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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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桑伽苏丹和阿姆河防线

最后一位伟大的塞尔柱克苏丹桑伽(马立克沙赫的幼子)尽力地阻止了王朝的灭亡。他勇敢、豁达、大度,是伊朗化突厥人的典型,是波斯文明的保卫者。他甚至成了波斯传奇中的英雄,像《帝记》中的某个角色。

当马立克沙赫的儿子们分割遗产时,桑伽当时还未满10岁,或者未满12岁,他分得呼罗珊,他的主要驻地在莫夫(1096年)。1102年他为保卫自己的封地,不得不起来抵抗喀什噶尔哈拉汗朝的喀迪尔汗·贾布拉伊尔的入侵,他在帖木儿兹附近打败并杀死了贾布拉伊尔。接着,他把在入侵前逃跑的哈拉汗朝的地区统治者阿尔斯兰汗作为他的封臣安插在河中。 [382] 1130年,桑伽与受他庇护的阿尔斯兰汗之间发生争执,他攻占撒马尔罕,废黜了阿尔斯兰 [383] ,以另外两位哈拉汗朝王公取代他:先是哈桑特勤,以后是鲁肯·阿德丁·马赫穆德(1132年至1141年在位)。桑伽趁阿富汗地区的伽色尼王朝诸王之间交战时干涉这一地区。1117年,他率军攻打伽色尼王朝的阿尔斯兰沙赫,夺取加兹尼城,拥立该王室的另一个王子、巴赫拉姆沙赫登上王位。因此,当时他成了伽色尼王朝统治下的阿富汗地区和哈拉汗朝统治下的河中地区的宗主,以及伊朗东部大苏丹国的君主。

花剌子模沙赫、突厥人阿特西兹(1127—1156年在位)属桑伽的封臣之列。在一次企图独立的斗争之后,阿特西兹于1138年在赫扎拉斯普被桑伽打败,并被赶跑。然而,他于1141年又返回,由于桑伽的宽宏大量原谅了他。但是,现在该轮到桑伽倒霉了。同年,河中地区受到从中国迁到伊塞克湖的喀喇契丹人的入侵,这些蒙古人作为邻居是更加可怕的,因为他们仍是非伊斯兰教徒,即是佛教徒,所以,穆斯林社会恐惧地注视着他们。桑伽以其昔日之勇敢,前去与喀喇契丹人迎战,但是,他于1141年9月9日在撒马尔罕附近的卡特文遭到惨败,不得不逃回呼罗珊。 [384] 整个河中落入喀喇契丹人之手。花剌子模沙赫阿特西兹趁机反叛。他进入呼罗珊之后,占领莫夫和尼沙普尔,但是,他抵抗不了桑伽的反攻,未能保住这两个城市。桑伽两次入侵花剌子模(1143—1144年和1147年),第二次,他来到乌尔根奇城下,迫使阿特西兹再次承认封臣地位。但是,伟大苏丹的英雄气概在这些反复出现的令人讨厌的战争中耗尽了。不久,意想不到的危险降临。在桑伽企图使他们接受波斯式的行政和财政制度时,来自巴尔赫附近的乌古思,或称古兹部落(也就是说,与塞尔柱克人同族),反叛桑伽,俘虏了他,并掠夺莫夫、尼沙普尔和呼罗珊的其他城市(1153年)。直到1156年桑伽才获得自由,次年,他在他的事业全面毁灭的前夕去世。 [385]

桑伽企图在伊朗东部建立一个持久的塞尔柱克国的努力失败了。古兹人的起义说明,要把那些曾经与塞尔柱克征服伊朗联系在一起的游牧部落纳入阿拉伯-波斯的行政机构是十分困难的。塞尔柱克人采用和维持的传统的波斯式机构未能幸存到王朝各支崩溃的时期(1157年东伊朗王朝崩溃,1194年伊剌克·阿只迷的王朝覆灭,1302年在小亚细亚的王朝覆灭)。当环境发生变化和新波斯苏丹国消失时,塞尔柱克人对伊朗(1040年)和小亚细亚的征服(1072—1080年),除了只是土库曼部落的一次运动外,什么也没有留下来。从1053年的古兹人到15世纪的喀喇-科雍鲁 [386] 和阿克科雍鲁 [387] 部落,从卡拉曼人到奥斯曼人,他们都将按照中亚草原内他们祖先部落所采用的方式,为占有伊朗和小亚细亚而彼此交战。

不管塞尔柱克人的文化倾向如何——这些突厥人很迅速地从根本上伊朗化了——他们在伊朗和小亚细亚的胜利,使这两个地区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变为草原的延伸地带。确实,人文地理在此产生了一次灾难。游牧方式毁坏了耕地和改变了地球的外貌。上面已经提到的小亚细亚的情况比伊朗更突出。在伊朗各城市周围的绿洲上,塔吉克人可以继续耕种那些被奥玛尔·卡雅姆和撒迪歌颂为柏树园和玫瑰园的耕地。但是,在这些城市的大门边,当最后一批园地被留在后面时,草原盛行起来,在这里,迁徙部落赶着他们黑色的牧群,在水源处扯起了他们黑色的帐篷。

某位特别精明的部落首领——因为这些突厥人都有一种统治天才——可能逐渐得到定居民的承认和被他们拥立为王,他能够平息定居民内部的喋喋不休的争吵。在几十年中,这两大社会——塔吉克人的都市社会和黑色帐篷的游牧社会——是互相补充而吸引在一起的,但以后又分散了。部落迁徙又重新开始,国家的概念被遗忘,直到随着获得王位的某个游牧氏族定居化,这一故事又重新开始。这一循环永远不会完结,因为它从外部获得了新的生命。因此,从11世纪到17世纪,新的游牧民出现在吉尔吉斯或土库曼草原的门槛边,在耕地边缘,在要与塔吉克人结成同伙的过程中要求得到他们的地盘。

这种双重现象甚至就发生在桑伽苏丹生活的时代内。在他之后,花剌子模沙赫们(像塞尔柱克人一样,他们也是突厥人)恢复了塞尔柱克人要在东伊朗建立大突厥-波斯帝国的打算:该帝国在军事机构上是突厥的,在行政体制上是波斯的。同时,从远东来的喀喇契丹人(是蒙古族而不是突厥族)夺取了东突厥斯坦,他们的到来提前一百年预示了草原力量的主体——成吉思汗蒙古人的即将到来。

在叙述亚洲史上的这一新篇章之前,让我们对塞尔柱克人的冒险勾画出种族关系对照表。总的来看,该表有些自相矛盾。它记下的是塞尔柱克人,即成为波斯苏丹们的这些土库曼人,没有使波斯突厥化——无疑是因为他们不希望这样做。相反,正是他们主动成为波斯人,并且以古代伟大的萨珊王的方式,极力地保护伊朗人民免受古兹部落的掠夺,使伊朗文化免受土库曼人的蹂躏。 [388] 然而,他们又未能阻止那些土库曼人定居在乌兹特-乌尔特高原和莫夫之间的阿姆河下游南岸人口密集的地区,即在以后成为土库曼斯坦的、在种族上已经完全伊朗化的地区,这大概是1153年桑伽被古兹人打败的持续因素之一。同时,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由幼支塞尔柱克人领导的土库曼部落无疑把古代拜占庭的土地变成了突厥人的土地,并产生了如此重要的结果,以至于使他们——在科尼亚的苏丹们,即奥斯曼人的统治之下,以及在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图克的统治下——成为近代史上的土耳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