紮實推進“中國古典學”學科建設

徐正英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我對“古典學”原來没什麽概念，也没有思考過相關學術問題，但爲了參加這次北京大學主辦的“第一届古典學國際研討會”，又“迫于”會議主辦者杜曉勤教授“必須發言”的要求，根據會議所列議題，認真思考了一下“中國古典學”的概念問題，草擬成文，以就教方家。

據我這個門外漢所知，“古典學”（英文稱Classical Studies）是研究西方早期文明經典的學問，具體而言，就是對古希臘、古羅馬-古希伯來經典的研究，研究這個學問的基礎則是西方古典語言——古希臘語、古羅馬語、古希伯來語。主要是用語文學（philology）的方法來發現、整理和解讀古代文明的經典作品，闡發其微言大義，揭示其文化精髓，厘清其起源和流變，進而最大限度地發掘其藴含的人類智慧。後來則泛指以同樣的學術方法對東西方文明所有重要經典和傳統文化的研究。同時，“古典學”又是西方各名牌大學的最古老學科，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方十四世紀以來的文藝復興，原本是“人文學”（humanities）的代名詞，後逐漸在現代學術建制形成過程中演變成爲一個學科。現代意義上的“古典學”誕生於十八世紀中後期的德國，此後，歐美各地高校紛紛設置“古典學”專業，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哈佛大學“古典學系”的本科、碩士、博士三個學歷層次都有悠久的歷史。可見，“古典學”在西方確實是名副其實的古老學科。時至今日，在西方，“古典學”依然作爲一門獨立的學科予以保留並受到高度重視，甚至可以作爲一流大學的標誌，被稱爲西方名牌大學的王牌學科。

而在我國，“古典學”成爲話題和行動是近幾年才有的事情，若稱其爲學科，則是典型的新興學科。囿於所見所聞，2010年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創辦國内首個“古典學本科實驗班”，每年從其他專業一二年級本科生中轉入十餘人，2014年創建“古典學”二級學科碩士點和博士點，設“中國古典學”和“西方古典學”兩個研究方向，每年招收碩士生5—6人、博士生1—2人，因爲是二級學科，所以授予的仍是文學學位，没有打破現有學科建制。2016年11月北京大學中文系以古代漢語、古典文獻學、古代文學三個二級學科爲基礎，吸收歷史、考古相關資源，搭建了“古典學”學科平臺，擬大力發展“中國古典學”學科，今天舉辦的“第一届古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就是其具體舉措之一。2017年4月中國人民大學在不影響現有建制的前提下，以國學院爲依託，整合國學院和文學院的相關資源，掛牌成立了“一體兩面”的辦學實體“古典學院”，據稱是堅持用國學的理念培養傳統學術研究新型人才，從學科定位角度出發，希望合力打造“古典學學科”，認爲這既是“國學熱”的深化，也體現着國學的未來趨勢。其實，説白了就是爲“國學學科”争取合法地位、登上“户口”。因爲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領風氣之先成立我國首個實體性國學院，但國學的學科定位和學位授予遇到了巨大困難，作爲一個獨立學科在目前的學術制度中一直得不到承認，國學學位也始終未能進入教育部《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録》。其主要原因是它的學科地位如果得到承認就意味着原有文、史、哲三個一級學科被覆蓋或者重複設置。因此，用不打破現有學科建制的“古典學”來代替“國學”，更容易取得學科的合法身份。據悉，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之外近年還有不少高校如復旦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暨南大學、鄭州大學、中南民族大學、上海大學、陝西師範大學、西北大學、西北師範大學等先後成立了以“古典學”命名的研究機構。由此可見，在我國國内，“古典學”雖然近幾年才得興起，但發展勢頭卻很迅猛，頗有興起即熱之勢。依我個人理解，我國“古典學”是應時代發展之需而生、應時代發展之需而熱，既是社會綜合發展的産物，也是中央高度重視傳統文化、大力宣導文化自信的時代産物，因爲“中國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2015年11月3日習近平《第二届“讀懂中國”國際會議期間會見外方代表發言》）。中國人民大學“古典學院”設置的三個系（也稱三個專業）爲“中國古典學系”“歐亞古典學系”“西方古典學系”，其中“歐亞古典學系”的設置很明顯就是國家“一帶一路”戰略影響與學校研究力量實際情況自然契合的産物。“古典學”的驟熱既然具備時代的必然性，其學科建設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因此，“中國古典學”作爲學科應如何建設，確實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課題。

首先，應該確立“中國古典學”的研究物件。依我的理解，“古典學”是西方的古老學科，新興的“中國古典學”就應借鑒西方“古典學”的劃分標準來劃分。既然是“古典學”，就應該像西方“古典學”那樣把握兩點：一是“古”，二是“典”。具體而言，就是在學好古代漢語的基礎上運用該語言工具闡釋中國早期經典、探討中國早期文明智慧。時段劃分則當以先秦經典爲重點，延至兩漢時段，不宜再往下延。若非要往下延，也只能漸延漸淡，極致到宋代。西方現代意義上的“古典學”由古希臘擴充到中世紀，我們亦應有個下限。因爲只有處於世界“軸心時代”的先秦經典才是最早且最富於原創性，也才最能集中體現中華民族的早期智慧，如《詩》《書》《禮》《易》《春秋》《論語》《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吕氏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楚辭》，以及甲骨文、銅器銘文、先秦簡牘之經典文本等，而漢代及以後的經典則多爲對先秦經典的闡發或繼承發展而非首創。依廖可斌教授的體認，西方人之所以創立“古典學”這一概念及學科，“主要是因爲西方文明曾出現斷裂而造成的”，具體而言，“以希臘、羅馬文化爲主體的西方早期文明，在公元四世紀西羅馬帝國滅亡、歐洲進入中世紀後，陷入沉寂。直到十四世紀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運動興起後，西方才重新挖掘和認識古希臘、羅馬文化。這一傳統發展到十八、十九世紀後，逐漸形成了現代學術意義上的古典學研究”。筆者認爲，即便比照這一“西方文明斷裂”説，將“中國古典學”的重心斷限在先秦也是有理由的，因爲秦始皇“焚書坑儒”之舉就曾使中國文明“斷裂”，只是斷裂的時間比較短而已，漢代開始實際上是對先秦文化典籍的重塑期。當然，漢代也有自己的新創經典，如《史記》《漢書》《説文解字》及此期的一些詩賦經典，其中《説文解字》又是解讀先秦經典、識讀金文、甲骨文的必備工具書，所以將兩漢時段劃歸在“古典學”期内也是應該的。

同時，筆者個人以爲，“中國古典學”應該與“國學”“傳統經學”“中國古典文獻學”之間邊界劃分清楚，不應該大而化之地混稱。所謂“國學”，當指近現代以前的傳統學問，具體爲古代的文史哲或稱經史子集的學問，它與“中國古典學”的區别，一是比“中國古典學”的歷史時段跨度長，二是比“中國古典學”包括的研究物件範圍廣，不論是不是經典，只要是古代的文本，都在國學研究範圍之内。所謂“傳統經學”，是指人們熟悉的“十三經”等，它與“中國古典學”相比則範圍又小了，雖然全部爲先秦兩漢經典，既符合“古”又符合“典”的標準，但僅僅局限於儒家經典範圍，既未包括《老子》《莊子》《墨子》《荀子》《韓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哲學經典，又未包括《國語》《戰國策》《史記》《漢書》等史學經典，也未包括《楚辭》、漢賦等文學經典，更未包括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北大簡等出土文獻中的經典文本，而這些被排除在外的經典文本則都屬於“中國古典學”的深度闡釋解讀研究範圍。“中國古典文獻學”與“中國古典學”的區分也是清晰的，一是凡是古代典籍都在“文獻學”的研究範圍内，歷史時段長，典籍範圍廣，文理工農醫天文地理典籍無所不包。更值得注意的是兩者的任務重點頗不相同，“文獻學”的任務在於基礎性的整理，目録版本校勘輯佚注釋翻譯，“古典學”的任務則主要側重于對經典文本深度闡釋基礎上的文明智慧發掘。

其次，要明確“中國古典學”的研究方法與視角。中國古典學的學科建設，必須解決研究方法與視角的問題。首先，中國古典學研究應採用會通的方法。“古典學”命題之所以在國内驟然興起，其内在原因主要是近代以來受西方影響，將學科越分越細，學科之間壁壘森嚴，阻礙制約了學術研究和學科發展，也確實不符合中國早期尤其先秦時期經典文本文史哲不分的實際。因此，筆者個人愚見，“古典學”的研究方法就應該是會通性的研究方法。即不再是文學專業的學者專門研究所謂純文學文本或文本中的文學性（也就是文本的審美研究），歷史學專業的學者專門研究經典歷史文本中的史料價值和史學意義，哲學專業的學者專門研究哲學文本中的思想價值，當然，也不是在形式上爲打破學科壁壘而打破學科壁壘，故意人爲地將文、史、哲三個專業合併，將各種性質的文本雜燴在一起研究。“文”“史”“哲”是現代的學科劃分，雖然先秦經典文史哲不分，但是既然有“文”“史”“哲”三個不同的詞存在，哪怕是極相似的三胞胎，本身就説明客觀上文本還是有所區分的，大體上總還有敘事的、説理的、抒情的、寫景的文本區别。因此，同一個人對同一部經典文本的研究，都應該同時從審美角度、史料角度、思想角度、學術角度等多維度作出綜合性研究和價值判斷，以這種方式來打破學科壁壘，對經典文本的價值復原才更爲科學全面，更爲符合文本實際。這樣一來，遇到的最大問題首先就是對研究者本身綜合素養的要求極大提高，每一位局限於某一學科領域知識儲備、知識結構的學者都難於勝任這一研究，必須是先有文史哲兼通的優秀學者，才會有文史哲融會的優秀“中國古典學”研究成果。

中國古典學研究，應當採用比較的視角。既然“古典學”之名來自於西方，我國先秦經典又與古希臘、古羅馬經典産生於同一“軸心時代”，分别代表了古代東西方的人類智慧。因此，要闡釋探討中國早期經典，就應該有世界眼光，有比較意識，唯有如此，才能實現傳統經典價值發掘的最大化。

再次，“中國古典學”應避免“拼盤”和虚浮之學。筆者以爲，中國古典學研究應避免以下幾種傾向：一是作爲學科建設，人才隊伍應避免搞“大拼盤”，讓人一看就知道是臨時拼湊在一起的學科。人才隊伍的配備要體系化，這一體系化必須服從“古典學”學科整體設計的系統化。研究個體多應該是複合型人才，尤其需要像王國維那樣的複合型大師作旗幟。二是應避免虚浮之學。什麽學問都應避免虚浮之學，而“古典學”的特殊性更應如此，要牢固樹立經典意識，應該把研究建立在對文本深度整理、精准闡釋的基礎上，做出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根底之學、經典之學，力戒急功近利之學。這一點是中國古典學學科健康發展之“根”，尤爲重要。三是應避免跟風闡釋的實用主義。早期經典藴含着豐富的民族智慧、積澱着光輝的民族精神和深厚的文化根基，但是，這種智慧、精神和根基是無形的，是在潛移默化中塑造着今人的民族品格，“古典學”研究在於發掘其文化精髓，而並不等於幫助圖解不斷出現的一個個具體政策和“熱詞”，應尊重經典原意，不應爲現實需要而隨意曲解經典，這是基本的科學態度。四是應避免“爲研究而研究”的“鑽牛角尖”趨向。實用主義使經典和學術失去了嚴肅性，但是避免實用主義並不等於回避“古典學”經典闡釋中的社會擔當、文化傳承和文化建設責任，要在闡釋中做“有思想的學問”。關鍵在於如何把握好“度”，惟其如此，中國古典學才能發揮更大的價值，中國古典學學科才能更好地發展。五是“古典學”學生培養應避免課程開設漫無邊際。要搞好“古典學”研究，寬口徑培養複合型文史哲通才是必須的。但是，漫無邊際地設課，將凡是中外古代的東西都收入“古典學”的“囊中”，什麽都學個皮毛，什麽都深入不下去，可能並不利於中國古典學學科的發展。如上傾向，筆者都是有爲而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