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摇摆的历史：历史认识论转向

从知识学转向看，在阶级之外寻求新的革命主体和战略，只是在所谓阶级斗争退却背景下的政治道路选择问题，这种选择是由现实条件决定的。尽管这种转向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之离散特征，但并非没有道理。在这一实际政治格局中，在马克思的商品生产逻辑之外重建资本主义批判，以及在文化之中寻求革命的契机，便表现为改变生存环境的自然要求。因为，这两个方面代表着那种解放政治学在现实判断和策略定位上的必然要求。这些都是可以直接观察到并能够在理论上加以论证的。复杂的是，上述诸种转向，实际上都会带来更深的历史认识转向要求，并且基于后者进行自我论证。这一点正是蕴含在全部转向之中最深刻的理论和思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定义为“摇摆的历史（观）”。因为，在历史认知上，从整体上看，多元的立场最后构成了主客体、历时性与共时性、内容与形式、实在与话语（符号）等多个方面的对立。从一般历史哲学的逻辑看，主客体、历时性与共时性、内容与形式一直是历史认识的三个基本维度，这三个维度上的对立构成既往历史观对立的基本母体，而实在与话语（符号）则是一个在结构主义历史叙事之后产生的新问题，它的出现表明，人们已经开始从建构论的角度审视历史对象与历史意识之间的关联并将后者视为历史认识的根本问题。这种转移不仅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而且对既往全部的哲学都提出了挑战性课题。因为，就问题的实质而言，其核心在于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

在历史认识论上替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动态，最深刻而影响最持久复杂的是从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的争论开始的。在《野性的思维》中，他通过批判萨特而提出了后来话语理论的前提，即历史就是历史认识建构的结果，因此并不比其他事实更具有给定的性质。[69]在这里，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全部历史认识，无论是主体路线还是客体路线，都遭遇了阻击。因为，在实质上，列维—斯特劳斯否定了历史的“实在”性质，即本质主义特征。当然，更复杂的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地将其划入主观唯心主义路线之中。因为，他所称的“历史”恰恰又是一种客观结构，一种与语言有关的结构。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开辟了被称为“结构主义”的反主体哲学之新视域，并带来了历史认识论的全面增殖。尽管阿尔都塞本人否定了这一点，但在直接意义上，他的“历史”概念确实是结构主义的概念。正是由于这一点，他的“无主体过程”和“过度决定”观点构成了后来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

结构主义潜在的历史叙事性质，多数研究者都在20世纪70年代便看到了，其中包括詹姆逊。不过，对于詹姆逊来说，他虽然吸收了“过度决定”观念，但并没有由此否认历史实在和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叙事的价值，而是努力将前者植入后者，使之产生更大的理论解释力。因此，在他那里，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被平面化了，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那种含有等级意义的空间比喻被拉平为多种具有类似作用的要素的平面。在比较彻底地刷新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哈贝马斯那里，经过一个较长的蛹化期，社会理论的认识论重建之本体论改造的结果最终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具有认识论倾向的社会进化理论演化成以语言交往为本体的伦理学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的动向，尽管它可以被视为一种反结构主义的人本立场，但从语言学转向看，却与结构主义具有相同的旨趣，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还原为客观的语言结构，因此，他与福柯之间存在着抹不掉的交集（即普遍化的主体理想）。也因此，他与福柯之间在逻辑上存在着竞争（即不同的伦理方向，哈贝马斯是中心式的普遍伦理学，而福柯则为边缘式的普遍伦理学）。在总体上，由于结构主义的泛滥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实质性转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本体假设便遭遇到决定性挑战，其核心在于：客观抽象的语言交往结构或话语替代了由物质生产构成的实在而承载着历史本体的功能。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只是在马克思主义领域公开宣布了这一点。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书第二版序言中，拉克劳和墨菲对自己理论产生影响的原因进行了概括。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功绩在于充分肯定了如下趋势：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所发生的不只是本体变化而且是本体论的转变。[70]如果他所称的“本体”是指社会历史的实在条件，“本体论”便是试图再现这一条件的理论假设。在全部结构主义的历史叙事中，这一假设是历史得以存在和发展的话语条件，亦是马克思主义“重新政治化”的必要前提。

无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历史认识上呈现了何种多样性变化，只要肯定它们仍然试图再现历史，那么，我们就可以按照结构主义那种科学化的思路识别出其基本母体，即再现历史在逻辑上必然遭遇的全部可能图式。当代理论的复杂性只是它在某种意义上丧失了主流或支配性的历史叙事范式，即几乎所有的可能图式都共时性并存。[71]这是今天与传统不一样的理论和政治氛围造成的。因此，姑且不论各种转向的具体成因，从逻辑结构上看，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激进思想的各种转向实际上都是围绕历史认识论的下述四种基本结构进行的，而这四种结构构成历史认识的母体。

（1）从客体到主体

詹姆逊曾经强调过，

正如传统的辩证法所教导我们的，历史化操作可以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运行，而最终只能殊途同归，即客体的路线和主体的路线，事物本身的历史根源和我们试图借以理解那些事物的概念和范畴的更加难以捉摸的历史性。于是，在文化领域，这也是本书所论的核心领域，我们面对着在两种事物间做出选择，一方面是对某一特定文化文本的“客观”结构的本质的研究（其形式和内容的历史性，其各种语言可能性出现的历史时刻，及其美学的特定环境功能），另一方面是与此相当不同的、反而会突出我们借以阅读和接受所论文本的阐释范畴或符码的东西。[72]

在此，他描述出历史认识的“最终只能殊途同归”的两条路线，而表明自己在特定的文化领域坚持了主体路线。尽管詹姆逊采取了分析策略，而没有详尽地描述由主客体辩证法产生的多种历史叙事组合，例如主客体同一性路线和主客体对立路线，但问题的实质已经彰显出来了，即在历史叙事上，我们能够采取的立场不是主体就是客体。詹姆逊本人的选择在恰当的意义上坚守了卢卡奇开辟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道路，哈贝马斯亦是在同一水平上进行的。而从客体向主体的变化，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为基础和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确是卢卡奇和柯尔施打开的。最初，卢卡奇和柯尔施强调主客体辩证法在本体论上的优先性，试图纠正第二国际时代借由科学化而产生的历史客观规律崇拜现象，这种崇拜因为把法则绝对化而解除了主体的作用，从而产生了与唯心主义宿命论一样的效果。在全部主体路线中，存在主义主张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优先性，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纲领突出特定位置上（即社会经济结构中）人的作用，都确立了主体在本体论上的优先性。[73]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历史认识论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正如梅洛—庞蒂关于“自在的历史对我们来说什么也不是”这句名言所表明的那样，反抗社会历史的物化、恢复人的尊严构成那个时代的焦点。正是在这个语境中，马克思所强调的社会历史发展客观必然性，要么被质疑，要么成为人最终成为自身主人的那种启蒙必然性。也因此，20世纪60年代文化反叛失败后，人们首先质疑的便是后一种必然性。列维—斯特劳斯关于“历史并不比其他事实更具有给定的性质”这个名言，通过对梅洛—庞蒂上述名言的戏仿而开启了一种新的认识境界，它要求重新反思主体的位置：在历史认知中，人们实际上已经处于语言的界限之中，语言已经成为历史本身。结构主义吸引人的地方正是这种悖论性事实：人必须在语言的界限中来认识历史，这意味着历史与实在无关，它必然表现为主体的；同时，语言的“主体”性质却不表现为主体的，而表现为自身的结构（规则），因此人借由语言所达及的历史恰恰是无主体的。由于这一事实，在结构主义所营造的所谓“后主体”哲学语境中，主体问题仍然是中心。由此产生了有趣的现象，阿尔都塞反历史主义的历史主义，福柯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拉康反精神分析的精神分析，以及德里达反建构主义的建构主义，等等。如此表面上的矛盾姿态恰恰满足了多数激进主义理论的矛盾诉求，在高度散裂的同质性资本逻辑支配下，以非同一性来对抗散裂。正是因为这一点，无主体的主体思路实际上成为20世纪80年代西方激进主义的共享母体。在这一意义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仍然处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主体路线之中。

（2）从历时性批判转向共时性批判

在历史分析中，共时性或历时性问题似乎仅仅是一种认识论的方法，而不涉及本体论假设。因为，在一般逻辑上，它们涉及关于人类存在描述的时空二维性。不过，在全部的历史哲学之中，这种表面上纯属方法问题的分析视角实际与本体论假设复杂地联系在一起。主要原因是，时间或空间往往同时是历史实在性、客观性或确定性的本体承载的转喻。例如，在卢卡奇的历史概念中，以主客体相互作用为内容的过程（即时间）便借由认识论而转化为本体承诺，时间性便构成总体历史的一个小名。

在结构主义的反思中，当结构而非过程占据历史叙事的中心时，共时性（结构、关系、空间）便替代了传统历史哲学的历时性（过程、变化、时间）而成为本体论承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福柯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西方古典知识型是具有时间偏好的，在其中，匀质的时间被假定为对抗物化性质的空间的要素。在他看来，空间正是现代性权力策略，由此，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空间分析策略，试图打开新的知识型。福柯在深层次上为马克思主义分析视角从时间向空间的转向提供了理论论证，这使得后来历史叙事的空间偏好往往喜欢把自身的合法性依据追溯至他，并强调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是具有时间偏好的传统知识型。

不论当代激进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时间偏好的指责是否合理，我们都应当注意到，在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从第二国际的卢森堡开始，空间越来越成为一个核心主题。空间问题的出现，不只是分析范围的扩大（从西欧资本主义扩大到全球），而且涉及历史发展在经验上的不平衡问题。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以及后来的基于落后国家和地区经验而产生的不平等交换理论（阿明基于非洲经验的概述）、帝国主义与依附理论（多斯桑托斯等基于拉美经验的概述）、不平衡发展理论（弗兰克等人对拉美经验的概述）和世界体系理论等，实际上都从实践角度提出了空间视角所必然涉及的许多元理论问题。这些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步与源自发达资本主义城市化经验和现代社会运动的城市社会学、地理学新潮融合，最终成为洋洋大观的马克思主义空间化理论潮流，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全球化背景下成历史叙事的另一显学。这一思路具有特殊性，它既融合主客体的对立，又包含下述第三种转向所涉及的内容与形式的对立。

（3）从内容（本质）到形式（现象）

在历史分析中，形式与内容的对立亦是经典问题。该问题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已经得到概念化，它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其一是现象与本质的对立，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主义强调的是不存在没有本质的现象，亦不存在没有现象的本质，因此科学本身便成为揭示现象之中（而非之后）的本质的学问；其二是分析的普遍性与对象的个体性之间的对立，在黑格尔看来，科学必然是在形式上普遍的，即超越特定对象的限制，但它在内容上又是具体的，即必然依赖特定的对象而存在，由此具体科学成为黑格尔主义的典型科学视野。在科学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显然是严格的黑格尔主义立场，《资本论》与逻辑学之间的关联这个经典主题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

这个问题又被结构主义打破了。其打破的路径有点蹊跷，因为据说是按照马克思《资本论》之商品拜物教理论深入的结果。当然，问题并非由理论本身首先提出的。实际上，从20世纪40年代消费社会成为激进左派关注的话题后，人们便开始重新面对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所处理的那种颠倒，即抽象成为统治。由此，情境主义国际对景观的分析，如德波在《景观社会》中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戏仿，和结构主义对符号的解剖，如巴特的《神话学》对拜物教理论的语言学置换，都开始了从不同角度按照形式重新定位历史叙事的过程。语言学与结构主义的广泛流行，最终产生了以形式分析替代内容揭示的事实，并由此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科学成为质疑的对象，反本质主义的符号理论和话语理论成为当代激进左派的普遍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激进主义理论表述对语言学、结构主义的或明或暗的强调，在突出自身分析合理性之逻辑前提的同时压抑仍然可以在德波和巴特的分析中清晰看到的历史前提，即随着资本生产逻辑的扩散，资本主义进入万物商品化时期，在这一时期，商品交换规律而非具体的商品成为批判所必须直接面对的对象。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便是在这一层次上发生的，因此，它的商品分析可以合理地理解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形式分析。由于这一缺失，虽然当代激进主义也把资本逻辑作为批判的焦点，但同时，又因其不再关注历史起源、具体表象形成的条件以及后果，而只聚焦于形式上的结构，它们的分析水平又低于《资本论》，并且在重复过程中，资本逻辑实际上又成为一个没有真实内容的空洞形式。由此，我们便看到了如下悖论：特别是以文化研究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思路，把一切都还原到资本逻辑，然而批判本身恰恰又是与资本逻辑同构的。或许正是因为对这一点的自觉意识，鲍德里亚不仅拒斥资本逻辑的真实性，而且在理论姿态上拒斥了逻辑，由此使理论本身面向在当代已经颠倒为本体论威胁的原初“死亡”的话语恐怖主义。

内容与形式之间的摇摆，构成当代激进主义话语转向之深层而复杂的方面，它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挑战亦是隐蔽而长远的。在这一意义上，它显著地构成了当代激进主义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

（4）从实体到话语

从实体到话语的历史叙事变化，在直接的意义上，只是上述形式与内容问题的一种公开表现。其确切的含义在于：当反本质主义的形式分析成为主导，而语言学又成为这种主导的实现途径时，话语便成为操作的对象。所以我们看到，在多数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中，或者以利奥塔为起点的反本质主义后现代立场上，无论是在文学、历史和政治领域中，还是在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或其他少数派话语中，话语都是中心问题。

在当代激进主义思潮中，虽然很少有人像吉布森—格雷汉姆那样采取极端的否定资本主义现象的话语主义策略[74]，但是几乎所有的受惠于（后）结构主义的激进思潮都免不了这种倾向。因此，这种转向，在今天的激进主义研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

那么，新的历史叙事到底采取了何种新的本体论范式呢？从拉克劳等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来看，他们公开而直接地提出了重新定位激进政治理论的本体问题，并且借助于分析哲学、现象学和结构主义把社会（the social）理解为话语空间，从而试图打破传统上由决定论代表的本质主义思维，其结果是把政治（the political）视为比社会更具优先性的本体论范畴。并且由于同样的反本质主义立场，政治亦不是由传统所称的阶级斗争构成的历史空间，而仅仅是对抗性支配下体系化（即占据权力或与权力保持一致的人群）与不能体系化（即边缘人群）之间永无止境的冲突，这实质上便是一般意义上“差异”、个性之间的多元冲突。正是因为这一点，同质性或单一的社会（即本质性的society）在后马克思主义那里便作为“不可能性”而存在，对抗性便成为社会（the social）的界限，它得以存在的根据。在这样的条件下，左派事业当然是同样永无止境的为保持开放性而进行的话语斗争（即霸权斗争）了。拉克劳和墨菲其实只是把实际已经发生的变化公开宣称为“事实”，这便是“话语转向”的事实。

因此，可以说，这种转向在实质上是当代资本主义历史变迁给左派造成的困境的一个征兆：在差异、多元已经成为事实的背景下，左派如何既尊重这一事实（因为这本身便是左派不变的目标），又占据一个使之统一起来的同时又不会陷入单一主体中心的普遍性位置，从而避免传统阶级路线的难题；在资本主义现象使物化普遍化的背景下，如何占据一个没有物化的客观位置，从而既保留主体想象又回避传统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之误，等等。话语为这种摇摆困境提供了逻辑上的工具。然而，这毕竟是取消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所以，这种悖论性事实是：激进主义话语异常增殖，而斗争的目标，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公正和平等，还是后现代意义上的差异与多元，越来越无法实现，甚至在理论上越来越模糊。

上述四种基本转向，并非等值的。就主客体、共时性与历时性来说，无论在认识论层次上还是本体论层次上，都不必然构成对马克思历史叙事的替代和挑战；但形式与内容问题、实体与话语问题却不可避免地具有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冲动，因为它们已经假设马克思主义从属于19世纪的古典知识型，而它们自己的目标便是替代那种知识型。在总体上，它们都提出一个问题，即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的结论与今天的资本主义现实已经出现很大的裂痕，因此我们不仅需要重新反思这些结论，而且需要反思形成这些结论得以产生的历史认识论。这个要求并非不合理。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来说，问题始终是面向具体的。我们需要的不是一般原则，而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实际过程及其后果的具体分析。这一方面显然是当代激进主义的基本缺点，它们过于依赖理论自身，甚至在直接的意义上陷入了布迪厄批评的那种“自指性”，即把理论变成了一个自我循环的封闭圈子，就如自吹自擂的媒体那样，它们与身外的客观世界不再具有真实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