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不要问为什么，原因总比机会晚来很久
我中学没毕业就直接工作了，在一家股票交易所做记价员，记价员的工作就是负责把成交价格、成交量更新到客户室的报价板上。我对数字很敏感，上学期间，学了一年本来需要三年学完的算术内容，我尤其擅长心算。有一个客户经常坐在行情收录器旁边把最新价格大声读出来，对我来说，他读得很快，但我能从容地跟上他，我一向很容易记住数字，一点儿问题也没有。
交易所里还有很多其他同事，当然，我和其中一些交上了朋友。当市场交易活跃的时候，从早上10点到下午3点我都没有时间和他们聊天，但在工作时间我也不喜欢聊天。
但是，市场的嘈杂并不妨碍我思考。对当时的我来说，那些报价并不代表股票价格，它们只是数字。当然，它们必然是有涵义的，因为它们总是在变化。我最感兴趣的只是“变化”，至于它们为什么会变，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从来没想过为什么，我只是看见它们在变。数字总是在不停地变化，而我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5小时、星期六2小时所要关注的，只是这些变化。
我开始对股价行为产生兴趣。我对数字的记忆力不错，可以记住股价在上涨或下跌的前一天是什么样子的，我对心算的爱好也派上了用场。
可以这么说，我注意到在上涨或下跌前，股价总会呈现某些“习惯”，一种特定的模式。相同的情形总是在不断重复，一遍又一遍，这些重复给了我指导，让我有了预测的能力。虽然当时我只有14岁，但是我已经默默地观察了数以百计的实例，我开始把今天的行情和昨天的进行比较，来检测那些规律是否正确。不久我就开始预测股价的动向，而我唯一的依据，正像我刚刚说的，是股价之前的表现。就像有内线消息一样，我看着价格朝着我预测的方向发展。我还给当下的趋势计时，你知道“计时”是什么意思。
我很快就明白了另一个道理：华尔街没有新鲜事，因为投机像群山一样古老，股市上今天发生的事，过去曾经发生过，将来也必然再次发生；我一直牢记这一点。我必须努力记住它们是什么时候怎样发生的，我必须努力记住，因为经验可以让我在交易中少交学费。
我很喜欢我的游戏，急切地想预测活跃数字的涨跌，所以我买了一个笔记本，把我观察到的信息记录在里面，我也记录自己是否预测成功了。我的兴趣不只是预测数字的起落，我更热衷于验证我预测成功的概率有多大，也就是我的正确率有多大。
我发现，如果把行情收录器作为唯一的判断依据，我就有七成的胜算。我只是对数字变化的规律感兴趣，而不是在做虚拟交易。虚拟交易中，人们会突然觉得自己赚了几百万但又兴奋不起来，或者突然觉得自己会赔几百万却不担心自己会进救济院。我只是对数字的起起伏伏感兴趣，这是我的爱好。
比如说在研究了一只活跃股一天的波动后，我就可以断定，这种波动以前也发生过，之后它会突破当前价位8-10个点。通常我会在星期一记下股票的名称和价位，参考它之前的表现，然后预测星期二和星期三它会怎么走，然后我会对照行情收录器验证我判断得对不对。
以上就是我对行情收录器产生兴趣的过程，我想知道它到底要告诉我什么信息。当然，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波动预示着涨跌。股价的波动总是有原因的，但行情收录器不会告诉你它为什么这么动而不那样动，它不做任何解释。在14岁时，我并没有问记录器为什么价格会这么动而不那么动，现在我40岁，我仍然不问。今天，股价涨跌的原因也许两三天、几周甚至几个月之后你也不知道；但是，知道了有什么用，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你需要在现在采取行动，而不是明天再干。原因可以以后再找，至于现在，你要么立刻行动，要么丢掉机会。我可以回忆起很多次，我因为没有立刻采取行动而丢掉了机会。你记得几天前市场上其他股票已止跌回稳，空管公司（Hollow Tube）的股票却又下跌了3个点。这是你第一时间看到的事实，是结果。在第二个星期一你看到报道说股东们没有分红。这是你后来知道的情况，是原因。股东们知道股价会怎么发展，虽然他们自己没有卖出，至少没有买进，内部不撑盘，股价没有理由不跌。原因比事实迟到了很久。
我在笔记本上大概记了六个月的备忘录。每天干完活儿我并不直接回家，而是记下那些我想研究的数字，研究其变化，并一直寻找完全重复或表现相似的波动——尽管当时我没意识到，但是我已经在研究如何解读行情了。
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吃午餐，一个比我年长的同事跑过来，悄悄地问我身上有没有带钱。我问：“干什么？”他说：“是这样的，我有伯灵顿（Burlington）的内幕，如果有人愿意跟我一起干，我就玩一把。”
“玩一把？什么意思？”在我的脑子里，能玩这种游戏的人都是那些顾客，那些有大把大把钞票的冒险家，因为玩这个游戏需要几百甚至几千美元，而那样的人基本上都有私人马车，马车夫也都戴着丝绸做的帽子。
他说：“玩一把就是过过瘾呗。你带着多少钱？”
“你要多少？”
“嗯，有5块做保证金，我就可以买5股伯灵顿。”
“你准备怎么玩？”
“我想把这些钱放给空壳证券公司做保证金买伯灵顿，能买多少就买多少。一定能赚，就跟从地上捡钱一样，我们的钱马上就能翻番。”
“等一下。”我对他说，然后掏出了我的笔记本。
我对钱翻番并不十分感兴趣，但是既然他说伯灵顿要涨，我的小本也应该显示出来。我查了查，没错，根据我的记录，伯灵顿表现得像之前涨前一样。当时，我还从没做过任何交易，也从来没有和别人一起赌过什么。但我想这是个好机会可以检测我的工作兼爱好是否准确。我立刻想到，如果我的预测在实际中不管用的话，那么这套理论就不会让任何人感兴趣了，我也就不会接着玩下去了。所以我把所有的钱都掏给了他，他带着我们凑起来的钱跑到附近一家空壳证券公司买了一些伯灵顿。两天后我们套现时，我分到了3.12美元的利润。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交易，之后我开始独自在空壳证券公司里做交易，我总是在午餐时去买或卖。我对买或者卖并不特别在意，我只是在根据自己总结的理论玩，不是在买卖自己喜欢的股票，也不依靠别人的建议或所谓的内幕。我知道的只是数字，只是股价的算术规律。实际上，我的方法是在空壳证券公司交易的最佳方法，交易者唯一要做的就是根据行情收录器上的波动下赌注。
不久之后，在交易中赚的钱超过了我做记价员赚的工资，所以我辞掉了工作。家人虽然反对，但看到我赚的钱也就没有过多指责。我只是个孩子，做记价员挣不了多少钱，可做股票交易却挣了不少。
15岁的时候我赚够了人生的第一笔一千美元，几个月就赚了这么多。我把这一千美元的现金——其中包括之前已经带回家的钱——放在母亲面前的时候，她开始说一些奇怪的话。她说我可能会禁不住诱惑把钱花掉，所以想让我存到银行去；她说她从没听说过哪个15岁的男孩能空手赚到这么多钱；她甚至不相信那是真正的钞票；她经常因为这么多钱而担心、抑郁。但是对我来说，只要能让我一直玩这个游戏，验证自己推测得对不对，别的也就无所谓了。我所有的乐趣就是，用脑子做正确的推断。如果我买10股，结果证明我的推断是正确的，那么买100股我就10倍正确。这就是保证金多寡的意义。买100股比买10股需要更多的勇气吗？不。两者没有什么不同。
总之，15岁的时候，我已经在股市赚了不少钱，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一开始我在一些较小的空壳证券公司里交易，在这种地方，如果你一笔交易20股就会被认为是乔装打扮的约翰·盖茨或微服出行的摩根。空壳证券公司是个暴利行业，从不让顾客高兴，他们不需要那样做，即使客户把股价走向猜对了，他们也有的是办法把客户的钱吞掉。即使空壳证券公司合法经营，我是说他们循规蹈矩地做事，只要空壳证券公司存在，只要在空壳证券公司里，价格的波动都自然地会让小额交易的客户爆仓。价格只需向不利于客户的方向挪3/4个点，客户还没来得及反应，保证金就已经血本无归了。如果有人赖账，那他就永远不能再进入这个游戏，没有资格再交易了。
我不和人合伙。我自己单干，只凭自己的脑子赚钱，不应该这样吗？股价朝我预测的方向发展，并不是因为有朋友或伙伴帮忙；股价朝不利的方向发展，也没有好心人能让它停下来。所以我不需要把我的交易告诉任何人。当然，我有不少生活上的朋友，但做股票我总是独来独往，这本来就是一个人玩的游戏。
那时候空壳证券公司总找我的麻烦。在我开始交易不久，空壳证券公司就因为我总是赚他们的钱而不痛快，当我把保证金堆在柜台上时，他们只是盯着钱而不动手，他们会说今天不开门营业。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有了“抢钱小子”的外号。我不得不频繁地换公司，从一家空壳证券公司换到另一家，甚至被迫使用假名。而且，刚到一家新公司的时候，我只能买卖15-20股做伪装。而被怀疑的时候，我就会先输些钱给他们，然后再一下子叮死。当然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我这个客户太能挣钱了，然后逼我走人，告诉我不要再在他们那儿交易，不许我妨碍他们的正常生意。
有一次，我在一家大型空壳证券公司仅仅做了几个月，他们就拒绝再让我进门了，但是我打定主意必须从这家公司多拿些钱出来。这家空壳证券公司的分店遍布全城，无论市内的酒店大堂还是郊区都有他们的分店。我去了一家酒店大堂分店，问了分店经理几个问题，最终决定在这家做。但是，当我开始用我特有的方式操作一只活跃股时，分店经理收到了总部的电话，问是谁在做这只股。分店经理向我转达了总部的询问，我对他说我叫爱德华·罗宾森，剑桥人。他回复电话那头说是好消息，不用担心。但是电话那头想知道这个人长得什么样。我告诉经理：“告诉他我是个矮胖子，黑头发，大胡子。”但是他没有按我说的回复，而是描述了我真正的模样。他听着电话，然后脸开始变红，最后他挂断电话，告诉我赶快滚蛋。
“他们跟你说了什么？”我非常礼貌地问他。
“他们说：‘你这个傻×，难道我没有告诉过你不能把拉里·利文斯顿放进来吗？你让他从我们这儿弄走了700块！你他妈是故意的！’”他没接着说下去。
我把其他分店一个一个地都试了一遍，但是他们都认识我，不接受我的保证金，所以我的钱也就无用武之地了。就连进去看看行情收录器也会招致店员的冷言冷语。我试图各个击破，单独约见他们，想让他们允许我做长线，但是没有什么效果。最后只剩下一家可去了，那是世界一家空壳证券公司最大、最有钱的分店。
世界一家空壳证券公司是一所顶级的空壳证券公司，生意做得非常大，新英格兰的每个工业城市都有分店。开始的时候，他们并没把我当回事儿，我去做交易，买进卖出，几个月有赔有赚。但是最终他们也和别家一样了。他们并没有像之前那些小公司一样直截了当地拒绝我，不让我交易。啊，但是那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公平开放的精神，而是因为他们担心，拒绝和一个碰巧儿赚了点儿钱的小伙子做生意是件不光彩的事儿，万一让公众知道了，必然有损他们的名声。但是，他们采取的措施更加可恶：他们要我付三倍的保证金，溢价开始是1/2点，接着是1点，最后变成了1 1/2点。这是恶意设置的障碍！但是，这是唯一一家愿意让我做交易的空壳证券公司，我要么接受条件，要么洗手不干了。
当然，我时赚时赔，但总体上我是个稳稳当当的赢家。虽然世界一家强加给我的条件足已把任何人扫地出门，但是他们仍然非常不满。他们想给我设套，但是套不住我。我总能逃掉，就像躲避圈套是我的一种本能一样。
我之前说过，世界一家是我最后的胜地，它是整个新英格兰最有钱的空壳证券公司，所以他们向来不限制谁做交易。我想我是他们顾客中手笔最大的一个，我是说那些每天都来的稳定顾客中手笔最大的。他们有我所见过的最上档次的交易厅和最完备的报价板。报价板从大厅这头铺到另一头，囊括你想知道的任何报价和任何信息：纽约和波士顿证交所里的股票，从棉花、小麦到日常用品和五金，总之，从纽约、芝加哥到波士顿、利物浦，所有地方能够买卖的所有东西这里都有。
你知道客户是怎么在空壳证券公司里做交易的吧？你把钱交给一个营业员，告诉他你想买或卖哪一只，他会看一眼行情收录器或报价板，把价格记下来，当然，是最新的价格。他还会把时间写在交易单上。这样，有时间有价格，这张交易单记录着股票的名称、股数、交易日期、时间以及成交价，不过它看起来更像是他们在哪一天什么时间赚了你多少钱的记录单。当你想平仓的时候，你就跟营业员说，这位营业员就会记下最新的成交价，如果你的股票并不活跃，他可能会等行情收录器显示新的数字之后再写。他记下你了结头寸的价格，盖个章，把交易单还给你，然后你就可以去柜台该换多少钱就换多少了。当然，当市场形势不利，股价突破了你的保证金能承受的范围，你就会自动平仓，而你的单子也变成了废纸一张。
在小型空壳证券公司里，人们可以少买少卖，5股都行，交易单是不同颜色的纸条。当市场处于狂牛市的时候，空壳证券公司会损失惨重，因为所有客户都在做多头而且总赚钱。这时，空壳证券公司会买卖双向收取手续费。
但世界一家是新英格兰最好的空壳证券公司，有数千的恩主，我确实觉得我是唯一让他们害怕的人。超高的溢价和三倍的保证金都没有减少我的交易量。他们给我设定了最大交易量：5000股，不让多做，所以我很多笔交易都是5000股。
啊，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一件事。那天，我做空了3500股美国制糖（Sugar），持有七张500股的粉色交易单。当然，他们是从来不要求客户追加保证金的。保证金越少，对他们越有利，因为他们最赚钱的模式就是客户爆仓。
好了，言归正传，我记得那天我有约一万美元的保证金。我赚到一万美元现金时只有20岁。你也一定还记得我母亲的话，或许同意她的观点，一万美元现金非常多，除了石油大王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谁会随身带那么多钱？她经常告诉我她已经对我很满意了，希望我做一些正规生意。我费了很大功夫才说服她我并不是在赌，我只不过在靠自己的计算能力和预测能力赚钱。在我母亲眼中，那是一万美元的巨款，而在我眼里，那却只是一万美元的保证金。
我以105 1/4的价位做空了3500股美国制糖。交易大厅里另一个人做空了2500股，他叫亨利·威廉姆斯。我经常坐在行情收录器旁边，为记价员大声念出价格来。正像我起初预料的一样，股价行为是这样的:急跌几点，然后停一下，仿佛是另一次急跌前的盘整；市场整体表现相当疲软，各种情况都表明我必能大赚一笔。但是，这只股票表现出的犹豫不决是我始料未及的，它突然让我感到有些不快。我开始觉得不舒服，我想我应该马上平仓离场。这时的价位是103，这个交易日的低点，我本该壮志满怀，但我却觉得很怪，有点儿不安。我知道，一定在什么地方出了什么差错，但我不知道是哪里出了什么问题。如果要发生什么事儿，但是我又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就没办法保护自己，所以，我想我最好还是赶快离场。
你知道我从不盲目行事，我不喜欢盲目，也从不盲目。甚至当我还只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但是这次我给不了自己明确的理由，我只是感到非常不舒服，这种感觉让我受不了了。我把一个熟人叫过来，他叫大卫·威曼，我对他说：“大卫，我想让你帮个忙，你替我盯一会，在你报美国制糖的下一成交价之前，稍微停一下，好吗？”
他说好的，然后我让出行情收录器旁边的位子，他坐在那里，为记价员念出最新的价格。我从口袋里拿出那七张美国制糖的卖单，走向做平仓的柜台。但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平仓离场，所以，我只是靠着柜台，站在那里，我把交易单捂在手里，免得让营业员看到。没过多久，我听到电报机一阵叮叮当当响，汤姆·本汉姆，那个营业员，立刻把头转过去听。然后，我感觉仿佛有什么人在酝酿什么，我决定不能再等了。正在这时，行情收录器旁边的大卫·威曼开始报价：“美国制……”他还没报完我就像闪电一样把交易单摔在柜台上叫道：“平掉美国制糖！”因为大卫还没报完，所以汤姆当然必须按上一成交价给我平仓。大卫报的价格仍然是103。
根据我的预测，美国制糖这时应该已经跌破103点了。然而这次我的预测机制失灵了，我有一种预感：这里面有猫腻。那个电报机现在不顾一切发了疯似的一个劲儿地咔嗒咔嗒响，而我发现汤姆·本汉姆，就是那个营业员，把我的交易单放在一边，迟迟不在上面作记录，只是专心去听电报机的咔嗒声，像是在等待什么发生。于是我朝他大喊：“嘿！汤姆，你他妈到底在等什么？快在我的交易单上把价位记下来！103点，麻利点儿！”
大厅里每个人都听到了我的叫声，开始朝这边张望，探听发生了什么事情。世界一家以前从没赖过账，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以后就不会，谁也不能打保票。一旦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就会像挤兑一家银行一样挤兑空壳证券公司。只要有一个客户起疑，其他的客户就会纷纷怀疑。所以汤姆只好绷着脸转过来，在我的单子上记下：“于103点平仓。”然后拉长着脸，把那7张交易单递过来。
从汤姆的柜台到出纳员的座位距离差不多只有两米的距离，我还没走到出纳员的座位拿钱，大卫·威曼就激动地报出行情收录器上的价格：“天啊！美国制糖108！”但对于世界一家公司来说，这一切还是太迟了。我大笑着对汤姆说：“还是晚了一步，是吧，老兄？”
很明显，这是个圈套。亨利·威廉姆斯和我总共做空了6000股美国制糖。这家空壳证券公司拿着我和亨利的保证金，当时交易厅里应该还有不少人做空了美国制糖，所以总共可能有8000-10000股的空头。如果世界一家公司拿着这2万美元的保证金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拉抬价位，就可以把我们全都逼出局。在那个年代，当空壳证券公司发现许多客户都盯着同一只牛股时，往往会在交易所里找个作手，打压股价，直到超出客户保证金能承受的限度，使客户爆仓。空壳证券公司只需交易几百股，亏几个点，就能赚几千块。
这就是世界一家公司用来对付我和亨利还有美国制糖其他空头的方法。他们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作手把价位抬高到了108点。当然，价位旋即回跌，但是亨利和其他许多客户就这样爆仓了。但凡市场上出现出人意料的急剧波动，紧接着又急剧恢复正常，那时的报纸把这种现象叫做“空壳证券公司的赶市”。
最讽刺的事情是，就在世界一家企图算计我之后不到十天，一个纽约的股票作手让世界一家损失了7万美元。这个人当时如日中天，在市场上相当有影响力。他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因在1896年的布赖恩金融恐慌中做空一举成名。他为了实施自己的操作计划，常常不惜牺牲其他会员的利益。证券交易所有明文规定不能这么做，所以他总是与证交所的制度对着干。有一天，他想，谋取部分空壳证券公司的不义之财，证交所不会有什么意见的，而警察局也没法起诉他，因为空壳证券公司本身就不合法。于是，他派了35个人乔装成客户去了世界一家的总部和较大的分店。这35个人在同一天的同一时间以最大限额做多同一只股票，并按指示在特定的利润点全部卖出脱手。他需要做的就是，在朋友圈里散播这只股票利多的消息，然后煽动证交所里的场内交易商抬高股价。因为很多人都很信任他，所以这两条足够达到目标了。行动前很久他就精心挑选了最合适的股票，所以他们毫不费力就把股价抬高了3-4个点，而此时他派去的那35个人就按计划套现。
一位老兄告诉我，除去给那35个人的报酬，这个作手最后净赚了7万块。在国内，他多次上演了同样的把戏，狠狠地教训了从纽约、波士顿、费城、芝加哥到辛辛那提和圣路易斯的那些大空壳证券公司。西部联合（Western Union）是他最宠爱的股票之一，因为这只股票处于半活跃状态，让它起伏几个点非常容易。他的手下会按事先约定好的价位买入西部联合，股价涨2个点就卖出，然后转手做空，再赚3个点的利润。
顺便提一下，后来我听说那个人死的时候一贫如洗，而且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他了。如果他改在1896年死的话，纽约所有报纸的头版都会给他留至少一个专栏的位置，不过，他没有，所以只有一家报纸的第五版给他留了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