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共现分析

两两统计一组词出现在一组文献的次数，据此而进行的分析就是共词分析。在共词分析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共现分析，即一组词同时出现的情况。一组词共同出现的次数越多，其关系越为密切。通过分析共词，可以了解到研究领域的主题分布。

词频分析方法也是Citespace中常用的方法，即通过分析关键词或者主题词在文献中出现的频次来预判该领域的发展热点和发展趋势。

一、关键词共现分析

分析的时间范围限定为1998—2018年；分析的单个时间单元长度设为1年；分析类型选择关键词；选择标准为TOP200；连线强度选择Cosine。运行软件，得到如图2.4所示的“农村金融”的关键词共现分析图谱。

图2.4是关键词“农村金融”的共现知识图谱。表2.1列出了出现次数居前30位的关键词的频次以及中心性。中心性代表了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从图2.4以及表2.1中可以看出，在关键词中“农村金融”出现的频次最高，中心性也是最高。

二、高频关键词词频分布

“农村金融”这个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分布如图2.5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1998—2009年，关键词“农村金融”出现的频次呈现出上升趋势，在2009年达到最高峰124次之后开始呈现下降趋势。2017—2018年有小幅的上升，即从26次的引用频次达到了31次。图2.5的整体趋势与图2.1相类似。

从表2.1中可以看出，关键词“普惠金融”出现的频次为21次，中心性为0.10。从图2.6中可以看出，关键词“普惠金融”首次出现在农村金融相关文献中的时间是2011年，词频为2。之后在2013—2017年呈现上升趋势，并在2017年达到最高词频次数6次。说明近几年，农村金融与普惠金融的研究呈现上升趋势。

从图2.6中可以看出，2011年有两篇文献将“普惠金融”列为关键词，分别是《批发金融机制和农业政策性金融改革研究——基于普惠金融的视角》与《农村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2013年同样有两篇文章涉及“普惠金融”，即《普惠金融视角下农村金融组织社会责任的法律规制》与《农村金融欠发展的表现、成因与普惠金融体系构建》。2014年有《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困境及转型路径探析》与《普惠金融与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目标重构》。2015年有《普惠金融视阈下的农村金融文化建设》与《普惠金融视域下农村金融的供求均衡分析——以广西为例》。2016年有《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普惠金融视角下的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研究》《普惠金融理论与我国农村金融扶贫问题调适》《农村金融的互联网衍生及其制度逻辑》。2017年关键词“普惠金融”的出现达到最高峰6次。分别有《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评价分析——来自山东的实证研究》《市场竞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扩张与普惠金融发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与比较》《农村金融的功能效应与普惠金融发展——嬗变中的“道德”与制度正义》《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纵深发展》和《中国农村金融改革40年：历程、特征与方向》。2018年有《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第十一届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论坛会议综述》。

三、关键词突现研究

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能够说明研究的热点问题，通过查看Burst点可以找出突现的主题，即新兴的研究领域。突现是指一个变量的值在短期内有很大变化。在Citespace中，这种突变信息被视为一种可用来度量深层变化的手段。在设置了突发性检测后，这些节点会变成红色，如图2.7所示。图2.7表示的关键词的突发性是按照突发起始的时间来进行排序的。Strength是指突发的强度。从图2.7中可以看出，突发强度最大的关键词是“农村信用社”，开始时间是1999年，结束时间是2005年。“新农村建设”的突发强度次之，起止时间为2006—2008年。突发强度较大的还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起止时间是2011—2018年。从突发的持续时长来看，“农村金融体制”“农村合作金融”“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公司”“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城乡收入差距”“区域差异”等关键词的突发持续时间较长。

此外，从关键词突发的时间顺序可知，农村金融领域中研究的新兴领域从“农村经济”“农村金融体制”“农村合作金融”“农村信用社”等发展到“农村金融服务”“金融发展”“金融改革”“金融抑制”“小额贷款公司”“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城乡收入差距”，再到“可持续发展”“区域差异”“普惠金融”“影响因素”等。从这些关键词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农村金融的发展主要是围绕农村金融体系的改革、服务于新农村建设以及缩小城乡差距的任务。

从这个研究新兴领域的表中还可以看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区域差异、普惠金融、影响因素等，依然是农村金融领域的研究热点。

（一）强度最强的突现词：“农村信用社”

从图2.7中可以看出强度最强的突现关键词是“农村信用社”，起始于1999年，2013年出现下降趋势。从图2.8中可以看出，关键词“农村信用社”突现始于1999年，它在2003—2005年出现频次呈现上升趋势，并在2005年达到出现频次的最高峰，即13次。在这之后，呈现出下降趋势，2013年下降为2次。

1999年，关键词“农村信用社”出现了5次，分别出现在《农村信用社与政府扶持》《深化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若干问题探索》《农村信用社开展资本市场业务研究》《正确处理五个关系，促进合作金融健康发展》《论办成真正意义的合作金融组织》中。李伟（1999）在《农村信用社与政府扶持》中指出，农村信用社在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中担负着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重任。对比其他国家的做法，如政府参股、贷款支持、政府补贴、减免税收等，李伟认为，对于农村信用社，需要加强规范管理，进行税收扶持、资金融通扶持，解决渠道障碍问题等。林后春（1999）认为农村信用社存在诸多问题，比如综合经营实力过于薄弱、在政策上与商业银行没有差别、处于不公平竞争地位、经营效益不佳等。农村信用社全行业的经营情况的改善、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当时的重要任务。王春生（1999）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农村信用社的理想选择是开展资本市场业务，比如代理业务，向农村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改造提供金融服务，进入农村产权交易市场，进行农村金融信息咨询及信用评估等。邓祖杰（1999）认为农村信用社需要处理好机遇与挑战的关系、自身效益和农村经济效益的关系、帮扶与扶贫的关系、防范金融风险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关系、增强现代化服务手段与发扬优良作风的关系。郑良芳（1999）从农村信用社与合作金融组织差距的角度，提出明晰合作金融的产权，建立具有民主管理权力的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坚持深入农村，开拓业务，建立存款保险基金会，设立全国以及省级信用合作互助基金会等措施。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农村信用社正在经历转型时期。

在2005年，“农村信用社”出现频次达到最高。乌东峰（2005）认为农村信用社面对筹资能力不足、成本高、服务方式落后、资金运用效率低的问题，需要在已有的改革上继续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制度建设、体制创新、整体推进的问题。徐芳与王波（2005）从农业资本不足的角度讨论了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创新，认为当前需要以市场为导向来完善农村投融资体系结构、制定政策吸引商业银行资金到农村、改善和完善农业政策性金融、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艾仁智（2005）从利率的角度讨论了农村信用社改革，认为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大幅上浮、贷款手续烦琐、用途受限使得民间借贷得到发展；同时，民间借贷利率是包含不正常的资金价格的溢价。对比1999年的文献，从以上文献中可以看出，对于农村信用社的重要性认识以及改革的深度在不断增强。

从突现关键词列表来看，2013年之后，关键词“农村信用社”的突现出现下降趋势。徐菂和李欣婷（2013）总结出了当时阶段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即金融机构的数量增长十分迅速、传统金融机构发展很快、新型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又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即农村金融机构满足不了农村建设的资金需求、商业性金融机构放弃农村地区的金融业务、农村信用担保体系落后、农村信用社在其业务区内具有垄断地位。针对这些问题，发展多元的农村金融机构、建立农业保险制度、政府进行扶持、让农村金融多渠道筹资、政府主导市场调节等都有相对的调节作用。蒋俊毅和侯少夫（2013）从湖南省的实证出发，探索了农村金融结构优化是否有助于农村经济增长。认为在湖南省农村信用社依然是农村金融主体，然而农村合作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保险公司等发展迅速，展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实证分析显示，这种多元化促进了湖南农村经济增长，同时，金融要素的发散性不利于农村经济增长。

从突现性列表中可知，农村信用社表现为在1999—2005年的研究激增，之后趋于平稳。从以上文献分析中可知，农村信用社一直是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在不同的时代会面临不同的问题，学者们针对这些问题从多方面进行了研究。

（二）持续时间最长的突现词：“农村金融体制”

从关键词突现列表中可知，“农村金融体制”是持续时间最长的突现词。突现起于1998年，持续到2007年。郭晓鸣与雷晓明（1998）认为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从体制方面讲，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深化，特别是“民办”的转化。同时，由于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的分立程度不高、农民参与度不够，因此农村信用社的储蓄量还不够大。

在2005年，“农村金融体制”的突现达到最高点。崔国平（2005）认为农村金融机制存在各种问题，比如农村政策金融功能不全、农业发展银行资金来源不稳定、管理混乱并且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控制、农村金融市场中缺乏竞争机制与主体、农村金融管制较为严格并阻碍了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发展、抵押品选择太少、农村保险市场不发达等。针对这些问题，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即加大商业银行对农村工商业的服务力度、建立农村资金回流机制、放松相应金融市场的准入条件、建立并完善农村保险组织体系。郝亚明和张荣乐（2005）从市场的角度讨论农村金融改革。他们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的农村金融规模和结构，认为农村金融体制是低效的，农村金融是贫困的。低效与贫困的根本原因是金融供给主体不足。因此，针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有效供给主体不足的现实，应该推进利率市场化、引导民间金融积极成长、发展农村合作金融。

随时间发展，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不断深入。在2007年，岳意定、刘志仁和张旋对国外土地信托的研究进行了综述，认为我国相关领域可以从中借鉴经验。其中，在国外经验中，从重视土地的“所有权”到重视土地的“使用”方面，对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而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即研究的重点是使用权和控制权，而非所有权。李爱喜和章玲超（2007）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农村金融生态的问题。他们认为近年来，我国的农村金融生态系统出现了退化，具体而言表现在农村金融生态多样性降低、农村金融信息流动困难、生态系统的生产能力下降以及服务功能减少、生态系统稳定性下降等。追其原因，主要是农村经济剩余流出，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以及农业发展银行这三者没有很好地发挥支农作用，以及信用环境和担保机制这些农村金融生态系统的配套机制不完善等。因此，构建多元的农村金融结构体系、增加农村资金供给、发展农业产业化、使金融资源配置市场化等可以使农村金融生态系统恢复并达到一定水平。从热点突现词的结束可知，农村金融体制的研究趋于成熟。从农村金融机制存在问题的不断演化、问题出现的原因及提出的建议中可知，农村金融体制在快速发展。

（三）出现时间最晚的突现词：“普惠金融”

从这32个突现词中可以看出，“普惠金融”与“影响因素”是突现的较晚的关键词。由于关键词“影响因素”的主题性没有“普惠金融”强，因此这里分析突现词“普惠金融”。“普惠金融”突现时间从2011年持续到了2018年。从“普惠金融”引用历史（图2.9）中可以看出，2011年有两篇使用了“普惠金融”为关键词的文献。2013—2017年引用历史呈上升趋势，到2017年达到最高峰6次。普惠金融主张“构建包容性金融体系，强调社会弱势群体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力”，即有效的、全方位的向所有阶层提供金融服务。

在2013年，张运书和高毅（2013）从普惠金融的视角研究了农村金融组织社会责任以及法律规制，认为农村金融组织是具有一定特殊性的，比如交易对象特殊、提供的服务特殊、风险防范特殊、政府干预特殊等。厘清这些特殊性对于确定其承担的社会责任的方式、范围以及关键点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进行农村金融组织制度设计时，需要赋予农民平等的金融权力、完善农村的金融市场准入制度、设立农民紧迫需求借贷的强制缔约制度以及农村存款和农业强制保险制度。马九杰、吴本健和周向阳（2013）认为供给总量不足和供求结构失衡是农村金融发展不足的表现。发展不足的原因主要是存、贷服务的交易成本高，存款准备金要求、内部控制要求等导致吸收储蓄的成本高，信贷风险大，存款动员中存在流动性风险，农村金融需求不足，金融服务使用能力弱。

2017年，张正平、杨丹丹（2017）通过文本挖掘建立起普惠金融的发展指数。这种发展指数能够测算各省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通过讨论，作者认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扩展促进了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李明贤和唐文婷（2017）从保护农村消费者权益的角度研究了普惠金融。他们认为消费者在市场地位和信息的获取上处于弱势且金融权属于人权，因此应该保护金融消费的自主选择权、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公平交易权、金融消费的知情权、金融消费者的受教育权。

在2018年引用“普惠金融”做关键词的有两篇文章，即《农业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第十一届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论坛会议综述》和《普惠金融的政府行为与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何婧、郭沛和周雨晴综述了第十一届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论文会议的内容，主要包括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金融支撑、新常态下农村中的金融机构的转型与发展、互联网时代农村金融服务的转型与深化、农村普惠金融深化和金融扶贫、金融供给与农户的金融行为、农业农村中的保险制度创新与发展。唐文婷、李明贤（2018）认为政府的目标是多元的，同时其供给方立场与追求财政收益的行为逻辑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权力渗透。因此，在农村普惠金融的政策安排和政策执行中，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存在不足。由此可见，为了更有力的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力，需要明确政府的职责、完善金融监管、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让普惠金融走自下而上的发展道路以保护农村金融消费者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