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国有企业改革长期是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核心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以“放权让利”为主旋律的国有企业改革已将绝大多数的生产经营决策权从政府转移至企业，并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1998年金融危机中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和银行信贷巨额不良资产推动政府实施了以债转股为代表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1999年国务院公布《关于实施债权转股权的若干意见方案》，并推荐601户债转股企业，建议金额达4596亿元。债转股作为我国国有企业改制的重大配套措施，其对信贷资源配置和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效应受到政府各部门和金融机构的极大关注。

本书以1999-200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观察样本，从理论和经验上系统研究债转股对公司治理的效应，全书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概述了与公司治理相关的代理理论、投资理论、融资理论和激励理论等，为后文分析债转股问题提供理论基础和分析思路；然后基于投资效率、融资结构和高管激励三个方面具体分析和检验了债转股的公司治理效应，既为债转股对公司治理和信贷配置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债转股是如何影响公司治理的路径提供了证据；最后则以公司价值（财务指标和市场指标）这一综合指标来检验了债转股影响公司治理的综合结果，同时也检验债转股影响公司价值的途径。

通过研究发现：（1）债转股企业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程度均要低于非债转股企业，即债转股企业的投资效率要高于非债转股企业。结果表明，债转股有利于缓和股东-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提高投资行为的理性决策；（2）债转股企业更多依赖银行债务融资，且债务融资与投资效率的敏感度高于非债转股企业；同时，债转股企业债务融资对投资效率的约束作用大于非债转股企业。结果表明，虽然债转股企业获得了更多的债务融资，包括在中央银行紧缩型货币政策时，但并不表明银行股东对债转股公司的贷款是预算软约束的表现，相反，债转股公司的债务融资在约束非效率投资行为方面体现了更高的约束作用，即债转股改善了债务融资与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3）相对于非债转股企业来说，债转股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较高，而且，债权转股权后，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也得到了提高；（4）债转股企业的盈利能力得到了提高，市场投资者也获得了较高的投资回报。研究结果表明，由于股权结构的改善和代理成本的降低，相比于非债转股企业，债转股企业的投资效率和债务融资与投资效率的敏感度较高，且债务融资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较大；同时债转股提高了公司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度，改善了盈利能力和投资者的市场回报，提高了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综合概而言之，由于股权结构的改善和代理成本的降低，相比于非债转股企业，债转股企业的投资效率和债务融资与投资效率的敏感度较高，且债务融资对投资效率的影响较大；同时债转股提高了公司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度，改善了盈利能力和投资者的市场回报率，提高了企业价值。

本书是基于中国国有企业改制背景的一项关于上市公司债转股的经济后果的实证研究，弥补了债转股改革的实证检验文献，深入挖掘了债转股对公司价值变化的具体驱动因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为我国商业银行的混业经营之改革提供初步的经验证据。上述研究发现具有如下启示作用：（1）银行直接持有企业股权作为一种与企业形成长期交易稳定型的银企关系的重要方式，可以为银行信贷决策所需信息的生产和利用提供较为持续便捷的渠道，有利于提高信贷配置与公司行为的敏感性；（2）银行直接持有企业股权可以为债权人对公司治理的相机治理作用提供更有效的保障。大股东控制、内部人控制等是我国公司治理的重要问题，若银行持股，则既有助于改变债权人无权的状况，又可以平衡公司治理结构较为单一的问题。

本书存在的一定局限性。首先，银行持股的来源与动机的不确定性使本书的研究结论在应用时需要谨慎。其次，尽管在理论分析中我们说明了银行持股对非持股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但由于公司未明细披露借款来源，故我们无法区分银行持股与公司银行借款的一一对应关系，使本书关于银企股权关系对公司债务融资和信贷配置影响的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公司向非持股银行大量借款则本书的结论不能充分说明银行持股提高了持股银行信贷配置效率。今后的研究应改进这一数据缺陷，进而完善研究结论。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不少资料，作者已经尽可能详细的在参考文献中列出，在此对这些专家和学者表示深深的谢意！虽然我们尽量避免疏忽，但仍可能有些引用资料的出处没有标出，对此表示万分的歉意！在撰写过程中，作者反复斟酌了书中的要点，对一些新术语选择了恰当的词语。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写作中的疏漏和不足在所难免，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18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