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零下20摄氏度的新天堂

那些被奉承为“教授”的人更习惯于说教。在这一章，我将展开讲一讲史学中经常会犯的几个错误。在很多人心中，美国历史不只是人类无尽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片段，它还是与众不同的，是遵循神意发生的。3000年前，神明将人类分成两种：一种是“天选之子”，另一种是注定要在惨淡无光中生存的人。

这样的想法可能会让那些幸运的“天选之子”沾沾自喜。但它同样也是管理者——我们伟大神明的智商和公平性的反映。在我看来，这样的观念只是极度的精神层面的自大，不是真的，且完全不可信。

每当读到“五月花”号幸存者们讲述的那些道貌岸然的故事时，我都很生气。他们在故事中说，一个水手经常嘲笑其他新出海的水手晕船。然后这个水手就得了重病葬身海底，而其他水手都受到了感召。他们感觉到上帝之手在操控着自己。

其实，那个可怜的水手完全有理由无情地嘲笑那些晕船的新手，因为他每天都要清洗被他们吐得一塌糊涂的甲板不下十次。他的妻子和孩子可能会站在截然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

我也不同意科顿·马瑟的说法。这位教士认为上帝清除了波士顿海湾山头上叫作“印第安人”的有害生物，是为所谓的“良性发展”铺平道路。无疑，马瑟把自己看作是比马萨索伊特酋长还要高贵的人种。但是那些在第一批清教徒下船登岸之前就得了天花或者麻疹死掉的可怜的印第安人，肯定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的种族因为那些笨拙的农民需要充足的玉米而被灭绝。我说这些并不意味着我认为那些坐在火炉和篝火旁舒适度过严冬的人，可以对那些出于自我保护而折返的人表示不敬。他们虽然折返了，但是他们干得很好。尽管他们在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来到了冰冻的海岸，但他们的命运要比之前的移民者好得多。之前的移民者，或者饿死或者渴死，或者被印第安人干掉。要不就消失在荒原中，自此人间蒸发。

这些早期移民知道自己冒着怎样的风险。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对他们来说未来一切皆有可能。

他们赌上了自己的命运，他们最珍视的梦想终得偿所愿。

他们漂洋过海逃避饥饿，种植烟草勤劳致富，建造属于自己的教堂。渐渐地，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未来最大的帝国之一。总体来说，这是一个以他们的观点为道德标准的国家。对于任何一个小镇的面包师、车轮工人和制蜡工来说，这难道不是无上荣耀吗？

关于先辈们经历的真正的航行过程以及其中的细节，就连儿童都耳熟能详。

这些先辈都是清教徒。“清教徒”这个说法可能意义重大，也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与浸礼会、长老会和卫理公会不同，历史上没有清教会这种说法。清教主义是一种人生哲学，不是新教的产物，现在依然存在许多清教天主教徒。此外，还有清教印度教徒、清教自由思想者等，都属于个人取向。

欧洲的宗教改革一结束，很多人都觉得要在世俗的欲望和诱惑中洗涤人们的精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他们也知道，改革是有一些成效的。腐朽的精神枷锁被摧毁了，但又出现了很多新的禁锢。它们来势汹汹，想要和以前一样格外严厉、苛刻地束缚人们。

远远不止如此。

16世纪是典型的战后时期。许多投机商们大发横财。政府和君主从来不会明抢，他们就是“没收”。北欧和英格兰的王公们则是“挪用”（众所周知，政府和王室从来不“偷”——他们只会“查抄”和“挪用”）了教会的巨额财富，然后把这些财富都赠予了他们的追随者，借此颁布了一套他们自己的宗教条例，和罗马教规一样严苛，一样束缚民众。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真正寄希望于宗教改革给予他净化灵魂的机会的人，陷入了和他的父辈们一样的困境。他不用再被迫防范宗教审判所的密探。但如果那些关于他有异端言行的谣言传到了附近主教的耳朵里，或者如果他得罪了新富起来的王室心腹们，那就只有上帝能帮他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反对者做着他们一直在做的事，那就是进行“地下”活动。他们在废弃的马厩中碰头，在乡间小路上集会。就算牧师把他们的耳朵鼻子割了，他们也认为自己是幸运的，认为为了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殉道是值得的。

然而这种情况并不会永远持续。意志力薄弱的人向当权者妥协了。其他人逃走了。

1607年，有一大群异教徒从英格兰逃到了荷兰，然后在阿姆斯特丹定居下来。他们极度贫困，他们住在贫民窟里，强大的荷兰贸易联盟（如果你想要更文艺一点，可以叫商会）并不喜欢这些“外国劳力”的突然入侵。那些难民们，远离自己的故土，远离了英国乡村熟悉的风景、气味以及声音，感到十分抑郁。没过多久他们就过不下去了。他们从阿姆斯特丹去了荷兰共和国最大的制造业城市——莱顿，在那里他们期望有一个好一点的生存环境，可以离那些让他们睹物思乡的绿油油的农田近一些。

荷兰当局很是了解那位坚信“君权神授”的英国国王如何看待这些难民（“一群肮脏的叛徒”），没有恶意地对待他们，反而给他们提供了做礼拜的地方，同意他们聘请自己的牧师，并用自己的语言做祷告。但一旦出了教堂，这些可怜的清教徒便发现自己周围全是荷兰人。学校里都是荷兰人，讲的话都是荷兰语。在英国中产阶级的心目中，这意味着异类以及低人一等。

如果我们指责这些居住在莱顿的英国人有了卑鄙的念头，就有些不公平。让我们仁慈一点，就当他们思乡心切吧。

他们也为自己子孙的未来感到担忧。1621年，西班牙和它的那些反叛的附属地国家长达十二年的休战期走到了尽头。荷兰共和国能否保持独立还无从得知。如果西班牙天主教国王领导下的军队再次攻占荷兰，这些比异端的英国教会还异端，因而背井离乡的英国人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

所有因素都考虑进去后，这些清教徒决定还是趁着局势尚好先离开为妙。

伦敦公司那时正准备向弗吉尼亚输送一批新殖民者。第一批弗吉尼亚烟草进入伦敦市场后，卖出了好价钱。股东们受到利益驱动，想要在烟草贸易上大获全胜，因此需要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当然，他们面临着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这些莱顿的分裂分子（或者不顺从者、布朗派、清教徒，随便他们怎么叫）可能会成为这块主教会统治下的殖民地的不稳定因素。但美洲在3000英里开外，而且弗吉尼亚也很大，在那片荒原中总有可能找到一块地方让这些异教分子安定下来，也不至于引起太大的麻烦。

为大规模移民筹集资金已经很不容易。1620年，一个人坐普通舱横渡大西洋的花费，与现在两个人坐快船头等舱相当。终于筹到了资金，但根据借贷条款，这些殖民者放弃了拥有自己的私人土地的权利。在新的家园，除了一些生活用品，他们没有私人财产。

1620年7月，一艘大约六十吨重的旧轮船从英国出发，到荷兰载了一些移民者后来到南安普顿。一整个夏天的大部分时间，这些可怜的移民都滞留在南安普顿港口。一直到9月份，他们才正式出发，向故土挥手告别。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横渡大西洋有些晚了，航程既不舒适也不安全。此外，“五月花”号也不是很擅长越洋。从普利茅斯到美洲海岸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这艘船的船长也不能被称为航海家。按照原定计划，他要把移民带到切萨皮克湾，然而他把他们带偏了900海里。在这片他完全陌生的海岸，有好几次船差点沉下去。最后他们在一个四周环绕着小雪山的未知港口停了下来。

可怜的移民们开始察觉到有些不对劲。出发时本来是要去伦敦公司工作的，但现在却在普利茅斯公司的管辖范围内。但他们也不愿意再回到海上。他们派出一艘小船去探查附近的海岸，想找一块稍微好一点、不那么贫瘠的地方建立自己的村子，然后取名“普利茅斯”。

起初一切都很顺利。但“五月花”号的这批乘客中，有的人有一点点钱，有的人身无分文。穷人们（他们大多数是奴仆阶级）是满怀希望想要到弗吉尼亚发财的。明明自己没有错，却还要被迫继续过穷苦日子。他们抗议了。他们看过契约，上面写到了弗吉尼亚。他们相信法律和秩序，就算是步行，他们也要去弗吉尼亚。

这看上去像一场叛乱，而且是非常危险的那种。疾病和死亡导致移民者的数量急速下降。如果再有人离开，所有移民者必定会全部消亡。

然而面临这样的状况，总会出现一小部分有活力的人来掌控局面，反败为胜。这些人出现了，他们起草了一个手写章程，为的是引导幸存者。章程中用了很多圣经词汇。他们称这部章程为“盟约”，极为庄重地对待它。

在“盟约”上签了名字的人（一些心存不满的人也被说服签了字）都要保证遵守这个“最符合殖民地整体利益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法规”。

这并不是一个独立宣言。这只是务实的英国精神的另一种体现。几个世纪以来，这种英国精神成为英国民族的基本特征，引领着英国的革命者以庄重的仪式把他们的国王和政客送上断头台。

更重要的是，这个“盟约”起作用了。

“盟约”将移民者团结在一起，度过了严冬，度过了一段形势十分悲惨的日子。只有自愿、严格地遵守纪律，才能避免各种不当行为的发生。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殖民地建立的起初五年里，只有一个人被绞死。这是整个殖民过程中非常了不起的记录。

能够在一个寒冷荒凉的地方成功定居下来，这场试验的最终胜利（很多移民者在来到殖民地的第一个寒冬挺了过来，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主要归功于那些被选为领导者的人，他们有着卓越的品格。

他们意志坚定。

他们知道心中想要什么。

他们对待任何事都很严肃认真。

他们破釜沉舟，抛弃了旧世界，绝不留念。无论发生什么，他们绝不返回罪恶的欧洲。

他们建立了西方新的天国。

那些长眠在科尔山冰雪之下的先驱们要是知道这些，一定会对新世界感到很满意。他们所有的牺牲没有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