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山川为先民提供了各种生活保障，它们对国计民生有重要意义，于是山川崇拜自上古时代就普遍流行。五岳后来成为名山大川的最高代表，五岳祭祀很早就被纳入传统礼制。《尚书·尧典》记录了舜帝巡狩四岳活动，《礼记·王制》有“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先秦时代五岳观念既已流行，秦汉立山川祭祀制度自然会有所体现，至西汉神爵元年（前61年）五岳四渎之祀终于被确定为一统帝国的最高山川礼。秦汉山川祭祀布局曾短暂经历从融合东西方诸山川到突出五岳四渎的过程，研究者多在政治地理意义上对秦汉山川布局展开讨论，但山川礼演变的内在理路仍欠发掘。自西汉至东汉，五岳祭祀制度经历了从中央遣使致祭到地方长吏负责的转变，此转变较为明显，但其原因及背景仍有待探讨。

以往的山川祭祀研究，特别是五岳研究，并不重视汉唐之间的分裂时期（包括西晋短暂统一时期），这固然是因其间统治者多无暇礼制使然。但五岳象征天下一统，其既因秦汉统一而立制，那么中古分裂，异族入主中原，诸岳分散，五岳祭祀与五岳观念如何得以维持？五岳在魏晋南北朝面临的分裂状况与在汉代面临的统一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它们又如何与诸政权之正统塑造相联系？“事不孤起，必有其邻”，对这一时期包括五岳在内的山川祭祀活动深入研究，能更好地理解隋唐以降五岳祭祀制度的新变化、新特点。隋代结束了中古的分裂状态，在五岳相关制度上创意甚多，譬如模仿经典巡狩五岳、定五郊迎气日祀五岳等等。学界虽已注意隋代制礼作乐之事，但具体到山川祭祀，关注程度还远远不够。

隋代再次创立五岳祭祀制度后，唐宋多继承之。但唐宋五岳祭祀也有两大特点显而易见，一是五岳加爵，一是道教与五岳祭祀关系紧密。首先，对于五岳四渎等山川加爵，学界已有相关研究，但五岳加爵的意义仍有探讨余地，比如它与唐宋“祀典”下行这一重大历史趋势的关系如何？从五岳等山川加爵审视唐宋日渐风行的祠庙加额封爵现象是否能有新的发现？其次，道教自产生起就与五岳相关。至唐代，玄宗于五岳分立道教真君祠，自此五岳道教斋醮活动与官方正祀并行，此事意义重大。学界对唐代五岳真君祠的研究已相当深入，但它们的建立是归功于特定人物、特定教派还是另有历史原因，其具体落实情况如何等等，也有待补充讨论。到了宋代，皇家崇道比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五岳祭祀上有何反应？五岳真君祠的发展状况如何？学界于此着墨甚少。再次，唐宋五岳既因封爵而有帝王名号，这是否会影响到它们与现实皇权的关系？此外，在这一时期，拥有帝王爵称的五岳神祇更容易深入基层，比如宋代东岳圣帝信仰已遍布全国，其他几岳信仰亦有下行倾向，因此考察唐宋以来诸岳行祠也是题中之义。

伴随着五岳祭祀制度的演变，五岳认同也发生过一些变化，这以汉唐间南岳变化与明清北岳移祀为代表。自汉代立制开始，影响到五岳名号的两种力量便展现出来，一是拥有现实权力的皇权政治，一是拥有解释经典能力的经学学术。《史记》、《汉书》在记录汉制“潜山”（霍山）为南岳的同时，都保留了南岳“衡山”这一理想“周制”，为何隋唐之际官方会舍去安徽霍山而确立江南衡山为南岳？此一思想史问题尚待解决。至于北岳移祀，既有研究已将移祀过程基本厘清，但无论汉制还是经学思想，本都以河北恒山为北岳，何以至明清会转移至山西恒山？幸运的是，因北岳移祀发生时代较晚，相关史料充足，这为研究者提供了深入研究五岳变动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