我的妈呀！”我又是拔，又是扭，终于抽出了双腿，便转过身去摸摸他。原来是帕西尼，我一碰他，他就尖叫。他的双腿朝着我，我在明暗交错中看到，他的双腿膝盖以上全都炸烂了。一条腿不见了，另一条腿仅由肌腱和裤腿的一部分勉强连着，残余的一截在抽搐，在痉挛，好像脱了节似的。他咬咬胳臂，哼叫道：“噢，我的妈，我的妈呀！”接着又说：“Dio te salve[50]，马利亚。Dio te salve，马利亚。噢，耶稣，打死我吧打死我吧我的妈我的妈噢最纯洁可爱的马利亚打死我吧。结束这痛苦吧。结束这痛苦吧。结束这痛苦吧。噢耶稣可爱的马利亚结束这痛苦吧。噢噢噢噢。”接着，是一阵哽噎声：“妈呀，我的妈呀。”然后，他安静下来，咬着胳臂，腿的残肢在抽搐着。
“Porta feriti[51]！”我将两手合拢成杯形，放在嘴边，大声喊道。“Porta feriti！”我想接近帕西尼西给他腿上绑根止血带，但我根本动不了。我又试了一次，我的腿稍微挪动了一点。我可以用双臂和双肘撑着往后爬。帕西尼现在安静了。我坐在他旁边，解开我的外衣，想撕下我的衬衣后摆。衬衫撕不动，我就用牙齿咬住布的边沿来撕。这时，我才想起他的布绑腿。我穿着羊毛袜，而帕西尼却裹着布绑腿。司机们都裹着布绑腿，但帕西尼只有一条腿。我解开布绑腿，可我这么做的时候，就发觉没有必要再绑止血带了，因为他已经死了。我确认了一下，他是死了。还得找一找另外三个人。我坐直了身子，这才发觉我脑袋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就像洋娃娃的眼睛上压着铁块，我眼球后面被什么东西击中了。我的双腿又暖又湿，鞋子里面又湿又暖。我知道我中弹了，就俯下身子去摸摸膝盖。我的膝盖不见了。我把手伸进去，才发现我的膝盖原来在小腿上。我在衬衫上擦擦手，又有一道照明弹的光慢慢地落下来，我看着我的腿，心里非常害怕。噢，上帝，我说，让我离开这里吧。然而，我知道，还有另外三个人。本来有四个司机，帕西尼死了，还有三个。有人抱住我的腋下，另有一人抬起了我的双腿。
“还有三个人，”我说，“有一个死了。”
“我是马内拉。我们去找担架，可是找不着。你好吗，中尉？”
“戈尔迪尼和加沃齐在哪儿？”
“戈尔迪尼在急救站接受包扎。加沃齐，抬着他的双腿。搂住我的脖子，中尉。你伤得很厉害吗？”
“伤在腿上。戈尔迪尼怎么样啦？”
“他没事。是颗大迫击炮弹。”
“帕西尼死了。”
“是的。他死了。”
一颗炮弹在附近落下，他们俩都扑倒在地，把我也摔在地上。“对不起，中尉，”马内拉说，“搂着我的脖子。”
“让你再摔倒我呀。”
“刚才因为我们受惊了。”
“你们俩没受伤吧？”
“都只受了一点伤。”
“戈尔迪尼还能开车吗？”
“恐怕不行了。”
到达救护站之前，他们又摔了我一次。
“狗娘养的。”我说。
“对不起，中尉，”马内拉说，“不会再摔着你了。”
在救护站外面，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人躺在黑暗中的地上。他们把伤员抬进来又抬出去。在军医们把包扎所的门帘打开，把伤员抬进抬出时，我看得见里边的灯光。死了的就搁在一边。军医们把袖子卷到了肩部，一个个浑身是血，跟屠夫一般。担架不够用。有些伤员吵得厉害，大多数人都很安静。包扎所门上用来遮荫的树叶给风刮得沙沙作响，夜越来越冷了。时不时有担架兵走进来，放下担架，卸下伤员，随即又走出去。我一到包扎所，马内拉就找来一名中士军医，给我两条腿都扎上绷带。他说伤口里的灰尘太多，所以没流多少血，他们会尽快给我治疗。他回到里边去了。马内拉说，戈尔迪尼不能开车了，他的肩膀骨折了，头部也受了伤。他没觉得怎么疼，但现在肩膀不听使唤了。他坐在一垛砖墙边。马内拉和加沃齐各自送走了一批伤员，他们还能开车。英军派来三辆救护车，每辆车上配备两个人。其中有一名司机由戈尔迪尼领着，向我走过来。戈尔迪尼看上去面色煞白，一副病容。英国人弯下腰来。
“你伤得严重吗？”他问。他是个高个子，戴着一副钢边眼镜。
“腿上受了伤。”
“希望不太严重。抽支烟吧？”
“谢谢。”
“他们告诉我说，你损失了两名司机。”
“是的。一个死了，还有就是领你来的这位。”
“真不幸。你愿意让我们来开车吗？”
“我正想请你们来开呢。”
“我们会好好照料车子，用完还到别墅去。你们是206，对吧？”
“是的。”
“那是个迷人的地方。我以前见过你，他们说你是美国人。”
“是的。”
“我是英国人。”
“不会吧！”
“是的，英国人。你以为我是意大利人吗？我们有支部队里有些意大利人。”
“你们肯替我们开车，那太好了。”我说。
“我们会十分当心的，”他挺直了身子，“你们的这个伙计急巴巴地就想让我来见你。”他说着，拍了拍戈尔迪尼的肩膀。戈尔迪尼身子一缩，笑了笑。英国人突然操起流利纯正的意大利语来。“现在一切安排好了。我见过了你们的中尉，我们来接管这两部车子，你们现在不用操心了，”他顿了顿又说，“我得设法把你送出去。我去找医务人员，把你一道送回去。”
他朝包扎所走去，小心翼翼地移动着脚步，唯恐踩着地上的伤员。我看见毛毯帘子被掀开，里面的灯光透出来，他走了进去。
“他会关照你的，中尉。”戈尔迪尼说。
“你怎么样，弗兰哥？”
“我没事。”他在我身边坐下。不一会儿，包扎所门上的毛帘子掀开了，走出两个担架员，后面跟着那位高个子英国人。他把他们领到我跟前。
“这位就是美国中尉。”他用意大利语说。
“我还是等等吧，”我说，“还有比我伤得更重的人。我没事儿。”
“得了，得了，”他说，“别充该死的英雄啦。”然后他又用意大利语说：“抬他的时候，要当心他的双腿。他的腿痛得厉害。他是威尔逊总统的嫡亲公子。”他们把我抬起，送进包扎室。里面所有的桌上都有人在动手术。小个子少校悻悻地瞪着我们。他认出了我，挥了挥镊子。
“Cava bien[52]？”
“Cava[53].”
“是我把他带来的，”高个子英国人用意大利语说，“他是美国大使的独生子。就让他待在这儿吧，等你们一腾出手，就给他医治。然后，我把他随第一批伤员运回去。”他朝我弯下腰来。“我去找他们的副官给你办病历，这样事情会快得多。”他弯着身出了门，走了。少校这时取下镊子，把它们丢进盆子里。我的目光随着他的手移动，现在他在扎绷带。随后，担架员把人从桌上抬走了。
“我来负责美国中尉吧。”一个上尉军医说。他们把我抬上桌子，桌面又硬又滑，有许多刺鼻的气味，既有化学药品味，又有甜滋滋的人血味。他们脱下我的裤子，上尉军医一边检查，一边对中士副官口述起来：“左右大腿、左右膝盖和右脚上多处负伤。右膝、右脚伤势较重。头皮有裂伤，”他用探针探查了一下，“痛吗？”“基督啊，痛呀！”“头盖可能有骨折，值勤时受的伤。这样一来，军事法庭就不会说你是自残了。”他说，“想喝点白兰地吗？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的？你打算干什么，自杀吗？请给他打一针防破伤风疫苗，在他两条腿上都画个十字记号，谢谢。我来清理一下，清洗干净，扎上绷带。你的凝血功能相当棒。”
写病历的副官抬起头来问：“你是怎么受伤的？”
上尉军医问：“什么击中了你？”
我闭着眼睛说：“一颗迫击炮弹。”
上尉做的手术很痛，割裂了肌肉组织，问我：“你肯定吗？”
我尽量躺着不动，肌肉组织被切割的时候，我感觉胃在颤抖，便说：“我想是的。”
上尉军医找到了什么东西，很感兴趣地说：“敌军迫击炮弹的碎片。你要是同意的话，我可以再查查看，不过没有必要。我把这些都涂上颜色——这儿痛不痛？好了，这比起以后的疼痛，算不了什么。真正的疼痛还没开始呢。给他来杯白兰地，一时的受惊可以减轻点疼痛。倒也没什么，只要不感染，就用不着担心，再说现在也很少感染。你的头怎么样？”
“仁慈的基督啊！”我说。
“那你还是别喝太多的白兰地。要是骨折了，还要防止发炎。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浑身是汗。
“仁慈的基督啊！”我说。
“我想你还是骨折了。我给你包起来，免得你的脑袋东碰西撞。”他给我包扎，动作非常麻利，绷带扎得又紧又稳。“好了，祝你好运，Vive la France[54].”
“他是美国人。”另一位上尉说。
“我以为你说他是法国人。他讲法语，”上尉说，“我早就认识他。我总以为他是法国人。”他喝下大半杯科涅克白兰地。“把重病号送上来，多拿些防破伤风疫苗来。”上尉冲我挥挥手。他们抬起我，出去的时候，门上的毛毯打在我脸上。到了外头，中士副官在我躺的地方跪下来。“姓氏？”他轻声问道，“中间名？教名？军衔？出生地？级别？军团？……”问完，他又转过头对我说：“我为你头上的伤感到难过，中尉，希望你感觉好些。我现在用英国救护车送你走。”
“我没事儿，”我说，“非常感谢。”少校先前所说的疼痛现在开始了，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激不起我的兴趣，也与我无关。过了一会儿，英国救护车来了，他们把我放在担架上，再把担架抬上救护车，推了进去。我旁边还有一副担架，上面躺着个男人，他的整个脸都扎了绷带，只看得见鼻子，像蜡像一般。他的呼吸很沉重。又抬来几副担架，挂在上边的吊索上。高个子英国司机走过来，朝里面望望。“我要稳稳当当地开，”他说，“希望你们感觉舒坦。”我感觉到引擎发动了，他爬上前座，松开刹车，踩下离合器，接着我们就启程了。我静静地躺着，任凭疼痛肆虐。
救护车沿着山路爬行，开得很慢，有时停下，有时倒车拐弯，后来终于跑起来了。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往下滴。起初滴得很慢很有节奏，后来就滴滴答答地流淌起来。我向司机嚷叫起来。他停下车，从车座后的窗洞望进来。
“什么事？”
“我上边担架上的那个人在流血。”
“离山顶不远了，我一个人没法把担架弄出来。”他又开车了。血流个不停。黑暗中，我看不清是从他头顶上方帆布的哪里流下来的。我试图把身子往旁边挪挪，免得血流在我身上。有的血流进我衬衫里，又暖又黏。我忽然浑身发冷，腿又一阵剧痛，难受得直想吐。过了一会儿，上边担架上血流得少了，又开始一滴一滴地落下来，我感到上面的帆布在动，担架上的那个人终于安定下来。
“他怎么样了？”英国人回头问，“我们快到山顶了。”
“我想他是死了。”我说。
血滴得很慢，就像太阳落山后冰柱上滴下的水珠。我们沿着山路往上爬，沉沉夜色中，车里寒气袭人。到了山顶救护站，他们把那副担架抬出去，把另外一副担架放进来，我们又继续赶路。
第十节
在野战医院的病房里，他们告诉我：有人下午要来看我。那天天热，房间里有好多苍蝇。我的护理员把纸裁成纸条，绑在棍子上做成掸子，来驱赶苍蝇。我看着那些苍蝇叮在天花板上。只要护理员一停止挥赶，再一打瞌睡，苍蝇便飞下来，我就吹着气把它们赶走，可是没用，最后我只好用双手捂住脸，也睡着了。天太热了，我一觉醒来，腿上发痒。我叫醒护理员，他往绷带上倒了些矿泉水。就这样，床被弄得又湿又凉。睡醒的人就在病房里聊天。医院的下午是比较安静的。每天早晨，会有三个男护士和一名医生挨个来巡视病床，把病人一个个抬下床，送到包扎室去换药，趁换药的机会，给病人整理床铺。去包扎室换药可不是好玩的，我后来才知道，床上有病人，也照样可以铺床。护理员泼完了水，床上又凉快又舒服，我正吩咐他给我脚底什么地方挠痒的时候，有一位医生带来了里纳尔迪。他脚步匆匆地来到床前，弯下腰来亲了亲我。我见他戴着手套。
“你好吗，宝贝？感觉如何？我给你带来了这个——”我一看是一瓶科涅克白兰地。护理员搬来一把椅子，他坐下了，“还有个好消息。他们要给你授勋，想给你弄块银质奖章，但是也许只能搞到铜的。”
“为什么呀？”
“因为你受了重伤。他们说，只要你能证明你有什么英雄事迹，你就能得到银质奖章。否则就只能是铜的了。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有什么英雄事迹吗？”
“没有，”我说，“大家在吃干酪的时候，我被炸了。”
“别开玩笑。受伤前后，你肯定有过什么英雄事迹。仔细想想看。”
“我真没有。”
“你没背过什么人吗？戈尔迪尼说你背过好几个人，但急救站的少校军医说，这是不可能的。你要想得到奖励，得让他在提议书上签字。”
“我没背过什么人，我动都动不了。”
“那没关系。”里纳尔迪说。
他摘下手套。
“我想我们能替你弄到银质奖章。你不是拒绝比别人先接受治疗吗？”
“也不是很坚决。”
“那没关系。看看你伤得多么严重，看看你的勇敢行为，总是要求上一线。再说，这次行动又很成功。”
“他们顺利过河了吗？”
“顺利极啦。俘获了近千名俘虏，公报上写着呢。你没看公报吗？”
“没有。”
“等我带一份给你看看。这次奇袭非常成功。”
“各方面情况怎么样？”
“棒极了，大家都棒极了，人人都替你感到骄傲。跟我详细说说事情的经过吧，我敢肯定你能拿到银质奖章。跟我说说吧，把一切都告诉我，”他停了停，想了想，“说不定你还能弄枚英国勋章呢。那儿有个英国人，我去找找他，看他愿不愿意推荐你。他总会有点办法的。你遭了很多罪吧？喝一杯吧。护理员，去拿个瓶塞起子来。噢，你真该看看我是怎样给人切除三米小肠的，我的医术现在是今非昔比了。这可是给《柳叶刀》[55]杂志投稿的好素材，你替我翻译成英文，我把它投到《柳叶刀》。我的医术日益精湛啦。可怜的宝贝，你感觉怎么样啦？怎么还不见那个该死的瓶塞起子？你这么勇敢沉着，我都忘了你在受罪。”他拿手套拍拍床沿。
“瓶塞起子拿来了，中尉长官。”护理员说。
“打开酒瓶，拿个杯子来。喝了这个，宝贝。你那可怜的脑袋怎么样了？我看过你的病历，压根儿没有骨折。急救站的少校是个杀猪的，我要是给你动手术，决不会让你吃苦的。我从不让任何人吃苦，我掌握了这里面的诀窍。我天天学习，手术越做越顺当，技术越来越精湛。原谅我话这么多，宝贝。看到你受这么重的伤，我真心痛。好了，喝了这个。不错的。花了十五里拉呢。一定不错，五星的，我一离开这儿，就去找那个英国人，让他给你弄一枚英国勋章。”
“他们的勋章可不是随便给的。”
“你太谦虚了。我打发联络官去，他能对付那个英国人。”
“你见过巴克利小姐没有？”
“我把她带来了，现在就去叫她。”
“别去，”我说，“给我讲讲戈里察的情况。姑娘们怎么样啦？”
“哪还有什么姑娘，两个星期以来就没有调换过。我再也不去那儿了，太丢人了。她们哪儿是姑娘，简直就是老战友了。”
“你压根儿不去啦？”
“就是去，也只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来的，顺路去看看。大家都问起你，她们居然会待这么久，彼此都成朋友了，真是太丢人啦。”
“也许姑娘们不愿意再上前线来了。”
“她们当然愿意来。他们有的是姑娘，只是管理不善。他们把姑娘们都留在后方，供躲在防空洞里的人尽情享乐。”
“可怜的里纳尔迪，”我说，“一个人孤零零地作战，却没有新来的姑娘。”
里纳尔迪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科涅克白兰地。
“我想你喝点酒没害处，宝贝。你喝吧。”
我喝了那杯科涅克白兰地，觉得浑身热乎乎的。里纳尔迪又倒了一杯，他现在安静了。他端起酒杯道：“为你英勇的伤口，为了银质奖章。告诉我，宝贝，这大热天里，你总是躺在这儿，不感到冲动吗？”
“有时会的。”
“我无法想象怎么能这样躺着，我会发疯的。”
“你是发疯了。”
“我希望你回来。现在没人半夜三更带着浪漫故事回来了，没人可以开玩笑，没人可以借钞票，没有把兄弟和室友。你为什么要受伤呢？”
“你可以拿牧师开玩笑啊。”
“那个牧师。开他玩笑的不是我，而是上尉。我是喜欢他的。要是非得有个牧师，用这个牧师也就行了。他要来看你，正大做准备呢。”
“我喜欢他。”
“噢，我早就知道啦。有时我觉得你和他有点那个劲儿。你懂的。”
“不，你不会吧。”
“是的，我有时是那样想的。你们俩就像安科纳旅第一团的番号，有点那个劲儿。”
“嗐，见鬼去吧。”
他站起身，戴上手套。
“哈，我喜欢逗你玩，宝贝。尽管你有牧师，有英国姑娘，你骨子里还真跟我一模一样。”
“不，我跟你不一样。”
“别不信，我们是一样的。你其实是个意大利人。肚子里除了火和烟以外，什么也没有。你只是假装自己是个美国人。我们是兄弟，彼此相爱。”
“我不在的时候，你可要规矩点。”我说。
“我会叫巴克利小姐来的。没有我，你跟她在一起会更好。你会纯洁一点，甜蜜一点。”
“嗐，见鬼去吧。”
“我会找她来的。你那冷冰冰的美丽女神、英国女神。我的天哪，碰上这样的女人，男人除了崇拜，还能做什么呢？英国女人还能有别的用处吗？”
“你这愚昧无知、嘴巴龌龊的意大利佬。”
“一个什么？”
“一个愚昧无知的意大利佬。”
“意大利佬。你才是个冷面的……意大利佬呢。”
“你愚昧无知。笨头笨脑，”我知道那个字眼刺伤了他，便乘胜追击，“没见识，没经验，因为没经验而变得笨头笨脑。”
“真的吗？让我跟你说说你们那些好女人，说说你们的女神。找个一向清白的姑娘和找个女人，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姑娘会痛。我只知道这一点，”他用手套拍打着床，“而你永远不知道姑娘是否真喜欢干那事。”
“别生气嘛。”
“我没有生气。我跟你讲这些话，宝贝，只是为你好。让你少些麻烦。”
“就这唯一的不同？”
“是的。但是许许多多像你这样的傻瓜却不明白。”
“谢谢你好心告诉我。”
“咱们别拌嘴啦，宝贝。我太爱你了。不过，可别当傻瓜。”
“不会。我要像你一样聪明。”
“别生气，宝贝。笑一笑，喝一杯。我真得走了。”
“你真是个贴心的哥儿们。”
“现在你看到了，我俩骨子里是一样的。我俩是战友。跟我吻别吧。”
“你还挺伤感的。”
“不，我只是比你感情更深一些。”
我感觉到他的气息在向我逼近。“再见，我很快会再来看你的，”他的气息远去了，“你不乐意，我就不吻你啦。我会把你的英国姑娘送来的。再见，宝贝。科涅克白兰地就放在床底下，早点康复。”
他走了。
第十一节
牧师来的时候，已是傍晚。在这之前，他们给我送来了饭，后来又收走了碗盘，我便躺在那里，望着一排排的病床，望着窗外在晚风中微微摇晃的树梢。微风从窗口吹进来，到了夜晚，天凉快了一点。这时，苍蝇落在天花板上，落在电线吊着的电灯泡上。电灯只是夜间有人给送进来，或者有什么事要做时才开。黄昏后，病房里一片黑暗，而且要一直黑暗下去，这让我觉得自己很年轻，好像小时候早早吃了晚饭就给弄上床睡觉一样。护理员从病床间走来，到我跟前停住脚。有人跟着他来，原来是牧师。他站在那儿，小小的个子，棕色的脸，一副难为情的样子。
“你好吗？”他问，说着把几包东西放在床旁边的地板上。
“挺好，神父。”
他在先前给里纳尔迪端来的那把椅子上坐下，局促不安地望着窗外。我注意到他的脸显得很疲惫。
“我只能待一会儿，”他说，“时候不早了。”
“还不晚。食堂怎么样？”
他微微一笑。“我还是人家的一大笑料，”他的声音听起来也很疲惫，“感谢上帝，大家都平安无事。”
“看你挺好，我很高兴，”他说，“希望你不感到疼痛。”他好像很疲惫，我很少见他这样疲惫。
“已经不疼了。”
“食堂里缺了你，挺想念的。”
“我也盼望回去，一起谈谈总是很有意思。”
“我给你带了些小东西，”他说着从地上捡起包裹，“这是蚊帐，这是一瓶味美思。你喜欢味美思吗？这是些英文报纸。”
“把报纸打开，给我看看。”
他一听很高兴，马上打开了报纸。我双手捧着蚊帐。他端起味美思给我看了看，然后放回床边地板上。我拿起那捆英文报纸中的一张，并把它转了转，使它正好对着窗外射进来的微弱光线，这样就可以看清标题了。原来是《世界新闻报》。
“其他的报纸是有插图的。”他说。
“看这些报纸一定很有趣。你从哪儿搞来的？”
“我是托人到梅斯特雷[56]买来的。以后还会有的。”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神父。喝一杯味美思吧。”
“谢谢。你留着自己喝吧，是特地带给你的。”
“别这样，喝一杯吧。”
“好吧，以后再给你带点来。”
护理员拿来杯子，打开酒瓶。他把瓶塞搞折了，只好把剩下的那截戳进瓶里去。我看出牧师有些失望，但他还是说：“没关系，不要紧。”
“祝你健康，神父。”
“祝你早日康复。”
随后，他还端着酒杯，我们彼此对望着。平时我们谈得很投机，像好朋友一样，可是今晚却有些拘束。
“怎么啦，神父？你好像很疲倦。”
“我是疲倦，可我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是天气太热吧？”
“不是，还只是春天呢。我觉得打不起精神。”
“你有战争厌倦症吧。”
“倒不是。不过，我是讨厌战争。”
“我也不喜欢战争。”我说。他摇摇头，望望窗外。
“你不在乎战争，你不懂得什么是战争。你要原谅我，我知道你受了伤。”
“那不过是意外受的伤。”
“就算你受了伤，你还是不懂得什么是战争，我敢说。我自己也不太明白，但我还是体会到了那么一点。”
“我受伤的时候，大伙正在谈论这个话题。帕西尼说得正起劲。”
牧师放下杯子，他在想别的事。
“我了解他们，因为我就像他们一样。”他说。
“不过，你和他们不一样。”
“可我确实跟他们是一样的。”
“军官们什么也不明白。”
“有些军官还是明白的。他们非常敏感，比我们谁都难受。”
“他们大多数人是不太相同的。”
“这不是教育或金钱的问题，而是别的原因。像帕西尼这样的人，即使受过教育或者很有钱，也不会愿意当军官。我就不愿意当军官。”
“你可是一位军官呀。我也是个军官。”
“我其实不算。你甚至不是意大利人，你是个外国人。与其说你接近士兵，不如说你接近军官。”
“那有什么区别呢？”
“我一下子也说不清楚。有人想要引起战争，这个国家有不少这样的人。还有人不愿意引起战争。”
“但是前一种人会逼着后一种人去打仗。”
“是的。”
“而我在帮助前一种人。”
“你是外国人又是爱国人士。”
“那些不愿意引起战争的人呢？他们能阻止战争吗？”
“我不知道。”
他又望着窗外。我盯着他的脸。
“有史以来，可有谁阻止过战争的？”
“人们自己组织不起来，也就无法阻止战争；而一旦组织起来，却又被自己的头儿出卖了。”
“这么说，是没有希望了？”
“也不是绝对没有希望。可有时候我无法抱有希望。我总是竭力抱有希望，可有时候又做不到。”
“也许战争会结束的。”
“希望如此。”
“那你会做什么呢？”
“要是可能的话，我要回到阿布鲁齐。”
他那棕色的脸突然变得喜气洋洋。
“你喜欢阿布鲁齐？”
“是的，非常喜欢。”
“那你应该去那儿。”
“那我太幸福了。但愿我能住在那儿，爱上帝，并侍奉上帝。”
“同时受人尊重。”我说。
“是的，还受人尊重。怎么会不受人尊重呢？”
“没有理由不受尊重，你应该受到尊重。”
“那也没关系。在我们那地方，人们都知道人可以爱上帝。这可不是龌龊的玩笑。”
“我明白。”
他看看我，笑了笑。
“你明白，但你并不爱上帝。”
“是不爱。”
“压根儿不爱上帝？”他问。
“我有时候夜里还挺怕他。”
“你应该爱他。”
“我不是很爱。”
“不，”他说，“你是爱的。你跟我讲过夜里的事，那不是爱，那只是激情和欲望。你爱的时候，就想为对方做事，想为对方牺牲，想为对方服务。”
“我不爱。”
“你会的，我知道你会的。那时你就会快活了。”
“我是快活的，我一直是快活的。”
“那是另一回事。你没有经历，就不可能知道其中的奥秘。”
“好吧，”我说，“我一旦有了，一定告诉你。”
“我待得太久了，话说得太多了。”他担心真是这样。
“不，别走。爱女人是怎么回事？假如我真爱上某个女人，会不会也像那样？”
“这我可不知道，我从没爱过任何女人。”
“那你母亲呢？”
“是呀，我一定爱过我母亲。”
“你一向爱上帝吗？”
“从孩提时候起。”
“噢，”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你是个好孩子。”我说。
“我是个孩子，”他说，“可你们叫我神父。”
“那是出于礼貌。”
他笑了笑。
“我真得走了，”他说，“你不要我给你带什么东西吗？”他怀着希望问道。
“不用，你来聊聊就行了。”
“我把你的问候转达给食堂里的朋友。”
“谢谢你带来这么多好东西。”
“那不算什么。”
“再来看我啊。”
“好的，再见。”他拍拍我的手。
“再见。”我用土语说。
“Ciaou。”他重复了一声。
病房里黑洞洞的，一直坐在床脚边的护理员站起身来送他出去。我很喜欢他，希望他有一天能回到阿布鲁齐。他在食堂里的日子不好过，虽然他不往心里去，但是我想他若是回到自己的家乡，生活会很美好。他告诉过我，在卡普拉科塔，小镇下头的溪流里有鳟鱼，夜里不准吹笛子，青年人可以唱小夜曲，只是不准吹笛子。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少女们夜里听到笛声是不吉利的。那里的庄稼人都互相尊称对方为“堂”[57]，他们一见到你，便会脱帽致意。他父亲天天去打猎，并且常在庄稼人家吃饭。他家总是很受尊重。不过要是外国人来打猎，必须出示证明书，证明自己从来没有被逮捕过。大萨索山[58]有熊，可惜路太远。阿奎拉[59]是个不错的小镇，夏天晚上很凉爽，而阿布鲁齐的春天是全意大利最美的。然而，最惬意的还是秋天在栗树林里打猎。那儿的鸟全都很棒，因为它们吃的是葡萄。你也从不用自带午饭，因为庄稼人总是以能请你到家里吃饭为荣。过了一会儿，我便睡着了。
第十二节
这间病房很长，右边是一排窗户，尽头有一道门，通往包扎室。我们的那一排床朝着窗户，窗户下面的另一排床朝着墙壁。你若是左侧着身子躺在那儿，就能望见包扎室的门。病房尽头另有一道门，有时会有人打那道门进来。要是有人快死了，他们就用屏风把那张床围起来，这样你就看不见病人是怎么死的，只看得见屏风底下露出来的医生和男护士的鞋子和绑腿，有时候到末了，还能听见他们的窃窃私语。随后，牧师就从屏风后走出来，接着男护士会回到屏风后，抬着死去的病人出来，他们会给死人盖上一条毯子，把死人从两排床中间的走道抬出去。随即会有人将屏风折好拿走。
那天早晨，负责病房事务的少校问我第二天能不能出发。我说能。他说那他们一大早就把我送出去。他说别等天太热再上路，这样我会好受些。
他们把我从床上抬下来，送往包扎室时，我可以从窗口望出去，我看见花园里新添了几座坟。一个士兵坐在通往花园的那扇门外，做着十字架，并把葬在花园里的人的姓名、军衔、部队番号，用油漆写在十字架上。他也替病房跑跑腿，还抽空拿奥军的步枪子弹壳给我做了个打火机。医生们人都很好，看来也很能干。他们急于把我送到米兰去，因为那里有更好的X光设备，等我动了手术后，可以在那儿接受理疗仪治疗。我也想去米兰。他们想把我们都送出去，尽可能送到后方，因为进攻一旦开始，所有的病床都得派上用场。
离开野战医院的头天晚上，里纳尔迪带着我们食堂的少校来看我。他们说我要去米兰一家新设立的美国医院。美国要派来几支救护车队，这所医院将照料他们和在意大利服役的其他美国人。红十字会里有很多美国人。美国已经对德宣战，但是没有对奥国宣战。[60]
意大利人相信美国也一定会对奥国宣战，所以他们对任何美国人来意大利都感到很兴奋，哪怕是红十字会的人。他们问我是否认为威尔逊总统会向奥国宣战，我说这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我不知道美国跟奥国有什么势不两立的，不过既然已经对德国宣战了，那就理所当然地会对奥国宣战。他们问我美国是否会对土耳其宣战。我说这倒不一定，火鸡是美国的国鸟[61]，但是这个笑话翻译得太蹩脚，弄得人们既困惑又猜疑，我只好说会的，美国或许也会对土耳其宣战。那对保加利亚呢？我们已经喝了好几杯白兰地，我就说会的，我向上帝发誓，美国也要对保加利亚宣战，还要对日本宣战。但是，他们说，日本是英国的盟国。你们可不能相信该死的英国人。日本人要抢夺夏威夷，我说。夏威夷在哪儿？在太平洋上。日本人干吗想要夏威夷？他们不是真想要夏威夷，我说。只不过是流言罢了。日本是个奇妙的矮小民族，喜欢跳舞和喝低度酒，跟法国人一样，少校说。我们要从法国人手中收回尼斯和萨沃伊，我们要收回科西嘉岛和整个亚得里亚海海岸线，里纳尔迪说。意大利要恢复古罗马的辉煌，少校说。我不喜欢罗马，我说。天气太热，跳蚤又多。你不喜欢罗马？不，我爱罗马。罗马是万国之母啊。我决不会忘记罗穆卢斯[62]喝的是泰伯河的水。什么？没什么。我们都去罗马吧，我们今晚就去罗马，再也不回来了。罗马是个美丽的城市，少校说。万国之母、万国之父，我说。罗马是阴性的，里纳尔迪说。它不可能当父亲。那谁是父亲呢，是圣灵吗？别亵渎圣灵。我没有亵渎，只是想长见识。你喝醉了，宝贝。谁把我灌醉的？是我把你灌醉的，少校说。我把你灌醉了，因为我爱你，因为美国参战了。彻底参战了，我说。你明儿早上就走了，宝贝，里纳尔迪说。去罗马，我说。不，去米兰。去米兰，少校说，去水晶宫，去Cova，去康帕里，去碧菲，去大拱廊[63]。你这幸运儿。去意大利大饭店，我说，在那儿，我可以跟乔治借钱。去斯卡拉歌剧院[64]，里纳尔迪说。你要去斯卡拉，每晚都去，我说。你每晚都去可去不起，少校说。
票价很贵。我要从我祖父的户头上开一张即期汇票，我说。一张什么？一张即期汇票。他来付款，否则我得去坐牢。银行的坎宁安先生经办此事，我就靠即期汇票过活。做祖父的怎么忍心让一个爱国的孙子，一个为捍卫意大利的生存而献身的孙子去坐牢呢？美国的加里波第[65]万岁，里纳尔迪说。即期汇票万岁，我说。我们得安静点，少校说。人家叫我们安静，说了多次了。你明天真的要走吗，弗雷德里克？我跟你说他要去美国医院，里纳尔迪说，到那些美丽的护士那儿去，不是野战医院留着胡须的护士。是的，是的，少校说，我知道他要到美国医院去。我不在乎他们的胡子，我说，谁想留胡子让他留好了。你为什么不留胡子呢，少校长官？防毒面具可塞不下胡子。不，塞得下，防毒面具里啥玩意都塞得下，我就往防毒面具里呕吐过。别这么大声，宝贝，里纳尔迪说。我们都知道你上过前线。噢，乖宝贝，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呀？我们得走了，少校说。我们搞得有点伤感了。听着，给你一个惊喜。你的那个英国人，知道吗？你每天晚上都到他们医院去找的那个英国姑娘，她也要去米兰，她和另外一个姑娘要到美国医院去。美国来的护士还没有到。我今天和他们部门的负责人谈过，前线的女人太多了，他们打算送一些回去。这消息你觉得怎么样，宝贝？好了。是吧？你要到大城市去住了，你还有那位英国姑娘跟你亲热。我怎么不受伤呢？你也许会受伤的，我说。我们得走了，少校说。我们又是喝又是闹，打扰弗雷德里克了。别走。不行，我们得走了。再见。祝你好运。万事顺利。Ciaou。Ciaou。Ciaou。早点回来，宝贝。里纳尔迪亲了亲我。你有来苏儿[66]的味道。再见，宝贝。再见。万事顺利。少校拍拍我的肩膀。他们踮着脚走出去了。我发现自己醉得不行，也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动身去米兰，四十八小时后才到达。一路上很不顺利，在梅斯特雷这边，我们被晾在支线上等了好久，有些小孩跑来朝车里张望。我叫其中一个去买一瓶科涅克白兰地，但他回来说，只有格拉帕白兰地。我跟他说，那就弄一瓶来，他把酒买回来后，我把找钱赏给他，便和旁边的那个人喝了个酩酊大醉，然后一直睡，过了维琴察才醒来，在地板上大吐一通。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旁边的那个人已在地板上吐了好几回。后来，我觉得渴得不行，在维罗纳城外的调车场，我向一个在火车旁走来走去的士兵求助，请他搞了点水给我喝。我叫醒了那个与我同醉的家伙乔吉蒂，想给他点水喝。他说把水泼在他肩膀上吧，随即又睡着了。那个士兵不肯接受我给他的小钱，就给我买来一只柔软多汁的橘子。我吸吮着吃，把核吐出来，望着那士兵在外边一节货车边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火车猛然一抖，启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