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方主义理论与语文学的衰落
众所周知，语文学曾是现代人文科学形成的基础，若要讨论人文学术的形成及其现代性，我们首先要从语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谈起；若要追溯当代人文学术各分支学科的来历，我们也都必须将它们与语文学的历史联系起来。在19世纪的欧洲，语文学曾被认为是一门可与数学、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相媲美的准科学，它是一切精神学科（Geisteswissenschaft）或者人文学术（Humanities）的王中之王，享有绝对的学术霸权地位。[1]但是，自进入20世纪之后，特别是其后半叶，语文学渐渐跌下了学术的神坛。它被认为是一种机械、守旧的学问，不但枯燥乏味，事倍功半，而且对于人生也毫无价值和意义可言。甚至语文学家差不多变成了一个骂人的词汇，它是对“行业中的笨小伙和傻姑娘”（dull boys and girls of the profession）的称呼，其形象就像是乔治·艾略特小说《米德镇的春天》（Middlemarch）中所刻画的那位卡索本博士（Dr. Casaubon）一样。[2]
图2-2 卡索本博士原型、17世纪欧洲著名语文学家伊塞克卡索本
导致语文学在世界范围内迅速衰落的原因，细究起来当然有许许多多，但是像Paul de Man和Said等倡导和发明的各种新理论、新思想的流行，无疑也给语文学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十分致命的打击。语文学和哲学（或者思想、理论）本来是人类智识的两大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不可或缺。然而，自现代人文科学［“学科”］于19世纪末形成以来，语文学和理论就成了一对天生的冤家，二者之间似乎有着解不开的瑜亮情结。语文学家们曾不无醋意地形容理论家是“约会多多，却无衣可穿”（lots of dates, but nothing to wear），讽刺他们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心有鸿鹄之志，却身无英杰之才。而理论家们则反唇相讥，说语文学家是“妆扮严整，却无处可去”（all dressed up, but nowhere to go），讽刺他们白白练就了一身的本事，却英雄无用武之地。20世纪后半叶以来，在世界人文学界，理论明显占据了上风，被称为当红丽人（lady theory），而语文学则人老珠黄，颓相毕现，俨然明日黄花（an aging lady）。与层出不穷的时尚理论炫人耳目、所向披靡形成强烈的对比，刻板、保守的语文学节节败退，处于十分边缘和绝望的境地。
譬如，Paul de Man当年积极引进和倡导的法国结构/解构学派的文学理论，就曾给原本重视诠释文本意义，并习惯于从历史和人文两个进路开展文学教学和研究的美国传统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困扰和打击；而Said的东方主义理论，则给后殖民主义、后帝国主义时代的文化学者们提供了一整套极其犀利和实用的“批判的武器”，以清算和解构西方殖民时代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前辈学者们辛苦地建构起来的关于东方的知识，以及这种知识、话语的结构和意义。语文学原本因为它脱离政治、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而备受称道，可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前半叶，欧洲语文学的学术选题和学术成果，一度曾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紧密相关，并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反犹太主义和雅利安种族优越理论的建立充当了马前卒，做出了非常特殊的贡献。所以，语文学严格的学术性于此时受到了严重质疑和批判，以至渐渐失去了其科学性和学术道德上的制高点。[3]在后殖民主义、后帝国主义时代，即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语文学之颓势似已无可挽回。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西方，特别是在北美的学术体制内已无处可寻，渐渐消失在西方主流学术视野之中。总之，语文学在西方人文学术领域内的霸权地位的丧失和它的彻底衰落与东方主义理论的兴起有直接的关联。
然而，东方主义理论对东方学研究的犀利和无情的批判，其结果往往就是在泼出当下和过去的东方主义的洗澡水的同时，把此前好几代东方学家们寻求到的文本真实的婴儿也一并泼了出去。就因为东方主义，不但整个东方、东方文化和有关东方的知识及其价值都被当作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文化加工厂出产的文化产品，惨遭无情的解构和抛弃，而且那些从事东方研究、致力于建构西方之东方知识的东方学家们也都被贴上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分子的标签。而这类受批判的东方学家大部分都曾经是杰出的语文学家，他们所从事的名山事业就是对东方各种语言、文本的语文学研究。其中的杰出代表，诸如威廉姆·琼斯（William Jones, 1746—1794）、弗浪兹·博普（Franz Bopp, 1791—1867）、马克思·穆勒（Friedrich Max Müller, 1823—1900）、里斯·戴维斯（T. W. Rhys Davids, 1843—1922）、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斯文·赫定（Sven Hedin, 1865—1952）、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图奇（Giuseppe Tucci, 1894—1984）、海西希（Walter Hessig, 1913—2005）等，他们无疑都是18世纪、19世纪和20世纪最伟大的东方学家和语文学家，各有各的卓越和成就。可是，这些曾经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们都受到了后殖民主义时代文化批评家们的无情揭露和激烈批判，被当作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甚至纳粹分子或者其帮凶。他们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其中对梵语和梵文文献的解读、印欧语系和雅利安人种起源的构建和研究等，都被当成替西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张目的伪劣学术产品，受到激烈的抨击。于是，西方的东方学研究及其长期坚持的语文学传统转瞬之间便从学术象牙塔的尖端跌落下来，很多杰出的语文学家们一夜之间身败名裂，沦为那些新进的、前卫的理论家们眼中的笑料和批判的靶子。[4]
图2-3 伯希和（1878—1945）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
在这股来势凶猛的后殖民主义、后帝国主义文化批评大潮面前，那些在“知识就是权力”（knowledge is power）的时代，腹有诗书气自华，觉得自己有一身看家本领，故有理由目空一切的东方语文学家们，如今却都落得个灰头土脸、面目可憎。语文学家在传说中都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们可以“对拿破仑倒台或者俄罗斯革命这样的事情完全不闻不问，却依旧稳坐在巴黎或者圣彼得堡的图书馆中全神贯注地”做令他们醉心的学问的人。[5]可是，在东方主义理论的映照之下，这些曾经备受推崇的学术苦行僧们身上散发出的非凡的学术魅力（academic charisma）即时丧失殆尽，在这个崇尚“权力话语”（discourse of power）的时代，他们的知识和学问受到极大地贬值。很长一段时间内，深受挫折和打击的语文学家们无力回天，坐以待毙，假若还能坚持继续兢兢业业地从事语文学研究，已属难能可贵，而整个语文学于当代人文学术中的命运，则已经完全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了。
图2-4 著名意大利藏学家朱赛佩·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
语文学在西方学术界的衰败显然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以文本语文学为主体的东方学研究大厦则就是在由Said这部划时代著作《东方主义》所引发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大潮中彻底倾塌的。正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Sheldon Pollock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Said对作为东方主义之核心的有害的殖民主义认识论的揭露，瘫痪了一个在1978年［《东方主义》首次出版之年］就已经处于危机之中的领域。在东方语文学受贬损已经开始了二十年之后，新的安全了的美国开始把非西方语文学从对人文科学有着重要理论诉求的知识形式转化为以区域研究的名义进行的应用性社会科学的纯粹的内容［信息］提供者。”“除了《东方主义》的积极价值以外，它的深刻的有害的结果之一就是阻止了整整一代的学生们参与到他走近自己生命终点时所想要回归的那种语文学的实践中去，尽管这多半不是他有意而为的。终究来说，假如说非西方的知识已经被深深地殖民化了，那么学习阿拉伯语或者波斯语或者梵语语文学又有何用？深入地与这些语言和它们的文本世界打交道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些成了许多后东方主义者们的隐含的、自我摧残的立场，我不清楚《东方主义》的作者是否曾经尝试着去对他的理论所引发的这些谬论和滥用予以控制。”[6]
显而易见，东方主义理论是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Said式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家们用来对西方的东方学研究，特别是对东方文献的文本语文学研究（textual Philology）进行清算的最锐利的武器，前者对后者造成了巨大和难以挽回的消极影响。东方主义理论的魅力和影响是如此之大，甚至就连那些东方语文学家们自己也都纷纷揭竿而起，开始十分在行地批判他们各自学术研究领域内诸前辈大佬们的学术成果，揭露其所做学术研究中透出的东方主义和帝国主义本质。例如作为梵文和印度学教授的Sheldon Pollock对德国印度学和梵文研究的批判，和作为藏传佛教研究专家的Donald Lopez Jr.教授对西方之藏传佛教研究历史的清算等，都曾给西方的梵语文研究、印度学和藏学、佛学研究予以沉重的打击，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就在这股批判东方主义和语文学的大潮之中，居然还总有一些原本被认为是语文学家之天敌的文学理论家们，自愿与语文学家们为伍，时不时地站出来为语文学背书。除了前述Paul de Man和Said在前后相隔二十年的时间里高调发声，呼吁学界要“回归语文学”之外，还有斯坦福大学文学教授、知名文学理论家Hans Ulrich Gumbrecht先生也曾于2003年出版了一部题为《语文学的力量：文本学术的动力》的小书，再度强调语文学对于当下文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并从文本的校定、编辑、解读和注疏等几个具体步骤，介绍语文学实践的基本学术方法，倡导学界要回归语文学的学术路径，以此作为当下文化研究之过度自由的对治，对抗充斥于文学研究学科中的种种后现代式的不着边际的大话、行话和过度诠释。[8]
当然最不可思议的是，作为东方主义理论创始人的Said，却在其面临自身生命之无常时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对理论的激情和专注转向了对语文学的回归。不知我们是否可以把Said的学术转向作为Paul de Man二十余年前所作的那个著名断言的印证，即“实际上，转向理论即表现为一种对语文学的回归”？当代西方学界之学术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层出不穷，本来无非就是在新理论与语文学之间的不断变换。而像Said这样的理论家，即使他谈论的是语文学，他也依然会把它当成一种如何阅读和理解文本的新理论来建构自己的一套说法，并具有哲学和思想的高度。当然，或许我们还可以做这样的推测，Said晚年或已对建立于东方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矫枉过正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并获得了一种顿悟式的启示，故真心觉得“回归语文学”才是学术研究之正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呼吁学界回归语文学的目的是要控制别人对其理论的滥用和误导。
[1]关于语文学的发展历史和它与现代人文学术的关系的最新著作，参见James Turner, Philology: The Forgotten Origins of the Modern Humanities,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另外也可参见Sean Gurd ed., Philology and Its Histories, Columbus: The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10.
[2]小说《米德镇的春天》中所刻画的卡索本博士是一位学究、自私的老教士，他除了整天迷恋于他的学术研究之外，别无所好。他的妻子Dorothea Brooke年轻、热情、多金，十分热心地要帮助他从事学术研究，但卡索本博士对她却无动于衷，无任何爱意可言。他毕生的宏愿是想写成一部题为《一切神话之钥匙》（The Key to All Mythologies）的研究基督教综合主义传统的经典作品，但至死未能完成。他明知他自己的研究早已经过时，因为他看不懂德语，但他不愿意向包括自己妻子在内的任何人承认这一点。
[3]Geoffrey Galt Harpham, “Roots, Races, and the Return to Philology, ”Representations, Vol. 106, No. 1, 2009, pp. 34—62；该文也已收录于作者The Humanities and the Dream of America，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pp. 43—79. 对收录于《人文学与美国梦》一书中的同名章节，Harpham先生又做了一些新的补充。
[4]参见Maurice Olender, The Languages of Paradise: Race, Religion, and Phil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Carol A. Breckenridge and Peter van der Veer, eds., Orient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 Perspectives on South As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South Asia seminar series. New Cultural Studies. Papers presented at the 44th Annual South Asia Seminar held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88/1989); Donald S. Lopez, Jr. ed., Curators of the Buddha, The Study of Buddhism under Colonialism,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5]Roy Harris, “History and Comparative Philology, ”Language and History: Integrationist Perspectives, ed. Nigel Love, London: Routledge, 2006, p. 57. 钱鍾书先生有句流传很广的名言，曰“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这个说法与西方所谓“学术苦行主义”（academic asceticism）异曲同工，表达的就是韩儒林先生所说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莫写一字空”的语文学家精神，它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意境。语文学这门学问之所以曾经备受推崇和尊敬，原本就是因为它远离世俗、利益和政治的诱惑和干扰，而优秀语文学家们的魅力（charisma）就来自他们身体力行这种“学术苦行主义”。参见William Clark, 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esearch Univers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6]Sheldon Pollock, “Future Philology? The Fate of A Soft Science in A Hard World, ”Critical Inquiry, Vol. 35, No. 4, The Fate of Disciplines, 2009, pp. 931—961.
[7]Sheldon Pollock, “Deep Orientalism? Notes on Sanskrit and Power Beyond the Raj, ”Orient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 Perspectives on South Asia, pp. 76—133; Donald Lopez, Jr.,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8]Hans Ulrich Gumbrecht, The Powers of Philology: Dynamics of Textual Scholarship,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