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创新与中国特色(1)
（2011年9月12日）
马克·伦纳德：自2008年以来，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情。可以请您谈一谈这些年的研究吗？
胡鞍钢：今天非常欢迎你们再次来访，(2)我准备了一些材料送给你们参看。
首先是我在《中外对话网站》（中英文）上发表的一些英文文章。在过去几年，我主要关注绿色发展、绿色工业革命等问题。
第二个是我在2010年7月在英国牛津大学所作的关于后危机时代中国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演讲（英文稿)。这个内容是建立在我之前大量的研究数据和评估基础之上的，我认为中国的经验可以成为G20会议上一个最大的成功案例。国际金融危机之下欧洲、日本、美国都受到了重创，中国却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样的世界大考试，这20个国家却有不同的表现（成绩)，因此我在其中讨论了许多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比如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失业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等，我相信这些材料可以提供回答“中国为什么会成功”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可以帮助国际社会更好地了解中国应对危机时是如何迅速反应和及时作出决策的。
第三个材料是我7月去巴西参加国际会议时所作的演讲提纲（英文稿)，主要讨论的是中国如何应对中等收入陷阱。2007年世界银行在《东亚复兴》一书中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2008年底我到广东调研，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邀请我作讲座时，我对这一问题作了详细介绍和分析，希望广东在中国率先转型，突破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那之后我发表了一系列的《国情报告》，帮助领导人更好地理解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的背景，这不仅仅来自国际金融危机，也来自我们在发展阶段上所遇到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正处在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要素驱动，表现为要素高投入、空间低集聚、出口贸易低附加值、自然资源高消耗与环境高污染(3)。因此中国要改变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基本思路就是中国针对如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阶段的一个典型范例。
第四份材料是我的几本书。一本是《国情研究与教书育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是我的一生概括性、总结性的书。我这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是研究现代中国；二是教书育人；我是将这两者相互结合的。这本书是我过去30年经验的总结，尤其是近十年。这里也列出了我的主要著作目录，以及从1998年以来我自己发表的和合作发表的《国情报告》（共计302期），其中只有52%是公开发表，还有近一半没有公开发表。现在另外一家出版社打算系列出版我的《国情报告》，作为重要文献。
另外一本是《中国2020：一个新型超级大国》（以下简称《中国2020》）。(4)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李成给予我的这本书很积极的评价，(5)认为这本书体现了我在过去20余年中，在国家发展战略方面的积极参与，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及智库机构在中国对内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本书实际上是我对中国社会经济与人口发展进行预测二十余年经验的一个反映，研究范围涵盖了包括人口、生态、教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反腐败以及国际关系等诸多方面。
另一本书，《人间正道》，这不仅仅是我的书，而是由我和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四个学者合著的，由韩毓海执笔。(6)我是经济学家，王绍光是政治学家，周建明是国际关系与社会学的专家，韩毓海则是北京大学研究现当代中国哲学文化的著名学者，实际上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也参加了讨论。我们来自不同的学科（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和人文科学)，对“中国道路和中国共产党”这一重大主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甚至不同观点的争论和交流。这本书一上市就受到了读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和政府官员的关注，但是实际上它是“计划外”的产物。为了庆祝建党90周年，全国各地进行了计划内的重点图书和出版物的安排，这本书本来在计划之外。但是今年2月12—13日，我们在清华大学召开“百年中国道路研讨会”，决定由韩毓海提出一个书稿的十类问题稿，请各位准备要点，后来又经历了数次讨论，并在此基础之上决定由韩毓海执笔，很快完成初稿，其他各位多次修改并最后定稿。尽管这本书上的内容没有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但可以说它是集我们的长期思考和各方研究之大成，反映了我们的新观点、新看法。
马克·伦纳德：可以谈谈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吗？
胡鞍钢：我认为我们所要表达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道路是真正的“人间正道”，这也是本书的书名和主题。正是这个十分独特的人间正道，才使中国巨变，还引起世界巨变。同时我们也想就此来表达中国学术界的学术自觉，中国理论界的理论自觉，中国思想界的思想自觉。我们从中国自己、从中国道路、从中国优势、从中国特点来倡导并实践学术自觉、理论自觉、思想自觉。鼓励和倡导不仅仅是领导，包括学者和普通民众也应该建立这种自觉。因此，在这本书中，我们明确提出超越普世价值，也就是“三个超越”：发展超越中国传统文明；发展超越马克思的理论；发展超越西方道路。我们也明确提出了“三个自信”：（中国）道路自信；（中国）体制自信；（中国）文化自信。
马克·伦纳德：关于“中国道路”目前是不是仍然存在争论？
胡鞍钢：现在不是争论，而是一个深入探讨的过程。我们在讨论中国为什么会成功，我们希望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进行讨论。中国目前仍然面临着很多挑战，所以我们既要前瞻性地思考这些挑战到底是什么？同时也要思考如何积极地应对这些挑战？换而言之，和其他国家相比，以国际金融危机为例，我们担心的不是这个挑战本身，我们所关心的是采用怎样的思路和方法，如何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
实际上，我研究的重心就在于如何帮助中国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去应对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如何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以帮助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进行不断创新；如何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以应对环境破坏、自然资源紧缺、气候异常变化、自然灾害频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挑战。对此，我的应对思路是很明晰的。从1750年以来世界先后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即蒸汽机革命，以煤炭作为主要能源，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和主导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即铁路、电力革命，以石油、天然气等为主要能源，美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导国；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信息革命，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是主导国，中国为跟随国。进入21世纪，世界面临最大的挑战是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最大的机遇就是绿色能源革命，我认为也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次工业革命不同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从根本上改变自1750年以来经济与碳排放同时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使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进而出现经济增长但碳排放量下降。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出另外一本书，以绿色发展为核心主题。2012年6月巴西里约热内卢全球可持续发展峰会即将召开，绿色发展就是其讨论的重要议题，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带来超越传统经济学的创新思路。在环境经济学中，传统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可以描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通常人均收入和人均GDP达到较高水平，也就是说，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恶化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总体呈现出“倒U形曲线”。而我们现在希望，中国通过绿色现代化之路，创新一条“隧道”，能够“隧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相对较低人均收入水平条件下，尽早达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之后尽早实现经济增长和温室气体排放的“脱钩”，不仅创造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走出绿色创新之路。
中国一直是前两次工业革命的“边缘化者”，因而大大落伍于西方国家，即使是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中国也只是落伍者或追赶者。中国应当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创新者和推动者。目前全球正处在这场新的工业革命和绿色创新的孕育期和准备期，为此，中国必须抢占未来发展战略的制高点，前瞻性地制定新兴战略产业发展规划和安排产业与地区发展布局，以便大规模地推动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城市等新技术革命，成为全球创新者、先行者。
马克·伦纳德：我记得您写过一篇文章关于通向哥本哈根之路的全球减排路线图，(7)我对此印象很深。我的问题是，你怎么看待目前中国的发展情况？你认为中国现在处在库兹涅茨曲线的哪个点上？
胡鞍钢：我认为，自1990年起，中国就在如何控制污染、控制化石类能源消费等方面作出了成功的尝试。
首先需要承认的是，“十五”计划时期在环境污染的控制方面是不成功的。“九五”期间我国经济可以保持比较高的增长（8.6%），同时，能源消费总量是下降的，特别是煤炭消费绝对数下降，污染排放物也明显下降，反映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到了“十五”期间，我们称之为经济增长方式的“逆转”，就是经济增长率略有提高（9.7%），但是煤炭、石油、能源消费总量大幅度增长，很显然，尤其是煤炭消费的高增长（10.7%），导致我们的污染排放进一步高增长。这是2005年10月时我们对“十五”计划作出后期评估的分析。
相比之下，“十一五”时期经济增长方式得到初步转变，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污染排放大幅度下降，表现为单位GDP能耗、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下降等。根据我们的研究，如果从2006年的“十一五”规划算起，经过“十二五”、“十三五”，直到“十四五”规划时期，中国将用十五年至二十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最晚在2025年之前，中国将到达碳排放的顶峰，开始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
要实现这一“脱钩”目标，首先，我们需要避免中国经济的过高增长，将增长率控制在7%—8%的适当区间之内。尤其需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率，将其控制在年增长率3%—4%的区间内。第二，我们需要调整产业结构，继续降低农业比重，降低工业比重，大幅度提高服务业的比重。在这一点上，北京是一个最成功的例子。北京是全国单位GDP能耗最低的地区，而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北京服务业所占GDP比重已经达到75%以上。服务业比重的提升对于增加就业也有很积极的意义。据统计，从2003年至2009年，北京新增就业岗位已经超过500万，是全国乃至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地区。这表明绿色发展就是创造就业的发展。
马克·伦纳德：您认为这些新增的就业岗位主要是由私营企业产生的，还是由政府或国有企业、部门产生的？
胡鞍钢：我认为都有。但大多数还是由私营经济创造的，还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拥有像北京一样成功的经验，2010年北京外来人口已经超过700万，占总人口比重达到36%。
马克·伦纳德：关于重庆市、广东省都有很多的讨论。你认为他们也同样面临节能减排的问题吗？
胡鞍钢：是的。无论是广东还是重庆，都需要十分关注这一问题。这意味着，如何将经济增长率从10%以上下调至7%—8%。广东和北京现在都已经做到了这一点，重庆目前还是增长率很高，这需要一步步地去改变。
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产业结构、资本结构、科技基础等。北京现在成功发展了更多的高科技产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其他省市也希望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我有一个学生在北京发改委工作，专门负责能源问题。据统计，北京市万元GDP能耗值全国最低，是全国唯一连续5年完成年度目标的省级地区。全市万元GDP能耗由2005年的0.792吨标准煤下降到2010年的0.582吨标准煤左右，全市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29%左右。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北京如何运用高质量能源，不断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尤其是生态成本。这就是绿色发展的要旨，我们也希望推动绿色发展在全国各地创新和推广。
马克·伦纳德：能请您谈一谈关于绿色GDP的研究？
胡鞍钢：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计算方法并不考虑环境因素对于GDP的影响，只做加法不做减法。所以我们想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办法来衡量真实GDP。我的一位在职博士生为此写了一篇博士论文，(8)即如何降低山东省的经济增长成本，而不仅仅是单一考虑GDP的增长。他以山东为例，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方案来实现这一目标，这非常有意义。我们鼓励做这样的案例研究，不仅仅是理论层面的，而是从实际、从不同地区的特征出发，帮助更多的地方政府更好地制定政策，节能减排，降低经济成本，特别是生态成本，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马克·伦纳德：如果我们往前推，在过去至少十年时间内，关于中国未来前进方向的指导理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江泽民离开起，政府的关注点开始转向不平等问题、社会矛盾，重新考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您认为这会是一个持续的趋势吗？您是否可以阐述一下您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理念的看法？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否会随着领导人的换届而发生改变？
胡鞍钢：2005年，在我们为“十一五”规划的提出做背景研究之时，我们明确提出了中国经历了的发展观变化的三个阶段，即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发展观，以邓小平、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发展观，以及以胡锦涛为代表的第四代领导人发展观。如果你回看过去60多年，你会发现每隔25—30年，中国的发展观就会产生一次转变。这个转变不是由于领导人的权力更替，而是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即经济、社会、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多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9)我认为这种变化实质上是对于“发展”这一观念的更深层次的理解，是对发展目标的重新界定，亦即如何处理新时期的“十大关系”。
我认为新老领导人的交替无论是对于共产党内部还是对于整体社会而言都是和谐稳定的，关键问题在于国家制度的建设。而现在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制度也已经逐步呈现出“三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2002年我对此作过研究，还主编了《国家制度建设》一书。2007年，这本书第二版中，我们通过追踪国家经济和政治形势的发展，不断拓展和深化了关于国家制度建设这一主题的研究。很多的外国专家学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常常是猜测、猜测、再猜测，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的决策运行机制。而我认为，关键在于如何一步一步实现国家制度建设和转型，如何促使国家领导人，尤其是新上任的领导人更有效、更多、更好地学习和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如何通过国家制度建设实现全社会福利最大化，保证党和政府代表并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的问题从来都是十分复杂的，并不是非黑即白，因此要理解中国的政策和制度，就需要更多地理解中国智慧、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
马克·伦纳德：您是中国最早关注国家能力建设的学者。90年代您和王绍光对中国的国家能力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如何在市场经济转变和现代化赶超过程中，加强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10)而我今天注意到，在您的谈话中您开始更多地强调中央政府应该重视社会福利、重视刺激国内需求等问题，更多地关注需求方的变化而不仅仅是供给方。这或许不是一个很绝对的从新左派向右派转变的过程，但它至少反映了您对于中国经济应该如何发展，中央政府应该如何发挥作用的看法的变化。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
胡鞍钢：20世纪90年代，国际背景是很复杂的，苏联和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相继解体，这促使中国必须思考什么才是中国真正的道路，中国不能走苏联改革的道路，我们必须独立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许多学者不了解当时的国际背景，而我和王绍光正是在对于国际背景与国内背景的综合考察之下提出了一些建议，认为国家能力对一国工业化进程产生着深刻影响，提高国家能力特别是提高国家汲取财政能力有助于推动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经济起飞。也就是说，要实施分税制改革，才能提高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但是，另一方面，在公共财政支出方面，又要适当下放财权，提高地方财政支出的自主性。中国财政体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不断地平衡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试错调整适应过程，即便在“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中，我也再次提出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即不仅仅将目光局限在中央财政或是地方财政，而是更多地考虑公共财政支出的种类和方式，建立一个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混合的、均衡的、全面的体制，而不仅仅是简单的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体制。
不同的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观点，我更愿意持一个平衡的态度。我的思想受到了毛泽东的很大影响，1956年毛泽东曾发表了一个《论十大关系》的讲话。(11)1995年，我出版了《中国走向21世纪的十大关系》一书。(12)在研究“十二五”规划的背景时，2010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论新时期的“十大关系”》。(13)我重新考虑这些重大关系，很多情况又和15年前不一样了。因为中国的大背景已经改变了，90年代时我们还在担心中国是否会像前苏联、前南斯拉夫有解体的危险，因此我们强调的是提高国家能力、加强中央政治权威、集中中央财力；而现在我们更多地强调和鼓励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强调保护地方“好的积极性”，但绝不迁就和允许地方“盲目的积极性”，把地方的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使得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促进地方政府从GDP增长竞赛转向公共服务竞赛。
我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是非常成功的。它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税收、财政体制，充分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央与地方的财政都呈现了“双增长”，一方面地方政府承担了更多的地方事务和地方公共产品，有较高的自主权，特别是省级政府，除了国防与外交之外，它们比一般国家的地区政府具有更大的职权和责任。因为我们许多省份的人口就相当于大国的人口，像广东省的人口就超过1亿人，相当于世界第12大人口国家。另一方面，分税制实施后，中央财力不断提高，也大大地增加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既有利于发挥中央政府对全国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也有利于均衡各地区的财力。对此，我们有专项的研究，通过转移支付之后，地区人均收入差异系数减少了近一半。这都是分税制改革的“长期红利”，体现了这一改革是典型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历史和现状，如何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这始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江泽民、朱镕基等领导人在90年代初期对于这一问题制度化的建设作出了许多思考和贡献。现在我们不再需要大的翻天覆地的变革，只需要逐步地适应、不断地改善这一体制。
马克·伦纳德：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中国发生改变的范围和速度都令人惊讶。从人口状况，到面临的社会挑战，到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在发生着改变，而且这些变化正在以更加迅猛的速度发展着。如果是在以前，中央政府很有可能会担心甚至害怕这种变化，没有信心作出积极的应对。然而在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对此处理得非常好，能够抓住时机，适应环境的变化随时作出政策的调整。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领导人变化了吗？
胡鞍钢：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十分重视地方调研。最近我们正在研究中央政治局常委如何对地方进行调研与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我们可以找到四个很好的例子，反映这一政治决策机制的“中国特色”。第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第二个是我参与其中的一个例子，即中国如何应对汶川特大地震，如何进行世界最大规模的灾后重建；第三个是中国如何设计“十二五”规划；第四个是中国如何在世界人口的最多国家中实行医疗体制改革。
以国际金融危机调研为例，比如2008年至2010年，中央高层针对金融危机总共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密集调研，2008年7月，全面摸底经济情况及危机对我国的影响程度；2009年4月，集中调研14个省市区的企业，了解经济运行情况；2009年6月，一个月内在全国15个省密集调研经济形势。与此同时，领导人还多次对个别地区进行了分期小规模调研。又比如，“十二五”规划制定期间，李长春及相关政府部门官员多次就如何发展文化产业，如何创新文化体制进行了地方调研。
根据我们的初步统计，第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都频繁地参与过深入的地方调研，从2007年10月至2010年8月，在各地方调研386次，平均每位常委为43次，其中温家宝总理最高，为84次。而且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这一届的领导人中，从邓小平开始，中央领导人就不断地深入各地调研，如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七位常委共计调研237次，人均34次；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共计调研352次，人均39次。(14)他们通过调研可以掌握大量的一手资料，这对于认识中国国情和了解人民需求是十分必要的，尤其对于了解普通民众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作一个国际比较。20年前，我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做博士后，当时刚上任的克林顿总统请他的夫人希拉里主持美国医改，邀请了美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公共卫生专家，提出改革方案。但是20年过去了，美国多次医改方案流产，到目前还没有实行。而中国在过去几年中进行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医疗体制改革，发生了巨变。美国医疗体制改革流产，而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成功，有很多人不理解这其中的原因。我认为，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领导人在地方调研方面的突出表现。这是中国的原创性决策机制，在世界各国中几乎是唯一的（除了越南之外)。
毛泽东曾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5)一方面，前期大量细致、全面的调研工作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翔实的一手资料与扎实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过后的调研工作也实现了对政策实施效果的考核，促进了政策的及时调整与改进。
中央领导人不仅对地方进行调研，也有很多出国访问、调研的经历。比如说吴邦国去欧洲访问，不仅仅是为了巩固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也是对核电作一些调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领导人作出如此频繁的出国访问，走出去，主动学习，开放学习，创新学习，这既是中国特色的调查研究机制，也是中国不断成功的重要经验。
马克·伦纳德：非常感谢您。下个春季我打算带一些欧盟政治官员来北京，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的现状与发展，学习中国政策制定的经验。希望到时候还能向您请教。
胡鞍钢：这没有问题，我们需要交流，还可以分享经验。
(1) 本文系2011年9月12日胡鞍钢教授和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的访谈记录稿，黄瑜同学协助翻译整理，作者又作了中文修改。
(2) 2008年马克·伦纳德（Mark Leonard）曾第一次来访问作者，在《中国想什么》（What does China think? Fourth Estate，18 Feb 2008）一书中他还专门介绍了我的观点。该书的重要结论是：“不了解中国，就无法了解世界政治！”作者花了3年时间，大量走访中国各界代表人物。作者表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怎么看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怎么看世界。
(3) 胡鞍钢：《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经济观察》2011年第6期。
(4) Hu Angang, China in 2020: A New Type of Superpower, Brookings Press, 2011.
(5) 李成：《“中国前景乐观论”和“中国崛起例外论”——对胡鞍钢‹2020中国：一个新型超级大国›的评论》，《学术界》2011年第4期。
(6) 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韩毓海著，韩毓海执笔：《人间正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7) 胡鞍钢：《通向哥本哈根之路的全球减排路线图》，2009年4月6日，《中外对话》，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2892-A-new-approach-at-Copenhagen-1-。
(8) 才利民：《山东省经济增长与成本的经验研究（1978—2008）》，申请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胡鞍钢，2011年9月。
(9)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胡鞍钢、王亚华执笔：《国情与发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 王绍光、胡鞍钢：《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Wang Shaoguang，Hu Angang.The Chinese Economy in Crisis：State Capacity and Tax Reform.New York，M.E.Sharpe，1999。
(11)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十大关系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是非关系问题；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9页。
(12) 1995年作者所提出的“十大关系”是指：中央和地方关系；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关系；农业与工业关系；城市与乡村关系；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关系；人口与发展关系；环境与发展关系；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关系；发展与反腐败关系；中国与外国关系。胡鞍钢：《胡鞍钢集：中国走向21世纪的十大关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13) 2010年作者所提出的“十大关系”是指：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增长速度与发展方式的关系；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地区之间的关系；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物质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胡鞍钢：《论新时期的“十大关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4) 胡鞍钢：《一个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及其机制设计——以中共第十六届为例》，《国情报告》2007年第39期，2007年11月19日。
(15)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