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2月27日在塔夫里达宫成立的名为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机构实质上与这个名称没有多少相同之处。苏维埃制度的鼻祖——1905年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是从总罢工当中诞生的，它直接代表了斗争中的群众。罢工的领导人当上了苏维埃的代表。组成人员的选择是在炮火中进行的。领导机构是苏维埃为了展开进一步的斗争而选举产生的。正是1905年的执行委员会把起义提上了议事日程。
由于各卫戍团队的起义，二月革命在工人建立苏维埃之前就取得了胜利。革命胜利后，执行委员会在苏维埃之前，也没有通过各工厂和团队就自行成立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站在革命斗争之外却又准备收获斗争果实的激进主义者的经典原则。此刻工人的实际领导人还没有离开街道，还在解除一些人的武装，又把另一些人武装起来，还在那里巩固胜利。他们当中有远见的人对塔夫里达宫出现的不知为何物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消息立刻感到担忧。与此类似，期待某些人必定会完成宫廷政变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于1916年秋筹划好了一个影子政府，以便一旦政变成功，就把它强加给沙皇。二月革命胜利之际，激进知识分子也这样建立了地下影子政府。既然他们所有的人至少在过去跟工人运动都有些关系并且有意利用它的传统来进行掩饰，于是他们便把自己的孩子起名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这属于那些多少是蓄意制造的赝品之一，它们充斥在历史，其中也包括人民起义的历史之中。在时局发生转折和继承中断的情况下，那些行将进入政权的“有教养的”阶层乐意抓住与群众的英雄主义回忆相关的名称和标志不放。概念名称往往掩盖着事物的本质，特别是这种情况在有影响的阶层的利益需要时更是如此。执行委员会的巨大威信在它出现的那一天就已经要依赖臆造出来的它对1905年苏维埃的继承性。由混乱不堪的苏维埃第一次会议确定下来的执行委员会后来既对苏维埃的全体成员，也对它的政策发挥着决定性影响。这种影响是越来越保守的，以致再也不进行由紧张的斗争气氛所保障的革命的代表人物的自然淘汰了。起义已经成为过去，大家都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都准备按新的方式去安顿好自己，他们的心肠变软了，部分人连头脑也软化了。要使苏维埃从事后颂扬胜利的机关变成真正开展斗争和准备新的起义的机关，还需要几个月时间在新条件下开展新的冲突和斗争，以及由此随之出现的人员重新安排。我们尤其坚持有关事态发展的这种观点，因为迄今为止它还是完全处在阴影之中。
然而，不单是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产生的条件决定了它们的温和与妥协性质，实际上在同一个方向上还存在着更深刻也更持久地起作用的原因。
驻扎在彼得格勒的士兵有15万多人。各类男女工人的人数至少比士兵多3倍。可是在苏维埃的工人代表与士兵代表之比为2∶5。代表团的大小极具伸缩性，并且总是百般迎合士兵。当时工人每1000人才选出1名代表，而那些小的部队为自己派出两名代表的事也不少见。士兵穿的灰色呢绒外套成了苏维埃的基本色调。
不过，平民当中远非所有代表都是由工人选举产生的。不少人是通过个别邀请，通过请托或者简直就是由于自己的投机钻营进入苏维埃的，这些人包括代表各色各样有问题的集团的、而多半是代表自己傲慢自负的激进律师、医生、大学生和记者。这种对苏维埃性质的明显歪曲是领导人情愿认可的，他们不反对用有教养的市侩温水来稀释工厂与兵营过于浓烈的酸精。长时间内，这些众多偶然的外来人、冒险家、冒名顶替者和习惯在讲台上喋喋不休的人用自己权威的双肘把沉默寡言的工人与不太坚定的士兵挤到一边去了。
如果说在彼得格勒局面是这个样子，那么不难想象它在外省是怎样一种情形，那里根本没有经过斗争就取得了胜利。全国到处都是士兵。基辅、赫尔森福斯、梯弗里斯的卫戍部队人数并不比彼得格勒少；在萨拉托夫、萨马拉、坦波夫、鄂木斯克，各驻扎着七八万士兵；雅罗斯拉夫尔、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叶卡捷琳堡分别驻有六万人。在所有其他一系列重要城市都驻有三万、四万、五万不等的士兵。各地的苏维埃代表团是按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但是到处都把部队推上了享有特权的地位。这在政治上是工人自己力图尽可能好地对待士兵造成的。领导人同样甘愿迁就军官。除开大量最初由士兵选出的准尉与中尉，通常也容许由指挥部成员组成特殊代表团，在外省尤其如此。结果，在许多苏维埃组织中，军队完全拥有压倒的优势。还没来得及获得政治面貌的士兵群众通过自己的代表决定着苏维埃的面貌。
每一个代表团都充斥着互相抵触的成分，他们在革命后第二天就特别明显地膨胀起来了。政治上无助的士兵代表最初通常是由根本不属于士兵和革命的人担任，他们是隐藏在后方卫戍部队里面并且表现为极端爱国主义者的各种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于是在兵营的情绪跟苏维埃的情绪之间出现了差异。革命过后，军官斯坦凯维奇自己那个营的士兵脸色阴沉和不太信任地接纳了他。他在苏维埃士兵部大谈纪律这个尖锐的话题获得了成功。他自己问自己：“苏维埃的情绪为什么比兵营的情绪要软化与温和一些呢？”这种幼稚的困惑再一次证实了下层的真实情绪要为自己开辟通向上层的道路是多么困难啊。
然而，士兵与工人从3月3日起就已经开始举行集会，他们要求苏维埃立即撤销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并且把政权夺到自己手里来。这一举动的首倡权属于维堡区。难道还能有比这更了解和更接近群众的要求吗？但是这种首倡很快便猝然中止了：这不仅因为护国派分子对它进行了激烈的抵制，更为糟糕的是，3月上半月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事实上已经在两个政权并存制度面前弯下了腰。而除布尔什维克以外，谁也不会直截了当地提出政权问题。维堡的领头人也被迫后退了。但是彼得格勒的工人一刻也不信任新政府，不认同它是自己的政府。不过他们还是关切地倾听士兵的意见，并且力求不过于尖锐地把自己跟他们进行对比。刚刚才逐个音节弄清最初级的政治词汇的士兵出于农夫的本性尽管不信任所有的老爷，可是，他们还是勉强在细听自己代表所讲的话，而后者同样在恭敬地聆听执行委员会领导人的话。至于这些领导人，他们所做的也只是仔细谛听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脉搏。在这种自下而上的倾听中，一切都维持着原状——还没有到该改变的时候呢。
但是，下层的情绪总在往外爆发，而且被人为取消的政权问题每一次都重新凸显出来，尽管是在改头换面的形式下。“士兵们不知道该听谁的”，各区与各省抱怨说，并且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对两个政权并存的不满传递到了执行委员会。3月16日，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代表团发表声明宣布，它们准备依据临时政府是否同执行委员会一致行动来考虑它。换句话说，他们根本就不打算考虑它。这种腔调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坚定了。第一百七十二后备团通过的决议说：“军队与居民应该只服从苏维埃的命令。”紧接着又说出了一个相反的定理：“临时政府发出的指令凡是违反苏维埃决定的都不必服从。”执行委员会带着由满意和不安混杂起来的心情认可了这种状况。临时政府则极不情愿地忍受着这种状况。此外它们双方再没有剩下别的什么办法了。
早在3月月初，苏维埃就已经在各重要城市和工业中心建立起来了。随后几个星期，苏维埃从这些地方蔓延到了全国。只是到四五月间，它们才扩展到农村。而在初期，主要是由军队作为农民的代言人。
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很自然地便具有了全国性组织的功用。其余各地的苏维埃纷纷向首都苏维埃看齐，一个接一个做出了有条件支持临时政府的决定。虽然在头几个月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外省苏维埃之间的关系平稳确定下来了，没有发生冲突与严重分歧，但是根据整个形势的需要有必要建立全国性的组织。推翻专制制度一个月以后，各地苏维埃共同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可这是一个不完整的和成员片面的会议。尽管地方苏维埃在出席会议的185个代表组织中占了2/3，然而在会上占据优势的还是士兵苏维埃。主要由军官充任的卫戍部队代表和前线组织代表合起来占有压倒性优势，会上可以听到把战争进行到彻底胜利的言论以及对布尔什维克的厉声呵斥，尽管后者的行为更甚于温和行为。会议给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增补了16名保守的外省代表，从而使其全国性质合法化了。
右翼进一步得到了巩固。从此，有人越来越多地用外省来吓唬那些不满的人。3月14日就已做出的关于调整彼得格勒苏维埃组成人员的决议几乎没有得到执行。要知道做决定的反正不是地方苏维埃，而是全俄执行委员会。官方的首领几乎占据着无人可及的地位。最重要的决定是由执行委员会，更确切地说是由其掌权的核心根据同临时政府核心事先达成的协议做出的。苏维埃退到旁边去了。人们把它作为一种集会形式加以蔑视：“政策不是在全体大会上制定的，而所有这些‘全体会议’根本没有实际意义。”（苏哈诺夫语）踌躇满志的命运主宰者认为，苏维埃把领导权托付给他们以后，实质上便完成了自己的作用。可是不久就将证明，事情原来不是这样的。群众的确是很有耐性的，然而他们绝不是可以随意用来揉捏的黏土。在革命的时代，他们在快速地进行学习。这乃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之所在。
为了更好地理解事态的后续发展，有必要对两个政党做一番评论。这两个政党从革命之初便结成了紧密的联盟，它们无论在苏维埃还是在民主的市政厅或者在所谓革命民主派的历次代表大会上都占据着支配地位，它们甚至还把自己日渐减弱的优势一直维持到立宪会议召开之际。立宪会议是它们不久前还拥有的强大势力的回光返照，就如同山巅上的落日余晖一样。
如果说俄国资产阶级要成为民主主义者，那它出现得太迟了。那么基于同样的原因，俄国的民主派愿意把自己视作社会主义者。民主派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早在19世纪就无可救药地消耗殆尽了。进入20世纪以后，俄国激进的知识分子要想找到接近群众的通道，就必须给自己染上社会主义的色彩。导致两个中间派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创立的共同历史原因就是这些。不过也要看到，它们各自又有不同的进化谱系和思想体系。
孟什维克的观点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同样由于俄国历史发展滞后的缘故，马克思主义在俄国首先与其说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不如说成了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必然趋势的论据。历史在其需要的时候巧妙地利用了已被阉割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以便借助它使毫无生气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庞大队伍按照资产阶级特性完成欧化。在这一过程中，孟什维克获得了更加重要的地位。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左翼，他们把自己同工人中最温和的集团，即热衷于围绕国家杜马以及在工会里面开展合法工作的集团联系在一起了。
与此相反，社会革命党人在部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理论上却与之进行斗争。他们自认为是实现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联合的政党，当然这是在所谓批判理性指导下进行的。在经济领域，他们的主张简直就是一堆夹杂着各种历史沉积物的晦涩难懂的大杂烩。它反映了在一个迅速走向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农民生存的矛盾环境。未来的革命被社会革命党人想象为既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民主主义的”。他们把革命的社会内容偷换成政治公式。这样一来，他们打算为自己选择一条介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道路，因而扮演二者的仲裁法官的角色。二月革命以后能够看出，社会革命党朝这一地位已经走得很近了。
还是从第一次俄国革命的时候起，他们就在农民中间扎下了根基。1917年的头几个月，所有乡村知识分子都让自己接受了传统的民粹主义公式——“土地和自由”。与一直作为纯粹城市政党的孟什维克不同，社会革命党似乎在农村找到了非常强大有力的支持。而且，他们在城市也取得了支配权：通过士兵部控制着苏维埃，在首批民主的市政厅里，他们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这个党的势力看起来好像是无限的，而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政治偏差。除了知道该把选票投给谁的少数人之外，大家都投票支持的政党其实并不是一个政党，就像任何一个国家的婴儿发出的语音还不是本民族的语言一样。二月革命期间社会革命党是带着一个庄严的名称出现的，其实它不过是一切很不成熟的、尚未定型的和混乱不堪的成分的代名词。自从革命前以来所有还没有找到充足理由投票支持立宪民主党和布尔什维克的人都把选票投给了社会革命党。不过，立宪民主党一直禁锢在有产者封闭的小圈子里，而布尔什维克还是一个人数甚少、令人费解甚至叫人害怕的党派。大体上说，投票支持社会革命党就意味着支持革命，何况根本不要为此承担任何责任。在城市里，这表示士兵力图跟捍卫农民利益的政党密切关系，工人中的落后分子也力图跟士兵保持亲近，小市民则力图不跟士兵和农民脱离联系。这段时间内，社会革命党的党证就是进入革命机关的临时通行证，它使自己的效力一直保持到被别的更加重要的证件取代为止。怪不得这么一个掌控一切的大党被人说成仅仅是一个巨大零蛋。
从第一次俄国革命开始，孟什维克依据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得出了必须同自由派建立联盟的结论，并且把这个联盟置于同农民的合作（这种合作被当作跟不可靠的盟友的合作）之上。相反，布尔什维克把全部革命前途建立在无产阶级同农民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联盟之上。既然社会革命党认定自己是农民的政党，那么它似乎应当期待布尔什维克跟民粹主义者在革命中结成联盟，来对抗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联盟。实际上我们在二月革命中却看到了相反的结盟现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建立了最为紧密的联盟，该联盟还得到了它们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联合的补充。布尔什维克在官方的政治战场上完全处于孤立境地。
这个初看起来不可理喻的事实实际上完全是合乎规律的。社会革命党绝对不是农民的政党，尽管他们的口号在农村赢得了普遍的好感。确定自己的实际政策并且从自己人当中推选出部长和官员的该党基本核心与城市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圈子的联系，要比它与暴动的农民群众的联系密切得多。这个由于三月投机钻营者大量涌入社会革命党而极度膨胀起来的领导核心一直到死都对在社会革命党口号下发动起来的农民运动的规模害怕不已。初出茅庐的民粹主义者当然希望农民的处境能更好一些，但是他们不愿意出现红公鸡注9。社会革命党人面对暴动的农村流露出来的恐惧与孟什维克面对无产阶级的进攻而产生的恐惧如出一辙。民主派自己的恐惧完全是现实危险的充分反映，这危险是被压迫阶级的运动给有产阶级带来的，结果使有产阶级团结在资产阶级—地主反动派阵营里了。社会革命党人跟地主李沃夫的政府实现联合标志着他们跟土地革命决裂了，这就像孟什维克跟诸如古契柯夫、捷列申柯和科诺瓦洛夫这样的工业家和银行家的联合等于他们跟无产阶级的运动决裂一样。在这种背景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联盟并不等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合作，而是由于跟有产阶级结盟而与无产阶级和农民决裂了的两个政党的联盟。
由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民主派政党的社会主义是多么虚伪，然而这一点也不意味着它们的民主主义就是真实的。恰恰相反，正是民主主义的先天不足需要社会主义的伪装。俄国无产阶级是在与自由派资产阶级处于无法调和的对抗之中开展争取民主的斗争的。与自由派资产阶级结盟的民主派政党必定不可避免地会与无产阶级发生冲突。后来妥协派分子与布尔什维克之间展开残酷斗争的社会根源就在这里。
如果把前面简述的过程转化为赤裸裸的阶级力学（当然，其参与者甚至两个妥协派政党的领导人最终也没有看透它），那么就会得出历史功能的最佳配置。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支配民众了，所以它害怕革命。然而对于资产阶级的发展来说，革命又是必不可少的。结果有两支队伍脱离了够格的资产阶级，它们由其年轻的子弟组成。一支队伍朝工人走过去，另一支则朝农民走过去。这些人努力把各自的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来，他们坦诚与热烈地证明他们就是跟资产阶级敌对的社会主义者。通过这种途径，他们的确在人民中间拥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可是他们思想的效力很快就超过了他们的智力。资产阶级感觉到了致命的危险并且发出了警报。两支先前脱离资产阶级的队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友善地回应了家中长辈发出的召唤。它们超越了过去的意见分歧以后，开始肩并肩地转过身去，背对着群众，急忙跑过去帮助资产阶级社会。
即使同孟什维克相比，社会革命党人也因更加松散和软弱而令人吃惊。在布尔什维克看来，他们在所有重要时刻简直就像是三流的立宪民主党人；在立宪民主党人看来，他们又像是三流的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在上述两种场合都是居二流地位。由于支柱动摇不定和思想体系尚未定型，结果导致了相应的人员选择：全体社会革命党领导人身上都有做事虎头蛇尾、注重表面工夫和温情却不可靠的痕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普通布尔什维克对政治亦即对阶级关系的看法比最著名的社会革命党领袖也显得更加透彻。
由于没有固定的标准，社会革命党人显得特别喜好道德方面的至高命令。以道德家自居一点也不妨碍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显示出小小的欺骗行为，这是没有可靠支持力量、明确理论主张和真正道德核心的中间派政党共同的特征，这一点是用不着多加解释的。
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联盟中，领导地位属于孟什维克，尽管社会革命党方面在人数上拥有无可争议的优势。在这种角色分配中，城市对农村的领导权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对农村小资产阶级的优势以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了。最后，还有“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维护地道的俄国社会学的那些知识分子思想上的优越感，他们对以俄国过往历史的孤陋寡闻而自我炫耀。
就如我们已经了解的那样，在革命过后最初几个星期内，没有任何一个左翼政党在首都有自己真正的指挥部。社会主义政党公认的领袖都流亡在国外。二流的领袖正在从远东返回国家中心的途中。这使得临时的领导人产生了谨小慎微与等待观望的情绪，这种情绪推动他们互相接近。没有一个领导团体在这几个星期能把自己的信念坚持到底。苏维埃里面各政党间的斗争具有极其平和的性质：问题仿佛只牵涉同一个“革命民主派”内部的细微差别。随着策烈铁里从流放地回到首都（3月19日），苏维埃领导层实在是非常急剧地向右转了，转向了直接为政权和战争承担责任的方面去了。可是到3月中旬一直处于从流放地回来的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影响之下的布尔什维克也急速地向右转了，以至4月初苏维埃多数派跟左翼反对派之间的距离比3月初缩小了。真正的区别是过些时候才开始显现出来的。甚至可以说出它的确切日期：4月4日，也就是列宁回到彼得格勒以后的第二天。
孟什维克党各派别的首领中都有一批杰出人物，然而就是没有哪怕一个革命领袖。早在专制统治时期，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老导师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捷依奇为首的极右翼就站在了爱国主义立场上。刚好在二月革命前夕，本身过着凄惨日子的普列汉诺夫在一家美国报纸上撰文指出，在眼下的俄国，工人罢工和其他形式的斗争是犯罪行为。更多的老孟什维克，其中包括诸如马尔托夫、达恩、策烈铁里这样的人物把自己列入齐美尔瓦尔得阵营，他们拒绝让自己为战争负责。但是左翼孟什维克就像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一样，他们的国际主义在多数场合掩盖了他们的民主主义反对派立场。二月革命使得这些“齐美尔瓦尔得分子”中的大多数同战争实现了和解，从此以后，他们在战争中发现了保卫革命的方法。策烈铁里最坚定地走上了这条道路，跟在他后面的有达恩和其他一些人。开战时正在法国，5月9日才从国外归来的马尔托夫不会看不出他昔日的志同道合者在二月革命以后走向的目标就是盖得、桑巴以及其他人1914年开始追求的目标，当时他们担负着反对德国专制制度和保卫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任务。成为孟什维克左翼（这个派别在革命中没有起到多大作用）首领以后，马尔托夫站到了反对策烈铁里—达恩政策的立场上，同时也反对孟什维克左翼跟布尔什维克密切关系。身后跟着无疑是多数的策烈铁里以官方孟什维克的名义采取行动，从而使革命前的爱国主义者毫无困难就跟二月革命的爱国主义者实现了合流。不过，普列汉诺夫有自己的小集团，这是一个置身于党外的甚至置身于革命之外的彻底的沙文主义集团。没有脱离本党的马尔托夫派没有自己的报纸，就如同没有自己的政策一样。像以往每逢重大事件时那样，马尔托夫显出无望的怅然若失，好似悬在空中。1917年也如1905年那样，革命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位杰出人物。
孟什维克杜马党团主席齐赫泽几乎是自动当上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而后来又当上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他力图把自己的全部良心都投入到自己的职责上来，他总是用极为普通的玩笑掩饰经常缺乏的自信。他身上总是带着那不可磨灭的外省印记。多山的格鲁吉亚是阳光灿烂和满是葡萄园的国度，也是一个工人比例不大的农民和小贵族的国家，它送出了一大批灵活机敏和激情四溢的，可是在绝大多数场合并没有超越小资产阶级视野的左翼知识分子。在全部四届杜马当中，格鲁吉亚均派出了孟什维克充当代表，在全部四届各党团中，格鲁吉亚的代表均起到了领导者的作用。格鲁吉亚是俄国革命的吉伦特。如果说18世纪的吉伦特党人被人们指责为联邦主义，那么格鲁吉亚的吉伦特党人是以捍卫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为开端，却以分离主义而告终的。
出自格鲁吉亚吉伦特党的最杰出的人物无疑是前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代表策烈铁里，他从流放地一回来，随即不仅领导着孟什维克，而且也是当时苏维埃多数派的领导人。策烈铁里不是理论家，甚至也不是时评家，但他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他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南方法国式的激进主义者。假若在墨守成规的议会制环境中，他会觉得自己如鱼得水。然而他出生在革命时代，在青年时期就中了马克思主义的毒。无论如何，革命事变中的他在全体孟什维克里面显得最有胆略，并且总是企求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他才在破坏二月制度方面起到了比别人更大的作用。齐赫泽完全听从策烈铁里，尽管有时也害怕他那学理主义的直率，这直率使昨日的革命者流刑犯跟资产阶级的保守派代表渐渐接近了。
有赖于自己在最后一届杜马代表位置上的清新名望，孟什维克斯科别列夫——不仅仅是因为外表年轻——叫人产生了在私家戏剧舞台上扮演国家要员角色的大学生的印象。在还没有进入五月联合政府充当劳动部长这个倒霉角色之前，斯科别列夫专门从事扑灭“突发事件”，即消除地方冲突和实际上老是填塞两个政权之间缝隙的任务。
党的老资格工作者达恩是孟什维克中间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向来被认为是仅次于马尔托夫的二号角色。如果说孟什维主义大体上把衰落时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精神与性情吸进了自己的血肉之躯，那么达恩实实在在就是德国党的理事会成员，一个小号的艾伯特。一年以后，德国的达恩把俄国的艾伯特未能在俄国取得成功的政策成功地引进了德国。不过其原因不在于哪个人，而在于环境。
如果说策烈铁里是苏维埃多数派乐队里的第一小提琴手，那么用尽双肺全部气力、圆睁充满血丝的双眼来吹奏声音刺耳的黑管的就是李伯尔。这是一个来自犹太工人联合会（崩得）的孟什维克。很久以前，他有过一段革命经历，他是一个直率坦诚、热情洋溢、口若悬河而目光短浅的人，而且总是强烈地试图证明自己是一个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者和坚定果断的国务活动家。李伯尔因仇视布尔什维克而被弄得实在是心力交瘁。
可以使孟什维克领导人的方阵连接成形的人是以前的极左的布尔什维克沃伊廷斯基。他是第一次革命的著名参加者，后来服过苦役，3月份基于爱国主义立场跟党分了手。归附孟什维克以后，沃伊廷斯基正如人们认为的那样，成了吞食布尔什维克的老饕。在中伤自己的同志方面与李伯尔相比，他只不过显得激情不够而已。
民粹主义者司令部里的类似之处实在是太少了，不过这个司令部也更加远远谈不上出色与鲜明。作为极右翼旗帜的所谓人民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人是流亡国外的老侨民柴可夫斯基，他那好斗的沙文主义可以同普列汉诺夫比肩，可是他既没有后者的才华，也没有后者的阅历。与他并立的是老年妇女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社会革命党人把她称之为俄国革命的祖母，可是她竭尽全力硬要去充当俄国反革命的教母。年迈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从青年时代起就倾心于民粹主义者。他差点没利用战争来否认自己五十年来教导大家的一切，这位国家的否定者却支持协约国。如果说他否定俄国的两个政权并存，那么他不是以无需政权的理由，而是以统一的资产阶级政权的理由。不过，这些老人更多地是起着装点门面的作用，尽管柴可夫斯基后来即内战期间反对布尔什维克，并且领导着一个由丘吉尔供养的白卫军政府。
远远超过其他社会革命党人而身居首位的是克伦斯基，但他不是身在党内而是凌驾于该党之上的，无论怎么说他都是一个与该党历史无关的人。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还将多次遇到这位天命选定的人物。他的力量就在于在两个政权并存期间集自由主义者的弱点与民主派的弱点于一身。形式上加入社会革命党并没有妨碍他从整体上对该党采取蔑视态度，他认为自己是由全民族直接挑选出来的佼佼者。不过要知道到这个时候社会革命党已经不再是一个政党，它成了全国硕大无比却又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角色。它在寻找自己合适的领袖时看中了克伦斯基。
未来的农业部长，后来又担任过立宪会议主席的切尔诺夫无疑是老社会革命党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而且他被认为是该党的鼓舞者、理论家和领导人绝非偶然。切尔诺夫具有相当丰富却缺乏系统的知识，与其说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不如说是一个博览群书却不求甚解的人。他总是自己蛮有把握地信手拈来适用不同场合的引文，不过这些引文并没有给俄国青年多少教益，相反长期损害了他们的想象能力。只是有一个问题这位好讲的领导人没有回答：他要引导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切尔诺夫的夹杂着寓意与诗句的折中主义公式暂时把各行其是的形形色色的听众集结在一起，可是在一切紧急关头，这些听众就会四散而去。假如切尔诺夫拿自己的建党方式跟列宁的“宗派主义”进行对比时感到洋洋得意的话，那是毫不奇怪的。
在列宁回国5天后，切尔诺夫也从国外回来了，英国最后还是放他走了。在苏维埃向众多欢迎词致答词时，最大政党的这个领袖发表了一篇最长的演讲。对此，半社会革命党人苏哈诺夫做出了这样的评论：“不是我一个人，而是其他众多的社会革命党爱国主义者都双眉紧皱，轻轻摇头，这使得他的表演是如此令人不快，如此古怪地装腔作势，眼珠翻转，说起来没完没了，却牛头不对马嘴。”后来切尔诺夫在革命中的全部活动都是按照他的第一次演说的基调展开的。经过几次自己从左边跟克伦斯基和策烈铁里进行较量的尝试以后，各方面都被束住手脚的切尔诺夫没有经过抗争就屈服了，他清洗了自己的侨民齐美尔瓦尔得主义，参加了联络委员会，后来又参加了联合政府。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合时宜的，因此他决定躲开。对他来说，放弃表决权就是政治生存的方式。4—10月，他的威望比党内许多人消失得更快。与互相敌视的切尔诺夫和克伦斯基之间所有分歧相伴的是他们两人都完全植根在革命的过去，植根在旧俄国松软的社会里，植根在恶病体质和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中间。这些知识分子虽然热切希望对人民群众进行教诲，照顾他们，做他们的恩人，但是根本不能做到倾听他们的声音，理解他们，更不会向他们学习。而做不到这些，也就没有革命的政策。
被自己的党推上革命最高职位的阿夫克先季耶夫先后担任过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员会主席、内务部长、预备国会主席，他实在是一幅描绘政治家的十足的讽刺漫画：奥廖尔女子中学一位很有魅力的语文老师，这就是关于他所能说的一切。他的政治活动要比他的个性显得居心不良得多，情况的确是这样的。
在社会革命党党团和苏维埃权力核心里面起重大而又更加隐蔽作用的是郭茨。郭茨是出身于一个著名革命家庭的恐怖主义者，跟他自己最亲近的朋友相比，他显得不那么自负却实际上更加干练。但是作为所谓的“实干家”，他的活动局限于干些幕后勾当，重大问题则让其他人出面。此外，还需要补充说明一句，他既不是演说家，也不是著作家，以至多年苦役劳动赢得的个人威信成了他的主要财富。
我们实质上已经说出了民粹主义者领导人圈子里能够说出名字的所有人。继续说下去就只有如菲利波夫斯基这样的确实纯系偶然的人物，至于这个人，谁也说不清楚他为什么能登上二月奥林匹亚山的最顶峰：大概是因为他的海军军官制服起了决定性作用吧。
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里面，与上述两个居支配地位政党的官方领袖们一道的还有不少“野人”，他们是些单干户、过去各个阶段运动的参加者、革命前老早就已脱离斗争而如今赶紧回到已经胜利的革命旗帜下又不急于给自己套上党派重轭的人。在一切基本问题上，野人们遵循的是苏维埃多数派的路线。在最初阶段，领导角色甚至他们也有份。但是随着官方领袖从流放地和侨居国回来，无党派人士退居到了次要地位。政治定型下来了，党派属性开始掌握自己的权利。
反动阵营里反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人后来不止一次指出过委员会被外族人——犹太人、格鲁吉亚人、拉脱维亚人、波兰人等把持了。尽管相对执行委员会成员总数来说，外族人所占的比例根本不算大，然而无须怀疑的是，他们在主席团和各专门委员会里面，在报告人等方面占据了显要地位。因为多半集中在城市里的被压迫民族知识分子极大地充实了革命队伍，所以如果说在老一辈革命者中间外族人的数量特别多，那也是不足为怪的。他们的经验尽管不总是高质量的，还是使他们在建设新的社会形态时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然而企图把苏维埃的政策和整个革命的进程从臆造的外族人把持下摆脱出来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在这种场合，民族主义对真实的民族，也就是对其人民显示出蔑视态度，把处于伟大民族觉醒时期的人民说成是由外人或偶然因素控制的头脑简单的傻瓜。可是外族人为什么以及是如何获得支配数百万本地人如此神奇的力量的呢？其实，正是在历史发生深刻转折的时刻，一个民族的主体往往能使那些昨天还在遭受压迫因而为体现新任务做好了最充分准备的分子为自己服务。不是外族人发动了革命，而是本地民族的革命享用了外族人。即使在上层进行重大改革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彼得一世的政策当其离开旧有的轨道，引进外族人和外国人为自己服务时，它并非不再是民族的政策。当时德国城郊的工匠与荷兰的船长比那些在很久以前被希腊人训练出来的俄国牧师或者抱怨外国人把持一切的莫斯科波雅尔（尽管他们自己也是出身于建立俄罗斯国家的外国人）更好地反映了俄罗斯民族发展的需要。不管怎么说，外族知识分子1917年分别进入了与真正俄罗斯人相同的各个政党，也与真正俄罗斯人有着同样的恶习和犯过同样的错误。而且，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当中的外族人正巧因为特别热衷于俄国的防卫与统一事业而出尽了风头。
民主派的最高机关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看上去就是这样的。渐渐失去了幻想，但是仍然保持着偏见的两个政党同其没有能力把语言变成现实的领导集团一起站在了革命的前列，而这个革命的使命是砸碎数百年的枷锁和为新社会奠定基础。妥协派分子的全部活动都是把人民群众折腾得筋疲力尽和为国内战争的痉挛做准备的一个令人痛苦的矛盾链条。
工人、士兵和农民感受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们认为，他们创建的苏维埃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消除催生革命的那些灾难。大家涌进苏维埃去了。无论谁带来的都是长久痛苦的诉说。谁没有痛苦呢？他们要求做出决定，希望得到帮助，期待公平正义，坚持进行报复。来说情的、申诉的、请愿的、告发的都认为终于以自己的政权代替了敌人的政权。人民相信苏维埃，人民已经武装起来了，也就意味着苏维埃是一个政权。他们是这样去理解时局的，难道他们不对吗？汇成持续不断人流的士兵、工人、士兵的妻子、小商人、职员、母亲、父亲推开大门又关上大门，他们寻找，询问，哭泣，要求采取强制措施，有时还明确指出该采取哪些措施——从而实际上使苏维埃变成了革命的政权。“无论如何这是根本不需要的，也没有列入苏维埃自身的计划。”我们已经熟悉的苏哈诺夫如此抱怨说。不用说，他在同这一进程展开了强有力的斗争。成效又怎样呢？呜呼，他不得不旋即承认：“苏维埃机关开始本能和自动地违背苏维埃的意志，开始排斥陷于越来越严重的空转状态的国家正式机构。”投降屈服的信徒和空转机器的机械师究竟做了些什么呢？“只得容忍，承担某些管理职能，”苏哈诺夫忧郁地坦承，“同时维持假象，仿佛这是由玛丽亚宫在管理。”这些人用装模作样的措施来捍卫人民本能排斥的政府的权威，这就是他们在一个被战争与革命的烈火所包围的濒临破产的国家所做的一切。但愿革命毁灭，却愿伪装万岁！……与此同时，被这些人赶出大门的政权又从窗户里偷偷朝他们爬回来，而且每一次都出人意料地袭扰他们，让他们陷入一种荒谬可笑与很不体面的境地。
还是在2月28日夜晚，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就封闭了保皇派的报纸，并且设立了报刊许可制度。结果响起了一片抗议声。那些习惯不让大家说话的人喊得特别响亮。几天后，执行委员会再次遭遇了出版自由问题：到底是允许，还是禁止反动派的报纸发行呢？分歧出现了。苏哈诺夫式的空谈家主张出版绝对自由。齐赫泽最初并不同意：怎么能把武器给予不共戴天的敌人而不受监控呢？这里顺便指出，没有一个人头脑里会想到让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其实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因为印刷工人只承认苏维埃的命令。3月5日，执行委员会重申：取缔右翼出版物，发行新报纸必须得到苏维埃的允许。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各界的压力下，上述决定到3月10日便取消了。“三天时间就足以使人清醒过来。”苏哈诺夫洋洋得意地说。这是无比轻率的幸灾乐祸！报界不能凌驾于社会之上。在革命时期，它的存在条件反映了革命本身的进展。当它具有或者可能具有国内战争的性质时，没有一个参加战斗的阵营会允许敌方的报刊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存在，就像不会自愿让出自己手里的军火库、铁路或印刷厂的控制权一样。在革命斗争中，报刊只是诸种武器中的一种。无论在什么场合，言论的权利都不能高于生活的权利。而革命就是要把后面这个权利据为己有。可以作为法则确定的是：革命政府的纲领越肤浅，它与过去的联系越紧密，它的作用越保守，它对反动派就越纵容，越温和，也越“宽宏大量”。相反，革命政权越集中，它的独裁越明显，它的任务就越重大，这些任务侵犯的既得权利和既得利益也就越多。这是好是坏姑且不论，不过迄今为止人类恰恰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向前发展的。
当苏维埃打算把报刊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时，它是对的。为什么它如此轻易放弃了这种权力呢？因为总的说来它已经放弃了一切重大斗争。它对和平，对土地甚至对共和国都不吱一声。把政权交给保守的资产阶级以后，苏维埃没有任何理由担心右翼报刊，也没有了任何开展反对后者斗争的可能。可是过了不多几个月之后，得到苏维埃支持的临时政府开始无情地镇压左翼报刊。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一家接一家被封闭了。
3月7日，克伦斯基在莫斯科做报告说：“尼古拉二世现在在我手中……任何时候我都不做俄国革命的马拉……在我亲自监督下，尼古拉二世将前往英国……”太太们朝他抛过来鲜花，大学生为他鼓掌喝彩，但是下层民众震惊不已。还没有任何一次重大革命，即这样有所损失的革命放走被推翻的君主流亡国外。工人和士兵坚持不断提出要求：逮捕罗曼诺夫全家。执行委员会觉察到，在这个问题上可不能闹着玩。于是决定做出来了，苏维埃应该把罗曼诺夫家的案子接过来。这样一来，等于公开认定临时政府是不值得信任的。执行委员会向全国铁路发出了不放罗曼诺夫一家通行的命令。这就是沙皇专列为什么找不到路径的原因。执行委员会成员之一、右翼孟什维克工人格沃兹杰夫奉命逮捕尼古拉。克伦斯基被否认了，连同一起被否认的还有临时政府。不过后者没有辞职，还是默默地服从了。到3月9日，齐赫泽果然向执行委员会报告说，政府“放弃了”让尼古拉流亡英国的主意。沙皇一家人在冬宫遭到逮捕。于是执行委员会把自己原有的政权从坐垫下面偷偷拿出来了。而前线送来了更加强硬的要求：把前沙皇转移到彼得保罗要塞里去。
革命总是意味着财产的重新分配，它不仅遵照法律，而且也通过群众的剥夺来进行。土地革命总体而言不外是这样发生的：历史上任何时候的土地改革通常要落后于放火打劫行为。城市里的剥夺行为的作用要小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没有撼动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任务。但是，好像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革命，即那时民众出于社会目的而不去夺占原先属于人民的敌人的房产。现在二月革命过去之后，不少政党走出了地下状态，工会也建立起来了，集会也在接二连三地举行，各个地区都有了自己的苏维埃——这一切都需要房屋。有些组织占据了沙皇政府大臣无人居住的别墅或者皇室芭蕾舞演员无人居住的宫室。受害人纷纷诉苦，或许当局会根据所有制原则出面干预。可是剥夺者既然实际上掌握了政权，而正式政权只是一个幻象，那么检察官到头来也只得向同一个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提出恢复芭蕾舞演员遭到侵犯的权利的申请。后者原本并不复杂的职能得到了高额报酬，这是专制王朝从国民财富中抽取出来的。联络委员会就像该做的那样行动起来，部长们开会讨论，执行委员会常务局进行商议，代表团也被派去面见侵占者——而案子一拖就是几个月。
苏哈诺夫说，身为“左翼”的他没有任何理由反对侵犯私有权的极端激进的立法，不过他又是“任何侵占行为的激烈反对者”。不幸的左翼人士往往用类似理由来掩盖自己缺乏理由的言行。真正的革命政府无疑能够及时通过征用房产的特别法令把混乱的侵占行为缩小到最低限度。可是，左翼妥协分子把政权交给私有制狂热分子，为的就是事后……在光天化日之下向群众精心鼓吹要尊重革命的法纪。可是，彼得格勒的气候对柏拉图主义来说是不适宜的。
排长队买面包给了革命最后一股推动力。这个现象也是对新制度的头等威胁。早在苏维埃成立会议上就已经成立了粮食供应委员会。临时政府很少为怎样喂饱首都而操心。它并不反对用饥饿来制伏首都。后来这个任务便由苏维埃来承担。一批有一定实践经验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处在其领导之下，这些人以前曾经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和行政机构任过职。他们大多数是如格罗曼和切利瓦宁那样的右翼孟什维克，或者是向右走得很远的前布尔什维克，如巴扎罗夫和阿维洛夫等。但是，他们刚一开始面临供养首都的重任，便为整个形势所迫提议采取非常激进的措施来制止投机买卖和组织市场。在苏维埃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上，确定了“军事社会主义”的一整套措施，其中包括宣布全部粮食储备均为国家所有，规定面包的固定价格，以此为依据制定工业品的相应价格，国家控制生产，同农村开展符合规定的商品交换。执行委员会的领袖们在惊恐中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该提出什么建议，于是附和了这些激进的决议。联络委员会成员则羞答答地把决议交给了临时政府。政府答应进行研究。可是无论李沃夫公爵还是古契柯夫或科诺瓦洛夫都不愿意对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实行控制、征收与全面削减。苏维埃经济方面的全部决定遭到国家机关的消极抵制结果失败了，因为它们又不能由地方苏维埃越权贯彻。彼得格勒苏维埃在粮食供应领域唯一付诸实行的措施就是用定额口粮配给限制需求：每个体力劳动者每天一俄磅半，其他人每天一俄磅。这个配额实在是几乎没有使首都居民粮食供应的现状发生改变：一俄磅半和一俄磅——可以维持生存。经常吃不饱的灾难还在后头。革命不得不在数年时间内（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越来越勒紧腰带，直至深深地扣进肚皮。它将要经受这种考验。此刻折磨它的还不是饥饿，而是不知道和不明确方向，对明天失去了信心。长达32个月的战争加剧的经济困难已经在敲新制度的门窗。交通运输的瘫痪、各种原料的匮乏、大部分设备的损坏、通货膨胀的恶化、商品贸易的混乱，所有这一切都要求采取大胆的和紧急的措施。妥协主义者在经济领域采取了一些这类措施，但要在政治领域做到这些是不可能的。他们遇到的每一个经济问题都变成了对两个政权并存的指责，他们不得不签署的每一个决定都让人难受地灼痛着他们的手指。
八小时工作制问题是对各派力量和态度相互关系的巨大考验。起义胜利了，然而总罢工还在继续。工人当真以为，制度的改变应当引起他们命运的变化。这马上引起了新当权者——不论他们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的惊恐不安，爱国主义派政党及其报纸抛出了一个口号：“士兵——待在兵营里，工人——回到车床旁边去！”就是说一切都要照旧行事吗？工人这样问道。暂时是这样，孟什维克窘迫地回答。可是工人懂得，如果现在不做改变，那么以后就更谈不上了。资产阶级让社会主义者去处理与工人相关的事务。业已获得的胜利“足以保证工人阶级在其革命斗争中的阵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用这些托词加以推诿。果真如此吗？难道不是自由派地主掌握政权吗？3月5日，执行委员会做出了在彼得格勒地区恢复上工的决定。工人回到车床旁边去！这就是有教养的阶级、自由主义者以及同他们站在一起的社会主义者用装甲加固的妄自尊大的力量。这些人确信，被由于不满和希望而产生的无法摧毁的坚强决心所激发起来举行起义的千百万工人和士兵在胜利之后还会顺从地容忍旧的生活条件。这班领袖从历史教科书中搬出了这样的证据：它在过去的革命中就曾这样出现过。可是不是那么一回事，即使在过去，任何时候都没有出现过。如果说劳动人民又钻进了以前的马厩，那不外乎是走了一段弯路，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失败和上当受骗。马拉敏锐地觉察到了政治大变革的残酷社会背景，因此他遭到官方历史学家多么厉害的恶意诽谤。“革命只能靠社会下层阶级所有这些穷困的人开展与坚持下去，”他在1792年8月10日革命前一个月时写道，“厚颜无耻的富人把他们当作流氓而加以蔑视，带有其固有的犬儒主义的古罗马人曾经给穷汉起了个外号叫普罗列塔里（意为无产者。——译者）。”革命到底给穷汉带来了什么呢？“一开始取得了一些成就以后，运动最后还是被制伏了。它总是没有足够的知识、技能、手段、武器、领袖，以及确定的行动计划，它在面对很有经验、工于心计和狡猾精明的阴谋家时是没有自卫能力的。”克伦斯基不想做俄国革命的马拉，这令人奇怪吗？
`俄国工业界的前巨头之一B.奥尔巴赫愤愤不平地叙说：“革命被下等人当作谢肉节一类的节日。例如，女仆整天不见踪影，打着红领结去闲逛，乘坐汽车四处游玩，直到清晨才回来，以便洗漱完毕再去闲逛。”太精彩了，这个告发者企图指出革命是导致道德败坏的行动，他用来描写女仆行为的那些素材，也许除了红领结以外，其他的再好不过地再现了资产阶级贵妇们的日常生活。被压迫者的确是把革命当作节日或者当作节日前夜来接受的，因此被革命唤醒的家庭女仆第一个行动就是减轻自己日复一日、有辱人格、令人愁苦和永无止境的奴隶地位的重负。工人阶级整体上来说不能也不愿意仅仅以作为对他人胜利标志的红领结而感到快慰，彼得格勒的工厂出现了骚动。不少企业的工人公开表示不服从苏维埃的决定。当然，工人准备回到机床旁边去，因为不得不这样，可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回去呢？工人们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孟什维克引证1905年工人企图用剥夺方式确立八小时工作日遭到失败的经验说：“无产阶级没有力量在两条战线同时跟反动派和资本家展开斗争。”这是他们的中心思想。一般说来，孟什维克承认未来与资产阶级决裂的必要性，但是纯粹理论上的承认并不让他们承担任何责任。他们认为，现在没有必要加快决裂。由于资产阶级不是被演说家与记者言辞激烈的废话，而是被劳动阶级独立开展的运动抛进反动阵营的，因此孟什维克竭尽全力来反对工人和农民在经济领域的斗争。他们进行这样的说教：“对于工人阶级而言，社会问题现在还不是首要问题。现在它要为自己争得政治自由。”然而工人不可能知道这种抽象的自由到底在哪里，他们首先想要的是为自己的肌肉和神经争得为数不多的自由。于是他们逼迫雇主，这下便出现了极具讽刺意味的情形。刚好也是3月10日，当孟什维克的报纸声称八小时工作制还没有列入议事日程的时候，前一天就已经同苏维埃进行过正式交涉的工厂主协会宣布，自己同意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并且同意组建工厂委员会。结果工业家比苏维埃民主派的战略家显得还要更有远见。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在工厂里，雇主与工人直接面对面。有不少于半数的彼得格勒企业，其中包括大多数巨型企业的工人干完八小时活以后便全体一致离开工厂。他们自己争取到了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不承认他们的那些权利。在自由主义报刊动情地把1917年3月10日俄国工业家的姿态跟1789年8月4日法国贵族的姿态进行对比的时候，这些报刊比它们自己所想到的还要接近历史真相得多。与18世纪末的封建主类似，俄国资本家是受形势所迫才做出这一举动的，他们希望通过暂时的让步来保证将来恢复所失去的东西。一位立宪民主党的时事评论员揭穿了官方的谎言，他直接承认：“孟什维克陷入了倒霉境地，布尔什维克已经用恐怖手段迫使工厂主协会同意立即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恐怖手段到底是什么，我们已经知道了。布尔什维克工人无疑在运动中占据了首要地位。如同在2月那些决定性日子里那样，绝大多数工人再一次跟着他们前进了。
孟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记录下了实质上是反对它的一次宏伟胜利。不过蒙羞的领导人还得往前迈出一步，向临时政府提议在立宪会议召开前颁布在全俄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可是政府依据跟企业主达成的协议不肯让步，并且在等待时机，拒绝执行向它提出的不带一点强硬口气的要求。
同样的斗争在莫斯科省开展起来了，只不过带有更加持久的性质。那里的苏维埃不顾工人的反抗，仍然要求复工。在一座巨型工厂里，反对中止罢工的决议以7000票对6票获得通过。其他企业的反应也同样差不多。3月10日，苏维埃再次强调必须遵守马上回到车床旁边去的决定。随后，尽管多数工厂开了工，但是几乎各个工厂都开展了缩短工时的斗争。工人用行动纠正了自己领导人的错误。长时间遇到阻碍的莫斯科苏维埃终于不得不在3月21日通过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决定。工业家也马上服从。在外省，这一斗争一直延续到了4月。几乎各地所有的苏维埃起初都是采取制止和阻挠态度，后来在工人的压力下纷纷与企业主举行谈判。在企业主不同意的地方，苏维埃只得独自颁布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法令。体制里面有多么大的裂口啊！
临时政府故意袖手旁观。正是那个时刻，在自由主义领导人指挥下开展了一场疯狂的反对工人的运动，为了打垮工人，决定鼓动士兵来反对他们。因为缩短工时就意味着要削弱前线。难道在战争时期可以只考虑自己吗？难道在战壕里还会计算钟点数量吗？有产阶级一旦踏上蛊惑煽动的道路，它们在任何东西面前也不会停下脚步。这类鼓动具有发狂的性质，而且很快就传到战壕里了。士兵彼雷科在自己的前线回忆录当中承认，主要是由某些刚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军官进行的鼓动并非毫无效果。“可是对于唆使士兵去反对工人的军官阶层而言，所有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是军官。军官过去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在每一个士兵的记忆里实在是太清晰了。”但是在首都，中伤工人的行为带有最尖锐的性质。工业家和立宪民主党领导集团为了在卫戍部队中进行鼓动，搬出了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花费了无数精力。苏哈诺夫讲述说：“（3月）下旬，在所有的十字路口、在电车里以及在任何公共场所都可以见到工人和士兵用非常激烈的话语进行对骂。”偶尔还会发生肢体冲突。工人明白事情的危险性，也善于化解危险。为此，他们只需讲明事情的真相，讲出军用工业利润的数目就够了。工人还向士兵介绍了机器震耳欲聋和炉子烈火炙人的工厂与车间的情况。这是工人永久不变的前线——给他们带来数不清的牺牲的前线。由于工人采取了主动，部分卫戍部队开始正式参观工厂，特别是国防工厂。士兵一边察看一边倾听，工人进行说明与解释。参观活动结果产生了庄严的兄弟情谊。社会主义者的报纸刊载了许多部队做出的关于它们同工人建立牢不可破的团结的决议。到4月上半月，有关工人与士兵冲突的标题从报纸的栏目里消失了。资产阶级的报刊默不作声了。就这样，继取得经济方面的胜利之后，工人又取得了政治和道德方面的胜利。
与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相关的事件对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工人每个星期争取到了一定的空闲时间去读书、集会，以及进行军事操练，这类操练从建立工人民警那一刻起就具备了正规性质。在经历了如此明显的教训以后，工人们开始更严密地监视苏维埃领导人了。孟什维克的威信受到了严重损害。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在工厂，部分地在兵营加强了。士兵变得更加细心周到，更加深思熟虑和更加小心谨慎了。他们知道有人还在暗中窥伺他们。蛊惑煽动的险恶用心回过头来反对其始作俑者了。代替疏远与敌意的是工人同士兵之间更为紧密的团结。
尽管双方的接触联络充满田园诗意，临时政府还是仇视苏维埃及其领袖，以及他们的监督。一旦出现机会它便流露出这种情绪。因为苏维埃履行的纯粹是政府的职能（并且是在需要平息群众情绪的时候根据政府自己的要求履行的），所以执行委员会请求给它一笔微薄的补助金以供开支。尽管苏维埃一再提出，政府还是拒绝了，并且坚持自己的主张：它不能把国家经费交给“民间组织”。苏维埃保持沉默。苏维埃的预算落在了那些对缴纳革命所需要的捐税还没有失去耐心的工人身上。
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双方维持着互相之间十分友好的表面。在全俄苏维埃会议上，两个政权并存被说成是恶意的谰言。克伦斯基竭力使军队代表相信，政府和苏维埃在任务与目标方面是完全一致的。策烈铁里、达恩以及其他苏维埃中坚分子为否认存在着两个政权也没有少费心力。他们企图借助谎言来巩固在谎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体制。
可是，这种体制从最初几个星期就动摇起来了。在组织配合一事上领导人是精力无穷的：他们力图依靠得势的代表来反对群众，依靠士兵来反对工人，依靠新产生的各级杜马、自治局、合作社来反对苏维埃，依靠外省来反对首都，而最后还有依靠军官来反对人民。
苏维埃形式里面没有任何神秘的力量。当政府还是必不可少的时候，它绝对摆脱不了任何政府都无法避免的毛病。然而它的力量就在于把所有这些毛病缩小到最低限度。可以肯定地说，经验也将很快证明这一点——在反映革命时期群众的真正意愿一事上，其他把群众分裂为单独个体的任何机构都要差得不知多少，也缓慢得不知多少。苏维埃是所有革命机构中最灵活、最直接和最透明的。但是这毕竟只是一种形式。它不能提供比群众在每一特定时刻加之于它的更多的东西。可是它能让群众容易看清其所犯的错误并且容易纠正它们。革命发展最重要的保证之一就在这里。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政治前景到底怎样呢？对此无论哪个领袖也不一定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设想。苏哈诺夫后来断言，据他预想，政权交给资产阶级只会是很短一段时间，目的是让民主派得到巩固，使它以后更有把握地把这个政权重新夺回来。可是，这种本身就很可笑的说法带有事后追溯的性质。不论在什么场合，没有一个人当时产生过这种想法。策烈铁里领导下的执行委员会的动摇不定如果说没有终止的话，那它至少也纳入了体制。策烈铁里公开宣布，没有巩固的资产阶级政权，革命必定会遭到毁灭。民主派就应当以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施加压力为限度，谨防让考虑不周的措施把资产阶级推向反动阵营。相反，既然它能巩固革命成果，民主派就应该支持它。这种说不清类别的体制的结局到头来必定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而社会主义者作为议会反对派存在。
对于苏维埃领导人来说，绊脚石与其说是前景，不如说是现行的行动纲领。妥协派分子答应群众说，他们将通过施加“压力”要求资产阶级尽量实行民主派的内外政策。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之下，历史上统治阶级不止一次地做出过让步，这是无须争论的。然而压力归根结底意味着存在把统治阶级从政权那里挤走和取代它的地位的危险。不过，民主派手里恰恰没有掌握这样的武器。是他们亲手把政权奉送给资产阶级的。在发生冲突时，不是有民主派占据政权的危险，而是相反，是资产阶级用放弃政权进行威胁。如此一来，在压力这个装置中，主要的杠杆操在了资产阶级手里。这就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在自己完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政府还能有效地抗拒来自苏维埃上层有点儿厉害的一切勒索。
到4月中旬，即使对于彻底把脸转向自由主义者的苏维埃领导核心保守政治秘密而言，执行委员会也显得是一个过于庞大的机构了。于是分出了一个常务局，它完全由右翼护国主义分子组成。从此以后，重大政策都是在这个私下的圈子里制定的。所有事情似乎都安排就绪并且得到了加强。策烈铁里在苏维埃拥有无限的支配权力。克伦斯基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但就是在这个时刻，第一批警报的征兆在下层群众中明显地显示出来了。接近克伦斯基的斯坦凯维奇写道：“令人惊讶的是，刚好就在委员会组建之际，就在仅从护国派政党选出来的常务局担负起工作职责的时候，刚好就在这个时候，它失去了对群众的领导权，群众已经离它而去了。”这令人惊讶吗？不，这不过是合乎规律的结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