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任何分类系统一样，DRGs不能完美地根据预期的资源需求将患者分组。许多卫生保健服务都是高度个性化的，所以并不能直截了当的定义一个“标准化的卫生保健服务包”。如果卫生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差异是随机的，这不会造成医院支付的问题；但是如果提供者之间的差异是系统性的，那么支付制度可能会变得不公平甚至刺激医院进行高编码或推诿高成本患者。然而，如果支付方和医院共同分担这种风险，这些不利后果是可以避免的（详见第二部分以及第五章和第六章）。

在一些国家，医院的数量可能不足以确保价格不受各家医院成本的支配。这包含两个意思。第一，监管者可能无法确定成本是否受到了低效率行为的影响，尤其是如果只有一两家医院提供该种服务。这样基于DRGs的医院支付就有可能变成基于成本的支付——几乎没有提高效率的激励。第二，这种支付形式可能会刺激服务提供者之间在上报行为或降低成本上合谋。如果提供者很少，他们对彼此之间的行为比较清楚，则合谋的可能性会增加。这种合谋将限制基于DRGs的医院支付提升医院效率。德国的数据是在抽样的基础上收集的，其样本必须是代表全部医院的，否则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的支付（详见第五章和第十四章）。

基于DRGs的医院支付采用简单的计费单元方法，直接激励服务提供方来提高卫生服务量。如果边际成本低于边际收益，提供者做得越多，他们的财务盈余/利润更大。因此，医疗服务活动量的增加，给支付方的预算带来严重压力。于是，一些国家试图通过在总额预付框架内运行DRGs支付来控制支出（例如，加泰罗尼亚和瑞典，分别见第二十二章和第十九章）。研究发现，法国在控制支出方面，地方层面的协议比宏观层面的机制更为有效（详见第十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