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代序：考察事物系统的印象主义方式与当前中国对外政策例解[1]

一

考察和谈论事物系统大致可以有三类方式，尽管这三类的命名很大程度上只是个“语义学”问题和命名者的个人取舍，因而必有颇大的随机性和可变性。同时，依据其可有的蕴意，在此对这三类方式的议论当可透露出我对国际关系研究状况的一部分关键看法。

第一类方式可被称作微观探视和叙述。它侧重于很具体地观看、澄清和描述事物系统内部的各基本组成部分与其相互间的基本联系，同时相当顾及该系统整体及其基本成分与外部紧要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无论由此可提取出何种关于整体的宏观见解，它的主要特征无疑仍是微观探视和叙述，倘若在历史学的场合就可被称作微观史，而事物系统越宏大越复杂，微观史——那被一位当代著名史学家称作“专注于细节”、“大多是为了他们彼此和他们的没有防备的研究生写作”——就越少可能有“任何总的图案从中浮现出来”。

第二类方式可被称作实证审视和分析。它的最显著或最表面特征，在于尽可能精确和众多的统计数字，还有设计得颇具匠心和要理解就较费脑筋的主题模式。然而，它的最内在和最根本的特质，在于它的“简化主义”目的：依据众多带有数学精确性的实证事实或曰数据，经过看似难以质疑的逻辑过程，将复杂的事物系统的待发现“秘密”简化为一个体系——内部简明扼要和井然有序的论点体系。这样的实证审视和分析有其长处，即能够揭示非如此就不能揭示的某些东西，更能使一个准“科学主义”时代的诸多听众或读者信服这论点体系，否则他们就倾向于不相信或不很相信；然而，至少还有其他诸多听众或读者更多地从一种正确的经验性判断（common sense）出发，那就是“世界从不那么清晰利落和轻而易举”，因而他们虽不否认经实证方法揭示的那些，但天然地怀疑它们只是边际性而非本质性的待发现的“秘密”。

这些听众或读者可以较多地信赖甚而鉴赏第三类方式，那可以被称作印象主义路径（impressionist approach）。什么是印象主义路径？大概能以印象主义画派作为类比来想象或附会。它主要依凭素有经验者的长时间体验和观察，在此过程中无数较次要的印象自然而然地消退殆尽，剩下的大抵是基于深层经验的粗略的宏观印象，而在目的是（再度引用上述著名史学家所言）“试图揭示出表达整个时期的涵义的广泛概论”、追求“更大的图画”的场合，情况尤其如此。观察者之素有经验至关紧要，因为往往只有这样的观察者才能看到较为本质和少被领悟的东西；长时间的体验和观察也是如此，因为众所周知短时间的印象经常有误或经常肤浅，哪怕观察者素有经验；宏观印象多少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甚而漫不经心地得到反复验证，因此必定大体粗略，少有众多细节精确性，否则就不会有真正的宏观印象。

印象主义方式有弊有利：弊端主要在于比较粗糙，没有任何所谓科学的长处；然而，它的利好非同小可，甚而独特，因为如上所述，它出自素有经验者的长时间体验和观察，至少不大可能有悖经验性判断，同时颇有可能提供一些洞察性的“灼见”。不仅如此，甚至一定意义上比较粗糙都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弊端：犹如印象主义绘画甚或中国传统的写意画，它反倒可能拥有很容易被看出或读出的整体性内在统一，同时可以使主要特色格外突出和鲜明。

克劳塞维茨着重讲过基于长久经验的、印象主义方式可以产生的最佳智识品性，那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为对待事物系统本性或本质中包含的不确定性、变动性和偶然性的可靠利器。他在“论军事天才”这《战争论》内最杰出的一章里写道：

“倘若我们继续追索战争对实际从战者提出的要求，我们就进至智力支配的领域。战争是不确定性的王国；作战行动基于的种种因素大半掩藏在或大或小的不确定性这迷雾之中。要求有一种敏感的和善于识别的判断力，一种用以觉察出真实的精湛智能。……战争是偶然性的王国。没有任何其他人类活动给偶然性更大的天地：没有任何其他人类活动那么始终不断和多有变化地与之打交道。偶然性导致每件事更不确定，并且干预整个事态进程。”

“由于一切信息和假定都多少可疑，并且有偶然性在每一处起作用，统帅不断地发现事情并非如他所料……在一项作战行动期间，决定通常不得不立即做出：可以全无时间重新审视形势，甚或通盘思考形势。……当然，新的信息……我们现在所知更多，但这使得我们更不确定而非较有把握……”

“如果理智要不受这与意外之事的不断斗争损伤，那么两项素质不可或缺：第一，一种智力，那甚至在最黑暗的时刻，也仍保持某种引向真实的微弱模糊的内在光芒；第二，勇气，勇于跟随这模糊微弱的光芒，不管它引向哪里。这些素质中的第一项被法文术语‘扫视’（coup d'oeil）描述出来，第二项则是果断。”

“……‘扫视’因而不仅指肉眼的，而且——更经常——指心眼的。……剥去由这术语加诸于它的比喻和限制，这概念仅指迅速辨认出一个真实，那是理智通常会忽视的，或者只在长时间研究和思考以后才认识到。”

杰出的美国外交史学家和战略史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也曾着重谈论过这里说的考察方式和思想方法：

“在塑造……战略方面，历史是个比理论更好的指南。凯南在冷战早期的洞察远超过当时的俗见……”

“全不清楚什么理论可以产生这样的（凯南的）论断。相反，它们出自凯南对吉本的罗马帝国史著的阅读，出自他的关于俄国历史和文化的知识，出自他自己在国家战争学院期间论述伟大的大战略家们的速成课程——甚而出自想象性著作，如同凯南用托马斯·曼的小说《布登勃洛克家族》就苏联指出的，‘人类体制往往在内部衰朽……到最透彻的时刻呈现出最大的外在辉煌。’正规的理论在追求普遍有效时，太经常地脱离时间的推移。它过少注意事物怎么变成当下的形态，那通常提供了它们将会变得怎样的最佳线索。相反，历史——文学亦如此——以这么一种方式提炼往昔的经验，那使人准备好迎接未来的不确定性，类似于体育训练增进耐力和累积经验，而非由它本身决定未来竞赛的结局。”

“这过程是直觉式的，甚至印象主义的，涉及有能力看到一个当前局势‘类似于’过去存在过的一个或更多局势，并且明白值得去了解它们怎样得到处理。它需要自信以便选择，需要自律以便清晰，还需要某种程度的自我戏剧化，在有必要将自己的观点讲清楚的时候……它大得益于对人性的洞察，那是理论难得提供的。……凯南……从不认为自己丝毫是个理论家。然而，由于性情、训练和一生后来的选择，他是个历史学家。而且，他本喜欢做个小说家。”

二

现在可以提供一个例解，例解以印象主义方式产生的、我对当前中国对外政策的关键性透视。

中国对外政策的前景仍不确定。最突出的问题是，中国对外关系和政策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两项重中之重），即对美和对亚洲邻国的关系和政策，都在一定意义上被“锁在”海洋战略竞争、海洋领土争端以及海洋权益争执之中。远望未来，结构性的战略竞争和战略对立很大部分将直接是关于中国近海和西太平洋（至少是其西部）的。“修昔底德陷阱”首先是在海洋上。

在中国的对美关系（特别是其中的战略层面）方面，一定要牢牢记住以下根本事实：在程度空前的全球化和经久不息的地缘政治复杂交织的当今世界，太平洋西岸的巨型中国是高速增强着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太平洋东岸的巨型美国则是实力最强和权势最广的发达国家，两国间的当代关系实属多维、复杂、能动和意义非凡。中美两国既非单纯的对手，亦非单纯的伙伴，双边关系中基本的竞争、对立、协调和合作成分既有相对的稳定性质，又有不息的变动特征。中美两国都必须明白，任何非同小可的彼此间轻视，任何左右相关国策的误识或偏见，任何就对方的紧要利益、实际能力和基本情感做出的严重误判，都会导致重大的损失和往往深远的后患；无论是试图以实力胁迫对方屈服的蛮横做法，还是出于激愤和莽撞的过激反应，都可谓政治上的浅薄和战略上的轻浮。

就中国的根本国家愿景之一而言，中国必须持之以恒地以坚决有力而不失审慎的战略推压，步步劝使和迫使美国退让，接受中国应有的战略权利，从而争取一段历史时期去实现中美作为两大世界强国的彼此间和平的“最终解决”。有些时候，坚决有力尤其必要，而另一些时候，不失审慎实属优先。就此，任何时候都要像毛泽东所说，防止一种倾向（必要）掩盖或排斥另一种倾向（必要）。既要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雄心，又要真正懂得“欲速则不达”的哲理。

对付美国与对待周边之间有一种根本联系。周边关系不能大致地搞好，对美关系就没有大致搞好的希望。近年来中美关系的特别重要的不良方面和不良阶段许多都深刻地源自中国周边的麻烦或“乱子”，源自中美两国就这些麻烦或“乱子”的结构性和情势性摩擦、对立和竞争，源自美国对这些的鼓动、利用或添乱。从长远的战略上说，争取在周边有愈益增多的友国、战略中立国甚或严格意义的战略伙伴，同时愈益减少或克服紧邻中国的战略对手或美国的战略附庸，将大有助于中国的旨在劝使和迫使美国退让的经久努力。

2013年10月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后，尽管有中国政府在周边外交的某些重要领域的更多的创新性努力、更仔细的实际工作和相应的新增成效，但由于复杂难消且有所加剧的若干国际环境原因（特别是来自日本和美国方面的），加上中国周边战略任务的增进了的多样性及其由此难免的内在矛盾和波动，中日及中菲对抗不仅不见实质性的缓解，反而在一些重大方面更为加剧；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政府在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后，就南海问题抛出了一系列加剧中美立场对立的政策言论和政策行动，南海争端变得更加深刻，而且先前好多个月里行之有效的、中越两国间海上争端降温甚至“冻结”的局面也出现了再度的逆转。此外不要忘记，自2013年12月往后，在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意义上对中国至关重要的中朝关系一直处于历来未曾有过的最低点。不仅如此，民族主义经济改革家莫迪在印度赢得压倒性选举胜利和开始执政以来，中国与潜在大强国印度之间的合作协调与竞争对立的现实可能性都在显著增长；特别是鉴于华盛顿和东京自莫迪掌权后，都在空前显著地着力争取新德里成为与之一起制衡中国的重大战略伙伴，而莫迪总的来说显著地与之呼应，中印关系状况对中国地缘战略和外交的影响将越来越重要，同时越来越复杂。中国在对周边和对美国两方面都任重道远，需要锲而不舍，与时俱进。

在有广泛的战略铺局的同时，尤其需要确定和坚持战略重点，首先追求在这重点上集中的战略决胜。其次的最大问题是在某些要事上轻视“顺势而行”和“知止”的必要，或者说不真正明白“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仗一仗地打”。进一步说，战略努力必须有基于深思熟虑的坚韧，战略耐久性往往有决定意义。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的总结性的最后一篇（第八篇）里有一番非常好的论说，特别适合中国当前对外政策的必需的优化，无论是在对美政策还是在周边政策上；而且，在此，他实际上强调了与印象主义方式本质上紧密相连的唯一真正依赖——借以“辨识巨量的多样事实和情势之中最重要、最具决定性的要素”的判断力：

“由于在战争中过小的努力不仅能导致失败，而且能造成实在的损害，因而每一方被驱使去超过对方，这就引发了一种互动。这么一种互动本可导致最大程度努力……然而在此情况下，行动与政治要求之间的全部相称性将丧失净尽：手段将不再符合目的，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一种最大程度的奋力政策势将会失败，因为它将引发国内问题。”

“以此方式，交战者再度被驱使采取一种适中的方针。他将依据不使用更大兵力这一原则行事，同时不给自己确定更大的军事目标，大于足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的。为了将此原则转变为实践，他必须弃绝在每个既定场合力求绝对成功的需要……于是，在这点上，智识活动离开逻辑和数学这纯科学领域。它因而成了一门最广义的艺术——使用判断力的才能，以辨识巨量的多样事实和情势之中最重要、最具决定性的要素。……这判断力在于本能地比较所有因素和随附环境；遥远的和次要的被立刻撇除，与此同时最紧迫和最重要的被辨识出来，其速度快于靠十足逻辑的演绎能够做到的。”

“为了发现我们的资源中须有多少被动员起来用于战争，我们必须首先审视敌我双方的政治目的。我们必须估计敌对国家的实力和形势。我们必须估计它的政府和人民的特性和能力，并且就我们自己的做同样的事情。最后，我们必须评价其他国家的政治同情，连同战争可能有的对它们的影响。在其一切分支和多样性上估量这些事情显然是一项巨大的任务……显然不可能依靠十足条理分明的审视去把握这一切庞杂之事。……”

在考虑和实施中国当前对外政策必需的优化（无论是对美政策的优化还是周边政策的优化）的时候，应当记住克劳塞维茨的这番至理名言，从而采取和坚持一种适合政治大目的的“适中的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