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view & report 采访与报道
马里斯·杨松斯：一个永不完结的句点
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市场总监彼得·麦瑟一起怀念杨松斯
Mariss Jansons, A Story that Never Ends
A Conversation with Peter Meisel
文字_何宇轩 图片_彼得·麦瑟独家授权
彼得·麦瑟
纪念
马勒对乐团来说一向都是一位重要的作曲家，比如从拉斐尔·库贝利克的那些录音中你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当然，马勒的作品也是马里斯·杨松斯保留曲目中十分关键的一部分。但比这些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短片中，你能够感受到我们失去了怎样一位奇妙的指挥家。音乐被创造出来那一刻的清晰和纯净，让我们亲身经历后“全然无法忘却”。
2019年12月1日，指挥家马里斯·杨松斯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官方网站第一时间发布了大师指挥马勒《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的黑白短片以示纪念。当我问及乐团为什么选择这个曲目来缅怀大师时，市场总监彼得·麦瑟（Peter Meisel）给出了上述的回答。
是啊，作为杨松斯的乐迷，在大师辞世的悼文通过网络、媒体不断袭来的那一刻，我并没有即刻忆起什么特别的时刻和事件，反而在耳边不断浮现起那些美妙的录音和现场——余音绕梁，四壁回荡，“全然无法忘却”。
然而，大师走了，所谈及的一切浪漫都像是一厢情愿的娓娓辩护。我曾经何其惊恐听闻某位音乐家去世的消息。恕我直言，如此恐惧的根源既不是死亡本身，也不是再也无法见到其人的虚妄，而是诡谲的身后事：近些年来，音乐家辞世的新闻几乎成了营销界的狂欢，各式各样的热点莫名生成，纪念演出、纪念影片、纪念书刊、纪念唱片套装……不断涌现的缅怀形式利用爱乐者的痛切情感轻易引发消费热潮。而这些看似狡黠的商业伎俩实则加速消解了音乐家艺术寿命的延续，短时间内爆发式的讨论之后，随之迎来的是一片沉寂的话语场——人们连同他们的音乐一并忘却了这个人的存在。因此，当我幸获采访彼得·麦瑟的机会时，一时竟不知是伤心还是喜悦，可能是两者交织：我害怕成为“爆发消费”的一份子，却也极度渴望能够了解大师晚年的真实生活。
2006年开始，麦瑟担任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市场总监一职，之后与杨松斯共事近十三年。杨松斯晚年在两个顶级乐团（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和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中选择留在慕尼黑，麦瑟功不可没，他们的友谊是促成这件事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对于麦瑟来说，此刻这种“失去”的感情也许更加诚挚与强烈。言及至此，反倒释然，毕竟麦瑟与杨松斯那些难得的私人记忆弥足珍贵。
在采访伊始，我希望麦瑟以个人角度还原作为工作伙伴的杨松斯是怎样一个人。麦瑟回答说，杨松斯最吸引他的除了艺术造诣，还有他的为人。这位指挥大师从来不是一个一心只关注音乐的领袖，他心系乐团的整体发展，也更在乎乐团内的每一个个体：
始终令我吃惊的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已经从事自己的专业有些年头，你肯定会积累很多经验，而这些经验告诉你哪些事情可以做到，哪些事情不能做到。但马里斯·杨松斯有时会让我做一些我坚信不可能成功的工作。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便别无选择，只能去尝试，因为他会不断要求我去尝试。接着，奇迹真的发生了：它成功了！这也许是我从他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如果你真心想要做成一件事，你一定能够做到，永远不要放弃。最终，这个态度也成为了杨松斯取得非凡艺术成就的一个关键因素。
如今，回首看去，麦瑟口中所说的这种执着的态度和性格的形成，很可能与杨松斯儿时难以磨灭的记忆相关。
众所周知，杨松斯的父亲是二十世纪拉脱维亚指挥大师阿尔维德·杨松斯（Arvids Jansons）。1940年，刚刚于利耶帕亚音乐学院毕业的阿尔维德作为小提琴手到里加歌剧院任职，并在此结识了伊莱达（Iraida Jansons）——一位身世不幸（父亲和哥哥在二战期间被纳粹杀害）的犹太裔女中音歌唱家。两人不久便喜结连理。伊莱达于1943年1月14日在里加的犹太人聚居区产下一子，取名马里斯·杨松斯。马里斯出生的时刻正是这个家庭的一个节点：其一，父亲阿尔维德在这一年与里加歌剧院签订合同，一跃成为首席指挥；其二，拉脱维亚终于摆脱纳粹德国的统治，被苏联收复。但厄运依然没有离开这个家庭，在纪录片《音乐是内心与灵魂的语言》中，杨松斯曾描绘过一个惊悚的片段：“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姑姑从利耶帕亚赶来里加探望我们。一天，只有我和姑姑单独在家，突然，几个克格勃来到我们家，扬言要逮捕姑姑。我浑身颤抖地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带走她？’他们回答说，‘不用担心，她只会离开一会儿而已’。可之后我再也没能见到姑姑，因为他们把她遣送到西伯利亚去了。”
就在如此可怖的童年经历中，杨松斯还是在艺术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了。1956年，他的父亲阿尔维德获得列宁格勒指挥大赛第二名，并获得穆拉文斯基赏识，到列宁格勒爱乐乐团作助理指挥。杨松斯全家也随之迁居列宁格勒，十三岁的马里斯因此开始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学习指挥。1968年，卡拉扬访问苏联，在列宁格勒的一众青年指挥家中选中了马里斯·杨松斯和基塔琴科（Dmitri Kitayenko），希望能亲自教授他们指挥技艺，并邀请他们到柏林与他一起工作。杨松斯兴奋地接受了这个突如其来的邀请，但很快被苏联政府驳回。次年，杨松斯从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毕业，这一次，他如愿获得了去维也纳音乐与表演艺术大学留学的机会。
在我三四岁的时候……一天，只有我和姑姑单独在家，突然，几个克格勃来到我们家，扬言要逮捕姑姑。
——杨松斯
正像西蒙·拉特所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指挥家，却又有着惊人的开放性，对于自己的同行们是如何工作的总是充满兴趣和好奇。
在维也纳，他不断寻求机会观看其他指挥家的排练。杨松斯一直认为排练是一场演出成功的关键，也享受在同行的排练中吸收养分，并让自己研究某一曲目的角度和侧面得到扩展。现在看来，这些经验最终都融入到了他独树一帜的特质中——你从任何时期的录音中都能找到他那独特的清晰与透亮，这一点从未有过差池。正如罗兰·巴特评价纪德的讲法：“博览群书，却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
马里斯·杨松斯虽然没有参加过客座指挥家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排练，但他经常观看其他乐团的排练，比如当他在萨尔茨堡音乐节或一些其他城市或音乐节的时候，他尽最大可能去观看这些排练。正像西蒙·拉特所说，他是一位伟大的指挥家，却又有着惊人的开放性，对于自己的同行们是如何工作的总是充满兴趣和好奇，并且永远乐于学习新生事物。
麦瑟如是说。杨松斯观看同行排练的习惯贯穿了一生。
此外，在早年留学奥地利期间，他还只身前往萨尔茨堡拜访过卡拉扬。卡拉扬十分赏识这位年轻指挥家的艺术才华，将其收为弟子。随后，杨松斯不负众望地获得了1971年“卡拉扬国际指挥大赛”的亚军，不久后就被任命为柏林爱乐乐团的助理指挥。两年后，杨松斯接到穆拉文斯基的邀请，在父亲曾经的职位（列宁格勒爱乐乐团的首席助理指挥）任职，并随乐团多次巡演。
1979年，杨松斯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重要的时刻——成为挪威奥斯陆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在这里工作的二十三年间，他通过不懈努力将这支不知名的北欧乐团打造成了闻名遐迩的世界顶级交响乐团，也使得自己获得了国际名望。1992年，他还受邀担任了伦敦爱乐乐团的首席客座指挥。不过，1996年的一则新闻震惊了全球乐迷：杨松斯在奥斯陆指挥普契尼的歌剧《波西米亚人》最后一幕时突发心脏病，差点失去生命，最终抢救及时才躲过一劫。这次事件使得刚过知命之年的杨松斯戴上了心脏起搏器，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在一段时间的休养过后，杨松斯迅速回归了工作。神奇的是，他的精力似乎更加充沛了。在奥斯陆和伦敦工作的同时，1997年至2004年间，他还兼任了美国匹茨堡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2004年可能是杨松斯职业生涯的第二个转折点，他辞掉了此前的所有职位，因为这一年，两个重要的交响乐团走入到了他的生命中。
挚爱
2003/2004乐季，杨松斯先后被两个世界顶级交响乐团任命为首席指挥和音乐总监——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和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我问起杨松斯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首度合作和被任命是怎样一个过程。彼得·麦瑟流露出一种自信的心绪，在他看来，杨松斯与乐团友谊的建立是个非常自然的过程，这个乐团从伊始就是大师的挚爱：
许多人注意到，杨松斯来到巴伐利亚后，指挥风格变得愈发明确了，明亮、透澈的音色特质也愈发鲜明了。即使在刚刚发行的《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交响曲〉》录音里也有这样特点，它的基调如此黯然，却从未有低沉绝望之感。依我看，这张唱片几乎可以看作是杨松斯“巴伐利亚时代”的个性自白——尊重音乐的艺术本质，绝不过度渲染。他深记父亲的那句话：“当你在喝蜂蜜时，就不要加糖了。”但无论一个作品中含有多么消沉的主题和内涵，他都要将人性中温暖的一面贯穿始终。也许，过早地直面过死亡的一片漆黑，才更知道什么是希望的力量。在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工作的这些年，他把自己的艺术特征融会于这支拥有深厚德奥音响传统的乐团。麦瑟也给出了类似的结论：
2015年，一个重大的决定开启了杨松斯晚年职业生涯的分水岭：他决定正式卸任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的职位，而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续约，开始全心地在慕尼黑工作。关于这个抉择，他此前在《留声机》杂志上回应道：“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同时在两个乐团工作，但现在我的决定是全身心地为一个乐团工作。同时为两个如此顶级的乐团工作实在是件困难的事情，年轻的时候也许可以做到，不过我已步入暮年，必须为健康问题考虑。离开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是个艰难的决定，他们爱我，我也爱他们。”
其实，1996年的心脏病突发事件已经让杨松斯时刻提醒自己的工作负荷不能过重，一“心”毕竟不可“二”用。这个选择也从侧面表现出了大师的真实想法——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是他不能割舍的挚爱，他决定让这个乐团陪他走完人生最后的旅程。
乐界普遍认为，杨松斯晚年的这个决定的确给慕尼黑的艺术生活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和改变。在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工作期间，杨松斯的一个重大成果是：他扩大乐团演奏曲目的多样性，并以此推动了不同音乐风格在慕尼黑听众间的接受度和传播度。显然，如果仅是恪守德奥音乐传统，一个当今时代的乐团是不可能有发展前景的。许多当下广受赞誉的曲目，在杨松斯到来之前是无法想象居然能够在慕尼黑这片土地被上演和接受的。麦瑟说：
此外，麦瑟还强调说推广现代音乐也曾是大师在慕尼黑不遗余力的工作目标：
遗产
从2004年出任两支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和音乐总监的初始，杨松斯就明确表示过自己更喜爱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艺术特质，却看重阿姆斯特丹的音乐厅。因为慕尼黑的两座音乐厅实在无法满足这样一个他所挚爱的顶级乐团的发展需要——赫拉克勒斯厅（Herkulessaal）的声效尚可，但座席过少，每次演出都供不应求；嘉斯台（Gasteig）音乐厅的声效混乱不堪，无论如何调整音色都惨不忍睹。因此，刚在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任职音乐总监不久，杨松斯就提出了为乐团建立新音乐厅的想法。为此，他只身奋斗了多年，以惊人的毅力和胆识在政客和商界大佬间周旋。麦瑟回忆这段往事时说道：
杨松斯与郎朗
是啊，新音乐厅终于在杨松斯的不懈努力下得到了落实，建筑计划也终在大师人生的最后一年成形了，这座音乐厅将在四年后建成。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官方网站上有一篇名为《期盼与现实》的采访录，文中，杨松斯曾欣然地谈到新音乐厅的设计：“一个音乐厅必须‘舒适’——所谓‘舒适’的意义并不是指坐在沙发上或者坐在壁炉旁的那种舒适，而是指音乐厅内的颜色、布光和能量带给人的感觉。音乐厅传递的能量会对一场音乐会产生强烈的影响。这其实是一种相互的交流——音乐厅会对一场音乐会产生潜在的影响。不过当然，即使在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厅，最重要的因素也永远是音乐会本身质量的好坏。”对此，麦瑟也说：
前不久，慕尼黑新音乐厅的Youtube官方账号上发布了第一条视频，它拍摄于杨松斯去世的几个月前。短片中，杨松斯缓缓走在新音乐厅的建筑工地，步至中央，停下脚步面向阳光，露出了迷人的微笑。不难看出，彼时的他对新音乐厅的将来充满希望。但音乐厅的未来究竟如何仍是此刻乐迷们最关注的话题，毕竟，太多外界因素可以左右一座建筑的最终形态，尤其在大师去世后，他奋斗半生的这个最重要的遗产能否按照他生前的要求进行下去还是个未知数。当我满心忧虑地提出关于未来的疑问时，麦瑟给出了令人欣慰的积极答复：
晚年
大部分音乐家暮年都会呈现出一种晚期风格。萨伊德在《论晚期风格》里写道：“在一些最后的作品里，我们常常会遇到固有年纪的智慧观念，这些作品反映了一种特殊的成熟、一种新的和解与静穆精神，其表现方式每每会使平凡的现实展现出某种奇迹般的转变。”尤以指挥家为例，他们中的大部分往往在生命最后阶段的音乐诠释中表现出一种迟缓、稳重、深沉的音响特质。但杨松斯似乎是个例外。
一个人能从他身上学到的东西不仅是艺术上的，更是人性上的。
——彼得·麦瑟
我收藏了杨松斯在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自主现场录音厂牌“BR KLASSIK”灌录的全部唱片，从2009年10月推出的三张唱片《马勒：〈第七交响曲〉》《布鲁克纳：〈第七交响曲〉》《海顿：〈“和谐”弥撒曲〉》，到2019年11月推出的《肖斯塔科维奇：〈第十交响曲〉》。若以录制时间的顺序依次听下去，你会发现他指挥下的乐团音色似乎愈发轻盈、简洁、明快了。与其他指挥家的晚期风格比，他似乎表现出一种如释重负、返璞归真的特色，更像是童稚时代。音乐中故作“博学”的姿态被去除了，天然本色变为主体。无论多么沉重的乐曲，在他的诠释下都抱有儿童般的天真。在音乐会中，其扬臂挥棒的快感，与艺术的情感融为一体，听者顿然领教人生的悖论——一种晚年的“朝气”。这也许就是麦瑟说的那种“清晰和纯净”吧。我好奇此般风格形成的根源，便寻问大师晚年在工作方法上的转变，麦瑟的回应则刚好解释了这个疑问：
除了关于风格的探讨，对于更多的爱乐者来说，大师的晚年生活几乎成了一个谜。近两年中，虽常有杨松斯因生病而不得不取消演出的消息传来，但是每次休整后回归指挥台，我们总会看到一位容光焕发、精神抖擞的老人在指挥台上自在地挥棒，尽情地体验音乐，几乎看不出一丝病痛的痕迹。在2019年11月大洋彼岸的纽约巡演中，杨松斯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更是用充沛的能量带来两场受到广泛赞誉的音乐会。那么，这两年中，大师在生活中究竟经历了什么？
彼得·麦瑟回忆道。
由此看来，杨松斯晚年与病痛的对抗绝非妄度，而是事实。但他不愿与人说起。低调的为人处事之道告诉他，夸夸其谈这些对他人来说只是“奇闻逸事”的老年境遇又有何意义呢？
晚年的杨松斯从不塑造艺术家的浪漫情怀，而是直面死神毫无表情的诘问——死亡即是乌有。如何将这无可奈何的消失转化为永恒的延续才是症结。因此，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勤奋工作，目的是为世人留下实实在在的“永恒的延续”：一是新音乐厅的落实；二是音乐本身的塑造，它们将留存于录音中，更留存于谛听音乐会的生命记忆里。
如大师所愿，这些“事实”在他离世后皆成为珍贵的遗产，得以传世。正如2019年12月5日和2020年1月15日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的两场纪念音乐会一样，它们分别以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和马勒的《“复活”交响曲》作为演出曲目，仿佛在说：杨松斯的故事还在继续，他的音乐遗产还未完成，他的艺术风骨等待复活。他的传奇将是永不完结的句点。
在访谈的最后，彼得·麦瑟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