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作家作品解析（上）

导论

文学史构成的最基本因素是作品。由作品可追溯创作作品的作家，一些作家文学观念相近，同声相应，结为组织，就有了社团，广为宣扬并以作品实践相似的文学观念，就形成了思潮，而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不同时期作品—作家—社团—思潮所形成的文学风貌和流变过程的组构形态。毫无疑问，没有了作家和作品，文学史就无从谈起。

因了作品和作家的重要性，作家作品研究向来在文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不但构成了文学研究的基础，而且还常常从一个方面代表着文学研究的水准和品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许多杰出成果都体现为作家作品研究，像周作人对《沉沦》、李健吾（刘西渭）对《边城》的评论、茅盾的《冰心论》《落花生论》、傅雷的张爱玲研究等，均为作家作品研究中的经典。

当作家作品是构成文学风貌的基本元素的时候，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无疑是伴随着不同时期杰出作家作品的出现而不断丰富的。“五四”时期鲁迅的小说以及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诸多作家的创作，为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贡献了令人瞩目的实绩；二十年代后期左翼与非左翼的文学分野，虽然在意识形态上有着不同的坚持，但在文学作品的贡献上，却各有千秋，均有成就，左翼的茅盾、丁玲、张天翼，非左翼的巴金、老舍、沈从文、京派、海派（现代派），他们的许多作品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堪称经典。抗战爆发以后，文学界的格局有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左翼与非左翼在表面上形成了“统一战线”，另一方面，随着抗战的深入，中国的政治区域（也导致了文学区域）出现了三区——国统区（国民党统治区）、解放区（共产党统治区）和沦陷区（日伪统治区）——共存的局面。在不同的区域，文学形态各具特色：国统区的诗歌、历史剧和长篇小说成果丰硕；解放区的通俗文学（民歌和长、短篇小说）显著发达；沦陷区带有浓厚市井意味的小说和颇具名士风的小品则相对兴盛。这种三分天下的文学蓝图在1949年以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大陆地区的文学就成为文学史惯称的中国当代文学（它是解放区文学的扩大），台、澎、金、马地区的文学则成为中国文学中的一个特殊的区域文学——台湾文学（它是国统区文学的缩小），香港、澳门由于历史的原因就成为中国文学中的另一个特殊的区域性文学。至此，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老三区”（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就转换成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新三区”：国民党统治的台、澎、金、马地区，大陆地区和香港、澳门地区。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台、澎、金、马地区和香港、澳门地区相继发生了变化（国民党丧失了对台、澎、金、马地区的统治权，而香港、澳门也回归了祖国），但这两个区域的政治形态的改变并不影响这两个地区的文学的根本性质——它们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有机组成。

19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不但在区域分布上呈现出新的格局，而且不同区域的文学风貌也各有不同。中国大陆一波又一波的文学（批判）运动和书写革命历史、表现火热现实形成了整个五十年代至“文革”前（1949—1966）的文学姿态，“文革”十年（1966—1976）受到支持和弘扬的主流文学（以“样板戏”和浩然作品为主）与地下民间书写的并存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存在事实，1976年以后开始的“新时期”，则意味着中国大陆文学的全面复苏并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走向。在台湾，为了政治目的而提倡的“反共文学”以及它的衍生物思乡怀旧文学在五十年代的台湾文坛蔚为大观，现代主义文学则在五十年代兴起而到六十年代达到高潮，乡土文学和多元共生（乡土、现代、后现代）的复合性文学则分别成为七八十年代台湾文学的代表。在香港、澳门，文学的总体走向是从对峙（因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的不同而导致的文学分立）走向融合（“左”“右”融合；雅俗融合）。如果说大陆1949年以后的文学体现了“五四”新文学“一体化”趋向从“全面实现”到“逐步解体”的过程（洪子诚语），那么同期的台湾文学则呈现出相对于主流文学的民间文学对台湾文坛的全面占领，至于香港、澳门文学，突出的表现则在于各种政治、文化因素共同作用所导致的文学的无中心化。

在有着近百年历史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对作家作品的剖析可以说既是这一研究的起点，同时也伴随这种研究的全过程。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早期，作家作品研究大都为印象式的赏析、点评和联系社会实际、结合人文思潮的社会批评，周作人、茅盾可视为这一时期这种类型的作家作品研究的代表。随着阶级、革命等因素在现代文学中的逐步彰显，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作家的创作和研判作品的成就也就逐步成为风气，茅盾、瞿秋白、胡风、周扬应当是实践这种批评的佼佼者。与此同时，李健吾注重艺术感悟的印象式批评、傅雷对作家创作应自觉经营整体和谐的强调、苏雪林擅长从创作心理和文化视角来观照作家作品，则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另一种作家作品研究的传统。1949年以后至“新时期”之前，大陆文学中的作家作品研究，奉行的是以马列文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的文艺社会学、文学政治化的批评路线，其间虽有茅盾、严家炎、叶子铭、范伯群、曾华鹏等人注重作品艺术分析的评论文章，但引领风气的是李希凡、蓝翎、姚文元等人所代表的政治挂帅、无限上纲的作家作品研究方式。“新时期”之后，大陆的作家作品研究开始了从政治化回归文学化的艰难历程，其间各种西方的文艺理论和“新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成为作家作品研究的理论工具，近三十年来运用各种理论从各种角度对作家作品展开深入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王瑶、樊骏、严家炎、刘再复、叶子铭、孙玉石、董健、林兴宅、范伯群、曾华鹏、汪晖、王富仁、钱理群、陈平原、赵园、陈思和、王晓明、许子东、黄子平、凌宇、温儒敏、吴福辉、杨义、蓝棣之、朱栋霖、南帆、宋永毅、曾镇南、孟繁华、陈晓明、丁帆、解志熙、谢有顺、朱晓进、吴俊、胡河清、李杨等。从他们有关作家作品的研究成果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学中的作家作品研究经过过去近三十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今天众声喧哗、多元呈现的局面。

台湾的作家作品研究由于向西方开放早、政治的影响力相对薄弱等因素的作用，从一开始就比较注重对文本的艺术分析，并且，由于台湾文坛与海外学界联系紧密，所以许多海外学者的成果也参与了台湾文学中的作家作品研究的累积。从五六十年代的夏济安、夏志清、姚一苇、颜元叔，到后来的刘绍铭、叶维廉、欧阳子、尉天骢、李欧梵、郑树森、齐邦媛、郑明、吕正惠、王德威、张小虹、林耀德、李瑞腾、梁秉钧、龚鹏程等，他们对于作家作品的众多研究成果，体现了从语言美学、新批评到心理分析学等各类西方文艺理论与中文文学作品的有机融合。在香港、澳门，也斯、黄维、陈炳良、小思等人的作家作品研究，既注重香港本地的文学成就，又兼顾台湾、大陆的创作历史，既引进西方文艺理论的观点，又结合中国文学的实际，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这里所选的八篇文章，体现了近百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作家作品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从总体上看，这些文章具有如下特点：（1）研究对象和研究本身双“突出”。文章所涉及的作家和作品，皆为名家名篇，而研究文章，也全都角度新颖，视野开阔，见解独到，富有原创性。（2）论及的议题在现当代文学中具有典型性。举凡新文学诞生时的复杂态势、作家创作的思想根源以及独特性、社会历史对作家文化心理的影响、政治环境对作家的“干预”、女性立场与传统文化及左翼意识形态之间的纠葛、艺术形式的生成原因及成败得失等现当代文学中的重要问题，这些文章均有涉及。（3）抽象理论和具体文本有机结合。这些文章的立论，各有不同的理论依凭，但在将理论代入研究对象的时候，都能将理论资源和文本分析圆融地整合起来，借助理论提升了认识的深度，而没有让理论的抽象性损害文本的丰富性。（4）在方法论上具有启发性。所选文章，除了结论的精彩令人备受启发外，思维方式、论题选择、思路流程、理论运用、书写形态上的深具用心和姿态各异，也使后来者能从中获得学术研究方法的良多启迪。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有成果中，关于作家作品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选择具有如上特点的这八篇文章，是希望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侧重的作家作品的分析，达致如下目的：（1）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关键问题；（2）涵盖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主要方面；（3）构成对社团、流派、文体、文学史等研究的支撑；（4）在某种意义上实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历史的勾勒；（5）提供关于作家作品研究的典范。应该说，所选的八篇文章，都具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典型性”，整合起来，基本上实现了希冀的构想。

作家作品研究在文学研究中属于弹性较大的一种研究类型，往“内”掘进，它可以微观地论述作品中的一个人物、一个意象乃至一个细节，分析作家的一段经历、一种感受和一种心理对他创作的影响；往“外”拓展，它可以宏观地展示某个作品在整个文学史中的地位，探讨作家一生的创作以及与时代、社会、历史、政治的复杂关系。在研究方式上，它可以联系和运用各种关乎文学的理论、观点和学说，将之渗透进自己的研究中。在具体的展开过程中，实证式的客观铺陈为其主要形态，代入生命式的激情言说却也同样重要。在写作形态上，理性的思辨和学院式的学术论证固然是其常态，感性的体悟和随笔小品式的直陈卓识照样能成为它的有效方式。在学术成就上，关乎作家作品的“本体”研究当然值得肯定，而以具体的作家作品为基底，由小及大，见微知著，推衍和生发出不限于特定作家作品的结论同样受欢迎（或许更受欢迎）。看上去作家作品研究的范围似乎“有限”，可是巨大的弹性空间却使它能够进行“无限”的研究并得出深刻的结论，而许多深刻的文学理论观点的形成和重大的理论发现，正是依凭了对作家作品细致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一切就看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