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莫以宜春远
有朋友自远方来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因而在向他们介绍市情时常常会禁不住读出“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的诗句，每每如此。现在想来还真有一种说者动容，听者怦然心动的感觉。我们秀丽的宜春山水也因了这几许厚重人文，让那些来自远方的朋友平添出许多向往之情。
这句诗是韩愈写的，他是唐朝的大文豪，文坛上的领袖人物。韩愈积极倡导古文运动，他文风雄奇奔放、风格鲜明，一扫汉魏以来的浮靡文风，从而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今天我们经常说到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就是他留下来的至理名言。
当年他的同科进士，翰林学士王涯贬为袁州刺史，韩愈写了两首诗在长安灞桥为他送行。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淮南悲木落，而我亦伤秋。况与故人别，那堪羁宦愁。荣华今异路，风雨昔同忧。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这首诗虚词用得好，典故用得活，叙述友情和劝勉友人，皆能情真意切，历来被诗家视为上乘之作。相比“初唐四杰”之一王勃的名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在意境上还要显得更加丰富，情感上还要显得更加动人。诗的最后两句意思是这样的：您不要以为宜春偏僻遥远，那里有着许多美丽的传说，民风淳朴，风景如画。今天我们生活的时代通讯发达，交通便利，可能很难理解诗中所指的宜春，在地理位置上是如何的偏远，而在一千多年前的人们却都认为，除了中原大地适宜于人类居住以外，其他的地方都是蛮荒之地，远隔京城数千里的宜春当然也不例外。韩愈选在灞桥为好友送行，因为古代这里是出长安的必经之路。当年那些失意的与得意的，留守的与调迁的，豁免的与发配的，多少离情别绪使得这里沉积了人们太多的离愁别怨、太多的冷暖炎凉和太多的抱负才情，也使得这里成为朝与野、庙堂与江湖的一个拐点，因而它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情感最柔软的地方。灞桥两岸有很多垂柳，非常有名，微风吹过垂柳依依，“柳”“留”谐音，触景生情，在此送别，不由得让人更添伤感。韩愈折柳赠别，既表达依依不舍的情感，也寓意人去他乡，宛如柳木随遇而安，发展壮大。他在这里以诗赠友，劝勉友人，表现出了一种乐观通达、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历史似乎对韩愈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就在他送别王涯贬放袁州的十二年之后，也就是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因上表力谏宪宗皇帝迎佛骨也同样遭到了贬谪。他先被贬潮州，次年正月量移袁州。唐朝时，因罪远贬的官吏遇到特赦而调迁近处任职叫“量移”，相对于潮州，袁州距离长安就近多了。这样，当年王涯的贬谪地袁州也就成了他韩愈的贬谪地之一。皇命不可违，韩愈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到达指定的贬谪之地。他被贬出京不久，家眷也被赶出了京城，年幼的女儿也病死在他贬谪途中的驿道旁。有政治抱负却无以施展，怀一腔热血却惨遭冷遇。这种仕途上的挫折，以及家庭的不幸一起降临在他的身上。他当时的心境之苦，我们可以通过他在贬谪途中写给他侄孙的一首诗来体会，也就是他在过蓝关时写的那首至今仍然脍炙人口的诗。诗是这样写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蓝关是秦岭深山中最负盛名的地方，是当时通往荆楚最接近长安的一段险道，雄伟险峻，崎岖艰险。仕途上遭遇挫折之人，心情本来就沉郁悲凉，又遇家门不幸，此时的韩愈面对高山险道触景生情，更是愁苦凄哀。今天我们读这首诗，依然可以感受到那充满在字里行间高寒幽暗、荫蔽凄凉的诗韵。
然而，挣扎在苦难命运旋涡里的韩愈，却以传统文化积极入世的精神，在几个月的袁州刺史任期内，开启了他一生中最精彩的人生片段，赢得了历代袁州人的景仰与缅怀。
当时的袁州，由于地处偏僻，文化落后，买卖人口，学校不兴，弊政陋习极多。韩愈到任后不像其他贬官那样寄情山水，酒后小诗，也不以宜春地处偏远而懈怠政事，而是积极把中原大地的先进文化带到偏远落后的宜春，以戴罪之身兴利除弊，造福当地。他在袁州为官只有九个月，时间很短，却实实在在地办了几件事情，政绩卓著，以至于千年后的人们对此依然赞不绝口。第一件事是解放奴婢。当时的宜春，不少人由于欠债还不起，只好去充当债主的奴婢来抵债。韩愈到任后通令各地，改掉旧习，凡抵债奴婢一律放回到父母身边，所欠债务一笔勾销，共解放奴婢七百三十二人。后来他应召回朝官拜朝散大夫，还“奏乞以在袁州放免佣奴之法，推之天下，著为令”。第二件事是大兴书院。韩愈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一到宜春就大力兴办书院，倡导务实文风。韩愈是著名的文学家，文章写得很好。他在赴袁州的贬谪途中，得知友情笃厚的柳宗元去世消息后所作的《柳子厚墓志铭》，顿挫盘郁，被视为墓志铭文范本而选入《古文观止》。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袁州大地文风昌盛，出现了像卢肇、易重、黄颇等一批学有成就的学子。唐朝时江西共出过两位状元，即卢肇和易重，都是袁州人。今天的宜春城内还有状元洲、重桂路、黄颇路这样的地名。也正是因为韩愈的影响，唐朝中后期，袁州读书风气浓厚，人才辈出，先后考取进士三十多位，赢得了“江西进士半袁州”的美誉。五代诗人韦庄曾在他的《袁州作》中用“家家生计只琴书，一郡清风似鲁儒”对当时的袁州进行了生动描述。韩愈到任那年，恰遇袁州春夏大旱，民不聊生，他亲率府衙官吏士绅到城外的仰山祭天祈雨。这篇祭文不长，却声情并茂，凝练精当，今天读来依然朗朗上口。尤其是文中那句“若守（指韩愈自己）土有罪，宜被疾殃于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闵，以时赐雨……”韩愈大旱面前不抗旱而劳师动众跑到城外去求神祭天，自然有他的时代局限性。但单纯从这篇祭文的字里行间，韩愈为了祈雨，宁愿神灵降罪于个人，其为民之心溢于言表，让人看到了一位封建士大夫的献身与担当，难能可贵。
人们说，桥的价值在于能够承载，人的价值就是在于能够担当。古往今来，担当历来是评价一个人的重要尺度。担当是什么？担当就是责任，就是奉献，就是勇气。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小到一个单位一个家庭，概莫如此。晚清名臣，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曾国藩临终前总结自身人生经验和成功心得，口授学生写下了压案之作《挺经》，挺就是担当，担当须实干，这是曾国藩几十年人生的深刻总结。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生就是在有担当中成长，在敢担当中前行，在能担当中辉煌。因为有了担当，我们人生才尽显大气与豪迈；因为有了担当，我们家庭才拥有和谐与温馨；因为有了担当的脊梁，我们的社会才能谋得天下福祉。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用担当促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以一己之力担当起国家存亡的责任；韩愈“若守有罪，宜被疾殃于其身”，他以强烈的担当精神挺身而出。担当既代表着“在其位，谋其政”的履职尽责，也体现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阔胸怀，还代表着“知其难为而为之”的执着理想和勇气。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千里之外的韩愈以戴罪之身积极担当，体现出一种朴素的民本情怀。
韩愈量移袁州几个月的时间，政绩卓著，散文写作颇丰。除去一些应制公文外，后人在整理他的年谱时，收列了他在唐元和十五年所写下的散文共计二十三篇，其中他在袁州期间就写了二十一篇，包括《祭柳子厚文》《南海神庙碑》《新修滕王阁记》和《祭湘君夫人文》等。读过中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有“杜诗韩文”一说，杜诗，指的是唐代诗圣杜甫的诗，韩文则是指韩愈的散文，这里当然就包括了他在我们袁州所写下的这些名篇。韩愈贬放袁州，并不因为袁州地处偏远而不为，他在积极兴利除弊的同时，还对当地的历史文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重情重义的袁州百姓为了表达对韩愈的敬仰，立韩文公祠祀之，进而扩建为“昌黎书院”，如今又在公园的绝佳位置修建了气势雄伟的昌黎阁以为纪念，韩愈赢得了不朽的生前身后名。
莫以宜春远，江山多胜游。一位被朝廷贬谪的官员从这里匆匆走过，犹如那划过天际的一颗流星美丽耀眼，虽然短暂，却给人们留下了许久的美好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