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希罗多德的名字
“希罗多德只是在现代才真成为历史之父的,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莫米利亚诺
从希罗多德到如今,漫长的2500年过去了;这期间,很多人试图解释他的作品。这些解释者排成了长长的队列,其中有翻译者、评注者、批评者。后世没完没了地对希罗多德的个案进行审查,而所有这些人都与希罗多德有过关系,他们都在审查当中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审查是不可能结束的,至少只要希罗多德在历史的边缘远远地望着我们,这项审查工作就结束不了。但是,审查之后的判决永远不是最终的判决,甚至从来就不会真正有判决——因为先前的判决被后人接过来,当作是简单的见证,以在永无终结的审查当中做出新的判决,审查本身也保证了希罗多德的永恒;审查就是他的永恒的标志。因为希罗多德有一种吸引力:他是历史之父,我们永远需要引述他、回忆他,他是我们需要驱除的幽灵,是我们需要摆脱的鬼魂。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想说服希罗多德,让他相信他是有罪的,并提出他说谎的证明:后来审查的方式变了。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想复原希罗多德真正的面目,跨越种种解释,好像从前那些解释能够被跨过去,能够被搁置在一旁,而且他们是想借助所有词源学、语文学和文字知识的资源来达到这样的目的。今天,真正发生了变化的,是“审查”这个词本身的意义,现在这个词所指出的,只是种种解释的动向,因为先后出现的解释也和《历史》一样,成了希罗多德的一部分。因为,“其他人的思想会为作品开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作品会比我们想到的更多。”因此,要写关于希罗多德的《历史》的文章,就一定离不开对这部作品进行解释的历史。但是,这样的历史会引导我们走向古代史的历史,或者简单说,就是让我们去重走历史之路,如果希罗多德真的是这一历史的开山鼻祖的话。
对于他,我们都知道些什么呢?我们知道的并不多,更何况还不是直接从他本人那里知道的,而是从一些后来人的注释中了解的,而且我们所了解的这一星半点的东西,还有人竭力在证明都不是真实的。手稿上说的是“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间接的传统又认为是“图里奥姆的希罗多德……”先是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公元前约480年,他出生在哈利卡纳苏斯,他也可以说自己是意大利南部图里奥姆的希罗多德,因为他后来成为那里的公民。他在萨摩斯岛(Samos)被流放过一段时间;他在中东游历过,尤其是在埃及,他去过黑海周边以北,意大利南部向西,也去过希腊大陆。他在雅典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去了图里奥姆。公元前5世纪20年代去世于图里奥姆,按照传统,人们在集会广场为他修了一座墓;按照另外一种传统,人们在雅典为他修了墓地,在马其顿的贝拉(Pella)也有他的坟墓。他的一生处在两次重要的战争之间: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他没有亲身经历希波战争,而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他至少经历了其开始。
“希罗多德……在此阐述其调查(historiê),好让人们做过的事不至于经过长时间之后,从人们的记忆当中消失,好让蛮族人和希腊人完成的伟大和神奇的事迹(érga),尤其是希腊人和蛮族人开始相互争战的原因,不至于没有人讲述。”我们称之为的《历史》就是这样开场的,但是,根据当时的习惯,这本书当时没有标题。这几行字尤其吸引了评注者们的注意,对于这些评注者来说,准确地建立每个词的意义,首先是其中最著名的词historié的意义,就可以让我们明白希罗多德所从事的事业的意义。
《历史》分为9卷,每一卷都用9位诗神缪斯之一的名字命名。但是,全书的划分和用诗神的名字命名都不是出自希罗多德之手。公元2世纪的琉善(Lucien)证明说,这些东西肯定不会早于希腊化时代;这些东西标志着作品具有的某种地位,也标志着当时的公众接受作品的方式:作品是与诗神缪斯,与诗,与快乐,与传奇放在一起的。作者希罗多德在书中谈到的,只是他的逻各斯(logos, logoi),他的故事。在9卷书当中,一些故事围绕着一个中心设想先后展开,先后衔接,甚至先后交叉。这个中心的设想就是,让人做过的事不至于被忘记,不至于没有人接着讲述下去。前4卷书主要是讲相异者的故事,也就是除了希腊人之外的其他人的故事(吕底亚人、波斯人、巴比伦人、马萨格泰人、埃及人、斯基泰人、利比亚人……),而后面5卷大部分讲的是希波战争的故事。
《历史》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人们是如何接受这部作品的呢?对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给出准确的回答,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重建当时人们对作品的“期待范围”,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随着时间的变化,勾画出这部作品所产生的效果的历史。然而,似乎《历史》很快就名声大噪,至少在雅典,而且在整个古代时期都有很高的名望,但是,《历史》也很快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和指摘,而且被人批评和指摘的时间持续得也很长;人们说,希罗多德是个贼,更是个骗子。因此,古代打造了一个双面的希罗多德,让名闻遐迩的希罗多德的名字具有双重的意义,说他既是历史之父,又是说谎者,甚至是说谎者之父。
1768年,伏尔泰还用下面这些话来介绍希罗多德的《历史》:“他向希腊人朗诵他的《历史》的9卷书,用作品的新颖之处,用抑扬顿挫的诵读,尤其是用一些奇谈怪论,把希腊人迷得神魂颠倒。”所谓作品的新颖之处,就是欧几里得指着自己书房里历史部分的图书,向年轻的阿纳卡西斯(Anarcharsis)解释说:“他让希腊人看到了已知世界的编年史,并以同样的视角,让他们看到了在大约240年里,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发生的所有事”;所谓抑扬顿挫的诵读,就是从公元5世纪到帝国时期,人们写过的关于爱奥尼亚的大师希罗多德的一切;所谓他的奇谈怪论,则是指擅长密索斯(mûthos)的希罗多德会讲故事,是说希罗多德会把人们迷得神魂颠倒;修昔底德第一个揭露了他这一特点,不过,这一特点仍然需要揭示,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我们应当承认他的这一长处,因为像罗林(Rollin)一样“值得尊敬”的作者都上当了,并“让我们沉醉于希罗多德的故事当中”。
伏尔泰的这句话不过是将几个要点罗列在一起,概要地说出了传统上人们对《历史》的作者的一些观点:他是第一个历史学家;他是个大艺术家;他是个骗子。但是,如何整理一下这些无序的命题呢?首先,而且尤其是,如何区别真话(也就是历史)和谎言(也就是奇谈怪论)呢?伏尔泰在题为“论希罗多德的《历史》”的一段文字当中,已经提出了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讲外国人信仰的话几乎都是奇谈怪论,但是,他讲亲眼见过的所有事情的话,都是真话”;他选择了眼见为实,耳听为虚,他赞成见证,反对道听途说(akoé),也就是说,他赞成“genomena”,也就是事实,而反对“légomena”,也就是耳闻。伏尔泰以这样的方式为基础,去辨别哪是真话,哪是谎言,实际上他完全接过了修昔底德的程序:首先是见证,而且没有见证,就不会有历史。但是,修昔底德这种方法论的立场产生的结果就是,他批判了他的前人,因为他的前人认为书写过去,甚至书写晚近的历史都是可能的;还有那些相信(或者让人们相信)自己在书写真正的历史,比如希波战争的历史的人——他是第一个批判希罗多德的人。
虽然伏尔泰接过了修昔底德关于什么是真话的标准,但他似乎“忘记”了这些标准的蕴涵:希罗多德没有直接看到希波战争,他的故事以“耳闻”(legomena)为基础,因此是要有保证的。恰恰相反,伏尔泰把讲故事的希罗多德排除掉,只留下见证事实的希罗多德,然后再通过变换手法,让见证事实的希罗多德变成希波战争的历史学家,也就是“历史学家的典范”。还不仅仅是如此。希波战争的历史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历史就是从希波战争才真正开始的:“应当承认,对于我们来说,历史只是开始于波斯人反对希腊人的那场战争。在这些伟大的事件发生之前,我们只能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故事,而且还被包裹在一些幼稚的无稽之谈当中。当希罗多德描述薛西斯(Xerxès)神奇的备战工作,然后去征服希腊,后来又征服欧洲时,他变成了历史学家的典范。”希罗多德是希波战争的历史学家,而希波战争是历史的开端:因此,希罗多德就是“历史学家的典范”。但是,为什么希波战争是历史的开端呢,还不就是因为希波战争是希罗多德叙述的战争吗?我们从希罗多德到战争,或者从战争到希罗多德,但是实际上,我们离不开希罗多德。
伏尔泰的文章以两分法为基础:有一个希波战争的历史学家,还有另外一个希罗多德,一个讲传奇故事的旅行家希罗多德。因此希罗多德的名字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虽然伏尔泰为两分法做出了贡献,但是发明两分法的,并不是伏尔泰。莱顿的格洛诺维奥斯(J. Gronovius)1715年版本带版画的书名页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看到一片闪着光辉的云团从中间将版画的空间分割开来。云彩上是九位诗神缪斯(象征作品的九卷书),云彩从天际一直延伸到大胡子、盲眼的希罗多德的半身像上。四位缪斯在右侧前景中将一张羊皮纸铺展开来,那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故事的文字,也就是记叙希波战争的文字。一位缪斯站着,臂肘支撑在半身像上,用手指着羊皮纸,告诉观众和读者说,他们所看到的,就是历史学家身后光荣的名称和王冠的图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缪斯就是歌唱“英雄的光荣”(kléa anthrṓpōn)的诗神克利俄(Clio);在图像当中,她最根本的标志恰恰就是手持的羊皮纸卷轴:克利俄站在半身像和伟大的记述希波战争的羊皮纸卷之间,既是故事的中间人,又是hístōr(看见、知道)的启发者。
在云彩的每一侧,我们可以看到背景:在上面的左侧,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巴比伦的城墙、神庙的高塔,以及从城市中间穿过的幼发拉底河;在下面的右侧,占据空间更大的是埃及,代表性的图案当然是尼罗河和金字塔,但是也有一系列“典型的”事物,有蹲着的书吏和象形文字。这两种图案显然不是版画制作者偶然选择的,但是最值得关注的,是旅行者希罗多德只出现在背景里,而且只作为背景出现;在旅行者希罗多德的背景之上展示的,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伟大的历史学家。这幅版画总起来看很一般,但它是根据对希罗多德的两分法来构图的,而且版画只是满足于表现两分法:的确有两个希罗多德,讲述希波战争的历史学家和另外一个希罗多德,一个首先是讲述相异者的,除了希腊人之外的其他人的希罗多德。
甚至在古典研究领域之内,这种两分法也以巧妙的方式再一次吸引了人们的注意。1913年,对古希腊历史学家了解得最深刻的人写了一篇长长的说明,发表在《古典学研究百科全书》(Real 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这种严肃而重要的工具书里,在很长时间起到了权威观点的作用,而且至今仍然是权威。在成为历史学家之前,希罗多德先是地理学家和人种志学者。因此,的确有个旅行者希罗多德,也有个希波战争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但是,他是从旅行者变成历史学家的,而且他的作品证明了他的人生分为这样两个阶段,也证明了他从前者向后者的过渡。因此,我们将两分法和变化的论断组合在一起。
LUGDUN I BATAVORUM.
Apud SAMUELEM LUCHTMANS. MDCCXVI.
Cum Privilegio Potentiaf: D. D. Ordinum Hollandice & Weftfrifice.
这样一来,如果不对这种结构提出质疑,那么对于其他选择的解释者来说,只要将历史学家和其他身份之间的分界线做一些调整,就可以万事大吉,根据他们最终对“历史”这个词的引申意义怎么理解,可以将这条分界线或者往前调,或者向后移。
除了1937年发表的一本比较个别的作品之外,到了50年代,尤其是60年代末,才出版了一系列研究成果,看待希罗多德的方法才发生了一些变化。的确,一些学者试图消除对希罗多德的两分线,想说明作品当中并没有这样一条两分线。他们试图证明,希罗多德的两个名字实际上只是一个。这些研究虽然相互之间差别很大,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一些假设的不信任(比如对“历史”的定义,虽然各种定义的明确程度不同),而且相反,他们想从文本中去探索,将文本看成一个整体。迈尔斯(Myres)就是这样提议的,他通过与雕塑的比较,开始阐明故事(lógoi)的组成:在描述一个场景时,希罗多德像艺术家一样;艺术家在雕刻神庙的三角楣时,十分关注对称,或者在展开柱顶盘的中楣时,要有一定的节奏。有的作者,比如伊默瓦尔(Immerwahr),更加刻意地把希罗多德的作品当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有它特有的理解机制”。
书名页的插图、伏尔泰的文章和雅各比的说明,都以各自的方式证明,应当用两分法对希罗多德进行研究,而通过两分法,可以遏制有关真话、谎话的问题,并稍微清理一下有关作者资格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对文本的分析中看到,作品是统一的,如果不再有两个希罗多德的名字,而是只有一个,那么我们一时排除了的关于历史的问题便再一次出现了,只不过这次的问题是在文本内部出现的,或者说是在希罗多德的名字当中爆发的:说到底《历史》究竟是什么?什么是historiē(调查)?什么是histōr(看见,知道)?或者,历史之父是历史学家吗?这是我们在解释之路上遇到的不可避免的问题。
希罗多德的镜子
本书的出发点在副标题里已经说明了“论对相异者的想象”。的确,我们是想搞明白古典时期的希腊人是如何想象相异者的,如何想象除了希腊人之外的其他人,并了解他们以何种方式,或者都有哪些方式从事人种学,总而言之,我们要简单地勾勒一部相异性的历史,指出这部历史的节奏、重要时刻及其断裂点,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情研究清楚的话。要进行这类的调查,希罗多德显然是绕不过去的。但是,我们很快便注意到,他是一团理不清的乱麻,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还是很有必要继续待在这样的一团乱麻里,因为他的文本是个好地方,可以让一系列的问题纠结在一起,互相影响,而且在人们对文本的解释当中,这些问题也反复出现,有时候被否认,有时候被改变或者被重新激起;说到底,这些问题引导我们走向有关历史学家的实践的问题。所以最后,本书的书名叫作《希罗多德的镜子》。
的确,《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历史学家不断地在镜子里照见自己,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地探索自己的身份:历史学家是观察者,也是被观察者,是提问者,也是被提问者,说到底,他总是被引导着不承认自己的头衔和资质。他是谁?是历史学家还是说谎者?因此,在对希罗多德进行解释的历史中,重要的是为希波战争的历史学家和描写相异者的希罗多德这两者之间的分别做出标记,“描写相异者的希罗多德”常常被当作是相异者希罗多德。他是干什么的?他是在为君主或者某个城邦效劳,是君主或者某个城邦观察世界的眼睛?他的文字是为了传承他们的记忆?由此,关于希罗多德、伯里克利和雅典之间的关系的争论就很重要。他对谁说话?为什么要对他们说话?由此而引出关于希罗多德的听众的问题,关于希罗多德作为报告人的问题,不管他因此而有没有报酬。
但是镜子还有另外两种意义。如果说别处是反面的镜子,在除了希腊人之外的其他人的“故事”(lógoi)当中,希罗多德的镜子就是他拿给希腊人看的镜子。在这些故事当中,我选择了斯基泰人的故事,因为斯基泰人不断地让希腊人感到吃惊:斯基泰人赶跑了大流士(Darius)的军队和波斯的国王,而且特别是,斯基泰人是游牧人,他们没有房子,没有城市,没有耕种的土地。
希罗多德的镜子还是历史学家的眼睛,这双眼睛观望世界,讲述世界,让世界在希腊的知识空间有秩序;希罗多德在这样做的同时,为希腊人建立了一种对刚刚过去的事物的表现。他让自己成了古希腊叙事诗的吟游者和实地勘察者。但是,除了他自己之外,他也是一面镜子,相异者在后来也想在其中看到世界。由此而提出了文本的一种或者多种效果的问题,也包括历史文本的效果。
镜子的比喻产生的种种不同意义在事实上表明,一连串的问题不断地从希罗多德的斯基泰人引向希罗多德的个案,从对一个故事(lógos)的阅读,引向对如何书写历史的探索。在写相异者的某些故事(lógoi)当中,希罗多德的文本被认为是旅行的游记,也就是说,是一篇旅行故事,作者想在故事当中用希腊人共有的知识表现相异者,而且为了让人们相信他建立的相异者,他制定了一整套相异性的修辞。因此,本项研究的关键是对分析层次的选择,这种选择既不排斥其他的方法,也不想让所选择的层次比其他的层次更加重要;在注重叙述者和叙述对象之间的契约的同时,本研究想从文本当中获取更多的收益,当然不是通过某种形式的文本崇拜来达到这一目的,只是为了简单地提出关于历史语义学的几个建议而已。
我们对希罗多德的思想进行的这次考察,与他最初的宗旨(描写“游牧人”)有相似之处;我们的研究既不是封闭的,也不是完成式的,只是抛砖引玉,让人们更加深入地将调查进行下去:我们重新提出历史文本的效果问题,也包括历史文体问题,我们重新探索历史学家在所处的社会中的作用,同时也希望人们能将这样的研究继续深入下去。也许对历史学家的目光,对历史的眼睛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方法?因此,我们应当对历史学家的目光进行考古式的研究,或者至少写一些有关内容的片段。
不过,对希罗多德的个案来说,hístōr(看见,知道)的作用的问题,与对他的作品历来的解释密不可分;而对希罗多德进行解释的历史,如果不想只是成为观念的历史,便应当包括对历史学家的体制和职业的思考。总而言之,用芬利(M.I. Finley)的话说,要想通过阅读希罗多德的作品来考察历史的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histoire),那就一定要注重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