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国联调查团我国随员返平，因在沈时备受监视，长春之行又被限制，不得已分两批而归

北平通讯。国联调查团一行已于前日（二日）由沈阳专车赴长春。中国代表因被日方限制，同行者仅顾维钧及秘书杨承基、施肇夔，专门委员刘崇杰、陈立廷，顾问何裴[3]、端纳等七人。此外则分二批，于上月三十日及本月二日先后南返。第一批之招待主任严恩槱，秘书杨景斌，委员刘广沛、顾执中、谢恩增等，于一日晚抵大连。刘广沛因事暂留大连，严恩槱则由大连登轮直返上海，顾执中、杨景斌、谢恩增等于二日抵津。顾、杨则于三日搭津浦车返沪，谢于三日上午十二时十分返抵北平。此外如戈公振、鲍静庵、陈宜春等，途中如无耽搁，今明日即可到平。据闻调查团到东北后，受日人之监视甚严，而对中国代表，尤无礼貌。当由大连专车赴沈时，车中所备房间，将李顿与各委员分配于最前之车辆中，中国各代表则居于最后，日代表居中，为之隔绝，以免我代表与调查团之接触。抵沈后，日方即声称已在大和旅馆备妥房间，而中国代表二十余人，彼仅代订房四间。我代表不得已，遂大部自觅东方饭店居住。但所有一切房饭费用，即彼代订之房间，亦均由我代表自行付款。抵沈之次日，即有大批日探，分别监视一行人员。有以侦探二人监视一人者，稍重要者，则由侦探四人监视。我代表之行动，尤感困难。每出入均有侦探紧随左右，如与当地朋友在途中交谈或稍有往来，其朋友必当时即行被捕。调查团之离沈赴长春，我方代表原拟同去，但以日方之再三拒绝，始限定除顾维钧外，只有六人同行。其不克同行者，本拟在沈等候，俟一行返沈时，再同行返平。而日方复以我方代表如有一部在沈，犹须加以监视之麻烦，极力反对。该一行不得已，遂先后转道大连南返。调查团在沈之调查工作，除与本庄作五次之谈话外，对中国官吏，均未能接见。故所得之材料，除与各国领事及外国商人中之接见外，其他所得之比较真确者甚少。李顿本极欲与臧式毅一谈，但日方不欲使臧一人与调查团单独晤面，遂未果。此外尚有冒充商农代表之汉奸份子，谒调查团，亦均一种媚日之陈词。一日李顿拟赴北陵打球，日方闻讯，即雇大批流氓，每人给日钞五角，手持请愿小旗，在北陵等候。结果李顿因事未能前往，日方之滑稽手腕，亦未克成功。（四日）

（《申报》，1932年5月8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