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北朝文学与物质遗产的奇特反差﹕作为文本帝国的南朝

在中国传统文化想象中，南朝常被视为耽于声色享受，北朝则被描述为质朴、刚健、清新。然而，这样的二分法在物质文化的领域并不能得到证实。相反，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出土文物来看，我们发现这样一种有趣的倾向：南朝器物的风格往往倾向于素朴简洁，北朝器物则倾向于华丽奢侈，其精美的程度至少可以说与南朝不相上下。

试举一些例子进行说明。瓷器是南北朝社会日常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南朝的青瓷制造非常发达，无论从工艺还是数量来看，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然而，南朝的青瓷制作工艺一方面日趋精美，另一方面在装饰方面又往往以素面为主，纹饰常常被描绘概括为“简朴”、“清新”。南北朝的陶瓷往往被简化为“南青北白”的对立，然而在实际情况里，北方的瓷器制造发展史要复杂得多。和南方千篇一律的青瓷相比，北方的瓷器品种更为多样，除了青瓷之外，还有黑瓷以及北方所特有的白瓷。在北方的青瓷生产中，每一类别的青瓷器物中的型式都较南方为多；相比南方青瓷以刻划花纹为主，北方青瓷则兼用堆塑、模印贴塑和刻划工艺；北方瓷器系“形制多样，有方形、圆形、双附系等多种形式，而且经常交叉使用，颇具特色，南朝则一般为单一的桥形系”。^[2]所有这些，都显示了北朝瓷器工艺在风格和技术方面非常勇于试验和创新的特点。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青釉莲花尊，被一致公认为六朝青瓷登峰造极之作，南北墓葬中皆有发现。除了淄博出土的莲花尊被定为淄博寨里窑烧制之外，其他十几件莲花尊的具体产地还没有确定。从河北景县北齐时代封氏墓中出土的四件莲花尊，因其胎釉化学成分与南方青瓷有明显差别，已被断定为北方窑烧制；而1972年从南京灵山南朝墓中出土的一对莲花尊，在所有莲花尊中形制最大，“在纹饰、风格、胎土成分等方面和南方的瓷器都有所不同，却和河北景县出土的四件极相似。它们之间虽有体型大小、纹饰繁简的差别，但都集中运用了贴塑、刻划、模印等工艺手法，通体装饰的莲花纹及器型堂皇庄重方面也非常相像，应该不是属于南方瓷系”。^[3]很多艺术史家推测这种类型的莲花尊原产地是北方。^[4]“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的四件仰覆莲花尊与南方出土的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仍然值得研究。”^[5]

同样，南朝的漆器，从东晋以降，在装饰上也呈现从繁复到简洁的特点；而北朝墓葬中出土的漆器，虽然数量稀少，却至为华美，比如北魏司马金龙墓中出土的漆画屏风。虽然有学者推测这具屏风可能来自南方，但宁夏固原北魏墓漆棺画的北方身份则不容置疑。再看墓葬中的金银器皿：根据美国历史学家丁爱博（Albert E. Dien）对近年来发掘的1800座南北朝墓所做的统计调查，北朝墓葬中的金器在比例上超过南朝，鎏金青铜器则主要发现于北朝墓葬中。南朝墓葬中的银器比例高于北朝，但北朝银器的种类却又超过南朝。^[6]最后，北朝墓葬中的外来珍奇物品十分丰富，这些舶来品风格异常华美，尤其是金银首饰，从制作工艺的精致到式样的华丽繁复都远远超过了华夏本土。无论是否因为民族身份导致北朝鲜卑贵族对这些舶来品的喜爱和接受，还是因为丝绸之路贸易往来的便利，从北朝墓葬中出土的奢侈舶来品，从数量到种类都较南朝为多，给人带来北朝物质生活五光十色的印象。

出土文物反映的当然很有可能是葬礼习俗厚薄的不同，何况文物考古发掘也带有强烈的偶然性因素，因此墓葬物品不能完全视为一个社会的物质文化的简单再现。不过，南朝虽有提倡薄葬之风，北朝历史上也有不少王公大臣要求“薄葬”的记录；而且，提倡薄葬并不意味着厚葬风气的消失，因此《六朝文化》一书的编者，虽然竭力强调“薄葬成为当时普遍采纳的丧葬形式”，但在综考南朝墓葬情形之后，还是得出了“六朝薄葬与厚葬并存”这样的结论。^[7]我们甚至可以说，某人遗令薄葬被史书作者写入传记，更是凸显了世人以厚葬为常、以薄葬为不常的事实。

虽然我们应该意识到墓葬物品反映现实生活的局限，墓葬出土文物还是可以让我们窥测到社会风气、物质文化和审美趣味的一些端倪。而且，北朝上层社会物质生活的豪华丰富，也可以从传世文字资料中得到证实。比如《南齐书·魏虏传》在描写北魏风俗时提到北魏宫廷“正殿施流苏帐，金博山，龙凤朱漆画屏风，织成幌。坐施氍毹褥。前施金香炉，琉璃钵，金碗，盛杂食器。设客长盘一尺，御馔圆盘广一丈。”^[8]据《魏书·食货志》记载：“自太祖定中原，世祖平方难，收获珍宝，府藏盈积。和平二年（461）秋，诏中尚方作黄金合盘十二具，径二尺二寸，镂以白银，钿以玫瑰。其铭曰：‘九州致贡，殊域来宾，乃作兹器，错用具珍。锻以紫金，镂以白银，范围拟载，吐耀含真。纤文丽质，若化若神，皇王御之，百福惟新。’”^[9]从物质到铭文，都华美之至。

北朝出土文物精工富艳，南朝出土文物清新简约，这和北朝、南朝的文学和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传统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隋书·文学传》的序言可以说代表了一般人对南北文学的看法：“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10]《隋书·经籍志》如是描述南朝诗歌：“谢玄晖之藻丽，沈休文之富溢，辉焕斌蔚，辞义可观。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 ^[11]“华”、“绮”、“新巧”，“藻丽”、“富溢”、“雕琢蔓藻”，相对于北朝文学的“质”、“理”、“贞刚”，分别概括了古往今来对南北朝文学的主流评价。把这一评价和南北朝的物质遗产进行比较，不难看出其中的反差。

与北朝相比，南朝在物质层面所富有的是书籍。据《隋书》记载，东晋南渡，书籍流落，著作郎李充整理皇家藏书，以荀勖书簿校之，其见存者唯有三千一十四卷。东晋末年，公元五世纪初期，刘裕伐秦入长安，收得姚秦图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12]自此以后，南朝皇家藏书数量逐年递增。宋文帝元嘉八年（431），谢灵运所整理的图书目录有书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隋书》作六万四千云云，误）；宋后废帝元徽元年（473） ，秘书丞王俭造图书目录，凡一万五千七百零四卷；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秘书监谢朏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梁初，虽然易代之际兵火延烧秘阁，经秘书监任昉整理部集，文德殿藏书达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这尚不包括佛教图书在内。相比之下，北朝图书在四世纪时以长安为盛，然而刘裕入关，囊括后秦府藏所有书籍四千卷带回南方。北魏建都平城，“粗收经史，未能全具”，直到魏孝文帝徙都洛阳，借书于南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13]然而据《南齐书·王融传》记载，魏孝文帝遣使向南齐求书，朝议欲不与，王融上疏劝谏，齐武帝虽然答说“吾意不异卿”，但最后“事竟不行”。^[14]则北魏向南齐求书恐怕不止一次，北魏藏书究竟多少也不得而知，但想必远远不如江南。之后北方战乱，北魏瓦解，书籍流散，周武帝即位之初，藏书才得八千卷，后来逐渐增至万卷，直到577年平北齐后，先封书府，但所获与其原有藏书不同者也不过五千卷而已。^[15]南方梁朝的公私藏书，则在六世纪上半叶达到极盛，侯景之乱以后，梁元帝萧绎从建康把劫余的七万卷皇家藏书运到江陵，和自己的八万卷私人藏书合并。这其中一定有许多重本，但即使如此，南朝书籍种类和数量之丰盛，也是同期江北公私藏书难以望其项背的。

藏书的极大丰富，文字再现的繁华清丽：这两点是南朝文化的特色。如果说北朝社会具有物质的华美，南朝则是文本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