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的绿色中国(1)
（2011年9月23日）
安西娅：胡教授您好，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和您交流。今天您发布了您的新书《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2)，阐述了您对于2030年中国发展情况的看法和理解。我们对于其中有关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方面很感兴趣，希望借这个机会与您探讨一下，您认为2030年中国在可持续发展建设方面将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胡鞍钢：我也很高兴有机会和你们见面并探讨这一主题。在这本书中，我提到2030年的中国，在迈向共同富裕的同时，也在向着理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乃至“世界大同”稳步前进。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不仅有和平、富裕、和谐等一些传统文化中的美好愿景，也包括一些现代社会的热点，其中便有绿色发展和气候变化这一主题。
我在这本书中也特别提到了“绿色中国”这一主题，并且把它作为单独一章进行研究，足以见得我们对于绿色发展的重视。而绿色发展分为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森林资源。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迅速从一个森林“赤字”国家转变为一个森林“盈余”国家。我拥有1948年至2030年的相关数据，从森林面积、覆盖率、森林蓄积量以及二氧化碳吸收能力等方面都可以证明中国的森林事业正在快速发展。过去十年我一直在给国家林业局提供政策建议和评估报告，我将当前中国绿色发展“新政”归结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98年开始，由时任总理朱镕基同志负责并发动；而另一阶段则从2008年开始，当时中国正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由温家宝总理负责，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第二个方面是水利建设和水资源。中国的水资源消耗量一直在增长，但在过去十年，尤其在农业用水方面已经达到了顶峰并开始回落。占总用水量的比例也由最初的90%下降到现在的60%左右。所以在未来，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的用水总量在绝对数值上出现下降。因此通过水资源高效集约利用，尤其是对于城市工业用水的控制，我们可以提前实现经济增长和水资源消耗的脱钩。
第三个方面是空气质量。国家在“十一五”期间已经明确提出，空气污染物绝对量至少应该有8%—10%的减少。我认为未来的20年中，主要空气污染物（硫化物、化学耗氧量等）指标在绝对数值上会出现明显下降。同样出现和水资源部分类似的脱钩。
第四个方面是生态安全。基于国家发改委去年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其中非常重要的亮点就是生态安全问题。中国“两屏三带”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构建便是最有力的佐证。中国正在积极保持并扩大提供生态资产、生态服务和生态安全的绿色空间，包括林地、草地、河流湖泊和湿地的保有量和总面积都要有所增加。这反映了中国已经从以高昂生态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模式中走出来，而采取了更加可持续、更加绿色的发展模式。
安西娅：您刚才提到了中国有很多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建设项目（指“两屏三带”——译者注），那么它们主要是以国家公园的形式存在和运行吗？
胡鞍钢：并不是这样，事实上中国的国家公园大约只占国土面积总量的4%，但自然保护区却占到生态资源总量的大约14%，如果将森林和草地也算在内，总量可能会达到40%左右。但自然保护区并不以经济营利为主要目的，它们的核心任务是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这和国家公园的情况有所不同。生态区的建设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发展生态友好型社会。占全国3%国土的城市化工业化区域创造了大约90%的GDP和税收。因此发展好生态环境，可以有助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构建科学的国土空间格局。
我们继续刚才的问题，我认为第五个方面是绿色能源的开发利用。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能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大大快于世界平均水平。自2000年起，中国的单位GDP能耗已经与美国趋同。中国迅速地完成了能源粗放利用到集约利用的转变。未来20年，中国有望继续保持能源消费的低增长，单位GDP能耗将长期低于美国，而能源利用效率将领先于美国。同时我认为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绿色能源投资国，去年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已经超过美国，今年有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同时中国也会成为最大的绿色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出口国以及相关设备的生产国和出口国。
第六个方面是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我的观点是中国一旦达到碳排放的峰值——我认为中国会在“十一五”到“十四五”这二十年中碳排放不断增加，在2020年，最迟不超过2025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这同时要取决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沟通和合作。这一点已经在之前的“十一五”的研究中得到证实。比如在经济增长指标这一方面，中央政府设定了年均7.5%的目标，但绝大多数省份是增长超过了这一中央目标。而在节能减排方面中央提出要削减20%，实际上有很多省低于这个数值，据统计，“十一五”期间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省份有28个。所以我相信（今后）也会一样。因此得出了大约需要四个五年计划（从“十一五”至“十四五”)中国达到其碳排放的顶峰。如果我们采用平价购买力指数进行计算，到2030年，中国将实现碳排放绝对数值的减少。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但问题的核心仍在于中国何时能够尽快达到碳排放峰值。在这里我提出中国需要从黑色现代化转变为绿色现代化，即实现从世界最大“黑猫”到世界最大“绿猫”的转变。在这本书里，我借用了邓小平同志的“三步走”来描述中国的绿色现代化过程。第一步从2006年到2020年，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要使经济年均增长率保持在7%—8%左右。这一点也很重要，很多分析都显示，一旦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两位数，中国的能源消耗会显著增加，因此二氧化碳排放量也会增加。第二步从2020年到2030年，这一阶段则以大幅度减排为主。如果政策得当，我个人希望，到2030年，中国的碳排放可以达到2005年的水平。第三步从2030年到205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继续下降，达到1990年水平的一半。
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中国的产业结构比重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将从一个工业主导的国家转变为一个服务业主导的国家。我们可以好好利用这一机会减少工业占GDP的比重。我们以北京为例，上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仍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制造业占经济的比重很高。但现在，服务业占到北京经济总量的75%，这一比例已经和纽约、东京等世界大城市一致。而上海这一比例也占到了56%。因此如何增加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这一问题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研究重点。而服务业也会增加大量的就业岗位。同样以北京为例，2003年到2009年，北京净增加的就业岗位大约在500万。因此服务业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和就业密集型产业。
安西娅：您提到了就业问题，在澳大利亚，尽管工业比重没有像中国这么大，但人们在工厂，特别是规模较大的工厂关停时，仍会产生对于就业的忧虑。虽然长期以来我们的工业比重逐渐减少，但是因此失业率也有一定的上升，我想请问在中国这一关系是否也十分敏感，处在制造业的工人，是否会相信服务业比重的增加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呢？
胡鞍钢：我想通过一个横向的比较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三个城市，北京、上海和天津。北京相比于其他两座城市，无论在能源使用率、碳排放强度还是就业率上都更具有效率。自从2002年，我便开始建议中国政府采取新措施从可持续发展转变为绿色发展。而在“十二五”规划中，绿色发展已经被明确提出。我认为，绿色经济、绿色能源、绿色发展和绿色工业应该成为中国政府参与“绿色工业革命”的几个主要着力点。我认为这是继蒸汽机革命、电气革命和信息革命之后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而这一点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认同。
安西娅：您认为中国工业在2030年占全国经济的比重将达到多少呢？
胡鞍钢：根据我们的研究资料，我预计2030年中国的工业比重将占GDP总量的三分之一；工业就业人口将在2030年占总就业人口的31%左右；而知识密集型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占GDP的比重将能够达到35%左右。中国政府采取了非常明确的政策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我们也认为这些政策会起到相应的作用。最近，中国政府发布了七个“战略新兴产业”。预计到2020年，这七大产业将占到经济总量的15%左右，形成四个支柱产业（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产业以及高端装备制造业）和三个先导产业（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我将这称为“绿色大跃进”。当然我希望结果和之前的完全不一样。（笑）在这里我只是提供一些背景情况。这反映了中国如何在世界的绿色工业革命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同时扮演好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中国政府对此也表现出很强的政治意愿，李克强副总理直接分管这七大战略产业，也反映了中央对于它们的重视。
安西娅：对于贵国政府在绿色发展方面的决心和政策，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这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也十分重要，而且碳排放指标也是在所有关于气候变化模型中最核心的一项数据。我们很高兴看到中国能在2020年到2025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但是一些澳大利亚的研究模型则显示中国的碳排放（在2025年之后）还将继续增长。当然他们没有像您一样细致分析了中国政府本身的意愿。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仅有美好的意愿，正如我们的政府有时提出的那样，往往是不够的。你认为中国政府会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来完成它所设立的各项目标，如碳排放、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政策预期呢？
胡鞍钢：我认为政府的政策思路是很清晰的。第一个便是政府将“十二五”规划的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7%左右，而不是盲目追求高速增长，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奠定了一个适度增长的基调。第二个是提升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至少4个百分点。两年前在我对“十二五”规划的政策建议时仅有3个百分点，而如今调整为4个百分点，这反映了政府不仅希望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来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也体现了增加就业的要求。第三个是提升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从目前的11%到达2015年的14%和2020年的20%。但是我们的政策目标则是在2020年达到15%。我认为（将2020年认为能达到20%——译者注）原因在于欧盟在2020年要达到两个“百分之二十”，一个是20%的可再生能源使用率，另一个则是20%的碳排放量减少。而中国需要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比如欧盟。如果中国政府具有强烈的意愿，那么落实效果一般都会很好。第三个则是政府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统计数据体系。不仅是能源消耗，碳排放量等数据也应该包括在内；不仅以年鉴形式发布，还要以半年甚至季度为周期发布相关数据。从“十一五”中我们发现，很多指标被称为“合同指标”，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落实方面达成“合同”，这样的行政效率很高。同时政府下决心关闭了一大批高污染的工业和过剩产能。因此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不是用一只手，而是用两只手在抓，即政府的手和市场的手。而现在，这种“政策合同”被更广泛地应用于节能减排方面。自从2006年开始，这种模式便有了大幅度的增长，我们有充分的数据资料支持，例如在这个五年计划中，清华大学自己也必须减少一半的能源消耗量。而减排的过程则基于市场机制这一只手，绝大多数合同是同企业签订的，也包括外国在华企业、合资企业等。而另一只手，就是政府方面，所有的公共机构（医院、大学等）都必须减少20%至30%的能源消耗。现在国家也对新建建筑以及旧建筑翻新的能源消耗有了严格的规定。因此我认为中国政府在应对能耗问题时不仅是有一种武器，而是十八般兵器俱全，甚至包括“核武器”（核电）（笑）。这也反映了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决心。
安西娅：您认为什么因素最有可能导致这些目标最终无法实现，或者说您认为什么因素是对于达到这些减排目标最大的威胁？
胡鞍钢：由于“十五”计划中减排目标没有达到，导致国务院下定决心坚决地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这也成了贯彻后续政策的一个突破口。我们也能利用一些指数来测量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产业的减排情况。今天上午我刚刚读到我同事的一篇报告，这篇报告不仅从全国角度，也从不同产业、不同地区等多个角度分析总结，最终评估出我们“十一五”计划中的目标是成功实现了。即使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们一直说办法总比困难多。五年前没有任何人会相信中国能够实现这些目标。2006年温家宝总理公开明确提出，如果（减排）目标没有实现，那么他就要首先负责任。但现实是我们成功达到了目标。而且中国正在建立一整套制度体系以巩固现阶段取得的成果，其中便包括“十二五”期间我们要建立碳排放交易机制。这一切都是很迅速的。因此中国一直在使用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来达到政策目标。
同时对于中国来讲，能够吸收和借鉴国际先进的、能源节约的技术、设备和体系也十分重要。中国在结合这些国际经验的同时也做到了将它们本土化以适应国内需求。比如以华锐公司为例，它成立于2006年，主要生产风电设备等服务，但在2008年，仅仅过去两年时间，它已经是全球第七大相关产品供应商。2009年则跃居第三，2010年成为第二，而今年他们则计划成为全球最大的供应商。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很快会成为一个新能源技术和装备的出口国，而中国相对较低的制造成本将有力地支持这一发展。我目前直接给北京市政府的“绿色北京”提供政策建议。其中一项是控制北京市的总体能源消耗，而另一项则延续自2008年奥运会以来的绿色北京行动。从2010年至2012年，我们利用16个量化指标，并设立了预期政策目标，例如每日公共交通使用率，能够从25%达到45%，但去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50%，这与市政府对于公共交通系统大力的补贴是分不开的。
中国不仅从国家角度，更从地方层面上鼓励绿色创新。绿色中国正在迅速从口号变为现实。去年我前往北大荒调研，和当地负责同志谈及要把北大荒建设成绿色北大荒。北大荒是全世界最大的国有农场，农业是它一张最显著的名片。而我提了三点，第一是绿色农业，第二是绿色食品工业，第三是绿色小城镇。而今年我再前往北大荒，发现所有人都在谈论绿色建设。这让我非常吃惊，去年我仅仅在北大荒待了一周时间，和当地官员的座谈也非常简短。他们问到我究竟什么是绿色时，我说这并没有标准答案，你们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创新。然而今年北大荒的一切让我难以相信。这便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模式。
北京也类似，自从2001年北京取得奥运会主办权之后，北京便提出要建设三个奥运，其中一个便是“绿色奥运”。在奥运会结束之后，“绿色奥运”变为“绿色北京”。绿色概念从奥运村扩大到全北京市。如果你现在到北京的乡村，你可以看到村级公路上拥有太阳能路灯，这同样令人非常吃惊。
安西娅：这一切的确非常令人鼓舞，我们（澳大利亚）和中国相比只有十七般兵器，“核武器”不在我们的武备库里，（笑）当然我们的政府也意识到新能源和减排的重要性。政府已经坚持了数十年（在节能减排上），并且认为我们的比较优势正应该建立在此基础上。上一个月政府提出了一揽子政策计划，称之为“清洁能源的未来”。但是澳大利亚和中国的一个核心区别在于澳大利亚推进这些节能减排政策目标的工具主要是利用市场机制和供求关系等。政府监管当然会有，但相对比较次要，请问您对于这一不同的看法。
胡鞍钢：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但还如我说的那样，“两只手总比一只手好”。我认为，在环境保护、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政府应该是第一只手，之后才是市场机制之手的跟进，因此我们的五年计划才很重要。“十一五”规划中已经明确提出了节约能源目标，而“十二五”规划更进一步，不仅设立节能要求，增加减少排放的目标，还包括一系列的机制建立。
我也在思考在未来五年中，中国还将如何建立跟进的制度机制，以达到设立的政策预期目标。我自己也参与了由环保部牵头组织的很多讨论。如你所知，中国的节能减排涉及很多个部门，如何使这些不同的部门合作也是讨论的问题之一。我们为“十二五”规划设计了24个量化衡量指标，其中三分之一属于绿色发展方面的指标。而这八个指标分别由八个不同的部委来负责落实，例如节能和减排工作是由国家发改委负责，节约用水由水利部负责等。而另一方面则由中央和地方省级政府达成一致，这主要是节能减排方面的。我们在省级政府建立了一套相应的问责制度。各省的省长负首要责任，而分管副省长负第二责任，发改委主任则负第三责任，逐级类推。而且要做到信息的迅速发布，每年、每半年乃至每季度都要发布相关数据，以监督、促进和落实。这一点非常明确。我认为重要的不仅仅是设立目标，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机制加以保证。
我对于中国绿色发展的总结是：第一，政府有着强烈的政治意愿实现绿色发展。第二，国务院启动各种特别项目以推进发展。第三，中央和地方达成一致，共同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同时我们建立了统计信息直报系统，第一手的资料会直接汇报到国家级别的机构里进行汇总。这些变化仅仅在几年之内就完成了。快捷的信息网络建立使得信息更加透明和准确。我们从“十一五”规划中学到了很多，比如去年，半年报告显示，有近20个省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标，因此国务院迅速召开了会议，召集各省省长商讨对策。最后导致了很多省份采用强制办法达到节能目标，这也遭到了很多批评。因此我们在新的“十二五”规划当中，加入了每半年每季度报告的制度，以避免上一个五年计划中出现的临近计划到期才发现问题，然后匆忙补救造成的不良后果。因此我认为实践是检验这十八般武器的最好方法。而中国政府迅速的应对能力和强大的执行力也让我对中国的绿色发展充满了信心。
(1) 本文系胡鞍钢教授2011年9月23日会见澳大利亚能源与气候部气候战略首席顾问（Chief Adviser）安西娅·哈里斯（Anthea Harris）和战略和市场局局长理查德·费伦梯（Richard de Ferranti）的访谈记录稿，马英钧同学协助翻译整理，作者又作了修改。
(2)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鄢一龙、魏星执笔：《2030中国：迈向共同富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