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学研究的理论转向与语文学的回归
——评Paul de Man的《回归语文学》

一

Philology，现通译为“语文学”，过去也曾被译作“语学”、“言语学”、“历史语言学”等。它与Philosophy，即哲学相对应，原本是人类之人文精神或曰精神文明的两大智识和学术体系中的一个。语文学之本意是对“言语”（words）和“学问”（learning）的热爱，与其相对的哲学则是对“智慧”和“思辨”的热爱。不言而喻，语文学是一门十分古老和深邃的学问，它起源于西方文明的古典时代，而作为一门以批评的精神，借助语言学、古文字学、抄本（手稿）学、文本对勘等科学手段来正确设定和解读文本，特别是解读《圣经》等宗教文本为目的的近代语文学，它的兴起是近代人文学科赖以突破中世纪神学的束缚，建立起各自独立、规范和科学的学术领域的基础和标志。今日之人文科学研究（humanistic studies）占据了世界学术之最中心的位置，然它并非古已有之，它的出现相对较晚，其各大分支学科的形成大都发生在19世纪。而近现代一切人文科学学科，甚至包括人类学等部分社会科学学科，若要追溯其源头的话，最后都可以归结到语文学。^[1]

图1—1 文艺复兴经典题材《书房中的圣杰罗姆》，15世纪，传为扬帆艾克所作，布上油画，20.6×13.3厘米，底特律美术学院藏

整个19世纪，语文学被人认为是一种可与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学科媲美的准科学，其用途广泛，且享有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是一切人类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的王中之王。伊拉姆斯格言有云，“狐狸知道很多东西，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东西”，而这“一件大东西”则囊括了这“许多东西”。今日之狐狸知道人文学科有“许多东西”，即它有许许多多的分支学科，但说到底它们还依然只是刺猬所说的“一件大东西”，即语文学。近、现代人文学科之教学和学术研究一直处在不断地更新和发展之中，但长期以来语文学依然还是它最基本的形式和方法。正如哈佛大学拜占庭学研究大家Ihor Sevcenko教授（1922—2009）曾经说过的那样，即使在今天，语文学依然主要是由“设定和解释流传到我们手中的文本所构成的。它是一个很狭窄的东西，但离开了它，任何其他东西都是不可能的”。^[2]然而，非常不幸的是，今日之语文学早已失却了其“一切精神科学之王”的地位，作为一种传统的人文学术的基本方法，人们依然还在其学术实践中有意无意地继承着语文学的方法，但即使对于今日之广大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人文学者来说，语文学也已经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词了，它曾经是近代人文科学之源头这一事实则早已经被无情地遗忘得一干二净了。

自从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语文学在世界人文学术领域内的影响力日趋衰退，被人比喻作“一位人老珠黄的贵妇”（an aging lady），韶华已逝，风光不再。语文学这一经历了许多世纪的学术实践才辛苦获得的一门十分精致的尚品学术技艺，如今被人认为是一门非常迂腐、保守、不实用、不好玩的过时了的学问。好像它只不过是一套基本的学术工具和数据资料，而不是具有自身合理性的可靠的学术途径。语文学家被人讥笑为是整日“妆扮齐整，却无处可去”（all dressed up, but nowhere to go），以致很多语文学家自己都害怕他们对语文学的信仰和坚守会使他们丧失检验自己的预想和提出新问题的能力和愿望，并进而使他们自己的研究领域变得日益陈腐和无足轻重。于是，语文学在西方，特别是北美的学术体制内遭到无情的边缘化，它被当成一门喜欢掉书袋、钻牛角尖或者炫耀博学、卖弄手艺的古玩式的学问。那些曾经非常有权威的语文学家们也于一夜之间沦落为浑身散发出酸腐之气的冬烘先生。学术界开始流行和时尚的是层出不穷的新理论、新概念和新范式，各自标新立异，炫人耳目，领风骚于一时。随着解构一切的后现代理论横空出世，以小心求证、建构为目的的语文学则更无立足之地，它公然地遭人唾弃，在人文科学研究领域节节败退。于是，几个世纪来形成的以语文学为基础的既定学术轨范、传统受到了彻底的颠覆，人文科学研究失去了坚实的基础和明确的学术方向，最终导致了传统人文学科急剧地转型和衰落。

[1]参见James Turner, Philology: The Forgotten Origins of the Modern Humanities,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2]Jan Ziolkowski, “What is Philology: Introduction, ”in On Philology,ed. Jan Ziolkowski, University Park and Londo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90, p.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