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匈奴史通论
第一章 有关匈奴历史的中国史料
关于匈奴历史的文字记载，最古的是中国的史书。近代的一些考古学者，曾在我国北部的蒙古高原与西域，这就是古代匈奴人居住过的地方，发掘出一些古迹与古物。但正如《史记》与《汉书》所说，匈奴“毋文字”。所以，如果没有中国的记载，即使人们找到这些古迹与古物，可能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属于古代匈奴人所遗留的。
在欧洲的历史上，也有关于匈人（Huns）的记载。匈人之在欧洲者，在其强盛时代，兵威震动了整个欧洲，唯时间只有百年左右。史书记载匈人在欧洲的活动既少，且零碎片断。即如参加过东罗马帝国使团出使匈人王庭的普利斯库斯（Priscus）的很宝贵的出使记录，也只是叙述这个使团的所见所闻，对于匈人在欧洲的历史，也只是相当一章一节而已。
不仅这样，欧洲的匈奴本来是来自中国北部的高原或北亚，中国史书既没有记载匈奴人到过欧洲，欧洲的史书也没有说过欧洲的匈人是来自中国的北部，可是经过两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学者的研究，尤其是从中国古书所载的匈奴西徙过程来看，现已证明，欧洲的匈人就是中国史书所载的匈奴。这样，要想研究匈人的历史，从中国史书着手之必要是更为明显了。
《史记·匈奴列传》可以说是世界上关于匈奴历史的较有系统、较为全面的最古的记载。在这以前，虽然也有关于匈奴的记载，如《战国策》《淮南子》、贾谊的《新书》等，可是这些记载多是片断的，是针对有关匈奴的某个问题来发议论的。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说：“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史记·匈奴列传》开头就从其祖先来源说起，说匈奴的祖先是夏后氏的苗裔，经过的时间为商、周与秦，约两千年。似乎以为在唐虞以上叫作山戎。它又把匈奴人的生活习惯加以叙述，然后从公元前3世纪的匈奴单于头曼说起，经过冒顿、稽粥，老上单于，以至且鞮侯单于时代（公元前101—前96年）与狐鹿姑单于时代（公元前96—前85年），至李广利降匈奴时止（公元前90年）。
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直到叙至战国时代或是赵国李牧时代时，才用匈奴这个词。他指出：“冠带战国七，而三国（按，指燕、赵、秦）边于匈奴，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
在战国或李牧时代之前，司马迁对于中国北部，包括东北与西北的外族，用了很多不同的名词去称呼。这些名词的差别，似乎因时代不同而各异，或因地域不同而异。他说夏后氏的苗裔叫淳维，但又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其后三百年，又有戎狄，攻大王亶父。周西伯时代有畎夷氏，“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齐桓公时代有山戎，晋文公伐的则是戎翟。翟有赤翟、白翟。戎有西戎、绲戎、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多种戎。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后来“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是较后采用的名词，但除“胡”作为一个专门名词之外，还有林胡、东胡。
“胡”常用以指匈奴。“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这个胡就是指匈奴。但东胡则是后来的鲜卑与乌桓，在民族上是有别于匈奴的。林胡是否为匈奴或东胡或其他种胡，则不得而知。
在战国或战国末年以前，匈奴的历史是很不清楚的。司马迁写《匈奴列传》时可能也还没有弄清楚，而把我国北边，包括东北、西北的不同民族都列举出来作为绪言，不一定是说这么多的不同民族都是匈奴人或其祖先。
只有秦以后，即匈奴单于头曼以后的匈奴的历史，司马迁才搞清楚，每个单于不单名号记下来，而且记了在位年数和在位期间的大事。我们今天能够知道自公元前3世纪至汉武帝时二百多年间的匈奴的历史，不能不归功于司马迁。而且《史记》以后的史书，如《汉书》《后汉书》等也是跟着司马迁作法去记载匈奴的历史。从这方面来看，司马迁可以称得上匈奴史之父，其实他也可以说是中国史之父。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和后来的史书的匈奴传所记载偏重于华族与匈奴的关系，至于匈奴内部的情况和匈奴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则记载不多。华族是匈奴的劲敌，华族与匈奴的关系，在匈奴的历史上占最重要的地位。华族因为要抵抗匈奴，攻击匈奴，华族与匈奴便竞相争取东胡，尤其是争取西域。所以在军事上、外交上、商业上，不止与匈奴有直接关系，而且与东胡尤其是与西域——西至新疆葱岭以西的中亚细亚，以至黑海、印度、波斯，也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部匈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华族与其北边、东北、西北民族的关系史。司马迁《史记》中的《大宛列传》，就是后来史书中之西域传。研究《史记·匈奴列传》的人，不能不读《大宛列传》。所谓“断匈奴右臂”，“右臂”即西域。西域被汉王朝控制之后，匈奴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受到很大打击，这与匈奴的衰弱有密切的关系。
《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分上、下两传。传上从最古至公元前58年（宣帝神爵四年），传下从这时到更始时代（公元23—24年）。
班固在《汉书》卷一百的《叙传》中说，他的先世曾居楼烦，前汉元帝时（公元前48—前33年）其先世有班伯者，曾以为“家本北边，志节慷慨，数求使匈奴。河平中（公元前28—前25年）单于来朝（按，为复株累若鞮单于于公元前25年来朝），上使伯持节迎于塞下”。班固的父亲班彪对于当时朝廷对匈奴的政策曾有所论列，班固自己还陪窦宪、耿秉带领军队去打过匈奴。窦宪击败匈奴，至燕然山刻石记功，碑文就是班固所撰。他的弟弟班超，曾在西域三十余年，建立功业“断匈奴右臂”，所以班固对于匈奴不仅有书本与公文的智识，而且有实践的体会，虽则他只记了前汉匈奴的情况。
《汉书·匈奴传·上》除李广利投降匈奴以后的历史外，其上半部分主要是抄录《史记·匈奴列传》。司马迁所叙述的匈奴史，只到汉武帝在位的一部分时间。虽然汉王朝与匈奴战争的高潮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已有记载，但是与这个高潮不可分割的后来的历史，有了《汉书》《后汉书》和后来的史书的记载，我们才能看到匈奴历史的全貌。从这一点看，《汉书》的记载，所占的时间较长，所叙述的也较为详细，这对于后来研究匈奴史的人有很大的帮助。
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列传》中有篇论赞，对当时汉武帝的大事征伐匈奴有所谴责，但文字极简单。班固的《匈奴传》论赞则把前汉的所谓忠言嘉谋之臣对匈奴的意见加以综合叙述，并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也是研究前汉时期匈奴史的人应该注意的。
范晔的《后汉书》中有《南匈奴列传》，对于北匈奴的历史只是在《南匈奴列传》中附带地加以叙述。他的《南匈奴列传》始于后汉初年的南匈奴醢落尸逐鞮单于比，终于后汉末年的呼厨泉单于。呼厨泉单于于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来朝，曹操留他在邺，另使其右贤王去卑回到平阳，监管匈奴的五部国。
范晔《后汉书》之所以只为南匈奴立传而不为北匈奴立传，大概是因为南匈奴接近当时的边塞，关系较多，故史料亦多。而北匈奴则远在塞外，且往来无常，情况既不清楚，史料自不易得。可是尽管如此，在《南匈奴列传》中，也有许多处是叙述北匈奴的。而且，南匈奴自呼韩邪降汉以后，成为汉朝属国，虽然有时反抗汉朝，但也往往帮助汉朝征伐北匈奴。因而从《南匈奴列传》中，也可以得到不少北匈奴的史料。
东汉时，很少征伐南匈奴。无论在军事上或外交上，主要对象是北匈奴。如窦宪深入漠北，大破匈奴，这个匈奴便是北匈奴。班超在西域经营三十余年，其对手主要也是北匈奴。可惜当时对于北匈奴的情况，只是当北匈奴扰乱边境时，汉廷才特别注意，而当败走后，人们就不去追究了。如公元91年，北单于为右校尉耿夔所破，《南匈奴列传》就说：“逃亡不知所在。”其实只是汉人不知其“所在”，他们可能更往西北走，可能后来杀死粟特王而占有其国的一部分，也可能就是侵入欧洲的匈奴人的先人。
陈寿所撰的《三国志》没有匈奴传。只在武帝曹操的传记中，片断地记载匈奴的事情。《魏志》卷三十注引鱼豢《魏略》：“赀虏，本匈奴也。”曹操既留呼厨泉单于于邺，而遣其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匈奴可以说是完全受制于曹魏。这些匈奴人既与汉族杂居，逐渐也就同化了。
《晋书》卷九十七《北狄·匈奴》，篇幅有限，仅一千一百字，对汉末以来的匈奴人之入塞者仅作简单叙述，并指出：“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种、鲜支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此外，在“载记”中，对于“五胡乱华”时的刘元海、刘聪等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对且沮渠蒙逊等，为研究匈奴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赫连勃勃也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
《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中有关匈奴的史料不仅见于各书的匈奴传，也散见于帝王本纪、臣僚列传、西域传或其他传记中，对一些具体事件的记述也更详细。如《张骞传》中关于张骞被匈奴扣留后逃走的经过，《陈汤传》中陈汤征伐郅支单于的经过等，均可为匈奴传之补充，而为研究匈奴历史的宝贵史料。
《史记》《汉书》《后汉书》都有后人为之作注，不但对于年代、地名、事件等多有注解，有的还发表个人或转述他人意见。如《史记·匈奴列传》说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裴骃在《集解》中说：“案《汉书音义》曰：‘匈奴祭天处本在云阳甘泉山下，秦夺其地，后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人也。’”司马贞《索隐》引崔浩说：“胡祭以金人为主，今浮图金人是也。”张守节的《正义》中说：“按，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遗法，立以为祭天主也。”祭天金人是匈奴原有的神像，还是外来的佛像或浮图金人，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所以注释者本人的或转引他人的意见均值得商榷。
又如清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指出，乐彦[1]《括地谱》中所说匈奴的祖先淳维就是獯粥是错误的。理由是淳维既是夏后苗裔，那么匈奴就与唐虞以上的山戎、獯粥或狁不同种族。《史记志疑》又说：“史讫太初，不及天汉，故《索隐》于且鞮侯以下引张晏云：‘自狐鹿姑单于已下[2]，皆刘向、褚先生所录，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汉书·匈奴传》有上下两卷。’至其所载亦多误。如单于归汉使，苏武使单于，皆天汉元年事，而此误在太初四年。匈奴妻李陵，乃陵降数岁后事，而此误以陵降即妻之。贰师出朔方，步兵七万人，而此误作十万。贰师降匈奴，其家以巫蛊族灭，俱征和间事，而此误叙于天汉四年，何足信哉？”这些看法，对于研究匈奴历史都有一定的作用。
此外，在其他史书中，如《战国策》、后汉明帝撰修的《东观汉记》、晋袁宏的《后汉纪》、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元胡三省的《注》，等等，都是研究匈奴史的重要史料。
诸子书中有关匈奴的记载也不少。如《淮南子·原道训》，贾谊《新书》的《匈奴》篇，桓宽《盐铁论》里的《备胡》篇、《论功》篇，以及乐产的《括地谱》、郦道元的《水经注》、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中，都有关于匈奴的史料，可供参考。
近代国内研究匈奴史学者，当首推沈维贤。其《前汉匈奴表》与《后汉匈奴表》写于清末，《例言》中述及何秋涛的《朔方备乘》，则其书系成于何著之后。开明书店《二十五史补编》中有这二表。编者云，据学古堂日记本及铅字排印本，但前表《例言》中云有图，而这两种版本都没有图。两表共约五万言。
《前汉匈奴表》始于汉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终于淮阳王更始三年（公元24年）。汉高祖二年冬十二月，汉曾缮治河上塞，即河上郡北境与匈奴交界处。更始三年是夏飒等自匈奴返汉的一年。
《后汉匈奴表》始于光武帝元年（公元25年）。这一年，汉王朝拜王莽时代郡中尉苏竟为代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同年，安定人卢芳自称上将军西平王与匈奴和亲，匈奴迎之立为汉帝。后表终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两个表共四百二十一年。
两汉匈奴表虽为记匈奴与两汉史实，但也记西域事。《前汉匈奴表》的《例言》说：“西域与匈奴异矣，然汉使未通以前，匈奴置僮仆都尉以领之，来塞为寇，资其供给。自破姑师，结乌孙，而虏失西方之援，益北，其入塞道益远。而汉转合乌孙，入其右地，故西域者，北伐之门户也。辄举武宣以来，经营之略并著之。”其所据史料，《例言》云：“是编引史汉、荀纪、通鉴及纲目本文，有减无增。若夫补阙拾遗，则兼及群籍。有所订正，附注于下。其为前人所纠，当采者，表而出之，或参以管见。至诸子所称，若木女解厄，月氏贡鸡，事涉恢奇，所不敢取。”对于汉代人的疏表策论也有采取。《例言》又说：“一代之事，其所得失，当时能者言之了然。如晁错三策，充国议屯田，侯应论边备，或有裨于一时，或为法于来世，顾不能入正文，弃之则又无以资考镜，爰附注于下，以明建策诸臣谋国之心，且以为引伸触长之助。”
《前汉匈奴表》分为四卷，《例言》云：
《后汉匈奴表》分上下两卷，没有像《前汉匈奴表》那样每卷加以说明。上卷始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终章帝章和二年（公元88年），共六十三年。下卷始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终献帝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共一百二十七年。沈维贤之所以这么标分为二卷，这大概是以窦宪、耿秉大破匈奴为分卷界限。汉和帝永元元年，窦宪和耿秉于稽落山大败匈奴，斩名王以下万三千级，获生口甚众，诸裨小王率众降者二十余万人，窦宪与耿秉率众登燕然山并刻石纪功。燕然山即今之土谢图汗部杭爱山，离汉塞三千余里。匈奴经此次大败之后，北匈奴遂愈西徙。
二表均以年为纲。在某一年中，凡有关于汉与匈奴的事件都归并在这一年内与《资治通鉴》之记事略同。纪年则以两汉皇帝之年号为纲领而非以匈奴单于为主体，也就是说依照《史记》《汉书》《后汉书》的叙事方法。
匈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所占地位的重要是为人们所知的，可是两千多年来，除《史记》《汉书》《后汉书》的匈奴传中做了较为详细、系统的叙述之外，在很长的时间中，只有少数学者做些注解工作。沈维贤能把有关两汉时期的匈奴的主要材料，包括对一些注解的看法，整理成匈奴表，为研究匈奴的人提供不少方便。可惜他的匈奴表只限于两汉。虽然两汉时代的匈奴在中国历史上所占的地位最重要，但如能在表内对前汉之前与后汉之后的历史加以叙述，使来龙去脉有简略的介绍，贡献就更大了。
另外，沈表的叙述主要是纵的方面，对于匈奴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如《史记》《汉书》那样简单叙述也没有，则亦为一缺点。
近代我国人之注意到匈奴西迁欧洲者，以徐继畲为较早。他曾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到厦门，从美人雅俾里处得到欧洲地图。次年，又到厦门搜访地图和关于欧洲历史的书籍，并请人翻译。嗣以五年时间成《瀛寰志略》十卷，当时很受人们重视。清同治五年（丙寅，1866年）“总理衙门”为之刊行。
书中卷五“奥地利亚国”中记载：“奥地利之匈牙利地，在国之东界，古时匈奴有别部，转徙至此，攻获那卢弥。”卷六“意大利亚列国”中云：“东汉和帝九年（公元97年）。王大喇壤嗣位，时匈奴侵北部，命将击走之。王性宽惠，矜庶狱，有仁声。晚岁好土木，比顽童，论者惜其不终。继立之王好武，屡伐匈奴，胜之。顺帝十二年（公元137年），王安敦嗣立，博物好古，明于治体，修律度，振纲纪，号为中兴。时匈奴逐水草屡犯边，王亲率大兵，渡河深入，不解甲者数年，穷追至北海，犁其庭幕，伏尸百万，由是烽燧消息，数十年无鸣吠之警。”
“那卢弥”不知是否潘诺尼亚（Pannonia）的对音，“大喇壤”应为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约公元53—117年）。其谓古时匈奴别部转徙到匈牙利，应为中国人知道匈奴侵入匈牙利之最早的记录。至又谓和帝九年（公元97年），匈奴侵入欧洲，被罗马皇帝大喇壤赶走，这是错误的。又谓罗马皇帝安敦亲率大军，追击匈奴至北海，并犁其庭幕，伏尸百万，这也是错误的。
关于这一点，洪钧在《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七上《西域古地考一·康居奄蔡》的注解中说：“《瀛寰志略》谓东汉顺帝时匈奴犯罗马，罗马王安敦穷追到北海，犁其庭幕，伏尸百万。闻诸西人，罗马是时并无其事，不知志略何由致讹。今译罗马书，乃知必是沙隆（Chalon）之战，阿提拉国之灭。特年代不合，而追至北海之说则全无影响也。”
徐氏作《志略》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当时我国人对西欧历史的知识十分浅薄，而徐氏于厦门所见之美人，对于匈奴侵入欧洲的历史也不一定熟悉。尽管时间上有误，但在当时能知道匈奴曾侵入欧洲，应该是一种新见识。
洪钧也是我国较早注意到匈奴人迁移于欧洲与击败罗马帝国的历史的人。洪钧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出使俄、德、荷、奥诸国达三年之久，出使期间，他也找人译火者拉施特丁与多桑（C.D’ohsson）等人的著作，根据有关《元史》的一些材料，撰《元史译文证补》。该书卷二十七上《西域古地考一·康居奄蔡》条云：
他又说：
洪钧的记载比徐继畲详细确实。徐书成于19世纪前期，当时我国人对欧洲历史的知识很少，且其材料的来源间接而又间接，所以他很难知道匈奴西侵的经过。洪书成于19世纪末期，他本人又曾出使欧洲各国，虽他自己不懂外文，但他除了请人代译西籍，还直接与一些外国人商谈，所以他的《元史译文证补》在元史的研究上有一定贡献，虽然也有不少错误。
洪钧除了注意到匈奴西侵的史实之外，还注意到《魏书·粟特传》中所说的匈奴灭粟特而有其国的记载。他说粟特的位置在里海与黑海之北，这是相当正确的。他虽然没有注意到匈奴从东方逐渐迁到粟特的过程，但粟特是匈奴从东方到西方的一个很重要的据点。他可能没有认识到这是研究匈奴西侵史中的极为重要的事，但是他能把这个记载提出来，说明他对史料很熟悉。
洪钧虽然批评徐继畲对于匈奴西侵罗马的时间问题没有弄清楚，但他自己也同样地把阿提拉误为亥耳曼的同时期人，以为亥耳曼的自杀是因为抵抗不住阿提拉。这是错误的。
匈奴人侵入哥特人所统治的地区是在4世纪下半叶，较大批的匈奴人进入这个地区在公元374年，这时的东哥特王是赫尔曼利克，即洪钧所说的亥耳曼。赫尔曼利克是一位有才略的君主，他的声誉在哥特人中相当于希腊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他不只扩充东哥特成为一个大帝国，而且使西哥特及其西边的邻国都处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可是到匈奴侵入东哥特时，赫尔曼利克已是一位老人，当他的军队败于匈奴时，就感到他自己没有力量去抵抗或击退敌人。他不愿再看到他的军队失败，更不愿看到他手创的大帝国被摧残，所以才自杀。他的自杀应在公元374或375年，可是这时匈奴的领袖并不是阿提拉而是乌尔丁（Uldin）。乌尔丁之后还有俄塔（Oktar）与其弟卢阿（Rua）或称卢加（Ruga）。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在公元434年派使者去看匈奴领袖时，卢阿刚死不久，统治匈奴人的是他的侄子布雷达（Bleda）与阿提拉。卢阿死于公元445年，他死后才由阿提拉独管匈奴。阿提拉之侵入欧洲是在5世纪中叶，而赫尔曼利克是4世纪下半叶的人，时间相差达五六十年之久。
洪钧记载的关于匈奴的西侵的事情虽然很简略，除时间上有误外，还有一点值得商榷。洪钧说匈奴有诗词歌咏，皆古时匈奴文字，在注解中又说罗马有通匈奴文者。但《史记》和《汉书》的匈奴传上都说匈奴“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范晔《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也说匈奴“主断狱听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焉”。都明确地说匈奴没有文字。不过，匈奴威加欧洲，阿提拉时代又与许多国家办交涉，光凭口传，似亦不可能，而应采用某种形式的文字，说不定将来会发现。
又洪钧说罗马史称阿提拉“仁民爱物”，这可能是一面之词，因为从当时的欧洲人来看，他是一个杀人最多的人。
我国人注意到欧洲人对于匈奴的研究者还有姚从吾。他在德国留学时，曾写过一篇关于欧洲学者研究匈奴的论文，刊登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三号（1930年出版）。该文《导言》中所叙匈奴与西方的关系，与我们以上理解的差不多。他又说：
我认为研究匈奴问题的欧洲学者中，最重要的就是姚文中介绍的得几内或译得岐尼、底哥耨提或译德格罗特，另外还有夏特或译夏德（Hirth）这三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