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资本主宰了社会
随着工业化达到高潮，工厂化生产逐渐普及，工业产品像江河流水，源源不断地流向四面八方，流向世界各地。第一次万国博览会隆重举行，水晶宫的灯光就像照耀着地球的太阳，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斯密自由经济学说鼓动下，在边沁功利主义谋利观催动下，英国人一个个如同马力充足的蒸汽机或铆足了劲的运动员，在追求财富、追求利润、追求舒适、追求价值、追求地位的道路上，围绕一个目标——钱或资本——向前奔跑。钱或资本成了主宰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教育、贸易乃至人生、人际关系的决定力量。在政治上，因为逐渐富裕起来的中等阶级底气足了，腰杆硬了，不断提出权力诉求，推动了19世纪接二连三的议会改革。资本的力量在经济活动中的显示更是十分明显。不断扩大的社会规模和生产规模需要大量的资金：政府需要资金进行基础建设和社会公共设施建设，去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工厂主需要资金扩大生产和扩充劳动力队伍；商人需要资金去组织进出口贸易。迅速扩张的城市和迅速增长的人口都需要资金去购买土地，兴建住宅，提供生活保障。军事上，殖民地不断扩大，产品市场不断扩大，利益冲突日渐增多，争夺市场和扩大势力范围都需要扩充军队来维持。18世纪中后期开展的教育改革催逼着政府去兴建公共教育体系，更是需要大量资金。资本的力量在劳资两个阶级的斗争中贯穿始终。因为工业化而失去土地、失去工作的农民被驱赶进城市，大部分成为失去生产技能的贫民，生活在城市社会的底层，成为最早被资本剥削、剥夺和蹂躏的阶层，也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最先关注的阶级之一，而马克思廓清的劳动价值论也抓住了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牛鼻子(20)。在资本家方面，为了赚取更多更大的利润，一方面想方设法压低劳动价值，榨取劳动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也不断投入资金进行技术革新和机器更新以提高生产率。
资本的力量培植出了一个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或中等阶层成为资本显示其力量的主要载体。“光荣革命”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奠定了英国18世纪乃至以后三百多年的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更为幸运或巧合的是，18世纪的贵族寡头政治体制又遇到了三个乔治王（George Ⅰ、Ⅱ、Ⅲ），尤其是前两个乔治王的无为而治确立了国王放手、议会监督、内阁管理的责任制政府体制，逐渐形成了政治昌明、法制健全、思想活跃、文化宽松的社会氛围。在政通人和的社会环境里，政府推行了一系列重商主义的法律法规，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圈地运动来推动农业革命和商业革命，农业生产获得高水平的大发展，农业利润不断提高，农副产品高度丰富，丰富的农副产品和繁荣的手工业及其产品为商业革命输送着源源不断的动力，为跨国贸易和殖民拓展提供充足的货源，迅速增长的跨国贸易和商品需求给生产工艺改造、技术革新和生产工具的发明提出了旺盛的内在要求，催生着工业革命顺势而生。宽松的政治环境、自由放任的经济环境、鼓励创新的思想环境、宽容的文化氛围，给中等阶层的出现和兴起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中产阶级应运而生，成为一个楔入以贵族为主体的上层阶级和以农民和工人为主体的下层阶级之间的独立阶层。从此，英国社会从原来的两层结构变成了三层结构，而且中间这一层不断膨胀，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变，逐渐发展成橄榄形的社会结构。
根据劳伦斯·詹姆斯（Lawrence James，or Edwin James Lawrence）在《中产阶级史》（The Middle Class：A History，2009，2015）一书中的研究，英国中产阶级出现并形成于1720年到1832年这段时间。在这一时期，随着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浪潮，以小地主、工业家、金融家、律师、医生、出版家、商人、教师、公职人员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等阶层不断扩大，成为推动社会变化最为积极活跃的群体。他们以自己的知识、智慧、勤劳和创新精神不断创造和积累着财富，到1832年，其中的一部分人终于获得了选举权，进入国家层面的政治生活当中，为下一步的崛起铺就了法制基础。1832年到1914年，是中产阶级走向胜利的阶段。这一时期，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被广泛接受，比如辛勤工作、自力更生、勤俭持家、自尊自重、守望相助等美德，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不仅在价值观上中产阶级取得了胜利，他们还通过一系列社会改革，将其理念付诸基础设施的建设当中，这一时期也是公共设施遍地开花的时期：
那个时代为我们提供了公园、图书馆、博物馆、市政厅、医院、大学、学校、教堂、泳池、 公厕、马槽和现在已被遗弃不用的配备黄铜制勺的饮用水喷泉。这些便利设施完美地展示了维多利亚时代将感性与实用性相融合的理念。一旦有了随时能饮用的干净的水，口渴的人们就不会把工资浪费在啤酒上。在消除疲劳恢复清醒后，他会回家和家人团聚，或许将他省下的钱存入当地的邮政储蓄银行——另一项维多利亚时代的创新。(21)
詹姆斯认为，中产阶级群体不只是数量在迅速增长，在社会管理上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无论是城市还是村镇，几乎所有公共设施的管理权都掌握在中产阶级手中。“人口统计表明，中产阶级能够发挥出非凡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影响力。它的成员统治着城市和村镇，截至1901年，全国有五分之四的人口在这些地方定居。(22)”
中产阶级的崛起是全方位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关键性的因素就是他们手中的财富越来越多。“与1800年相比，1900年大量的中产阶级财富已经与贵族财产相匹敌，甚至超过了后者。(23)”毋庸置疑，在物质主义成为重要价值标准的维多利亚时代，财富或者资本就成了决定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或一个群体社会地位的重要砝码，在关键时刻和关键场合发挥着关键作用，这样的例子无论是在社会现实还是虚构现实里都存在着。
1832年那次险些酿成第二次英国国内战争但最后取得成功的第一次议会改革，在关键时刻起扭转作用的就是资本的力量。在改革与反改革力量进入白热化胶着的1832年5月，在“威灵顿受命组阁的当晚，普雷斯提出‘取黄金、阻公爵’的口号，一夜之间这个口号贴满伦敦城，并传遍全国。到5月18日，已经有150万英镑的黄金从银行兑走，占英格兰黄金储备的将近一半。银行代表紧急通知国王：若再不结束危机，英国的黄金将在4天中告罄。(24)”面对危机，国王只好出面干预，反改革派不得不放弃抵抗，改革法案得以通过。试想一下，如果不是被发动起来的包括商人、金融家、工厂主、资本家等在内的中产阶级手中握有巨额财富，可以成批成批地到银行取黄金来给当局施压，这次改革的结果到底如何还很难预料。
相似的例子在特罗洛普的《如今世道》（The Way We Live Now，1875）中就有形象的叙述。来自美国的伪冒资本大亨梅尔莫特与一家杂志主编竞争参选威斯敏斯特选区的议员，尽管选民中有很多怀疑梅尔莫特的身份和人品，但就因为他手中有雄厚的资本，后面还跟上了一大批想从他那里获得利益的贵族，可以给选民带来好处，最后顺利当选(25)。
随着资本或者财富上升到决定性的地位，中产阶级在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结构以后进而改变了英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延续了几百年的贵族阶级一统天下的专制体制被打破，由劳工联盟和自由党组合的选举联盟在1906年夺取了组阁权，而主要由中产阶级组成的工党在1924年获得了执政权。
与此相反，贵族阶级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就走上了不可逆转的衰落道路。英国历史学家坎纳丁（David Cannadine）在其《英国贵族的衰败与没落》（The Decline and Fall of British Aristocracy，1990）一书中这样记叙：
英伦三岛上的乡绅和显要、名人和贵族，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一百年里，都在自在和集体状态下生活着，至迟到19世纪70年代，这些显贵们仍然都是这个国度里最为富有、最有权势和最为耀眼的群体。无论是他们共同感觉也好还是外界理解也好，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上帝选中的群体。可是在随后的一百来年，他们的财富在缩水，他们的权势在式微，他们的光泽在褪色，他们对身份和依归的集体认同感都在渐渐却无情地消退。(26)
面对迅速崛起的中产阶级，眼看着权势不断式微，贵族阶级并没有放弃要保住几百年地位和权势的努力，他们在从里到外改变着自己，试图适应新的情势，跟上迅速变化的形势。“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贵族阶层有史以来第一次要迫使自己去适应那个陌生而又难以对付的新世界：民主政治和大众选举。(27)”但不管贵族阶层如何不愿意，历史还是无情地翻开了它新的一页，1884年第三次议会改革后不到三十年，贵族控制的上院就被剥夺了实际权力。1910年通过的《议会法》（Parliament Act），几乎完全剥夺了上院对下院财政预算案的否决权，上院失去了对国家政府执政的监督和干预权，维持了几百年的上院变成了没有实际权力的清谈馆。1999年，工党掌权的布莱尔政府推动议会改革，通过了《上院法案》，一次褫夺了600多名世袭贵族的上院议员资格，并启动了上院的第二阶段改革，从宪政体制上切断了世袭贵族留占上院舞台的根基，敲响了这个阶层作为一股政治力量退出权力舞台的丧钟。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改革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实现，但这一趋势恐也不会改变。同样，贵族阶层之所以从19世纪末就开始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衰落之途，而且无论他们如何抵抗都不能改变其颓势，这固然有历史、社会等诸多因素，但其中有一条硬道理，那就是随着工业化的实现，他们原本赖以聚集、保障和升值财富的土地价值不可阻挡地被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取代，随着工业化时代向后工业化时代推进，作为土地资本拥有者的英国贵族阶层走向不可逆转的衰落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1) 奥茨人（Ötzi）又称为冰人（The Iceman），是自然保存状态的木乃伊，于1991年9月19日在奥地利和意大利交界的阿尔卑斯山奥茨台尔（Otzital）被发现，因此命名为奥茨人。据科学测定，该木乃伊原体生活于公元前3345—前3300年期间。
(2) 山顶洞人是1930年由中国地质调查所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里的人类化石，因而命名为山顶洞人。山顶洞人在地质历史上属于晚期智人，生活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3万年。
(3) 楔形文字（Cuneiform）是古亚述帝国苏美尔人发明的记载文字，被刻记在泥板上，出现和使用于公元前3000—前4000年之间，现发现有50万到200万块泥板，其中有3—10块泥板上的文字被认读和出版；英国大英博物馆保存有13万块泥板，据https://en.wikipedia.org/wiki/Cuneiform，检索日期2018年11月17日。
(4) Richard D．Altick，Victorian People and Ideas—A Companion for the Modern Reader of Victorian Literature．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73，Preface.
(5) Valentine Cunningham，Victorian Poetry Now：Poets，Poems，Poetics．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11，pp.i-xii.
(6)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王章辉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28—29页。
(7) 阿萨·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32页。
(8) 塞恩是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9世纪出现的一个称谓，指的是对王有军事义务和依附关系的贵族，相当于跟随王征战和服役的武士或骑士，王通过授予其土地的方式来回报。塞恩对其租佃依附农具有司法权，也可以在郡法庭和百户区法庭担任公职。参见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30—31页。
(9) 条田制是形成于中世纪西欧的一种土地分封管理制度，指的是一块土地由不同的封建主或约曼农占有，形成一块块条田；敞田制则是在农田休耕期间或者圈地运动中将那些分隔田地的田埂或栅栏去除后供所在地农人或居民公用。参见吉喆：《论近代早期英国农民产权的变革》，《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136—143页；向荣：《敞田制与英国的传统农业》，《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181—203页。
(10) 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3—44页。
(11) 阿萨·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26页。
(12) 表转引自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0页。
(13) 表转引自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1页。
(14)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21页。
(15)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21页。
(16) 见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4页。
(17) 见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1—82页。
(18) 见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2页。
(19) Asa Briggs，Victorian Cities：A Brilliant and Absorbing History of Their Development．London：Penguin Books，1968，p.19.
(20)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理论，一方面肯定了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另一方面又批判了他混淆这两种劳动的做法，他把这两种劳动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背景和进程逻辑中加以区分，分离出其剩余价值，揭开了资本剥削工人阶级的奥秘，也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48、165、301页。
(21) 劳伦斯·詹姆斯：《中产阶级史》，李春玲、杨典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22) 劳伦斯·詹姆斯：《中产阶级史》，李春玲、杨典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06页。
(23) 裴亚琴、张宇：《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社会属性分析》，《理论导刊》，2018年第7期，第101—107页。
(24)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48页。
(25) 安东尼·特罗洛普：《如今世道》，秭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552—561页。
(26) David Cannadine．The Decline and Fall of British Aristocrac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p.2.
(27) David Cannadine，The Decline and Fall of British Aristocrac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p.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