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同盟转型的基本认识

（一）为何使用同盟“转型”的概念

国内外大多数学者描述冷战后美日同盟发展状况，使用的是“加强”、“强化”、“调整”或“深化”、“对接”等动名词，只有少部分人使用“转型”这一说法。英文中的“转型”是Transformation一词，常见于美日同盟官方文件中。当然，它也可译作“转变”、“转化”、“改造”、“变革”等，但笔者认为，在阐述同盟这一国际关系演化的本质时使用“转型”概念，比较符合我们的语言习惯，而且其他词语在概念上过于笼统，相比之下，“转型”更能贴切地反映客观现实，形象地描绘表现特征，有针对性地考察发展趋向，最起码要能够说明“从**型转到**型”。

何谓同盟转型？学术界尚未进行明确界定，比较有见地的当属外交学院凌胜利博士《联盟的转型：一项概念分析》⁽⁸⁶⁾。该文认为，联盟转型是盟国间因应内外环境变化而重塑关系的产物，通过转型可以实现联盟利益再协调、功能再设置、关系再调整、战略再协商等，判定联盟转型应参照以下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构成联盟转型概念的要素分析

资料来源：《联盟的转型：一项概念分析》。从联盟的各个要素入手分析联盟转型问题，非常具有可取性，但是这种区分核心、重要、次要三种变量的方法还需进一步推敲。例如，“联盟目标”应当是首要而不是重要变量；“联盟区域”属于综合性变量，反映的是联盟目标、性质、职能等综合作用后的外在表现，不应作为次要变量；“联盟规范”是联盟政策形成之后的体现，作为变量的作用并不是那么明显；联盟的目标与区域、性质与职能、结构与形式、内容与手段还存在不同程度的交叉；等等。

笔者认为，应该对这些变量重新进行层次上的区分（如图1）。主导变量、核心变量对于同盟转型具有决定性影响，它们的变化一定会引起基础变量的变化，而基础变量的变化一般源于主导变量或核心变量的变化，单单某一项或几项基础变量的变化（主导变量、核心变量未变）并不引起同盟转型。因此，同盟转型是多种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变量的关联性很强，必须用普遍联系、动态变化的原理分析研判，而不能人为地进行割裂。

图1　同盟转型动态变化结构分析

（二）何为美日同盟转型

从同盟目标这一主导变量看，美日同盟转型是指从冷战时期两极对抗格局下的地区安全保障升级为冷战后国际体系重构态势下的秩序塑造工具（如图2所示）。

图2　冷战后同盟转型趋势
注：这几个目标阶段彼此之间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后面的阶段必然脱胎于前面的阶段。这里画成框图，是为了更加清晰地说明转型趋势。

冷战时期，美日同盟充当的是“共产主义防波堤”⁽⁸⁷⁾的角色。整个世界分裂成两大对立的集团，西方阵营成为安全利益共同体。世界上任一地区受到苏联的侵略，美国都会积极介入，不会袖手旁观。美苏两国均不会轻易让对手扩张势力范围，这是冷战的根本特征。美国致力于在世界上的重要区域构建遏制苏联势力扩张的防御链条，在亚洲则极力构筑“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远东防线⁽⁸⁸⁾。日本的战略价值极为重要，美国把日本定义为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在亚洲扩散的“超级多米诺”⁽⁸⁹⁾，通过结盟，既防止日本倒向苏联，又把日本打造成“环太平洋岛屿防卫链条”的核心，使其成为对付“极权主义”威胁的前沿阵地和重要工具，“起到强有力的、稳定的防波堤作用”⁽⁹⁰⁾。

冷战后，美日同盟主要担负有两大目标任务：充当“亚太地区稳定器”和“世界秩序塑造工具”。⁽⁹¹⁾前者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威胁”，而后者则主要是“基于能力”。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是冷战后美日同盟转型的前提基础和必要条件，也可以称为美日同盟向“世界秩序塑造工具”转型的预备时期或过渡阶段。总之，两大目标任务之间有递进关系，但并不是泾渭分明，而是存在交叉，有重叠之处。美国的战略重心正逐步转移至亚太，维持亚太地区的安全稳定是美国主导地区秩序、实现霸权治下繁荣的基础与核心，如果美国失去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就谈不上主导国际事务，甚至可能导致全球霸权的动摇。美国只有立足亚太，才能辐射全球。

苏联解体带来的地缘政治震荡和“权力真空”，使得美日两国首先围绕将同盟打造成“地区稳定器”这一目标而调整同盟关系。⁽⁹²⁾虽然昔日的对手苏联已不复存在，但东北亚仍处于危险和潜在的变化莫测之中。⁽⁹³⁾朝核问题的凸显、日本争夺地区主导权野心的彰显、中国实力的增长和形形色色的潜在的冲突因素，使得东亚的安全性稳定性依然比较脆弱，并长期存在着隐患，与此同时美日之间的政治分歧和经济摩擦也日渐加剧。如何建立安全秩序，成为冷战后东亚最直接、最具挑战性的问题。经过短暂的“漂流”，美国和日本从各自战略利益出发，“重新定义”美日同盟，将安保体制的重心转向“稳定地区局势”，应对地区内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⁹⁴⁾，实现了“双边同盟地区化”⁽⁹⁵⁾。“从某种意义上看，日美同盟的存在维护了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⁹⁶⁾“美日政治关系的任何重大削弱都会直接影响本地区的稳定。”⁽⁹⁷⁾

冷战格局瓦解后的二十多年中，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变化，大国之间形成相互影响、制约和借重的关系状态，特别是新兴大国实现群体性崛起，一些地区性强国或国家集团实力迅速跃升，并力求获取地区主导权；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经贸合作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美国霸权渗透，而金砖国家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兴金融组织极大挑战了美国主导下的金融秩序。美国由于自身过度扩张、次贷危机冲击等的影响，实力、影响力和公信力遭受一定程度损伤，干预世界事务的能力明显减弱，美国愈发感到领导地位受到挑战。在日益凸显的恐怖主义、环境污染、资源争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全球性问题面前，“相对衰落”的美国不得已需要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与其他大国共同防范与治理，并让渡部分领导权。此外，网络、电磁、太空等新型战略空间的安全地位大幅提升，成为大国博弈的新兴舞台。正如基辛格所指出的，美国“正处于数百年未见的国际体系性的变局之中”。日美两国在这种大背景下找到了新的利益契合点——美国要维系霸权地位，构建美国主导下的“世界新秩序”⁽⁹⁸⁾，日本则期待跟随美国抢占国际体系的制高点，加速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分享对地区乃至世界事务的主导权。在美国驱动和日本迎合下，双方携手重塑同盟关系，并肩推动同盟向“世界秩序塑造工具”这一终极目标转型，“承担建立新时代的特别责任”⁽⁹⁹⁾。所谓“世界秩序塑造”，笔者认为，就是要跳出单纯军事框架和传统安全观念，注重多种力量运用、多元政策统筹，发挥同盟合力及辐射作用，塑造美日共同治下的安全秩序、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

（三）美日同盟转型的标志是什么

研究“转型”问题，不可避免地要说明起始的标志。这种标志可以是书面文件的签署、口头宣言的发布，也可能是历史性事件的发生，总之是对同盟实现全方位、深层次调整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笔者认为，开始的标志应为1996年4月17日日美签署《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即其中对美日同盟进行的“再定义”。“9·11”事件的重大意义在于强力催化和推进了同盟转型，它并没有割裂前后的历史联系，划分出一个独特的发展阶段，而是作为一个拐点，使冷战后同盟转型尤其是“全球化”努力出现非线性跃升。问题是同盟转型最终完成的标志在哪里？是2015年4月27日美日“2+2”会议发表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使美日安全合作实现质的飞跃？是2016年3月29日“新安保法”正式生效，使日本战后“专守防卫”安保政策发生重大转变？还是未来不可预知的某一场冲突或局部战争，能够真正检验美日一体化行动和共塑安全态势的效果？

可以肯定的是，《新指针》的出台和“新安保法”的生效绝不是同盟转型的终结，只是同盟转型过程中的关键节点，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霸权地位没有得到尽如其意的巩固、日本也尚未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作为两国关键性的战略工具，美日同盟转型的进程与结果，都要取决于美日战略利益需求和国内外环境变化。在美日各自的利益目标没有完全实现之前，转型始终“在路上”，即使面对不期而遇的战争，也可能是助力转型的有利契机。转型的迷人之处，也许正在于它是一个自觉主动求变求新的创新过程。虽然在这一过程中，难免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分歧，但就目前多种因素综合分析看，美日同盟几乎没有分道扬镳的可能性，这一点将在后文详细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