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帕特里克醒来，知道自己做了梦，但并不记得梦见了什么。他感到一阵熟悉的痛楚，似乎自己在梦中有所追寻，那东西刚消逝于意识的边缘，却依然可以从它的消逝推断出它曾经的存在，如同汽车疾驶而过，在身后卷起一阵夹带着碎纸片的旋风。

他的梦残留着模糊的碎片——隐约记得发生在湖边——和他昨晚与约翰尼·霍尔一起观看的戏剧《一报还一报》[1]混在一起。尽管导演选择巴士总站作为舞台背景，但仍然没有什么能够抵消一个晚上如此反复地听到“慈悲”一词所带来的震惊。

也许他的一切问题都源于使用了错误的语汇——想到这一点，一阵短暂的兴奋随之而来，他顺势把被褥掀到一边，考虑要不要起床。在他生活的世界里，“慈悲”一词就好像一个漂亮女人在她争风吃醋、寸步不离的丈夫投下的阴影里，永远被“午餐”、“协会”或“舞会”之类的词语所限定。“恻隐之心”，人们无暇顾及；“宽大处理”，则经常以“抗议短期监禁”的形式出现。尽管如此，他知道自己遭遇的困难，相比之下，在更本质的层面上。

他为自己一辈子都必须同时身处两种状态而感到心力交瘁：在身体之内，又在身体之外；在床上，又在窗帘架子上；在静脉里，又在酒桶里；一只眼睛被眼罩盖住，另一只眼睛看着眼罩；尝试失去知觉、停止观察，同时又被迫观察意识的边缘，让黑暗变得可见；放弃一切努力，却又心神不宁，做不到无动于衷；沉迷于双关语，却又反感暧昧的毒害；有意将句子拦腰斩断，用限定词“但是”将其支撑，同时又渴望像壁虎一样伸展卷曲的舌头，以娴熟的技巧勾住远处的一只苍蝇；极度渴望逃离嘲讽带来的自我颠覆，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但这些想法又只能通过嘲讽来传达。

确定无疑——帕特里克边想边把双脚伸出床外——他今晚又要同时身处两种状态：在布丽吉特的派对上，又不在布丽吉特的派对上。他没心情和那些姓博辛顿-雷恩的人共进晚餐。他要打电话给约翰尼，约他单独吃饭。他拨了一遍电话号码，但随即挂断了。他决定先泡些茶，稍后再拨。他刚放下听筒，电话铃就响了起来，是尼古拉斯·普拉特打电话来训斥他。他给帕特里克寄了一封来自奇特利的邀请函，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你能被邀请参加今晚这场金碧辉煌的宴会全是我的功劳，但你不必谢我，”尼古拉斯·普拉特说，“我要看着你学会在人情世故中畅游，这是我欠你亲爱的老爸的。”

“我都快淹死了。”帕特里克说，“反正你在我五岁的时候，就已经着手为我将来受邀去奇特利做准备了。你把布丽吉特带来拉考斯特，是因为早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能看出她命中注定将入主上层社会。”

“那时候你太无法无天，意识不到身边发生了那般重要的事情。”尼古拉斯说，“我记得有一次我上你家，在维多利亚路的房子里，你对着我的小腿狠狠地踢了一脚。我瘸着腿走过大厅，拼命忍着疼，为了不让你那位道德高尚的母亲伤心难过。对了，她现在过得怎样？最近大家都没怎么见到她。”

“惊不惊喜？她似乎开始发现还有比参加派对更好的事情可做。”

“我一直认为她有点特别。”尼古拉斯圆滑地说。

“据我所知，此刻她正运送一万支医用注射器前往波兰。人们赞美她的慷慨，但我依然认为慈善应该从自己家里做起。她原本可以省掉这趟行程，只需要把注射器送到我的公寓里来。”帕特里克说。

“我认为你应该把这档子事情彻底抛在脑后。”尼古拉斯说。

“是抛在脑后，还是放在眼前。在这片灰色地带里，很难判断。”

“都三十岁了，还用这种方式说话，真是耸人听闻。”

“好吧，你看，”帕特里克叹了口气，“我已经戒掉了一切，却还没找到任何东西作为填补。”

“你可以带我女儿去奇特利，以此为开端。”

“恐怕难以从命，我自己也要搭别人的车。”帕特里克撒了谎，他其实是受不了阿曼达·普拉特。

“哦，好吧。那么你只能在博辛顿-雷恩家碰到她了，”尼古拉斯说，“而我俩在派对上见！”

若干原因让帕特里克不愿受邀去奇特利，其中之一是黛比也会在那里。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不断尝试摆脱她，但最终突如其来的一刀两断还是令他感到迷茫。而从她的角度来看，在他们漫长的情爱岁月里，她最享受的似乎是渐渐地不再爱他的过程。又怎么能责怪她呢？他为没说出口的歉意而感到痛苦。

在他父亲离世后的八年里，帕特里克的青春悄然逝去，却不见任何成熟的标记填补进来，除非多愁善感和为消除仇恨与疯狂而殚精竭虑可以被称为“成熟”。左右逢源、柳暗花明的感觉，已经被孑然一身在码头边凝视长长的失踪船只名单所取代。他通过数家诊所戒除了毒瘾，留下滥交和混迹派对两个好像失去指挥官的军队，心神不宁地坚守阵线。他的金钱——在恣意挥霍和医疗账单的逐渐侵蚀之下——虽然令他免于穷困潦倒，但也未能帮他换得摆脱无聊的方法。就在最近，他惊觉自己不得不找份工作，便开始学习成为辩护律师，期望能够在帮助尽可能多的罪犯逍遥法外的过程中找到一点乐趣。

他学习法律的决心甚至促使他去录影带店里借来一盘《十二怒汉》[2]。他连续好几天在家里踱来踱去，一会儿用尖刻的辩词驳倒假想中的证人，一会儿突然倚靠在家具上，用越来越自命不凡的口吻说：“我提醒您注意，当晚……”说着，他又转身一跳，变成了被他盘问的受害者，在一阵矫揉造作的呜咽中瘫倒。他还买了一些书籍，比如《法的概念》、《论侵权行为》、《查尔斯沃斯论过失》。如今，这堆法律书籍正与他多年来最爱的《偶像的黄昏》和《西西弗神话》竞相吸引他的注意力。

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毒瘾的逐渐消减，他开始明白终日保持清醒必将带来怎样的感觉：一段连续不断的意识，一条白色的隧道，空荡而又昏暗，好像一截被吸干精髓的骨头。“我想死，我想死，我想死。”他意识到自己在做简单事情的过程中如此喃喃自语，但在水壶烧开或者吐司弹出时，这种念头又会被席卷而来的懊悔彻底冲散。

与此同时，他的过往就像一具等待防腐处理的尸体，躺在他面前。他每晚都被残忍的噩梦惊醒；他害怕得睡不着觉，只好爬出汗淋淋的被子，去抽烟，直到曙光爬上天空。天空苍白而又灰暗，好像毒蘑菇的菌褶。在他位于艾尼斯摩花园的公寓里，暴力录影带扔得到处都是，那是他脑海里不停播放的暴力卷轴胶片的朦胧投射。他时常身处幻觉的边缘，感觉自己走在轻柔波动的地面上，好像正在吞咽的喉咙。

最可怕的是，他越来越顽强地抗拒毒品的诱惑，但又慢慢发现这其实掩饰了他真正想抗拒的一件事情：变成和他父亲一样的人。每个人都会变成自己厌恶的人——与这个几近铁定的事实相比，每个人都将毁掉自己心爱之物的断言，在他看来只能算是瞎猜。确实有些人从不厌恶任何事物，但帕特里克跟他们毫不沾边，无法想象他们的命运。对父亲的记忆依然令他心神恍惚，他跟梦游似的，不由自主地被拖向效仿的边缘。讽刺、势利、残忍以及背叛，似乎都不如让它们得以存在的恐惧那般恶心。除了变成一台将恐惧转化为蔑视的机器，他还能做什么？他的神经射线好像扫射监狱院子的探照灯，所有想法无一能够逃脱，所有评论无一不被遏制，他又怎能放松戒备？

对性爱的追求，对一个又一个身体的迷恋，性高潮带来的短暂的快感，比毒品更令人虚弱和疲软，但又像注射毒品，需要不断重复，因为它起着必不可少的治标作用——所有这一切足以令人沉溺，但也带来了无可企及的并发症：背信弃义，怀孕、传染病和关系败露的危险，偷情的快感，在某种反之则非常乏味的境地中产生的紧张感；性爱与愈发自信的社交圈的扩张渗透相结合，通过这种方式，也许，他能找到一片栖息之地，和一种活生生的东西，与致幻剂章鱼般的怀抱能够给予他的亲密和安慰如出一辙。

帕特里克伸手去拿香烟时，电话铃响了。

“嘿，你怎么样？”约翰尼问。

“我被困在又一个喋喋不休的白日梦里了。”帕特里克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认为，聪明的表现之一是能跟自己大吵一架。不过，只要能抓住点什么，带来一些改变，都是好的。”

“《一报还一报》是一部喋喋不休的戏。”约翰尼说。

“我知道，”帕特里克说，“人们只能基于‘不去指手画脚才不会被指手画脚’的想法而原谅他人——我最终从理论上接受了这个观点，但在情感上没有任何说服力，至少在那部戏里没有。”

“的确如此。”约翰尼说，“如果自己行为不端是一个用来原谅他人不端行为的足够好的理由，那么我们的宽宏大量多得都要溢出来了。”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足够好的理由呢？”帕特里克问。

“我怎么知道？我越来越相信，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或者就这样没发生，你能施加的影响微乎其微。”约翰尼刚刚想出这个观点，连他自己都还没有完全信服。

“成熟就是一切。[3]”帕特里克咕哝着。

“没错，确实如此，但那完全是另一部戏。”约翰尼说。

“你要在起床前决定今天进入哪一部戏，这很重要。”帕特里克说。

“我认为没人听说过我们今晚要进入的那部戏。博辛顿-雷恩家都是些什么人？”

“他们也请你去吃晚餐了？”帕特里克问，“看来我们非得让汽车在高速公路上抛锚不可了，你觉得呢？我们在旅馆里吃饭吧。不嗑药就去面对陌生人，这实在太难了。”

帕特里克和约翰尼如今虽然以烧烤和矿泉水为食，但对自己以往的生存状态仍怀有深深的思念之情。

“但每次只要在派对上嗑药，马桶里面就成了我们唯一能看到的东西了。”约翰尼指出。

“我知道，”帕特里克说，“现在我一进厕所，就会问自己：‘你来这里干吗？你已经不再嗑药啦！’每次只有在愤然离开后，我才会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来小便的。顺便问一句，我们要一起开车去奇特利吗？”

“可以，但我要在三点参加一个匿名戒麻醉品互助会。”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应付那些互助会的，”帕特里克说，“那里是不是挤满了像死人一样苍白的家伙？”

“那当然，但其实所有拥挤的房间里都这样。”约翰尼说。

“但今晚的派对至少不会要求我信仰上帝。”

“我敢肯定，即使要求你这么做，你也会找到办法逃脱。”约翰尼笑了起来，“被关进捕虾笼，不得不举止得体，还要为此大唱赞歌，这能激发潜力。”

“难道你不讨厌惺惺作态？”

“好在他们有一个专门的口号：假装你可以，直到你真的可以！”

帕特里克发出作呕的声音：“我不认为让老水手[4]穿成婚宴宾客的模样就能解决问题，你说呢？”

“不是那样，实际上更像一屋子老水手决定自己搞一场派对。”

“天啊！”帕特里克说，“比我想的更糟。”

“你就是那个想穿成婚礼宾客模样的人。”约翰尼说，“你告诉过我，你最后一次用脑袋撞墙、祈求摆脱毒瘾带给你的折磨时，始终无法将那个描写亨利·詹姆斯的句子赶出你的脑海：‘他是一个交际成瘾的人，他承认自己在1878年冬天接受了一百五十次邀请。’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句子？”

“嗯。”帕特里克说。

“不管怎么说，你不觉得戒毒很难吗？”约翰尼问。

“当然很难，一场该死的噩梦。”帕特里克说。他倡导顺应自然，反抗治疗，所以他就不会错失任何机会来夸大他所承受的压力。

“可能我会在灰色地带醒来，”他轻声说道，“已经忘记如何呼吸，我的双脚离我如此遥远，不确定自己是否买得起机票；可能这是循环往复的缓慢的斩首，膝盖骨被来来往往的路人窃取，几只狗在争抢我很想拿回来的肾。如果他们拍一部关于我内心生活的电影，会远远超出公众所能承受的范围。母亲们会尖叫：‘把《得州电锯杀人狂》还给我们，让我们能有一些体面的家庭娱乐。’所有这些欢乐都伴以恐惧。我害怕在我身上发生过的一切都会被我遗忘，我害怕我见过的一切都会消失殆尽，就像仿生人在《银翼杀手》片尾所说的：‘好像眼泪融入雨水。’”

“是的，是的，”约翰尼说，他经常听见帕特里克排练这个片段，“那你为什么不就这么一直吸下去呢？”

“出于某种傲慢和恐惧的结合。”帕特里克说完，立即转换了话题，问约翰尼互助会几点结束。他们约定五点从帕特里克的公寓出发。

帕特里克又点燃了一支烟，与约翰尼的谈话令他紧张。他为什么会说“出于某种傲慢和恐惧的结合”？他是否依然认为，承认自己怀有哪怕丝毫的热情都有失颜面，即便在他最好的朋友面前？为什么他用发表演讲的旧习惯压制他的新感觉？也许在别人看来并不明显，但他的确渴望摆脱对自己的反复琢磨，不再将记忆翻个底朝天，阻止思绪在反省和怀旧中任自漂流。他想冲入更狂野的世界，去学习，去改变。归根结底，他希望自己别再是个孩子，但靠的并不是为人父母的廉价伪装。

“也不是说没可能发生那种事情。”帕特里克喃喃自语，他终于从床上爬起来，套上一条裤子。曾经有段日子，他迷恋一种女孩，当你进入她们的体内时，她们会轻声说：“小心点，我没有避孕。”那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他记得她们中有一个曾经兴致勃勃地谈起那些做人工流产的诊所。“你去看看就知道了，那是一个非常奢华的地方。有舒适的床和精致的食物，你可以对那里的姑娘倾吐你所有的秘密，因为你知道今后再也不会见到她们。就连手术也相当令人兴奋。只有在事后，你才会真正感到沮丧。”

帕特里克在烟灰缸里按灭了烟，走过厨房。

他为什么非要抨击约翰尼的互助会？那只是他们进行忏悔的地方。他为什么非要对一切都如此刻薄？另一方面，如果你不打算吐露那件至关重要的事情，那么去某个地方忏悔又有什么意义呢？有些事情他从未告诉任何人，也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