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同盟原有的冷战框架已不能适应新的国际形势
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决定国家的行为，国际体系发生变化，国家行为也随之发生改变。(1)苏联解体并不是单个国家权力的丧失，它意味着原来较为稳定的两极体系的瓦解，并必然引发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行为发生变化，特别是位于冷战对峙另一端的美日同盟所受到的影响更是深刻而久远的。原先冷战态势掩盖下的矛盾分歧开始浮出水面，新的国际形势对同盟因应冷战的框架也提出了挑战，甚至连同盟继续存在的必要性都遭到了很大质疑。在这种状况下，美日如何重新定义同盟，如何解决同盟内外动力问题，实现从冷战同盟到冷战后同盟的转型成为美日两国现实而又长远的战略课题。
一、苏联解体使美日丧失了明确的意识形态敌人和共同的战略对手
国际关系学界对同盟的定义虽存在一些分歧，但在“同盟通常针对其他某一或某些国家”这一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共识。不管同盟怎样发展演化、功能作用如何拓展，始终不能脱离针对对象国或假想敌这一内涵，这也是同盟区别于其他集体安全组织（如联合国）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时代，美日同盟主要针对来自苏联的威胁，苏联是美日的头号敌人，这一战略指向清晰直接、毋庸置疑。美国贯彻的对苏政策是“遏制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一系列军事同盟，共同遏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东亚则是扶植日本、利用日本的战略资源，构筑防御链条和对抗平台，尽一切可能削弱苏联的实力和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是靠苏联这个强大敌人的存在支撑着盟国体系的运转，靠双方冷峻严酷的对抗态势维持在同盟体系中的领导地位。
然而，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昔日的反苏同盟失去了最大的“外部威胁”，也失去了共同的战略目标和利益基础。日本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相应地减少，对美追随路线出现松动，而美国则陷入“敌人缺乏症”的恐慌中，“第一次不得不在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敌人或战略对手的情况下制定全球性外交政策”(2)，传统的外交准则已经不再适用。更严重的问题是美国今后能否继续发挥同盟的领导作用，盟国是否还会继续听从美国的指挥。(3)美日同盟的凝聚力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下降趋势，尤其是为进行冷战而构筑的同盟存在的理由和延续的动力遭到了质疑。没有了敌人的同盟何去何从？盟友之间的关系如何维系？在国际社会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问题摆在了美日两国面前。对处于同盟主导地位的美国，真的是到了做出抉择的时刻。历史证明，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冷战后，美国维持同盟的意愿和能力都是同盟维持正常运转的决定性因素。(4)
冷战后的美日同盟并没有像一些国际关系学者预言的那样解体，而是得到了“重生”，这主要得益于美国对国际形势的认知判断和对同盟功能的重新定位，这其中首要的是对安全威胁和对手的重新判断与设定。美国向来是一个需要敌人的国家，没有敌人几乎就不能生存，它尤其需要一个强大的对手驱动国家机器运转起来“一致对外”，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的战略传统，根植于美国的民族性之中。美国人相信，无论出于内政还是外交的需要，无论从全球还是地区利益出发，美国国家战略必须有明确清晰的“威胁”指向，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这种战略思维带有深深的“危机感”，心理上对敌人的需求无可比拟，它要不断寻找敌人甚至制造敌人，防范一切可能的竞争者、挑战者，竭尽全力维护自身优势和霸权地位。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失去苏联这个可以相提并论的敌手的情况下，美国曾经表现出的极度不适应，几乎所有的同盟政策包括对日政策都要调整，再加上美日多个层面、各种各样的分歧摩擦，日本一度成为“美国的严重威胁”，美国扬言要“封锁”、“遏制”、“敲打”日本。这是冷战框架下的传统同盟关系因共同外部敌人的消失而出现迷茫摇摆甚至面临崩盘的极端反映。
在美日同盟经过短暂的“漂流期”之后，两国决策层开始反思冷战后各自的国家战略，着眼地区形势的新发展和两国实力的新变化，寻找新的利益契合点，重构战略合作的基础，其中核心是重申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合力应对新威胁新挑战，维系两国安全的根本利益。1995年2月美国出台的《东亚和太平洋安全保障战略》报告认为，“在审视亚太地区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全”。(5)美国认为，虽然不再有国家会对美国造成毁灭性威胁，但自己正面对威胁模糊不清、挑战有增无减的危险世界，敌人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确定，而是“政治真空和不稳定构成的新威胁”。同年11月，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声称，冷战结束后亚洲出现了“复杂多样的地区冲突”(6)。美日两国在安全威胁问题上重新达成了共识，1996年《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指出，亚太地区仍然存在着不稳定和捉摸不定的因素，朝鲜半岛局势依然紧张，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力量仍然大量集中存在。(7)该宣言将同盟的功能从遏制苏联转变为应对地区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将同盟的角色从冷战时期的双边安全合作体制转变为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支柱。(8)也就是说，美日同盟重新找到了目标，实现了“重新定义”，明确了继续维系同盟存在和推动其转型发展的根据。
冷战时期极其尖锐的对峙，使双方决策者在采取任何行动前不得不慎重考虑导致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而冷战的终结给美国提供了更大的行动自由。(9)冷战后的20余年间，美国并没有止步于应对地区性的威胁，而是不断更新军事战略，为维护和扩大其全球霸权，寻找任何可能的假想敌，渲染各式各样的威胁，乃至在世界范围发动各种类型的战争。它所设定的敌人名单具有灵活尺度，甚至可以无限扩大，只要能为国家政策和战略利益服务，现实的或潜在的、实体的或虚拟的，都可以当成威胁。有时候美国并不在乎“威胁”是否真正构成挑战，只要有利于实现利益目标，就要按照美国的意愿渲染、改造或予以消灭。事实上，相当一部分敌人是美国“建构”出来的，在其战略思维中，意识形态一直是其制定战略的重要原则，以意识形态划界仍然是冷战后美国判断敌友的重要标准。美国关心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否与美国一致，如果不一致，容易产生不信任感并保持警惕，甚至当成对手和敌人。“威胁”牵引战略，而战略的实施需要能力的支撑。随着“威胁”的多元化、利益的复杂化，以及美国自身实力的相对下降和干预国际事务制约因素的增多，美国一方面必须对设定的诸多威胁进行分类排序，分清轻重缓急；另一方面则要拉着盟友分担责任，与所谓的“民主国家”一道构筑意识形态战线。单一的军事同盟已经不能适应冷战后安全形势的变化，已经无法满足美日双方多层面多领域的安全需求，一个安全内容更加丰富多元、合作手段更趋灵活多样的同盟框架必将出现在东亚，并成为影响地区乃至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
二、 世界多极化的演变趋势凸显了美日之间的经济冲突和政治分歧
冷战结束标志着两极格局的瓦解，世界呈现出“一超多强”的过渡形态。单极与多极的矛盾日益深化、较量渐趋激烈，大国关系因力量消长、利益碰撞和战略调整而形成新的结构和状态。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并不会轻易放弃单极霸权，它凭借自身实力和影响力阻碍迟滞多极化进程，即使是对传统盟国，任何可能影响其霸权统治的举动都会引起美国警惕，遭到美国阻挠打压。其他大国实力得到不同程度增长，形成了新的力量布局，并积极寻求本国在世界上的最佳定位，包括日本在内的传统盟国自主性不断增强，不但要求摆脱过去对美从属状态，而且要求美国让渡部分世界领导权。这些大国之间关系的深刻演变是多极化的重要标志，而其深层原因在于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变化，这在日美之间表现得尤为显著。
冷战时期，在美国的扶助下日本经济得到了复苏，并实现了高速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一度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最大的债权国，在某些领域甚至迎头赶上了美国，这些为日本争取成为“支撑国际秩序的一极”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底气。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力量相对衰落，沦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美日力量对比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对美日同盟产生了强烈冲击，这一冲击所带来的影响在经济、政治和民众心理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而所有这些因素又交织在一起，导致了同盟在困境中的“漂流”。
在经济领域，日美关系被多层次全方位的矛盾摩擦笼罩，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美日为争夺世界市场，不断设置贸易壁垒，提高商品关税，相互限制与反限制、倾销与反倾销的斗争愈演愈烈，造成两国之间原本就长期存在的贸易不平衡进一步加剧，而在保险市场准入、航运市场开发等领域的斗争也日趋激化。老布什和克林顿执政时期，双方经过了种类繁多、过程艰辛的交涉谈判，直到1995年才勉强达成相关协议。然而这一过程给双方带来了累累伤痕，两国为谈判不惜采取冲突对抗的边缘政策，使同盟的相互信赖关系遭到严重侵蚀。“贸易战把一种敌对和对抗的情绪引进了同盟”(10)，由贸易摩擦所产生的互不信任和怨恨情绪会损害美日之间的安全关系。(11)双方最终认识到关系一旦破裂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客观上为两国反思双边关系、推动同盟转型提供了一个契机。21世纪美日在经贸领域仍存在冲突激化的可能，但双方力避经贸摩擦动摇同盟根基的决心也不容小觑，而且在合力构建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大棋盘下，美日必然根据利益和形势变化不断调整同盟关系。
冷战后多极化的发展也为日本外交战略转变提供了有利环境，再加上经济上巨大成就的辉映，日本踌躇满志地要求改变“看美国人眼色”的追随外交，按照“政治大国”的目标理念，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展全方位自主外交，甚至提出要与美国平起平坐分担世界事务，扩大国际话语权，参与世界新秩序的创建。曾任日本民主党干事长的小泽一郎认为，日本“与欧洲、美国并立，构成世界三极中的一极”，“逃避不了作为大国的责任”，“一举手一投足给予世界以广泛影响”，“比任何国家都更有理由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作贡献”(12)。日本自主性外交有两大重要表现：一是提出“世界和平秩序”的概念，强调通过多边协调与合作，而不是由美国单极主宰国际秩序。日本为确立在国际舞台上的一席之地，把谋求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作为外交的主攻方向，通过出钱或出兵的方式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二是把“立足亚太”作为对外战略的重点，谋取亚太地区主导权。1991年日本外交蓝皮书强调，“日本必须在亚太地区发挥中心作用”：安全上推动建立“安全对话机制”，公开表明在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的愿望；经济上“脱美入亚”，减少对美依赖，推行亚洲“雁行模式”，试图建立以日本为首的亚太经济圈，以实际行动排斥美国影响。在当时的背景下，日本的自信心得到极度膨胀，公开宣称“一极世界的看法是完全错误、非常危险的”、“亚洲系日本的势力范围”，在多个层面与美国分庭抗礼，这对试图确保全球单极霸权的美国来说等于是直接挑衅，因此日美关系的冲突与动荡在所难免。
美日经济、政治领域的分歧又进一步深化为民族文化感情的相互对立，两国民间和政府的敌对情绪不断升级。这也是造成同盟关系“漂流”的关键原因。在美国，日本是一个竞争者和挑战者的形象。“无论是一般民众还是领导阶层，都将日本的经济实力视为美国致命威胁。”(13)1991年美国出版的《下一次美日战争》(14)一书，从侧面反映了美日矛盾的加深。随着“日本异质论”和“日本威胁论”的蔓延，要求“封锁”、“敲打”日本的呼声高涨。与此相对应，日本形成了“嫌美”和“侮美”的倾向。1990年石原慎太郎等人出版《日本可以说“不”》(15)一书，表达对美国的强烈不满，呼吁日本抛弃屈从美国的传统路线，承担起世界历史主角的重任。美日之间的负面认识和相互指责、蔑视，加剧了两国的紧张状况，极大削弱了同盟意识，对同盟的凝聚力产生了消极影响。
随着后来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日美力量对比发生了“再逆转”，经济摩擦渐趋缓和，而同一时期朝核危机的初步显现和对“中国威胁论”的蓄意渲染，使美日重新转向对安全合作的关注，分别评估国家利益、对外战略和防务政策。美国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把日本纳入美国全球战略轨道，巩固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而日本关切的是确保周边地区和平稳定，并借美国之“船”出海，实现“大国”利益目标。两国合作的基本点，从外部看是如何面对冷战后东亚新的战略环境，特别是对安全威胁的重新判断；从内部看则是如何管控矛盾分歧，不危及安全同盟。以1994年“奈倡议”为雏形，以1995年2月美国《东亚和太平洋安全保障战略》报告为前奏，以1996年4月《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签署为标志，美日同盟得到了延续和强化，摆脱了曾经的危机与“漂流”，开始了由冷战同盟向冷战后同盟转型的历程。
三、 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影响和改变着传统军事同盟的对外行为方式
当前的国际关系建立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之上。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新的经济体制，于冷战结束后得以加速发展，引发了国际经济领域的一场革命，使国际关系日益复杂化，并给国际行为体应对国际事务的方式带来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影响。美日同盟作为世界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其内部关系和对外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要经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洗礼。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把全球作为一个统一的生产单位和整体的销售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推动世界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增进了协调，促进了繁荣。各个国家之间、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错综复杂、利益关系交织重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而独立发展。传统经济体制下的零和规则已为全球化时代的非零和、双赢或双输规则所取代，很多情况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且，国家间的联系已经不是发生在个别的领域，而是越来越在众多的领域得以实现。(16)任何国家都不能单凭自身实力的强大，弃自身网络化的利益联系于不顾而我行我素。各国处理对外关系，有客观上要求加强沟通、协调与合作，制约或抑制彼此间对抗、冲突的一面。对于有着共同经济体制和共同价值观的美日来说，在一系列经济与战略问题上尤其需要共同合作，特别是当面对新兴发展中国家崛起的挑战、用一味排斥和对抗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美日需要用新的视角正视国际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现实，用新的方式接纳新兴力量在国际治理体系中所占的分量和地位。如2015年1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推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方案在国会获得通过，该项改革调整了成员国认缴资金和投票权的份额分配，使巴西、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经济体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这是美国承认现有国际秩序必须适应经济力量格局变化并证明其全球领导地位的体现。(17)
然而，矛盾冲突又是客观存在的。世界资源和市场容量的有限性必然导致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再加上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和意识形态对抗等因素，国家间的争端和摩擦始终存在、接连不断。与冷战时期所不同的是，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和利益共享程度超乎人们想象。如果还按照冷战思维将某一国明确为敌人或遏制对象，不仅在政治上和安全上会承受很大的战略风险，而且在经济上也会蒙受相当的损失，需要付出的代价取决于相互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程度，通俗点讲，就是要取决于彼此政经联系的广度深度、国内政策调适能力、对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控制能力以及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获得替代选择的相对能力等等，而绝大多数情况下往往是双输，损人不利己。冷战后的美国虽然仍拥有超强的实力，但在大国博弈问题上慎重权衡，并不能像冷战时期那样操控、联合盟国及伙伴随心所欲地想遏制谁就遏制谁，想孤立谁就孤立谁。这是因为冷战时期的苏联搞的是自给自足经济，并且关闭了东方阵营与外界的经济联系，经济活动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美国及其盟国在苏联的经济利益保持在很低的水平，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因此美国和盟国及伙伴对苏联的遏制政策便于实施且易于奏效。而全球化时代，在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很难把一个拥有巨大市场和强劲发展动力的国家孤立出来加以遏制，更何况不同的盟国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和政策取向。
美日对华政策转变也部分归因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美日认为，只有在亚太稳定的安全环境和顺畅运转的贸易秩序下，美日才可能分享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对于体量巨大、发展迅猛、已成为东亚经济发展引擎的中国，通过封锁、制裁、遏制等手段将其完全排除在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之外，不但无法办到，还会伤及自身利益。“美日为中心的战略目标应当是把中国融入国际体系中来。”(18)从克林顿政府开始，“规制主义”成为美国重要的战略思维范式，建立各种国际机制被美国视作控制世界的最佳办法。美国“通过发展多边准则、协议和机构调控国际关系”(19)，建立“机制霸权”(20)，扩大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如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等确立的国际机制成为美国管理世界的得力工具。即便美国衰落，只要国际机制存在，世界秩序也将对美国有利。美国希望的是，中国要融入国际社会，就不得不接受和遵守各种国际规则、标准，在美国设定的框架内做出符合美国观念、意愿和利益的事情。中国在传统安全压力之外，经受更多的还是这种“规制压力”。
另外，经济全球化的负面作用也带来了“全球性问题”。全球化“绝对的宏大规模、复杂性和速度”(21)使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蔓延速度、影响范围、危害程度远超以往任何时代，其破坏力往往超越经济范畴，引发严重的政治社会动荡。“全球化收益分配严重不公”(22)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并造成一些国家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人民生活质量下降、民族宗教矛盾上升，甚至引发恐怖主义、难民问题、生态恶化等等。这些“全球性问题”对人类安全与发展造成威胁、带来挑战，客观上要求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之间深化国际合作，共同防范治理。美国处于全球化的核心，其软硬权力来自全球网络的向心力，不管从责任、道义、意愿、能力哪一方面来说，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都义不容辞。其他国家要赢得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必须主动为全球治理分担责任、做出贡献。大国加强在应对“全球性问题”这一类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意味着传统安全领域矛盾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得到控制，大国战略关系由此会发生相应变化调整。对于美日两国而言，恰好找到了把同盟功能拓展到全球的抓手和契机，应对“全球性问题”作为同盟核心职能之一，体现在了众多的法律条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