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城市是什么

“城市”，一个几乎可以用来描述任何事物的词。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小定居点，人口不足1万，只有县治安官作为民选权威的代表，它被称为城市。东京，人口数量逼近4000万，以多选区为基础，有议会，有知事，有都道府县雇用的25万公职人员，还有数十亿美元的预算，也是一个城市。

如果任何地方都可以算作城市，那么“城市”这个概念恐怕就没有太多意义了。城市是由其中的居民创造的，城市为其居民提供的可能性构成了它的边界：它所具有的独特气质，使其不仅仅是建筑群的聚集体。正如独一无二的起源是城市独特性的组成部分，气候、地形和建筑也是一座城市特殊气质的来源，因贸易而形成的城市与制造业催生的城市更是截然不同。有些城市由独裁者建造，有些被宗教深深影响；有些城市源自军事决策，有些是大国方略的产物。

然而，相同的元素并不能始终创造出相同的结果。许多城市中都有河流蜿蜒而过，但塞纳河令巴黎如此独树一帜，全然不同于施普雷河畔的柏林；香港是贸易之城，迪拜和汉堡亦然，可它们都个性分明。当然，并非所有鲜明的都市性格都具有积极意义：残破不堪的废弃美术馆如今被用作停车场，唯独在一个城市——底特律才会看到如此光景。

从物质的角度来看，一个城市可以通过其居民生活和工作场所的聚集程度、政府系统、交通基础设施和地下水道的运行，以及同样重要的经济潜力来界定。城市的定义之一就是，它是一台创造财富的机器，至少能够让穷人不像过去那样一贫如洗。一个真正的城市为其公民提供自由，让他们成为自己渴望成为的人。是什么造就了城市？这个问题更加难以捉摸，但对此进行的思考，其重要性绝不亚于客观的数据。沿着世贸中心双子塔残骸为纽约留下的伤疤往前走，几步路的距离就能看到两位美国诗人的诗句。它们以巨型的大写字母逐字逐句地被拼写出来，由青铜铸造，立在哈德逊河边的栏杆上。它们没有那么精确，也没能为都市生活开出药方，但是让人产生了一种共鸣，这种共鸣是在更强调物质因素的城市定义中找不到的。

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语气如颂词般激昂：

海的城市！

到处是码头和货站，到处是大理石和钢铁的门面！

骄傲而热情的城市，昂扬、疯狂、奢侈的城市！

这首诗的前两行并没在这里出现，但它们其实更能反映城市的重要衡量标准：

世界的城市！（因为所有的民族都在这里，地球上所有的国家都在此作出贡献）

沿着水边再走远一点，对面新泽西州岸边崭新的高层建筑已经清晰可见，矗立在这里的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的诗句更加简洁：

一个人永远不需要离开纽约来获得他想要的全部绿荫——我甚至不能享受一片绿叶，除非知道附近就有地铁站——或者唱片店，又或者其他标志，那些让人不会全然对生活感到失望的地方。

在昔日被称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建筑群巨大的阴影之下，树立在此的这两个篇章，正是开明地方营造的产物。世界金融中心承担了它们的建造费用。出生于伊朗的艺术家西阿·阿玛雅尼（Siah Armajani）选择了这两段文字，并做了环境设计，从而创造了一个场所，让办公室里的人也能感受阳光，嗅到空气中哈德逊河的味道。

世界金融中心由六座建筑组成，总面积达到800万平方英尺（74.3万平方米）。它本身是否符合惠特曼对城市的看法，仍待商榷。这里的发展凝练地体现了特定时期纽约城市建设方式的本质。这种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复制出来，如今却已不再时兴——这片建筑群被重新命名的现实也充分地显示了这一点。世界金融中心在“9·11”事件中幸免于难，但如今已更名为“布鲁克菲尔德广场”（Brookfield Place）。德勤、富达和华尔街日报公司都在自由街200号，这座塔楼以前叫作“世界金融中心1号”，在20世纪80年代建造时广受开发商青睐。美林证券在维西街250号，这栋楼过去是“世界金融中心4号”。

这些新的地址名称可谓对简·雅各布斯的示好，她可是大型整体规划项目的头号批评者。它们也反映了一种迟来的认识，即超大街区会破坏街道的格局。但是，仅仅给40层楼高，共计100万平方英尺（9.2万平方米）的办公空间安上一条街道的名字，并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步行圈范围大小的紧密城市。在填埋场上盖起来的布鲁克菲尔德广场仍然是一种单一的城市文化。它提供了一个高度文明而发达的空间，人们可以在这里享用三明治午餐，这儿还有一个溜冰场和一系列活动计划，鼓励人们周末前来消费。到了圣诞节，冬季花园每天晚上都会亮起灯光。

拥有布鲁克菲尔德广场的开发公司也控制着伦敦的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金丝雀码头在公共艺术项目上同样雄心勃勃，也同样拥有数目繁多的餐饮场所。和布鲁克菲尔德一样，金丝雀码头也是各类跨国公司在当地的前哨，从美国运通到野村证券都驻扎在此。它们聚集在一起，办公环境完全可以互换，就像现代版的“kontor”区一样。“kontor”的意思是“账房”或“办公室”，15世纪由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1]创立。加入汉萨同盟的商人从波罗的海的自由城市不断向外扩展，逐渐遍布欧洲北部，还远及伦敦，在“钢院”（Steelyard）建起了飞地。他们保持着自己的特色，也把独特的建筑带到了所去往的每个地方。这跟21世纪的投资银行家们一个样：他们把惯常聘用的美国装潢设计师请过来，给自己位于伦敦荷兰公园（Holland Park）附近的联排豪宅建造影院、泳池和酒窖。

沃尔特·惠特曼在新泽西州的肯顿度过了晚年。这表明他虽然欣赏一个宏伟大都市的品质，却也觉得并不需要花时间亲自住在那里。另一方面，弗兰克·奥哈拉在东9街所过的生活，只有在我们所理解的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才可能实现。那是20世纪50年代一个纽约同性恋者的生活。彼时，纽约是美国第一个否定同性恋合法性，但将之界定为轻罪而非重罪的司法管辖区——这座城市以这种方式表明了其自由主义的界限。

我们可以认为，奥哈拉的生活倚赖两种相互依存的特质：城市性和现代性。在现代世界中，城市的重要定义之一可能就是它允许同性恋者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去生活，正如它为信仰宗教的人提供宽容一样。并且像惠特曼所说，它也欢迎来自所有国家和种族的居民。然而目前，面对躲避战乱而来的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移民，这里的人们却对可能由此带来的厌女症感到担忧。这种现象表明，无论是主人翁还是新来者，城市居民在享有宽容的同时也要履行各自的责任。

令人欣慰的是，证据表明，宽厚包容的城市比吝于宽容的城市发展得更加蓬勃。阿姆斯特丹在17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贸易国家的中心，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欢迎那些受迫害的人——胡格诺派、犹太人、清教徒等——来到这里居住。在彼得大帝为俄国建造通向世界的窗口时，阿姆斯特丹也成了他理想的范本，尽管他在彼得堡成功复制的只是阿姆斯特丹的建筑特色，而不是它的宽容秉性。

但是，惠特曼和奥哈拉所歌颂的开放城市理念并不是城市立足和发展的唯一基础，即使在那些被现代世界所崇敬的城市里也是如此。雅典是奴隶主建造的，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没有大众民主。在莫斯科、北京和东京，仍然能看到历史上建造它们的专制统治者留下的规划模式，可以说，克里姆林宫、紫禁城和皇居都是围绕一个至高无上的个体所建造的城市系统的遗迹。这些城市的中心都有一座宫殿，宫殿之外是皇亲国戚和家臣所居住的内城，再向外的区域住着被朝堂排斥在外的商贾和一般劳动者。这样的系统是为了加强对臣民的控制而发展出来的。从最早的古典城市就能看出，精英一直恐惧“乌合之众”的力量，竭尽所能地压制后者。从18世纪末的欧洲开始，工业城市的崛起使这种恐惧上升到狂热的地步。观察城市大规模发展的人们开始用疾病的隐喻来形容它们。到了1830年，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便已直呼，伦敦就是长在英格兰乡村脸上的“大粉瘤”（Great Wen）[2]。

从1798年开始，绝对数字就占据了人口学家的头脑。彼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错误地认为，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农作物种植的发展速度。城市不受控制的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将引发恐惧，其威胁性不亚于可能出现的大饥荒。现在，地球上的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城市里，这是人们近来才意识到的现实，也引发了一连串新的忧虑。

孟买有成千上万居民露宿街头，内罗毕的基贝拉贫民窟紧挨在铁轨边。在这两个城市以及其他很多贫富两极化的城市里，住在富人区的少数特权阶层认为，他们所在的飞地不像社区，而更像是秩序仅存的孤岛，被居无定所、生计无着的穷人从四面八方围困。

1950年前后，城市还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创造，这些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到了60%，除了富裕居民之外，也有相对贫穷的人居住在城市里。现在，70%的城市居民来自发展中国家，而按绝对价值来看，城市可能比从前更加贫穷了。进入21世纪以来，每年拉各斯和达卡日均吸引外来人口1000人。这些人并不是从其他城市来的，而是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人口自然增长：达卡的人口增长来自孟加拉的乡村，拉各斯的则来自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其他地区。在一段时期内，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被赋予了过高的意义，人们认为，其潜在的重大意义堪比我们祖先从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的转变，甚至可以和发现火星生命相提并论。但是，当这种转变真正发生时，它所带来的直接影响远没有人们宣传的那么戏剧化。

当联合国在本世纪初开始谈论这种转变时，它并没有探究定义问题。如果世界上有一半人口在2005年之前并不居住在城市，那么他们到底住在哪里呢？是在“农村”（一个没有明确含义的术语）吗？是在那些不算城市的镇子里吗？是在城镇的郊区，又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吗？

其实，正如存在千姿百态的城市，“非城市”的类型也各不相同。农庄、小农场、乡村庄园或者渔村的生活，都不是城市的生活。智利高原沙漠里的一个采铜小镇，也没有城市生活。无论是一个军事基地，还是苏联封闭隔绝的流放地，又或者当地居民冒着健康风险从船只上搜罗废金属的孟加拉社区；无论是布拉柴维尔边缘的寮屋区，还是土耳其与叙利亚边界的难民营，不管从哪个方面看，这些地方的生活都与我们理解中的城市生活相去甚远。它们都缺乏一个城市应该具备的物质资源，更没有惠特曼和奥哈拉所颂扬的城市品格。城市化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借用赛博朋克开创者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话来说，这种变化并不是均匀分布的。乡村生活和都市生活并非总有云泥之别。在非洲的一些城市，农村贫困人口迁移到城市的郊区，那里的城市化程度并不比他们抛在身后的定居地先进多少。这些城市的形成略过了工业化过程，许多居民至今还在靠商品果蔬种植为生。不过，这种情况既是障碍，也有可能成为优势。能够自力养活其居民的城市，有一天会发现自己比力有不逮的城市具有更大的竞争力。正是由于缺乏固定电话线传输必备的铜线，肯尼亚才得以快速超越旧有技术，径直开拓手机银行业务。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3]正在交通领域探索类似的超越，他的计划是在卢旺达建设一个无人机机场，从而向道路运输不畅的偏远定居点运送物资。

在其他地方，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更加清晰鲜明。数百万中国农民进城，来到上海的建筑工地或深圳的苹果手机流水线打工。他们离开相对贫穷的农村，但人口自由流动的门槛依然存在。他们大多住进了夹在高楼大厦中间的蜗居或建筑工地的工棚，享受着有限的权利。在印度，贱民依然持续不断地迁往孟买的贫民窟，寻找工作，逃离乡村的压迫和因种姓而遭受的迫害。

更深入地了解这些“非城市”，并将它们与新老城市进行比较，就能看出二者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城市性（urbanity）——或者按社会学家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的说法，城市特质（citiness）——的基本特点是，它总是会经历起伏消长，盛衰更迭。

在达拉维（Dharavi）这样的孟买贫民窟，慷慨地修建和维护配备淋浴设施的洗手间和洗衣房，是迈向更有尊严的都市生活的一步。在难民营盖学校，并在周围安装电力路灯，则走得更远。马克·扎克伯格计划让卫星高速宽带在非洲偏远地区发挥潜力，为尚不存在“城市性”的地方注入这种特质。所有这些行动都能让“非城市”变得更像城市。反过来，有些做法也会让一些城市失去其独特的品质，正是这些品质令它们成为城市，而不只是平庸建筑群的集合。

城市陷入困境或走下坡的信号不难辨别：贫困，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暴力犯罪猖獗，跨国公司撤离并裁员，公共交通瘫痪，直飞航班取消，以及市政预算失衡。问题严重的城市更是无法再保护其居民免受暴力侵害，无力执法打击腐败，甚至不能提供清洁用水和可靠的电力供应。

相比之下，衡量成功的标准反倒没这么清晰。比如，人口数量的增长就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规模较小的城市希望吸引更多居民，但到了某个特定时点，日益增长的人口可能会让城市不堪重负。一座成功的城市，需要为其居民提供安全感和自由选择的权利。

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之后，简·雅各布斯写了一本相对不那么出名的著作——《城市经济学》（The Economy of Cities）。这本书令人信服地阐明，最成功的城市是那些多有建树并且持续重塑自我的城市。比如，洛杉矶所依存的经济基础，早已成功从水果业转向了高科技的航天航空领域，从电影和音乐转向了银行业；而曾经世界上每十辆车就有九辆在底特律制造，它却直接走向了人口爆炸和破产。

在一些国家，最近的城市化浪潮使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受到了更多管控。每八个英国人里，至少有一个是伦敦人，而2014年在伦敦出生的大多数孩子，其父母并不是在伦敦出生的；每六个土耳其人中，就有一个居住在伊斯坦布尔。印度的情况稍有不同。仅次于新德里的印度第二大城市孟买，人口数量达到2200万[4]，几乎是伊斯坦布尔的两倍，但平均下来，每六十个印度人中，居住在此的不足一人。甘地的思想引领着印度独立，也给这个国家的政治阶层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记忆，他们对“城市”这个概念还残存着一丝反感——曾几何时，印度是扎根于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的。这种反感，很容易与他们对发明工业城市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恐惧融合在一起。接受牛津和剑桥教育的印度精英从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5]那里习得的态度，鼓励他们将城市视为一种外来的创造，就是这种创造令同胞们堕入了一种卑屈而肮脏不堪的环境。

城市的人口数量，即使基于可靠的人口普查数据，也永远不可能是完全准确的。虽然在数学上，它们的精确显而易见，但就统计的构成范围——也就是城市而言，它们却基于一种狭隘的观念，即城市的范围是由其政治边界所决定的。与反映种族或民族身份分布的非洲殖民地地图相比，这样反映城市范围的地图也并不精准多少。但是，城市边界可以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不管怎样，它们定义了各级政府为确保城市运行而互动的方式。要真正定义一个城市，而不只是一种行政表述，需要经过一个更富想象力的过程。

所谓的墨西哥城便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2000多万人口分布在1400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处于三个以上司法管辖区的管辖之中——联邦区，墨西哥州，以及周围不断扩大、连成一片的卫星城。有时，这种扩大是由精心规划的非法定居点实现的。成百上千的非法占地者结成有组织的团体，在突袭行动中控制土地，远远不是传统规划部门所能防范的。他们行动迅速，盖起临时住宅，接通电力和水管。有时，这种大规模扩张也通过合法的商业开发得以实现。这样的开发项目正在降低墨西哥城的城市生活质量，因为它们关心的只有提供符合最小居住面积规定的房子。

人们一度认为，墨西哥城注定要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大的定居区域。它可能是20世纪第一个新兴的超大城市，在更广阔的世界范围内让人刮目相看，更被描绘成人类势不可当的爆发。它湮没了昔日的景观，向着地平线四散延伸。人们在上世纪70年代做出的预测是，墨西哥城将成为一个人口3000万以上的特大都市。事实证明，预言落空了。城市中心区虽然范围扩大了，但是人口数量稳定，一些密集的老城区人口数量已经下降。现在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城市外围向郊区的扩张，这些地方处于墨西哥州的行政管理之下。中产阶级正向外迁移，大门紧闭、安保周全的社区不再是特权阶层独享的待遇。

墨西哥城的快速发展始于上世纪40年代，那时这座城市刚开始失去它昔日宛如人间伊甸园的夺目光彩。这里拥有近乎完美的气候，让人想起洛杉矶的黄金时代，阿兹特克人的遗迹和西班牙占领者的经典景观更是深刻地塑造了城市的环境和外观：鲜花盛开的巴洛克式庭院，环绕的群山，以及那座著名的湖泊[6]。本地制造的大众牌汽车塞满大街小巷，光化学烟雾随之升腾笼罩，让这里的增长显出危险的意味。墨西哥城的高海拔和盆地地形无助于雾霾的扩散，这两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空气污染物积聚在城市上空，褐色云层在下降的飞机机翼下越积越厚。城市规模越大，这种增长的副产品对城市居民造成的有害影响也越深。

当然，墨西哥本来就很辽阔，2000多万人可能住在城里，可能住在联邦区，也可能住在周边扩展的城市化区域。如果把上海、纽约、伦敦各自的城市区域考虑在内，那么它们与墨西哥城的规模都算旗鼓相当。这三个城市都存在各自的贫富差距问题，不过墨西哥城的看起来更加触目惊心，更加根深蒂固，尽管墨西哥没有像有些国家那样经历过半个多世纪的动荡。

在墨西哥城，有儿童流落街头，绑架案频发，供水不足成了顽疾，污水处理系统更已濒临设计使用年限。尽管它偶尔会露出这令人担忧的面目，但是，墨西哥城从没有真正变成一个恐怖故事。这里的增长逐渐减缓，甚至到了人们不禁考虑“增长会自我限制”这种观点的地步。这里的声誉也或多或少因为与美国咫尺相邻而受到影响。对喜欢灾难旅游的人来说，来到墨西哥城可比前往拉各斯、德黑兰等其他高速扩张的大型城市方便多了。

墨西哥城要应对的，不只是农村贫困人口的爆炸式涌入。这里重叠的政治边界导致各个权力基础各谋其政，有时甚至追求相互矛盾的战略，这些战略没能就墨西哥城正常运转的必备要素达成一致的观点。墨西哥城拥有构成一个全球性都市的元素，其中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它有光鲜的商业园区和精品酒店，与此同时，工业就业岗位在减少，这些工作正流向中国和美国边境的NAFTA工厂；它跌跌撞撞地迈向全球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慢性症状随之显现。这是一个非法土地销售致使部分地区发展萎缩的城市，在这里，非正规经济比无处不在的街头商贩和12万辆出租车更加无孔不入。

墨西哥对其现代国家形象的展示在1968年举办的奥运会上达到了高潮，墨西哥城的地铁系统更是令国家引以为豪。那是墨西哥当时所能建造的最好的地铁系统，但它没能适应周遭的变化，部分城区如今已经超出了它的通行范围。

墨西哥城的近几任市长人选反映了这座城市的多样性特点。由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掌管的这座城市，粗糙而不均匀地混合着19世纪和21世纪的城市特色。奥夫拉多尔是革命制度党（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放松对国家的长期控制之后当选的第三位市长。后来，他成为民主革命党（Party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的总统候选人。[7]

奥夫拉多尔是位“不太一样”的市长。任职期间，他资助在墨西哥城中心的宪法广场（Plaza de la Constitución，又称Zócalo）盖了一座免费马戏团，里面尽是来自异域的野生动物。而在听闻城郊一名暴徒将小偷殴打致死时，他则做出这样的评价：这才是“真正的墨西哥，村庄的正义传统理应得到尊重”。在后来的总统选举中，奥夫拉多尔的对手在电视广告中引用了这段演讲的片段，这支广告随后被禁播。墨西哥当然是现代世界的一部分，而在奥夫拉多尔所采取的民粹主义措施中，与众不同的一项便是要市政厅弃用微软授权软件，转而采用免费的Linux操作系统。他留给这座城市最显著的两项遗产更反映出其政策的悖论。一方面，他仿照哥伦比亚波哥大（Bogotá）和巴西库里蒂巴（Curitiba）的做法，引入公交专用车道，彻底改变了城市公共交通；另一方面，他个人的宏伟计划，即建造不切实际的大型项目双层城市高速公路，所引发的问题远比其可能解决的还要多。这是一个造价奇高的项目，并且线路似乎只途经享有特权的富裕城区，那里住着相对富有、拥有私家车的市民。为这些富人工作的女佣居住在遥远的贫民区，通勤要花上三个小时。

缺乏民主政府的城市根本不能被视为一座城市，这种观点当然是有争议的。在迪拜，本国公民占居民总数的不足15%，这对城市的概念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根据2013年人口普查日的统计，这里有210万永久居民，另有90万临时居住者，其中包括来自周边酋长国的游客和通勤上班族，后者来迪拜工作，下班再返回自己居住的辖区。

这次人口普查也暴露出严重的性别失衡问题，这里的男女比例是3:1。这映照了迪拜的两个面向：一面是高楼大厦、奢华酒店和室内滑雪场，另一面是塞着几十万人的流动工人大本营。劳工主要是来自亚洲的穆斯林，他们建设这座城市，为它服务，而一旦合同到期，他们就无权继续逗留。但是，从地区背景来看，迪拜无疑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它早已准备好迎接周边众多邻居尚不具备的文化自由和社会自由。

很多城市不能把自己的政治命运完整而牢固地掌控在自己手里。比如，除了本地征收的财产税，纽约市长所能指望的并不多，他的其余大部分预算都取决于如何与坐镇州首府奥尔巴尼帝国广场的州长达成妥协——这处地标还是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8]提议建造的。这样的权力分配使得历任市长都为挽留大型企业雇主而疲于奔命，后者威胁要搬离纽约，除非留在这里能得到财政激励措施。

从玛格丽特·撒切尔废除大伦敦议会（Greater London Council），到托尼·布莱尔建立大伦敦政府（Greater London Authority），产生直选市长的15年间，整个伦敦根本没有运行良好的民主政府。这个空白，时常迫使伦敦以混乱的方式发展。

一座城市并不需要连贯统一的建筑形式。在纽约北部或科茨沃尔德（Cotswolds），表面看起来像农村的地方其实都是卫星城的一部分。曾任职于伦敦警察厅的伊恩·布莱尔爵士（Sir Ian Blair）就声称，为了实现其行动目的，可以认为伦敦的边界一直延伸到牙买加和巴格达。

1851年，伦敦人口超过200万，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城市，人口比最接近它的竞争对手——巴黎多出一倍。当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彼时的伦敦规模并不大。按照官方定义，今天伦敦有860万人口，实际可是有1800万人。从伊普斯威奇（Ipswich）到伯恩茅斯（Bournemouth），人们争相涌进伦敦，在商业园区、设计师门店、门禁森严的住宅区和物流仓库奔忙。虽然它们属于不同的领域，但都处在一个单一经济体中并相互联系。萨福克郡（Suffolk）的村庄与火车站不过咫尺之遥，90分钟内就能把上班族送到利物浦街，因而实际上它就像克罗伊登（Croydon）或伊灵区一样，也是伦敦的一部分。当然，这些地方的房价也足以证明这一点了。

是否存在一种最小规模，只有达到它，城市才堪称城市？对于不能或不愿意生活在这样一座城市里的个人来说，他的生活又会受到什么影响？18世纪，亚当·斯密在法夫郡（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度过了十年岁月，他在此写作的《国富论》改变了世界。斯密的当代同行们能否在法夫成就同样一番事业可就难说了，尽管那里如今已经有5万人口，是亚当·斯密时代的10倍。今天，如果你住在斯密的家乡法夫，虽然坐在餐桌边，敲敲笔记本电脑就能联系到世界各地的博士，也可以方便地去爱丁堡查阅大学图书馆的书目，但这里只有一家继续教育机构——法夫学院，教授的课程有美发和生活技能。

同样，今天的城市唯有具备相当的规模，才能产生重大的文化影响力。包豪斯学院始建于魏玛，尽管后来迁至只有8万人口的小镇德绍（Dessau），但学院的理念改变了人们看待建筑和世界的方式。如今的包豪斯大学占据了在魏玛原址上恢复的包豪斯建筑，而它几乎不可能创造比肩包豪斯学派的成绩了。

21世纪，权力、影响力和资源日益集中。私募股权公司在伦敦和纽约扎堆，尽管总有人宣称，这种双头垄断局面必将被后起之秀推翻。这个“后起之秀”，曾经是法兰克福，然后是香港，现在轮到了新加坡和迪拜。然而，这种变化看来还遥遥无期。电影制作人把洛杉矶、孟买和香港当成大本营，并且大部分从业者都留在这些地方，尽管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努力“贿赂”他们搬去。当然，以前不是这样的，柏林、伦敦、罗马、马德里，甚至贝尔格莱德，都曾出现过活跃的电影工作室。未来的时装设计师们渴望去伦敦学习，在巴黎、米兰或纽约展出他们的作品，而不是在莫斯科。

数字经济企业驻扎在硅谷和班加罗尔。在众多不同领域，相同的城市一次又一次出现。这些城市在吸引投资和人才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制胜因素之一就是它们的规模。目前普遍认为，支撑一个城市具备全球中心的必要属性——国际机场、大学、创意产业、法院等等，至少要有100万居民的人口规模。

罗马是历史上第一座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伦敦用了1800多年才超过它，成为拥有200万居民的城市。直到20世纪初，人口过百万的城市只有16个。现在，百万人口的城市超过400个，然而除了少数几个城市以外，其他绝大部分不可能拥有昔日城市的影响力。

以如此严格的数字标准来看，一些曾经重要的城市文明中心就显得不够格了，比如爱丁堡，大卫·休谟和亚当·弗格森在这里和5万市民一起迎来了启蒙时代；再比如直到今天人口还不到90万的旧金山市。

就像前面说的，政治边界是不是衡量一个城市人口的真实指标，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以城市的边界来看，旧金山市人口不到100万，但整个湾区（Bay Area）人口有700多万。正因如此，旧金山才得以拥有机场枢纽，以及维持大都市运转所需的人口。

距离旧金山市区50英里（80.47千米）的库比蒂诺（Cupertino）从1955年起就自称为一座城市了。这里是全球最强大的企业之一——苹果公司的所在地，过去的20年里，这家公司彻底改变了我们的消费和交流方式。库比蒂诺的人口只有6万，那么，它是不是一个与中世纪现代银行诞生地——锡耶纳（Sienna）相似的城市呢？它是否更像一个当代版的偏远修道院，挤满了探索上帝之名的行家能人，而不是一座城市？更有可能的是，我们直接就把它当成了旧金山的郊区。

我们如何在最根本的层面上理解城市的本质？今天的城市是应该被视为具备有限复杂性的人工产物，就像一部智能手机，可以表现得非常出色，同时也存在漏洞且有可能会崩溃，但我们可以重新设计并改进它；还是更应该被比作一种自然现象——我们可以预测天气，但还不能让它说下雨就下雨？

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9]当过威尔士亲王的建筑顾问，他曾挑衅性地将一篇有关城市主义本质的论文命名为《城市并非树形》（A City is Not a Tree）。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标题。亚历山大试图在他所谓的在漫长时间内或多或少自发形成的城市，与由设计师和规划师刻意创造的城市之间作出区分。尽管所有城市显然都是人为干预的结果（并且，因此是人造的，而不是自然的自组织系统），但在亚历山大看来，锡耶纳、利物浦都是“自然的”城市，因为它们具有所谓务实的、非正式的增长模式。更可疑的是，他把京都和曼哈顿也算作自然的城市，但它们可都是在横平竖直的网格上规划出来的。与这些“自然”城市相对的，是他所称的“人工”城市，比如莱维敦（Levittown）、昌迪加尔（Chandigarh），以及巴斯尔登（Basildon）和坎伯诺尔德（Cumbernauld）这样的英国新城。“今天，越来越广泛的人群意识到，人工城市缺少一些最基本的成分。从人的角度来看，与光彩耀目的古代城市相比，创造人工城市的现代尝试是完全不成功的。”对亚历山大来说，一个人工城市就好比一棵“树”，其组织太过简单，以致无法应对唯有更加丰富和微妙的组织才能承载的复杂互动。

标题中的“树”指的不是长着叶子的绿色植物，而是一种抽象结构。我将它与另一种更加复杂的抽象结构“半网络”（semilattice）进行对比。为了将这些抽象结构与城市的本质联系起来，我必须首先作一个简单的区分。

……

树形和半网络都是思考大量小系统如何组成一个复杂大系统的方法。更概括地说，它们都是集合结构的名称。

……

在传统社会中，如果我们要求一个人说出最好的朋友的名字，然后再要这些朋友分别说出自己最好的朋友的名字，那么他们就会说到彼此的名字，一个闭合的团体就此形成。一个村庄便是由许多个这样的闭合团体组成的。

但是，今天的社会结构已完全不同。如果我们要一个人说出朋友们的名字，然后再要这些朋友说出各自朋友的名字，他们可能会提到不同的名字，很有可能第一个人并没有听过；然后被提到的朋友们再说出其他人，以此类推。现代社会里几乎没有封闭的群体。当今社会结构的真实状况是充满相互的交叠的——朋友和熟人组成的系统形成半网络，而不是树形。

亚历山大进而阐述了一系列关于城市和规划的半神秘主义观念，特别是在他的《建筑模式语言》（A Pattern Language）一书当中。这本书被硅谷的程序员们奉为圭臬，他们从亚历山大的想法中找到了不谋而合之处。亚历山大在耶鲁大学的学术研究中脱颖而出，在那里他是赛吉·希玛耶夫（Serge Chermayeff）的助手，与诺曼·福斯特一起工作，尽管他显然从强烈排斥现代主义的经历中汲取了不同的教训。

我们该如何面对城市？亚历山大是众多试图填补相关观念空白的人之一。正如上世纪60年代美国种族骚乱上升、欧洲和北美的中产阶级纷纷逃向郊区所表明的，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陷入了困境。

彼时，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对规划失去了信心，转过头来反对专业人士所熟悉的理念。现代主义规划高高耸立的乌托邦没能履行它的承诺。很显然，当出自著名建筑师之手并在国际上引起注意的住房项目——比如圣路易斯的高层公共住房普鲁特-艾格公寓（Pruitt-Igoe flats），都有可能在建成十年后就被炸毁时，问题可能已积重难返。

亚历山大为传统的规划系统带来了另一种哲学范式。而英国城市学者、多次担任政府顾问的彼得·霍尔（Peter Hall）[10]尽管也打算颠覆管理城市的传统观念，但是采取了更加实际的方法。霍尔在《城市规划大灾难》（Great Planning Disasters）中仔细剖析了五次惨败实例，它们全是变革性规划的实践结果。他检视伦敦布局第三个机场的战略，这个昂贵到离谱的故事直到多年以后依旧没有结局。这本书最后总结了大型规划所隐藏的危险：价格昂贵，耗时过长，并且通常不起作用。

如果连专业人士都抱有这种看法，那么也就难怪由社会活动家、知识分子、政治家，以及贫民窟清拆和高速路工程的受害者所组成的大圈子，对欧洲和北美大城市愈演愈烈的开膛剖腹式大清理深恶痛绝了。为时已晚。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纽约无所不能的“总规划师”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一直在修路和拆除居住区。简·雅各布斯从身处格林威治村的有利位置出发，终于制止了摩西的计划，并向试图给城市结构做“大手术”的人发起了毁灭性的攻势。她相信，小才是未来。城市应当得到培育，而不是遭受创伤。

如果说对亚历山大而言，城市不是树形，那么对雅各布斯来说，城市也不是一件艺术品。换句话说，一座城市永远不是完成的作品，也不可能是某种单一愿景的产物。雅各布斯，与控诉摩西的经典作品《权力掮客》（The Power Broker）的作者罗伯特·卡洛（Robert Caro）一起，让主张推倒重来的城市转型理念受到质疑。20世纪70年代的一场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惊人犯罪率和纽约灾难性的破产，引发了市民迁居郊区的逃离潮。激进主义、专业人士犹豫不定的态度和疲软的金融市场共同作用，导致人们对制订城市总体规划产生了抵触心理，这种情绪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延续，几乎也没有受到质疑。人们认为，与严厉的国家干预手段相比，保守派自由放任的非规划方式才是更明智的解决方案。休斯敦——一个据说对土地使用方式没有限制、万事皆有可能的地方，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模型。现实情况则是，一整套严格的法律条款在规范着城市区域划分。多年来，专业规划人员一直在试图“力挽狂澜”，而不是开拓进取，原因是人们以为，进行积极干预会适得其反。然而，由政治意志主导的大型规划理念从来都拒绝偃旗息鼓。80年代，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巴黎开始了帝国式的大改造，包括新建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和政府部门办公楼等。紧随法国的浩大工程之后，是巴塞罗那的改造。弗朗哥独裁时期同囚一处的建筑师、规划师和政治家，对彼此早已足够接近足够熟悉，足以在独裁者死后携手更新他们的城市。当然，人们也抗议过红灯区被改造成旅游区，也反对过拆除海滨的波布雷诺（Poblenou）工人阶层社区，但是，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终究还是彻底改变了巴塞罗那。这座曾摇摇欲坠、无人问津的城市，摇身变成了建筑设计的展示场，带来了工作岗位、游客，以及创造力。

这一切的结果就是，巴塞罗那为其他城市改造树立了典范。与企图仅凭单一建筑就改造一座城市（比如复制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建筑风格）这种简单而诱人的想法相比，巴塞罗那的经验更有价值，因为巴斯克最大的城市毕尔巴鄂如今的面貌，是由长达十年的谨慎规划、对全新公共交通系统的投资、新机场建设、教育提升、酒店业振兴和欧洲区域发展基金（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的支持所共同造就的。

有时，关于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城市未来的所有争论，似乎都可以归结为对两个问题的解决方式，这两个问题代表了截然对立的两面。最好的安排方式是密集型城市还是从中心向郊区的不断扩张？就塑造发展而言，是市场更有力还是国家更高效？对于这两个问题，世界各地的选项都极其有限。

也许，我们还有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需要面对。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解决所谓的“城市总体”问题，使它转而为实现积极的效果而服务？城市改造是否真的可以实现？还是说我们应该避免冒险行动的不良后果，而将自己局限在零敲碎打的小规模行动中，比如一次只解决一个路面坑洼问题或一个交通堵塞问题？

总体规划的批评者认为它更关心城市发展的形象，而不是其本质。它被视作自以为是的政客及官员们的作品，这些人有时是无能，有时是腐败，但总是一如既往地表现出狂妄自大。批评者们主张采用与总体规划截然相反的方式——自下而上。

而对总体规划思路的支持者而言，拿破仑三世时期奥斯曼改造的巴黎依然是一个典范，也是一件艺术品。这是一个堪称“已完成”的城市，因此它做好了准备迎接安稳的都市生活。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完全正面的典范。被环城公路边界所限制的巴黎，无法实现使城市蓬勃发展的蜕变。按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巴黎市中心注定要成为一个扩大版的威尼斯。当然了，如果巴黎郊区能变成像威尼斯的大陆分支梅斯特雷一样的地方，郊区居民也会心满意足。巴黎的成功同时也是其失败的根源。20世纪80年代密特朗总统推行的“大型工程”计划（Grands Projets）仅仅改变了建筑语言，而没有触及法国首都的基本结构。

奥斯曼建造的不仅是林荫大道，他还下令挖了下水道，使巴黎摆脱了霍乱之灾。当然，无依无靠的穷困巴黎人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奥斯曼的政策把他们赶出了老城中心。在见证既有社区消亡这件事上，巴黎比里约、上海和孟买领先了一个半世纪。老社区的居民从住了一两代人的房子被赶到巴黎边缘荒凉简陋的板房，富有的投机者则在他们被扫地出门时大获其利。

在2016年奥运会筹备工作的激励下，里约码头边最古老的贫民窟Morro da Providencia被改造成前途无限、闪闪发亮的新海滨Porto Maravilha。有些巴西人担心改造带来负面影响，奥斯曼时期的巴黎或许已暗示了他们将要面对的东西：这里依然没有林荫大道的光鲜，城市消极的一面却已不堪入目。

在某种程度上，城市是建筑设计师和建造者的产品。但是，铺设下水道和规划道路的工程师、构想土地使用权法规的律师、影响整体发展方向的政治立法，以及从稀缺土地和长期租赁的稳定收入中获利的建筑商和开发商也在塑造着城市，技术变革和社会互动模式的改变依旧影响着城市。

城市由物质塑造，也由理念铸就。在这两种情况下，城市往往更像是各种行动的意外后果带来的产物。汽车，显然是一种物品，而不是思想，它的用途是提供出行便利，而不是催生城郊购物区、空气污染和交通堵塞。标准集装箱也是一种物品，它的用途是提高装卸速度，从而降低装卸成本、减少窃案。这些集装箱都做到了，但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它也消灭了上游码头、埠头和仓库，最终使金丝雀码头成为伦敦的第二个金融中心。三级真空管，或者按美国的叫法——热离子管，本是研发出来作为开关和放大器使用的，它给都市世界带来的改变甚至超过汽车和集装箱。它让世界变得数字化，而这涉及经济、通信和日常生活模式的方方面面。

再说那些定义城市的理念：有些城市理论家认为，指定用于住宅建设的城市区域和为工作而划分的城市区域之间应当泾渭分明；现代主义者想要白板一块；而19世纪奥地利建筑师卡米洛·西特（Camillo Sitte）的信奉者则将城市理解为一系列视觉和空间体验，他的理念启发了想要给新郊区注入传统村庄古雅特色的人们。还有一些观念，虽然与城市性质的关联并不这么紧密，却最终产生了最强大的影响。这些观念可能是法律规范，它们催生了特定类型的租约；也可能是关于参与或集中化的政治理念，它们影响了城市要建造什么、不该建造什么的决策。比如，燃料补贴可能会鼓励某一种交通方式而非另一种，从而有利于某一种形式的城市化而非其他形式。

蒸汽时代的城市浸在煤灰里，笼罩在烟雾下。它的流动性、它的工厂和它的舒适，全依赖佝偻在地下室和甲板之下挥汗如雨为锅炉填煤的司炉工。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电力看起来已经与透着汗水的肌肉相距甚远。

电力总归是一件好事，一件对城市形态和密度产生巨大影响的事。电梯、路灯、电车、空调、霓虹灯和自动扶梯，改变了第一座工业大都市的面貌。如果没有电力，柏林、伦敦、纽约和芝加哥就不会有它们今天的样子，不仅物质层面上如此，政治结构上也是如此。

电力实现了新技术，早在八十年前就使政治家得以直接与大众对话，从此后者不需要能读会写也能领会他们的抱负。无论是伦敦哈克尼和哈林盖（Hackney and Haringey）街头骚乱中闹事者用来传递消息的黑莓手机，还是“阿拉伯之春”时的推特，技术对内乱冲突的影响，其实并不是新鲜事。五十多年前，应征入伍的法国兵就通过背包中携带的晶体管收音机收听到戴高乐总统的号召，违抗阿尔及利亚叛乱长官的命令。

我们需要城市成为创造财富的机器，如果它们真能不负所望，如果它们要让穷人不再像从前一样困窘，那么城市的领导者将不断面临同一个挑战——如果这架机器不转了，会发生什么。当经济形势恶化时，大型雇主陷入困境或搬离，如果城市不能重新发动它的引擎，具备生产能力的人才就会流失，他们可以搬到其他地方，留下没有技能的人在螺旋式的下降中越陷越深。当然，成功也会带来麻烦。当污染情况失控，为了追求利润而制造污染的人也要为自家孩子的健康担惊受怕。当房地产投机使一座城市里的人才不能负担居住成本的时候，它实际上正在摧毁自己赖以成功的特质。这种焦虑藏在关于城市化的热烈思想交流背后，像病毒一样肆意传播。成功的城市努力要保持对竞争者的领先优势，并不断构想出新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稍显逊色的城市则持续不断地把考察团派往世界各地，想要从其他城市取其所长。

深圳特区成立后，香港经历了上百万制造业岗位向内地的流失。它成功坚持下来，迎来了经济发展的又一阶段，还在西九龙建造了新的文化区。与之类似的，还有新加坡的发展和滨海艺术中心的诞生。这两座城市的繁荣之路颇有相似之处：从20世纪60年代的低成本制造业起步，都拥有深海港口，并在70年代创设航空公司、扩建机场。以此为基础，它们又进入了银行业，随后在80年代提升教育，现在又转向了创意和文化产业。新加坡和香港都被视为成功故事，是21世纪初城市发展形态的代名词。紧接着，巴库、迪拜、阿布扎比和其他六个雄心勃勃的城市都追随新加坡和香港的足迹，渴望拥有自己的歌剧院、博物馆和艺术双年展，其中一些城市更是后来居上。

海湾国家地处欧亚之间，独特的位置鼓舞它们大举投资机场和航空领域。但是，有些投资更多是出于国家声望，而不仅仅是商业逻辑的考量，这就导致在严峻的地理局限内荒谬地出现了供应过剩的局面。尽管如此，一些加入竞争的城市还是建成了航空枢纽，进而重塑了世界运输航线。然而，以文化为主导的方式目前在海湾地区尚未取得令人信服的效果。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阿联酋公众对古根海姆收藏的当代艺术或欧洲传统的博物馆游览方式兴趣盎然。

关于城市理念的传染式蔓延，还有一个更恰如其分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末从巴黎兴起的自行车租赁计划。它传到了伦敦，两任市长都认为这是一项政绩；然后传到米兰、布拉格，甚至墨尔本也采用了。可是，这些计划难免会水土不服。墨尔本人热爱骑自行车，但当地法律规定骑车时必须佩戴头盔，这对于强调即取即用的租赁服务来说着实不利。2003年，伦敦受到新加坡的启发，开始征收拥堵费，以期减少私家车使用，缓解拥堵。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全力想把这项政策带到他的城市，选民们却不买账。同样引人好奇的是，有一段时间，架设缆车成了解决麦德林市山坡棚户区问题的良策，这种做法迅速蔓延到加拉加斯，然后又传到里约和拉巴斯（La Paz）。缆车通行是一种廉价而快捷的方式，贫民窟的居民可以更方便地前往遥远而富裕的市区——那里才有工作岗位。在此之前，要从盖在陡坡上摇摇欲坠的棚屋前往市区可是相当曲折的。这种做法重新利用了为阿尔卑斯山滑雪胜地开发的技术，这些缆车系统的制造商早已迫不及待要把产品卖给并不熟悉它们的客户了。就里约市内需要特警准军事小队维持治安的贫困区来说，人们并不清楚有多少交通流量是来自乘坐缆车去市中心工作的清洁工和工人，又有多少是来自寻找刺激的游客——他们坐着缆车穿过黑帮团伙控制的地区来猎奇。伦敦奥运会期间，时任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异想天开，架设了连接格林威治半岛和皇家船坞的横渡泰晤士河缆车系统。现在几乎无人乘坐。

城市不是静态的作品，它们会变化，会发展。比如，西方国家的贫民区过去聚集在城市中心，现在更可能出现在不受欢迎的郊区。老工业死亡，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改变了城市中心的面貌，威胁着长期居住在此的居民，高房价随时能把他们赶出熟悉的社区。

要了解一座城市，我们就需要了解居住在此的人们，以及建造它的人们。我们需要问一问，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以及为什么这么做。

我们将不可预料视作城市不可多得的优点。我们希望迷失在城市里，不想一眼就将它们看透。我们渴望慢慢地发现，感受它们复杂的层次。对熟悉所谓更有机、非结构化的欧洲城市的人来说，正是这一点让他们在纽约的网格式布局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体验。第一眼看去，曼哈顿充斥着无情的秩序和逻辑，但实际上它们让每种能量都自由生长。

我们总是左右为难，想要以最好的方式让城市焕发新机，又要防止过度发展，同时还要让弗兰克·奥哈拉们在难以捉摸又至关重要的城市性格中，找到“那些让人不会全然对生活感到失望的地方”。在这个过程里，对于所居住的城市，我们陷入了各种相互矛盾的理解方式。

巴塞罗那的奥运会和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依然长久地影响着我们。到处都有壮志凌云的市长：这两座城市办成了，我们为什么不行？

但这样就把城市变成了某种“船货崇拜”的受害者。事实上，成功的不是那些盖起了博物馆就期待着好事定会发生的城市，而是那些根植于富有创造力的文化氛围的城市，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人们才不仅建造了博物馆，也填满了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