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君主制度的最后挣扎
专制王朝早在革命还没有解决自己最迫切的任务之前就像熟烂的果实一样被震落下来了。如果我们不努力阐明君主制是怎样迎接自己的最后时光的，那么旧的当权阶级的形象还是不可能完全描画出来。
沙皇到了莫吉廖夫的大本营，他去那里并不是因为那里真的需要他，而是为了躲避彼得格勒的烦扰。随从沙皇来到大本营的宫廷实录编纂官杜宾斯基将军在自己的日志里做了这样的记录：“平静的生活在这里开始了。一切都还是原样子，并没有因他的到来而发生任何事情。可能只有一些外部的偶然因素，使得情况有一点点变化……”2月24日，皇后像往常一样用英文写信给沙皇说：“我希望仅凭克德林斯基（指克伦斯基。——托洛茨基）在杜马演讲就该绞死他，——这是很有必要的（指战时法律？——托洛茨基），这也将是一个范例。大家都渴望并请求你表现出自己的强硬。”25日，大本营收到了陆军大臣发来的电报，内称在首都爆发了罢工，工人中间开始出现骚动。不过已经采取了措施，因此不会有什么严重的事件发生。总而言之，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总是训导沙皇不要退让的皇后现在就力图显示出强硬态度。26日，她打电报给尼古拉，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要给她没多大指望的丈夫打气：“城里非常平静。”可是当天晚上的电报就不得不承认：“城里的情况的确很糟糕。”她还在信中写道：“必须直截了当地告诉工人，让他们不要举行罢工。如果他们硬要那样做，我就要把他们送到前线以示惩罚。完全不需要开枪，需要的只是秩序，不会让他们走过桥来的。”不错，需要的东西并不多，仅仅是秩序而已！主要的是不让工人走到市中心来，听凭他们憋死在根本无法动弹的郊区。
27日清晨，带着独裁者全权的伊万诺夫将军率领一个乔治十字勋章营从前线向首都进发，不过必须要到占领皇村时才能宣布行使独裁权力。“很难想象有更不合适的人选了。”后来自己实行过军事独裁的邓尼金将军回忆说，“他是一个根本认不清政治形势的、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才能、既没有意志也没有威严的年迈体衰的老者。”之所以选中伊万诺夫，是依据对第一次革命的记忆：11年前正是他镇压了喀琅施塔得的水兵。然而这么多年不是了无痕迹消逝的，当年的镇压者已经衰老了，而被镇压者已经长大成人。北方战线和西方战线都接到了准备将部队开往彼得格勒的命令。显然，他们认为往后还有足够的时间。伊万诺夫本人就以为一切将会迅速而顺利地结束。他甚至没有忘记委托副官在莫吉廖夫为彼得格勒的熟人采购食品。
2月27日早晨，罗将柯给沙皇发去了一封新的电报，电文的最后一句话是：“决定祖国与王朝命运的最后时刻来临了。”沙皇对宫廷事务大臣弗列杰里克斯说：“罗将柯这个胖子又给我讲了一堆废话，对此我简直不想答复。”可是不行，这不是废话，而且必须答复！
大约2月27日中午时分，大本营收到了哈巴洛夫的报告，报告称巴甫洛夫团、沃伦斯基团、立陶宛团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暴动的消息，并且要求务必从前线抽调可靠的部队开赴首都。一小时以后，陆军大臣却发来了足以令人宽慰的电报：“某些部队从早晨开始的骚乱正在遭到忠于职守的几个连和营强硬而有效的镇压……我坚信平静很快就会来临……”可是晚上7点种以后，同是这个别利亚耶夫又报告说，“为数不多的几支仍然忠于光荣职责的部队没能成功地扑灭军队的叛乱”，而且“为了在城市各处同时开展行动”，他请求火速派来真正可靠而且数量充足的部队。
当天召开的大臣会议认为现在是依靠本身力量把全部灾难的假想祸根——像半个疯子一样的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从自己的成员之间排挤出去的大好时机。同时，哈巴洛夫将军发布了一道背着政府拟定的命令，声称根据皇上的谕旨在彼得格勒实行紧急戒严。于是，这里出现了试图以冷热两种形式配合开展行动，尽管它不一定就是蓄意预谋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靠不住的。结果在全城连张贴紧急戒严的告示也做不到：原来市长巴尔克那里没有毛刷与浆糊。总之，事情在这些当权机关和人物那里很不顺利，因为它们已经属于一个阴影笼罩的帝国。
最后一届帝国大臣会议的主要阴影是七十高龄的戈利岑公爵，早先他替皇后管理一个慈善机构，战争与革命时期被她提拔到了政府首脑的岗位上。根据自由主义男爵诺尔德的评判，这是一个“软心肠的俄国贵族、智力有缺陷的老人”，当朋友们问他为什么接受如此麻烦的差事时，戈利岑回答说：“为的是留下一个比较令人惬意的回忆。”这个目标他无论如何都不曾达到过。下面由罗将柯讲述的这个情节证实了最后一届沙皇政府当时的自我感觉：当民众向大臣们正在开会的玛丽亚宫进发的第一道消息传来时，大厅里的灯火立即被全部熄灭了。这班掌权人考虑的只有一点：千万别让革命者发觉他们在这里。可是消息结果是假的，并没有什么进攻的事。当灯火重新亮起来的时候，有一个沙皇政府的成员“令自己也感到惊讶”，原来他藏在桌子下面了。到底他在那里留下了怎样的记忆，已经无法查证了。
不过罗将柯本人的自我感觉也不怎么好。杜马主席拨了很长时间的政府电话都是白费工夫，后来再打，终于跟戈利岑公爵通上了话。可对方回答他说：“请您什么也不要对我说了，我已经辞职了。”据罗将柯忠实的秘书说，听到这话以后，他重重地跌坐在圈椅里，用双手捂住脸……“我的天哪，多么可怕啊！权威没有了……无政府状态……流血……”接着便低声抽泣起来。在沙皇政权衰竭的怪影已经消散的情况下，罗将柯觉得自己成了一个被遗弃的不幸孤儿。此刻，他离明天自己不得不去“领导”革命的想法还很远呢！
戈利岑的电话回答表明，到27日晚大臣会议终于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收拾业已形成的局面，于是向沙皇提议由一个深孚众望的人来出任政府首脑。沙皇是这样答复戈利岑的：“在目前形势下对政府成员哪怕是进行局部更换，我认为也是不能容许的。尼古拉。”到底还要等待什么样的形势出现？同时，沙皇要求采取“最坚决的措施”镇压叛乱。这事说起来比做起来容易得多。
第二天，28日，桀骜不驯的皇后精神上终于开始崩溃了，她打电报给尼古拉说：“让步是必需的。罢工在继续。许多部队转到革命那边去了。阿利斯。”所有近卫团队和全体卫戍部队的起义是起了作用的，它迫使从黑森来的专制制度狂热的女信徒承认：“让步是必需的。”现在沙皇也开始醒悟，“罗将柯这个胖子”告诉他的并不是什么废话。尼古拉决定回家，很可能是感觉极不痛快的大本营将军们在轻轻地推他的后背。
沙皇的专用列车出发了，起初并没有出什么岔子，地方警察和省长们像往常一样出来迎接他。在远离革命旋涡的地方，在坐习惯了的车厢里，在熟悉的侍从中间，沙皇看来又失去了对即将到来的结局的知觉。28日下午3点，也就是他的命运已经为事态的发展决定下来的时候，他从维亚特马给皇后发了一封电报：“天气好极了。希望您感觉良好，保持平静。许多部队从前线出发了。爱您的温柔的尼基。”温情脉脉的沙皇非但不让步（就连皇后也坚持要做让步），还要从前线抽调军队。然而尽管“天气好极了”，几个小时后沙皇还是不得不跟革命风暴迎头相撞。列车到达维舍尔车站时，铁路工人不让它继续行驶。听说理由是“桥坏了”，很可能是侍从们自己想出了这个借口来缓和气氛。尼古拉打算自己或者说人们打算领着他沿着尼古拉耶夫铁路通过博洛戈耶，可是铁路工人也不让列车往那里开。这要比彼得格勒打来的全部电报都要明晰得多。沙皇脱离了大本营，却找不到自己回首都的道路。革命用铁路上的普通“小卒”将了国王一军！
陪伴沙皇在列车上的宫廷历史编纂官杜宾斯基在日志中记述：“人人都承认，在维舍尔发生的这次夜间转折是一个历史性之夜……我十分清楚，关于立宪的问题已经结束。宪法无疑会制定……大家都说，需要做的仅仅是同他们即临时政府的成员谈好条件。”面对被扳下来的铁路臂板信号机（致命的危险因它骤然加剧了），弗列杰里克斯伯爵、多尔戈鲁基公爵、莱赫滕贝尔格斯基公爵，所有人，所有高级贵族老爷们现在都在争取立宪。他们就是不去多想想斗争的事情。需要做的仅仅是谈好条件，也就是企图像1905年那样再欺骗一次。
列车一直在寻找，却找不到出路。皇后一封接一封地给沙皇发来电报，催促他尽快赶回去。可是所有的电报都从电报局退回给她，上面用蓝色铅笔写着：“不知道收件人在何处。”电报局的官员竟然无法找到俄国的沙皇。
有几个团队奏着军乐高举旗帜向塔夫里达宫进发。这时，一支近卫部队在基里尔·弗拉基米洛维奇大公率领下出动了，但是正如克莱恩米赫尔伯爵夫人所证实的，大公身边很快就出现了革命场面，卫兵们纷纷离他而去，左右亲信也离开了塔夫里达宫。“凡能脱身的，都自寻生路去了。”维鲁博娃回忆说。小群的革命士兵在宫中四处走动，大家带着强烈的好奇心看来看去。在上层还没有决定该怎么办之前，下层民众就把沙皇的宫殿变成了博物馆。
人们不知道其身在何处的沙皇掉转方向到了普斯科夫，这是年老的鲁兹斯基将军指挥的北方战线司令部所在地。沙皇的随从不停地变换着提出新主意，而沙皇本人则犹疑不决。在革命的进展速度已经是在用分秒来计算的地方，他却仍然在用日和星期来计算。
诗人勃洛克描写沙皇在君主制最后几个月的状况时，用了这样一些特征鲜明的句子：“这是一个固执己见却又优柔寡断的人，一个对一切都神经过敏却又反应迟钝的人，一个对他人充满疑心的人，一个精神异常苦恼和说话小心谨慎的人，他已经成了一个不能自己做主的人。他不再去了解形势，也没有采取哪怕是一个明确的步骤。他把自己托付给了那些被他安排在权力高位的人。”优柔寡断、精神苦恼、谨小慎微、疑虑重重——所有这些特征在2月的最后几天和3月的最初几天必定是增强到了如此程度！
尼古拉终于打定主意给可恨的罗将柯发一封电报，然而电报看来终究没发出去。电报称为了拯救祖国，他委托罗将柯组织新政府，但是自己保留了对外交大臣、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的任命权。沙皇还想跟“他们”谈条件，因为“许多部队”正在向彼得格勒推进。
伊万诺夫将军确实毫无阻碍地进驻了皇村。显然，铁路工人没有下决心跟乔治十字勋章营发生正面冲突。晚些时候将军承认，沿途他不得不三番五次地对那些顶撞他的下属进行“慈父般的劝导”，才让他们顺从。“独裁者”的列车刚驶进皇村，地方长官马上就对他说，乔治十字勋章营跟守卫部队假若发生冲突就会威胁沙皇家眷的安全。这些人确实替自己担忧，于是建议镇压者不等卸下行装，马上打道回去。
伊万诺夫将军给另一个“独裁者”哈巴洛夫将军提了十个问题，他也得到了明确回答。我把这些问题全部抄录下来，因为它们值得我这样做。
伊万诺夫的问题如下：
一、 哪些部队秩序井然？哪些部队不成体统？
二、 哪些车站有人守卫？
三、 哪些城区的秩序还得以维持？
四、 什么机构在这些城区行使权力？
五、 所有政府部门都在正常上班吗？
六、 目前哪些警察局在您的掌握之中？
七、 目前哪些军事部门的技术和经济机关在您的掌握之中？
八、 您拥有多少粮食储备？
九、 落入哗变者之手的武器、大炮和军用储备多不多？
十、 目前哪些军事权力和指挥机关在您的掌握之中？
哈巴洛夫的答复如下：
一、 处在我掌握之中的有海军部大楼里的4个近卫连、5个骑兵连和哥萨克骑兵连、两个炮兵连，其他部队都转到革命分子一方去了，或者同它们达成协议保持中立；有一些士兵和匪徒在城里到处游荡，解除军官的武装。
二、 所有车站都处于革命分子控制之下，并且由他们严密把守。
三、 全城也处于革命分子控制之下，这使得电话受到影响，与各个城区的联系中断了。
四、 无法回答。
五、 大臣都被革命分子逮捕了。
六、 完全没有。
七、 没有。
八、 我没有掌握粮食。2月25日时全城有560万普特面粉储备。
九、 全部炮兵机关都处在革命分子控制之下。
十、 受我个人指挥的只有军区参谋长，与军区其他机关失去了联系。
得到对局势如此明确的说明以后，伊万诺夫将军“同意”把自己尚未卸载的军用列车开回德诺车站。大本营的主要成员之一卢科姆斯基将军下结论说：“就这样，拥有独裁全权的伊万诺夫将军这次差遣，除了丢失脸面以外，什么也没得到。”
其实，丢失脸面一事淹没在诸多事变的风波里以后就默默无闻了。当然，独裁者把食品送到了彼得格勒的熟人那里，并且跟皇后进行了长时间交谈。皇后反复强调自己在医院里忘我工作，同时指责军队和人民忘恩负义。
那时，通过莫吉廖夫传到普斯科夫的消息一个比一个令人沮丧。陛下的私人卫队留在了彼得格勒，那里面的每一个士兵他都叫得出名字，每个士兵都受到了沙皇一家的亲切对待。可是卫队来到国家杜马，请求准许他们逮捕那些拒绝参加革命的军官。海军中将库罗什报告说，采取措施镇压喀琅施塔得的起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连一支部队也不能保证靠得住。海军上将涅佩宁打来电报，告知波罗的海舰队承认了杜马临时委员会。莫斯科军区司令姆罗佐夫斯基报告：“大多数拥有大炮的部队都投向革命分子一边去了，因此整座城市都处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市长及其助手离开了他们的辖区。”“离开”，在这里就是逃跑的代名词。
所有这些情况在3月1日晚上报告了沙皇。成立责任内阁的讨论和劝说一直持续到深夜。沙皇在凌晨两点钟终于同意了，他周围的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既然革命的问题这样得以解决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为镇压起义而向彼得格勒进军的那些部队同时接到了返回前线的命令。拂晓时分，鲁兹斯基将军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罗将柯。但是沙皇的时钟走得太慢了。已经在塔夫里达宫遭到民主派人士、社会主义者、士兵和工人代表猛烈抨击的罗将柯回答鲁兹斯基说：“您打算做的还不够，皇位问题也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各地的军队站到了杜马与人民一边，要求皇上让位给皇太子，并且由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摄政。”其实，军队真的既不想要他的儿子，也不想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罗将柯随便就把这个主张说成是军队和人民的，而杜马到此刻还把阻止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这个主张上。然而无论哪种沙皇的让步都为时已晚。“无政府状态达到了这等地步，使得我（罗将柯。——托洛茨基）不得不于今晚任命了临时政府。很遗憾，上谕颁布得太迟了……”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表明，杜马主席完全擦干了为戈利岑所流的眼泪。沙皇读了罗将柯与鲁兹斯基的交谈记录，他犹豫不决，反复地读，耐心等待。可是军事长官们已经拉响了警报，因为事情多少与他们有关！
晚上，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在各战线总司令中间举行了一次算是全体投票的活动。现代革命在电报局的参与下完成了，这倒是件好事，因为有产阶级政权最初的动机与反应都替历史凝固在电报纸条上了。3月1—2日晚间，帝国统帅们之间的谈判文件乃是无与伦比的人类文献。到底是要沙皇退位呢，还是不让他退位？西方战线总司令埃维尔特将军回答只有在鲁兹斯基将军和布鲁西洛夫将军表达意见以后才做出自己的结论，罗马尼亚战线总司令萨哈罗夫将军则要求先把其他所有总司令的意见告诉他。经过长时间迟疑以后，这位豪迈的军人宣布，他对皇上热烈的爱戴不允许他的心灵接受“卑鄙龌龊的建议”。然而，他又“号啕大哭着”劝沙皇退位，以摆脱“更加卑鄙得多的僭望”。步兵上将埃维尔特令人信服地解释了屈服的必要性：“我采取了一切措施不让有关首都事态现状的消息传到军队里去，以免让它受到确实存在的骚动影响。在首都任何制止革命的手段都没有。”从高加索战线赶回来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则下跪央求沙皇采取“超常行动”，让出皇位。提出同样恳求的还有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布鲁西洛夫将军和海军上将涅佩宁。鲁兹斯基口头上以自己的名义提出了同样的请求。将军们用七支革命的枪口恭恭敬敬地对准他们所爱戴的沙皇的太阳穴。这些习惯于放弃阵地的统帅们生怕错过与新政权言归于好的时机，以及不亚于此的害怕自己指挥的军队，于是全体一致向沙皇和最高总司令建议：不要格斗就退出舞台吧！这已经不是在遥远的彼得格勒还可以派军队去对付它；这是前线，是必须从这里借调所需军队的前线。
听罢这么庄严郑重的报告，沙皇决定让出已经不属于他的皇位。一份适宜在这种场合发给罗将柯的电文拟好了：“为了俄罗斯的真正福祉，为了挽救俄罗斯母亲，没有何种牺牲是我不能做出的。因此我准备退位，把皇位传给我的儿子，成年之前他仍然留在我的身边，并且由我的兄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公摄政。尼古拉。”可是，这一次电报也没有发出去，因为有消息说杜马代表古契柯夫和舒尔根已经乘火车离开彼得格勒前往普斯科夫来了。这就给了延缓执行决定一个新的借口。沙皇命令把电报退还给他，显然他担心要价太低了，仍然在等待令人欣慰的消息，更确切地说是希望奇迹发生。3月2日午夜12点钟，尼古拉接见了刚刚到达的杜马代表。奇迹没有发生，也不可能继续推诿。于是沙皇急不可耐地宣布，他不能离开自己的儿子（此刻他头脑里究竟有些什么乱糟糟的盘算呢？），接着签署了把皇位让给兄弟的诏令。同时对枢密院签发命令，任命李沃夫公爵为大臣会议主席和任命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为最高总司令。皇后世代相传的疑心似乎得到了验证，可恨的“尼古拉什”同阴谋分子一道夺回了权力。看来古契柯夫真的以为革命与这位至尊的军事长官握手言和了。后者也把对自己的任命当作真有那么一回事。几天之内他甚至试着发出了一些命令，要求军队履行爱国主义职责。但是，革命毫无困难地排斥了他。
为了维护自由做出决定的表象，退位诏令注明的时间是午后3点钟，其根据就是沙皇是在这个时候公布退位的最初决定的。不过要知道，这个把皇位交给儿子而不是交给兄弟的“白昼决定”事实上已经收回，本意是指望车轮更加顺利地转动。不过谁也没有大声强调这一点：沙皇最后一次试图在可恨的杜马代表面前挽回面子，而杜马代表这一方容许了伪造历史因而也是欺骗人民的行径。君主制是在遵循自己的行事风格退出历史舞台的。但是它的后继者也始终没有改变。也许他们把自己的纵容姑息当成了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宽宏大量。
跟自己往常写的毫无个性风格的日记有些不同，3月2日尼古拉是这样记述的：“鲁兹斯基一大早就来了，向我宣读了他跟罗将柯就机构问题进行的冗长交谈记录。据他说，彼得格勒的情况是这样的：由国家杜马成员组成的大臣会议工作起来将会有点力不从心，因为代表工人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会跟他们斗争。我的退位是必要的。鲁兹斯基把这次谈话转告给了在大本营的阿列克谢耶夫以及所有战线的总司令。12点30分的时候送来了答复。为了挽救俄罗斯和让军队留在前线，我决定迈出这一步。我同意了，他们就从大本营发出诏令草案。晚上，古契柯夫和舒尔根从彼得格勒到了这里，我同他们交谈了一会，然后把修改后我签署的诏令交给他们。深夜1点钟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普斯科夫，周围到处是背叛、怯懦和欺骗。”
应当承认，尼古拉的苦楚并非没有理由。也刚好是2月28日那天，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曾经致电各位战线总司令说：“在作战部队中维持忠于职守和誓言这种对国君和祖国的神圣责任落到了我们大家身上。”然而仅仅过了两天，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就要求同是那些总司令不必再履行对职守与誓言的忠诚。在指挥人员中间，谁也没有站出来为自己的皇上说话。大家都急忙转乘到革命的船上去，并且切实指望在那里找到舒适的舱位。陆海军将领们摘下由沙皇姓名头一个字母组成的字徽，换上红色的领结。后来只报道过一个品行端正的人，说是某个军长在举行新的宣誓时死于心力衰竭。不过没有证据表明心力衰竭是因君主制受到侮辱而不是别的什么原因引发的。文职高官按规定没有责任要显示出比军人更多的勇气。每个人都尽可能得到了救赎。
但是君主制的时钟绝不会与革命的时钟相符。3月3日拂晓，鲁兹斯基再次接到首都打来的直通电话。罗将柯和李沃夫公爵要求他扣下本来就已经被再次推迟发布的沙皇诏令。新执政者含糊其词地告诉他，阿列克塞继承皇位还可能得到人们（谁？）勉强同意，可是米哈伊尔即位是绝对不能接受的。鲁兹斯基因为前一天赶来的杜马代表没有说清楚自己此行的目的与任务而不无恶意地表示遗憾。但是杜马代表很快就有了辩白的理由，“发生了我们大家都没有预料到的士兵哗变，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类似的哗变场面。”宫中高级侍从注6对鲁兹斯基这样解释说。好像他一生就只做了观察士兵哗变这一件事。“让米哈伊尔统治帝国无异火上加油，因而会开始无情地毁灭一切可以毁灭的东西。”这令他们全体感到多么头晕、压抑、战栗与痉挛啊！
将官们默默地忍受着革命的这种新的“卑鄙僭望”。只有阿列克谢耶夫在给各战线总司令的电报通知中稍微吐露了一些自己内心的想法：“左翼政党和工人代表对杜马主席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因此罗将柯在通报中没有表现出坦率与真诚。”在这种时刻，只有真诚是将军们所缺乏的！
然而这时沙皇再一次改变了主意。从普斯科夫抵达莫吉廖夫以后，他把写有同意把皇位传给儿子字样的便条交给了自己原先的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让后者转发给彼得格勒。显然，他以为这种花招到头来还是比较有希望的。据邓尼金说，阿列克谢耶夫拿着电报稿走开了，而且……最终还是没有发出去。他认为有两个已经向军队和全国宣布了的诏令就够了。不仅沙皇及其左右那里出现了意见不一，而且杜马中自由主义者的反应也比革命的前进步伐要来得慢。
在最终离开莫吉廖夫之前的3月8日，形式上已遭到拘禁的沙皇写了一个告军队书，最后一句话是：“谁现在就想得到和平，谁祈愿它，——谁就是祖国的叛徒，谁就是卖国贼。”这里暗藏着某种不事声张的企图，那就是回击自由主义者对他提出的亲德主义指控。只不过这种企图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再也没有人敢把这个文告公布出来。
尼古拉二世的朝代就这样结束了，这是由一连串失败、不幸、灾祸与暴行组成的朝代。它从举行加冕礼的霍登惨案开始，中间经历了枪杀罢工工人和暴动农民、日俄战争、残酷镇压1905年革命、不计其数的处决、讨伐和民族虐杀，最后以俄国疯狂和无耻地参加疯狂和无耻的世界大战而告终。
沙皇到达皇村以后与他全家一起被软禁在宫中。根据维鲁博娃的回忆，沙皇低声说过这样的话：“民众中间没有公正审判可言。”不过恰恰是这句话不容置辩地证明了，历史的公正审判还是有的，尽管来得晚了一些。
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一对沙皇夫妇与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国王夫妇的相似之处相当引人注目。这种相似之处在不少文献中已经指出过，但是还嫌粗略，而且没有由此做出结论。其实它根本不像我们第一眼所看见的那样偶然，它为我们做出结论提供了宝贵资料。
前后相距125年的沙皇与国王在特定的时候却又是扮演同一角色的两位演员。消极的、有耐心的然而又是爱报复的险恶居心构成了他们二人容易识别的特征。不同的是，在路易那里它被令人怀疑的温存外表掩盖起来了，而在尼古拉那里则是被和蔼有礼的外表掩盖起来的。他们两个给那些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人因自己的职业而感到拖累，同时又不同意让出哪怕是一点点自己的权利，而且也不善于利用这些权利做任何有用的事。两个人的日记即使在风格或者说在没有风格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这些日记同样显露出苦恼不堪的精神空虚。
那个奥地利女人和那个黑森的女子从各自方面组成了相称的一对。皇后与王后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精神上也比自己的国君要高出一筹。玛丽亚·安托瓦内特信教不如亚历山德拉·费多罗芙娜那么虔诚，还有与后者不同的是，她热烈地享受着生活的快乐。不过两人同样地鄙视人民，都极其厌恶让步的主张。她们同样地不相信自己的丈夫有勇气，都是居高临下注视着他们。安托瓦内特带点蔑视的态度，而亚历山德拉则带着怜悯的神色。
当那时接近过彼得格勒宫廷的传记作者开始让我们相信，假如尼古拉二世作为一个普通人就会为自己留下良好的记忆的时候，他们都是在简单地转述那些老版书籍对路易十六充满友善的评语，从而使我们无论在看待历史还是在看待人类天性方面均获益不多。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在第一次革命的悲剧性事件最紧张的时刻，李沃夫公爵在自己面前看见的不是苦恼抑郁的沙皇，而是“一个身着深红衬衫，神色略显愉快，乃至有点散漫的男子”。当时他是多么地气愤。公爵仅仅是不自知地重复了莫里斯州长对路易1790年访问华盛顿时所做的评论：“这个人在他那种处境中还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并且开心，还能指望从这个愉快的小伙子，这个比谁都快活的人那里得到什么呢？”
亚历山德拉·费多罗芙娜在君主制垮台前三个月曾经预言：“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转变，——我们朋友的梦意义非凡！”这时，她好像只是在重复玛丽亚·安托瓦内特的话。后者在国王的政权覆灭前一个月的时候写道：“我感到精神焕发，有某种迹象告诉我，我们很快就会交上好运并得到拯救。”正面临灭顶之灾的两个女人都看到了彩虹一般的梦境。
当然，相似的某些成分带有偶然的性质，而且只有历史奇闻轶事的意义。比这重要得多的是那些由环境的威力所造成的或直接强加给的特征，以及能清楚地阐明人的个性与历史客观事实之间相互关系的特征。
“他不善于思考——这就是他性格的主要特点。”一位反动的法国历史学家这样评论路易。这句话很像是描写尼古拉的。他们两个人都不善于思考。但是两个人都善于不思考。不过注定要遭到失败的历史事业的最后代表人物其实还能“思考”什么呢。
“他习惯聆听，总是微笑，却很少做出决定。他的头一句话通常是‘不’。”这是在说谁呢？还是在说卡佩。注7不过在这种场合，尼古拉的行为方式却是十足的因袭。两人都是“戴着拉下来蒙住双眼的王冠”走向深渊的。不过反正这是逃脱不了的，睁开双眼走向深渊难道就轻松一些吗？假如他们把王冠推到后脑勺上，结局真的会发生变化吗？
应该建议职业心理学家把尼古拉和路易、亚历山德拉和安托瓦内特，以及他们的左右亲信说过的相对应的话选编成一部文集。假如不缺少资料，结果就会得到有利于唯物主义心理学的极为有益的历史证明：相同类型的（当然远非完全相同的）刺激在相同类型的条件下会引起相同类型的反应。刺激剂越强烈，它就会越快速地抑制个人特性。人们对挠胳肢窝会做出各种各样的反应，但是对烧红铁块的反应是相同的。就像蒸汽锤把不管是球状体还是立方体同样变成薄片一样，在极其重大而又不可避免的事件重压之下，抗拒者也会被压扁，也会失去自身“特性”的界线。
路易和尼古拉都是在风暴中生存的专制王朝的末代君主。两个人在艰难时刻显露出来的人所共知的沉着、平静与“快活”实际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缺乏内在力量、神经系统虚弱和精神资源贫乏的表现。两个精神上已经去势的人绝对失去了想象力与创造性，他们的智力刚好使得他们能感觉到自己的庸俗，并且对所有才华横溢与出类拔萃人士怀有忌妒性的敌意。又正是在出现国内深刻危机和人民革命觉醒的时候来让他们两人统治国家的。两个人都极力抵御新思想与敌对势力浪潮的侵袭。两人的优柔寡断、口是心非和虚伪欺骗与其说是个性弱点的表现，不如说是根本不可能维持继承下来的地位的反映。
与妻子们有关的情况又怎样呢？亚历山德拉比安托瓦内特在更大程度上被自己跟一个强大国家权力无限的统治者的婚姻抬到了梦想的顶峰，这是一个像黑森如此偏僻地方出来的公主所能达到的梦想顶峰。她们两人怀有的自己负有崇高使命的意识达到了极点。安托瓦内特显得更轻薄一些，亚历山德拉则处在已经转译成斯拉夫教会语言的新教伪善精神之中：王朝的失败和人民不满情绪的增长无情地破坏了那个虚幻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是由这两个痴迷的但归根结底是鸡头一样愚蠢的头脑为自己建造起来的。由此产生了日益滋长的冷酷无情，对不肯屈从自己的异邦人民怀有的难以释怀的敌意，对那些多少考虑了她们的敌对世界也就是考虑了国家的大臣的痛恨；甚至产生了对自己宫廷的疏远，对自己的丈夫持续不断的欺侮，因为丈夫没有证明作为新郎的他应该激起的希望。
偏重心理的历史学家与传记作者，往往在巨大的历史力量通过个人特性折射出来的地方，去寻找和发现某些纯系个人的和偶然出现的因素。这种错误看法在宫内官员那里同样存在，他们认为俄国末代沙皇生来就是“失败者”。他本人也相信自己是在不幸的命运星下面出生的。实际上他的失败是由先辈遗留给他的旧目标与他所处的新历史环境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古代人说过丘比特如果要毁灭某个人就让他丧失理性，那么此时他们是以迷信的形式反映出对深刻的历史考察所做的总结。歌德有一句谈论理智的名言：“Vernuft wird Unsinn”——理智变成无理智，这话里面有与关于没有个性的丘比特的含义相同的历史辩证法含义，正是丘比特让比自己还长寿的历史制度失去了理性，并且使其捍卫者遭受注定的失败。罗曼诺夫和卡佩扮演角色的台词已经由历史剧情的发展指定好了，只不过阐释的差别程度要符合演员的命运。尼古拉的失败与路易一样，根源不在于他们个人的星占表，而在于等级官僚君主制度的星占表。他们两人首先是绝对主义王朝的末代子孙，他们在道义上的灭亡是由他们因袭专制王朝的作风造成的，并且赋予后者特别不祥的性质。
有人可能提出这样的异议，亚历山大三世少喝些酒，他就能多活很长时间，革命就会碰上一个性格完全不一样的沙皇，他与路易十六毫无对应的地方。但是这样的异议一点也不能贬损前文已经提出的观点。我们完全无意否认个人在历史契机中的作用，哪怕是个人身上体现的偶然作用也一样。我们所需要的，乃是带有自己全部特性的历史人物不是作为单纯的心理学特征清单，而是作为从一定的社会条件中产生的并且对此做出反应的活生生的现实受到关注。仅仅因为博物学家指出了土壤和空气中哪些成分滋养它生长，玫瑰怎么会停止散发香气呢。同样的道理，把个人从社会根源中揭示出来，既不能祛除他个人的香气，也不能祛除他的臭气。
前面说到的有关亚历山大三世长寿的假设正好能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同样的问题。可以假定，亚历山大三世1904年不会同日本作战，这就可以推迟第一次革命的爆发。推迟到什么时候？很有可能，“1905年革命”也就是对各种力量的第一次检验、绝对主义专制的第一个缺口会导致径直走向革命的第二阶段即共和制阶段，乃至第三阶段即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关于这一点，只能提出一些多多少少令人感兴趣的猜想。但是，革命不是由于尼古拉二世的性格引发的，亚历山大三世也不能消除革命的任务，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容置辩的。无论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从封建制度向资产阶级制度过渡不经过暴力震荡是不可能完成的，只要提醒这一点就够了。我们昨天刚在中国看到的这种现象，今天在印度也将看到。最多也只能说，君主制度这种或那种政策，君主这种或那种个性能够加速或推迟革命的爆发，给革命的外表打上一定的印记。
进行非常愤恨而徒劳的顽抗的沙皇制度在无可挽回地输掉赌局的最后几个月、几个星期乃至最后几天，还在企图让自己支撑下去。如果说沙皇本人没有足够的毅力，那么皇后就弥补了这一不足。拉斯普京就是疯狂地为自我保全而斗争的那个集团的有用工具。即使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沙皇的个性也被代表过去时代的沉渣以及进行最后挣扎的集团泯灭了。直接面对革命的皇村上层的“政策”是由一只被围困的虚弱猛兽的反应组成的。如果驾驶高速行驶的汽车在草原上追捕一只狼，那只野兽最后就会气喘吁吁筋疲力尽地躺倒在地上。可是您如果试图给它套上项圈，那它就力图把您撕碎或者至少把您咬伤。在这种情况下，它还有别的什么反应吗？
自由主义者以为总会得到点什么。尼古拉不是及时同有选举资格的资产阶级达成协议并以此来预防革命（这就是自由主义对末代沙皇提出的控诉书），而是固执地拒绝做出让步，甚至在最后几天身处厄运刀口之下的时候，即每一分钟都是极其宝贵的时刻，他仍然在拖延，仍然跟命运讨价还价，以致错过了最后的机会。所有这一切听起来是多么恳切啊。然而很可惜，那么熟悉挽救君主制度正确方法的自由主义者却没有替自己找到这样的方法！
如果断言沙皇制度似乎在任何时候与任何条件下都不曾做出过让步，那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它也做过一些让步，那是在自我保全的必要性要求它这样做的时候。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后，亚历山大二世部分地解放了农奴，并且在地方自治、司法、出版、兴办学校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自由主义的改革。沙皇本人当时道出了自己改革的主导动机：自上而下解放农奴是为了防止他们自下而上地得到解放。在第一次革命的冲击之下，尼古拉二世恩赐了半部宪法。斯托雷平允许破坏农民的村社，以便为资本主义势力拓展活动范围。但是，只有在局部让步能维护整体即维护等级社会和君主制度本身的基础的界限内，所有这些改革对沙皇制度才有意义。一旦改革的后果开始越出上述界限，君主专制便不可避免出现倒退。亚历山大二世在其在位的后半期把前半期的改革抛弃了很多。亚历山大三世则沿着反改革的道路走得更远。1905年10月，尼古拉二世在革命面前退却了，后来他却解散了正是由他设立的杜马。革命刚刚出现衰退，他就发动了国家政变。如果从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算起，75年时间里各种历史力量的斗争时而在地下时而公开地进行。这些斗争远远高出个别沙皇的个人素质，并且以推翻君主专制而告终。只有在这一历史进程的范围内才能为各个沙皇及其性格与“传记”找到位置。
甚至最专制的暴君也很少能像类似“自由”个体那样任意给时局打上印记。他永远是那些按照自己的样式塑造社会的特权阶级的代理人。只要这些阶级还没有完成使命，君主专制就是牢固和自信的。它也就掌握着可靠的政权机关与没有限制地选择执行者，因为最有才干的人还没有转到敌对阵营去。君主也就可以亲自或者通过宠臣成为重大和进步的历史任务的贯彻者。可是当旧社会的太阳最终落下山去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特权阶级就从民族生活组织者变成了寄生的赘瘤。他们失去了自己的领导职能以后，也会丧失自己的使命意识和对自身力量的信心。他们把对自己的不满化作对君主制度的不满，于是专制王朝陷入了孤立：由完全忠于它的人组成的圈子缩小了，他们的水平也降低了。同时危险却在不断增长。新兴的力量也挤了进来。君主制度丧失了无论何种形式的主动创造精神，于是它防卫，它抵抗，它撤退，它的行为是最简单的无意识反应。半亚洲型的罗曼诺夫专制王朝也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
这样说吧，如果把濒临死亡的沙皇制度放进纵向剖面进行观察，就可以看出尼古拉是连根退入毫无希望和备受谴责的过去的那个集团的核心人物。而在历史悠久的君主制度的横向剖面上进行观察，尼古拉就是专制王朝链条上的最后一环。他最近的先人在当时也进入了家族-等级-官僚集团，只不过这个集团的范围要广一些。为了让旧的社会制度避免业已降临到它身上的命运，他们试验过各种各样的措施与手段，结果却把一个腹中已经怀上了革命胎儿的混乱无序的帝国传给了尼古拉。如果说留给他还有选择余地的话，那也是在各种不同道路之间选择毁灭罢了。
自由主义梦想英国式的君主制。可是，议会制度难道是经由和平的进化途径在泰晤士河上发育成熟的吗？或者说是个别君主的“自由”天性结出的果实吗？不是，它是作为历时几百年的斗争结果而出现的，而且在斗争中有一个国王把自己的脑袋留在了十字街头。
前面谈到过的罗曼诺夫一家与卡佩一家之间的历史—心理比较凑巧完全可以延伸到第一次革命时代的英国国王夫妇那里去。为传记作者和历史学家以或多或少的根据描绘出的路易十六和尼古拉二世的那些特点，在查理一世身上基本上体现出了它们的结合。蒙塔古写道：“查理一世总是显得萎靡不振，在无力进行反抗的情况下，尽管不情愿，但是为了欺骗，他还是会做出让步，结果既没有赢得声望，也没有赢得信任。”另一位历史学家评论查理·斯图亚特时说道：“他不是一个愚钝的人，但是缺乏坚强的性格……他的妻子，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妹妹亨利埃塔，一个身上浸透的绝对专制思想比查理还要多的女人，替他扮演了厄运的角色。”我们不打算对这第三对（按年代顺序是第一对）被国民革命碾碎的国王夫妇进行详细的评述。我们只想指出，在英国，人们的仇恨首先集中在身为法国女人和天主教徒的王后身上，指控她同罗马进行勾结，与爱尔兰叛乱分子有秘密联系，而且在法国宫廷时就曾玩弄阴谋诡计。
但是，英国至少有好几个世纪让自己支配。它是资产阶级文明的先驱。它没有处在外族的压迫之下，相反它把越来越多的其他民族置于自己的压迫之下，它剥削整个世界。这种境况缓和了国内矛盾，滋长了保守主义，促使大量脂肪以大地主寄生阶层、君主政体、上院与国家教会的形式稳定地沉积下来了。由于英国资产阶级发展与众不同的历史特权，因此与弹性结合起来的保守主义也就从制度发展成了风尚。这种现象即使到了今天也仍然为如同俄国教授米留科夫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那样一些形形色色的大陆庸人所激赏。然而正好是在目前，即英国耗尽了自己昔日特权的最后资源，它在全世界感到憋闷发紧的时候，保守主义甚至是通过工党成员失去了自己的弹性，从而变成了寡廉鲜耻的反动派。面对印度革命，“社会主义者”麦克唐纳没有找到除了尼古拉二世反对俄国革命用过的手段之外的别的什么手段。只有瞎子才可能看不到，大不列颠正在迎面走向巨大的革命震荡。它残存的保守主义，它的世界统治，还有它现今的国家机器将在这场震荡中消失得无影无踪。麦克唐纳在准备革命震荡一事上所起的作用丝毫也不亚于当年的尼古拉二世，而且无论如何也不比后者更少一些盲目性。就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正是关于历史进程中“自由”个体作用问题的不错实例！
可是，在发展落后的俄国，在处于欧洲各民族尾端和立足于薄弱经济基础之上的俄国，制造出了“弹性保守主义”吗？后者明显是专门适应自由主义教授及其左翼影子即改良的社会主义所要求的社会形态的。俄国落后得太久了，致使世界帝国主义把它放进夹钳之中时，它不得不按照大大缩短的方针走过自己的政治历史。如果尼古拉迎合自由主义并且用米留科夫来取代施秋梅尔，那么事态的发展会在形式上显示出某些区别，但是在实质上是没有什么不同。要知道路易正是通过让吉伦特派掌权这种途径经历革命的第二阶段的，这样做既没有让路易，后来也没有让吉伦特党人免却上断头台的命运。不断累积起来的社会矛盾必定会向外爆发，爆发以后就会把自己的清除工作进行到底。在终于把自己的苦难、贫困、屈辱、恐惧、希望、幻想与目标统统搬上露天舞台的人民群众的压力面前，君主政体与自由主义的上层结合仅仅具有插曲的意义。它也许可以影响到各个场次的顺序，也可能影响到幕数的多少，但是一点也不会影响剧情的总体演变，更不可能影响君主与自由主义可怕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