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我国煤雕雕材及其产地

我国煤雕制作的材料，从狭义上讲主要是煤精。

煤精是一种特殊的煤，但比一般煤轻，主要成分为碳元素，同普通煤一样可以燃烧，常赋存在弱蚀变的褐煤、石煤及煤层附近的泥质岩石中，呈孤立块状体或夹于煤层之间。由于煤精产地不同，它的成煤时间和条件不同、变质程度不同，造成它的物理、化学性质也有所差异。煤精是国际公认的有机宝石之一，在宝石学上，归入“珀、珊瑚”类。

在矿床学上，煤精是一种碳质有机岩，属于外生矿床的生物成因——沉积型。从具体的成因看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一类是由远古森林中那些属于松柏目的、油脂丰富又坚硬的树木，如柞、榆、桦、松、柏等，密集丛生且夹杂于其他植物中间，经过地壳变迁，高温和地下压力的泥化作用，逐渐形成了一种黑色的矿物晶体，即经天然煤化作用转变而成煤精。这类煤精成煤时间相对较短，一般约形成于3000万年前的新生代第三纪。

另一类是那些蕨类高等植物，或因洪水冲到富含藻类生物的湖泊、湿地等低洼之处，或因死亡后流入海洋，这些死亡的有机质逐渐在湖海中沉积，在缺氧的还原环境和巨大的压力作用下发生转变，最终形成煤精。这类煤精成煤时代相对较早，大多形成于距今约1.5亿年前的白垩纪时期。

还有一类是在成岩过程中，疏松沉积物中的植物残体与其他无机伴生物共同石化所致。这一类煤精生成在煤的夹层中，主要包括含有机质高的石煤类型和高含煤的炭质板岩类型两种，多为层状、似层状或团块状，非板理构造，半亮光泽，分布较为广泛，遍及很多煤种。

煤精结构因不同成因而有差异，集合体呈团块状或层状，大的重量达数百公斤，小的也有三四公斤，外观为黑色、纯黑色或黑褐色，也有的呈灰黑色略带蓝黑；煤精含氢量高于煤，含一定比例的炭质油，高的可达12%，其他组成成分中较高的还有铝、硅、硫等，煤精燃烧时发出明亮而带黑烟的火焰，并伴随类似烧橡皮的难闻气味；煤精质地致密性好，紧凑且比一般煤轻，外观没有明显的纹路，仅在电子显微镜下可观察到木质组织部分，甚至有的可见木质细丝，煤精的硬度、韧性均很大，摩氏硬度多在2.4~4，相对密度一般在1.2~1.4，但石煤类型可达2.2；煤精不透明，有的具有明亮的沥青或金属光泽，有的则为弱油脂光泽，但加工成工艺品抛光后，一般呈色泽莹润的玻璃光泽。

图1-1是1959年毛泽东主席转赠中国地质博物馆的煤精标本。

在实际考证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出产煤精的地区及其附近多为石油、天然气资源或含油矿岩富集区，亦多伴有丰富的硅化木资源，这些物产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不在本文探讨之列，但仍可留待对矿藏研究有兴趣者去发掘。

我国许多煤炭产区都出产煤精。煤精在不同的产地有不同的称谓，包括煤玉、炭精、炭根石、疙巴利、焦巴炭、贝褐炭、黑碳石、黑琥珀、黑宝石、雕漆煤、灰根、乌玉、乌石、墨石、煤根石、墨精石、石墨精、石涅精、木炭等。根据古代史籍记载和考古成果，再结合我们实际的考证，对煤精历史上的产地可以综述如下。

一、辽宁抚顺

抚顺煤精发现的历史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即距今约六七千年前的沈阳新乐文化时期。1973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辽宁沈阳新乐遗址下层发掘出一批距今六七千年、磨制光滑的煤雕装饰品（如图1-2所示），同时还有一些带着明显切割痕迹的半成品和煤粉、煤块，经辽宁省煤田地质公司科研所化验分析和中国科学院鉴定，“认定是抚顺煤田西部的本层煤无疑”。[1]“本层煤”是指抚顺煤田的上层煤炭，平均层厚100~120米，为世界罕见的特厚煤层。

1938年抚顺永安公园[2]修筑琥珀泉的过程，发现汉代玄菟郡时的居住遗址中有一火坑，烧火口旁有散乱的煤壳灰，表明早在汉代抚顺当地的居民已利用煤取暖做饭了。唐、宋时期也有史籍载明，抚顺一直延续着使用煤的历史，但令人疑惑的是古人对抚顺煤精的利用却极少，目前确证的仅有新乐遗址的发现。2001年在沈阳八家子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的墓葬群发现同一件串饰上的煤精制品三件，其中完好的有两件，一件为扣形珠饰，另一件为辟邪，这是距离抚顺最近的发现；距离抚顺稍远的辽阳、营口、丹东等地的汉墓中，20世纪也出土了少量煤精制品，器形为小圆孔圜形器[3]、动物和带具，这些煤精制品是从远方贸易而来还是从抚顺就近取材，难以得出确切的结论。如果说是就近取材，为什么新乐文化以后至汉代约四千多年当地没有继续发现、使用抚顺煤精？假如汉代重新发现了抚顺煤精，为什么遗存量却如此稀少？又为什么迄今为止抚顺当地并未发现遗存的古代煤精？有鉴于此，似应倾向于这些煤精制品都由贸易而来。至于新乐文化以后抚顺煤精迟迟没有得到发现的个中缘由，恐怕要从抚顺煤精赋存条件上寻找答案了。抚顺煤精赋存在冲积层、绿色页岩层和油母页岩层之下，埋藏较深，很少露头，古人不具备探测技术，难以发现。即令新乐文化遗存的煤精，由于抚顺煤精分布于千台山北麓，人们也多推测是崩落的矿体随水流落入浑河，逐渐漂聚岸边被古人拾获，而且出土煤精制品有上百件之多，显非个别的偶遇，聚集的煤精应有一定数量。这种观点和英国怀特比煤精的发现几乎同出一辙。再者，还有一个抚顺煤精发现较晚的有力旁证。抚顺是我国重要的矿珀产地，但直到近代随着煤炭开采的程度加深，才发现并使用矿珀来加工手工艺品，在此之前，整个古代社会迄今都没有发现使用抚顺矿珀的史料记载和实物传世。从成书于公元前一世纪的《别录》到清代《大清一统志》，历史上的琥珀产地记载繁多，甚至包括海外，但始终没有抚顺的记载。抚顺历史上长期为少数民族政权占据，如鲜卑、契丹等，这些民族都比较喜欢琥珀制品，出土的琥珀制品很多，产地广泛，但唯独没有抚顺矿珀。抚顺矿珀与煤精是共生的，古代历史上没有出现矿珀，也可以间接证明抚顺的煤精并没有被古人主动发掘。

清末民初之际，抚顺煤精再次被发现并开始利用，直到目前仍有产出。民国初年成书的《中国十大矿厂调查记》说，抚顺煤矿“煤层中最硬部分为千金寨之富士、大和、朝阳三层，坚硬致密，可作烟管、印材及其他雕刻物之材料，略带黝色，富于挥发分，此种原料大半为流水木质所成……”这一记述简要阐明了抚顺煤精的赋存情况及其特性、用途和成因等。

二、山西

山西以“煤炭之乡”著称于世，古人对山西煤炭的认识、利用历史也相对较早。相传女娲氏在山西平定东浮山设灶炼石补天，明代学者陆深根据民间传说和当地用煤习俗进行考证，认定此事并书《浮山遗灶记》详细记述；明代另一学者甄敬也在其所著《重修人祖庙碑记》中肯定“石火 [4]之利，其始于女娲氏乎！”；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进一步论证，认为“此即后世烧煤之始”[5]。先秦时期的地理书《山海经·北山经》记载：“又东南三百二十里，曰孟门之山，其上多苍玉、多金，其下多黄垩，多涅石”,“涅石”即煤炭，“孟门之山”在今山西吉县，说明此地产煤古已有之。我国北魏时期地理书《水经注》中记述：“右合火山西谿水，水导源火山，西北流，山上有火井，南北六十七步，广减尺许，源深不见底，炎势上升，常若微雷发响，以草爨之则烟腾火发”;“一水自枝渠南流，东南出，火山水注之，水发火山东谿，东北流出山，山有石炭，火之热间樵炭也”，这些是对今山西大同矿区马脊梁沟和口泉沟煤层自燃情况的描述。隋唐以后，山西煤炭开采利用已有明确史籍记载，宋元时期，山西已成为全国重点煤炭产地。1954年山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洪赵县坊堆村金代墓葬遗址发现十八座墓均有用煤殉葬现象，“……有的块大，有的块小。有的枕在头下，有的放在腰腿附近，还有的散布骨架周围”[6];1958年，在稷山县南宋末期“五女坟”遗址中也发现了用煤殉葬现象，“五女坟”是五座妇女墓，每个墓有小罐数个，都有一块石炭与黍子、豆子、谷子等粮食放在一起；1978年，山西考古研究所在稷山县马村发掘的一批金代砖墓，其中两个墓床下发现各约五百斤煤和焦炭。对墓葬煤炭的作用众说纷纭，有的学者倾向于辟邪镇墓之说。

图1-3和图1-4是1992年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31号墓出土的煤精石串饰。

山西煤炭资源丰富，煤种齐全，对煤精的利用却鲜见。清末民初之际，晋西北的河曲、保德地区有使用煤精的记载，晋中及晋东南的长治、晋城除史料记载之外，还有零星的煤精雕饰物传世，但具体煤精矿点均不祥，以后这些工艺也没有传承。清雍正《泽州府志》[7]的“物产·石炭”条中记载：“乌石，出潞、泽山中，纯黑如漆，细润如玉，坚韧，刀刮不动，可作佩带”;《聊斋杂记·石谱》中也说，乌石“出山西，色黑，坚润，可相带”；民国《晋北矿务局第二次报告书·附录》记载，山西河曲县出产“炭根，亦名炭精，亦有名为墨玉、乌玉者……”，根据这些记述，煤炭史学研究专家祁守华对山西煤精赋存情况作出了肯定性的结论，他认为：“这种乌石的颜色、光泽、特性等均与煤精相同……称煤精为乌玉，乌玉可能是山西地方前代遗留下来的一种俗称。”

三、河南

据先秦时期的地理书《山海经》记载：“北次三经之首，曰太行之山，又东三百五十里，曰贲闻之山，其上多苍玉，其下多黄垩，多涅石。”[8];“中次六经缟羝之首曰平逢之……又西四十里曰白石之山，惠水出于其阳，东南流注于洛，其中多水，玉涧水出于其阴，西北流注于谷水，其中多麋石、栌丹。”[9]，文中所记“涅石”“麋石”“栌丹”经后世学者考证均为煤的古称，“太行之山”在今河南焦作，“白石之山”在今河南渑池，两地都是古今煤炭开采区。汉代司马迁在《史记·外戚世家》一篇中，无意间记录了今河南宜阳地区西汉时期采煤情况的宝贵史料，曰：“窦皇后，兄窦长君，弟曰窦广国，字少君。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传十余家，至宜阳，为主人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余人。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从其家之长安”。西晋文学家陆云在给其兄的一封信中曾提到三国时曹操贮藏煤炭之事，曰：“一日上三台，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云烧此，消复可用，然烟中人不知，兄颇见之不”，这也可见证今河南安阳与河北邯郸相接处产煤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陆续在河南发掘出一些古人用煤的遗迹。1958年，在河南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出土大量煤饼、煤渣和原煤块；1975年，在河南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的窑内火地上发现了很多煤饼；1979年，在河南洛阳出土11个西汉坩埚，坩埚外壁底部附有煤渣；1985年，在河南洛阳东郊的汉代砖瓦窑遗址堆积物中找到煤渣和炭灰……

虽然河南地区迄今没有找到有关煤精的史籍记载，也没有发现煤精产地矿点，但是根据发现的大量煤精雕饰品实物判断，在洛阳-郑州-安阳一带至少魏晋以前存在产地，并曾用来制作了煤雕。

四、陕北延安、榆林地区

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战国时期秦昭王修筑的长城傲包梁段[10]发现城垣的夯层中夹有煤灰和未燃尽的煤渣，证明早在先秦时期陕北地区的古人已开发利用当地的煤炭资源。

陕西出产煤精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25年）的《陕西通志》:“煤根石，按此石不见于书及志，今延安府有之。色黑，或云煤之根，或云煤之苗。细润光滑，琢为素珠及器玩等物颇佳”；清道光《安定县志》[11]也说：“墨玉，出魏家湾[12]，性似木，黑而轻，可雕作玩器”；民国《横山县志》[13]也记载：“石炭，一名木炭，质致密光黑，县南小理河、麒麟沟以此所制各种器皿，颇称精美”；另据清乾隆《富平县志》记载：“石窠炭[14]出北山，数县赖之，石窠石，一名墨玉，阖陕古今取之……”，煤炭史学研究专家祁守华由此判定：“上述情况说明，陕西煤精不仅产于陕北延安、榆林地区，而且地处关中的富平一带也有。”

从发现的煤雕制品看，陕北地区从龙山文化、齐家文化时期已在使用和制作煤精，战国到秦汉时期达到高峰，之后逐渐消失，直到清代中晚期重新繁盛， 1949年以后又再度失传。陕北地区煤雕这段两盛两衰的历史与中国煤雕史的走向是基本吻合的。

五、陕西关中-甘肃陇东、陇右 [15]

先秦时期的地理书《山海经·西山经》记载：“女床之山，其阳多赤铜，其阴多石涅”,“女床之山”即在今陕西凤翔，凤翔地处关中平原西部，古称雍州，是中华古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由此可见，关中-陇东地区较早已发现煤炭。

1951-1955年，在铜川市王家河、柳沟、李家沟、雷平沟四处考古发掘中出土多件煤精制品，进一步证明早在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期沿渭河流域的关中-陇东、陇右地区已开始利用煤精制作器物；此后，从龙山文化时期、齐家文化时期一直延续到周、秦汉，这一地区发现的煤雕在时间点上几乎是延续的，只是煤精矿点不祥，亦无史籍证实，据考古工作者对出土于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伯墓的煤精玦检测，其材质与铜川焦坪煤十分近似，但由于这一带的古代煤雕数量多、分布广，煤精质地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根据煤矿赋存情况推测，其煤精矿点有多个，应分布在今铜川附近的渭北矿区、长武-彬县-陇县的黄陇矿区或华亭煤田。从隋唐以后，这一地区煤雕已难以见到踪影。

图1-5是1981年陕西旬阳县东门外出土的西魏时期的独孤信多面体印。

六、甘肃兰州-靖远

这一地区虽无煤精制作的史籍记载，但晚清以后到民国年间煤精制品的实物传世颇多，据传目前仍有人用煤精制作物件，在市场上也有零星出现，其矿点应为阿干镇煤矿和靖远矿务局。

2011年1月13日出版的《兰州晚报》曾刊登了记者黄冠忠署名发表的文章《煤玉——见证甘肃煤矿历史的文物》，文中写道：“甘肃省煤田地质局退休副总工程师康立权说，……我省发现较少，只在兰州阿干镇和靖远的党家水、磁窑煤矿有过发现。因为它是在远古时期沼泽地里，一层植物一层土沉积生成的，炭精煤层一般很薄，开采时很容易被忽视，只有旧时人工开采过程中容易发现，在目前机械化采煤条件下，即使有炭精也不会被发现。阿干镇的煤属于中侏罗世煤层，距今约1.5亿年左右。这个[16]产自甘肃最老的煤炭产区——阿干镇的炭精，是甘肃煤炭发展史的一个实物见证。兰州地方史专家邓明先生说，阿干镇地区煤炭开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有500多年，是甘肃最早开采煤炭的地方之一。虽然煤矿有很长的历史了，但由于年代久远，一些物证被逐渐遗失掉了。旧时阿干镇一带的妇女佩戴煤玉饰品的较多，现在阿干地区炭精工艺饰品已经十分罕见了。郝女士的这只炭精手镯是见证阿干地区煤炭的一个物件，可以说是一件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物。根据《甘肃省志·煤炭志》记载，20世纪40年代，地质学家王景尊在阿干镇石门沟煤矿工作时，曾选用该矿采出的煤炭雕刻了一枚印章，历时40余年，仍光洁滑润……”，从这篇报道可以看出，当地的煤炭专家和史志专家均证实了这一地区出产煤精，甚至提到了其中的三个具体矿点为阿干镇石门沟煤矿和靖远的党家水、磁窑煤矿，也述及煤雕制品有佩饰和印章等。

七、甘肃张掖、酒泉、嘉峪关-内蒙古额济纳旗沿黑河流域中下游地区

这一地区并无煤精产地的史籍记载，但考古发掘和遗世留存的煤精却很丰富，上迄距今4000多年前的四坝文化，下至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有煤精原石，也有煤雕实物，可见此地古时使用煤雕制品极为活跃。

2007-2011年，考古工作者几次在位于张掖市明永乡下崖村西北3公里处西城驿沙窝的黑水国遗址进行发掘，发现了包括煤精和绿松石、玛瑙、水晶、珍珠、蚌壳制品等遗物，经C14测定其年代为公元前2100年左右，证实为马厂文化晚期到四坝文化过渡时期的历史遗存，属于我国青铜时代中期文化。这一地区位处黑河流域中下游。黑河发源于祁连山，流经河西走廊，最终注入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旗的居延海，史载：“大禹导弱水至合黎”[17]，黑河古称弱水，合黎山即是古代的昆仑山，山北是内蒙古的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山南和祁连山遥相呼应，两山之间就是著名的河西走廊。此地水流充足，土地肥沃，植被丰茂，既适合农耕又宜于渔猎，在距今4000多年前为古人活动频繁的繁衍生息之地。到了战汉时期，为抵御匈奴，逐步由中原移民，戍边屯垦，从张掖、酒泉、嘉峪关直到内蒙古额济纳旗，成为我国最早的农垦区之一。汉代到魏晋时期这一地区煤雕制作异常活跃，应与当地定居居民日渐增多，扼守商贸要道，偏离战争核心区域等有着直接的关系。

图1-6是1972年嘉峪关新城出土的魏晋时期的煤雕猪。

据推测，这一地区煤精出产矿点应在马鬃山一线南北两侧，甚至向北延伸至今蒙古国，向西延伸到新疆哈密，主要包括北山煤田和希热哈达煤产地。

八、四川川北-成都

据先秦时期的地理书《山海经·中山经》记载：“岷山之首，曰女儿之山，其上多石涅，其木多杻橿，其草多菊术”;“又东一百五十里，曰风雨之山，其上多白金，其下多石涅”，所谓“女儿之山”在今四川双流、“风雨之山”在今四川通江，表明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已对这里的煤炭赋存有了认识。

战国以后，四川川北-成都这一线开采、使用煤炭的历史，史籍记载明晰而有延续性，大量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煤雕的遗世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隋唐以后这里的煤精制作已经中断，而煤炭开采却始终很活跃，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一地区煤精出产矿点应在广旺煤田-龙门山区。

九、四川资中

据史志记载，四川资中山产的炭精，色泽纯黑光亮，轻巧，质地细密，宜于雕刻，原料产于资中县亢溪桥、万佛场[18]、朱家场等地。远在1880年，当地人民就以炭精作首饰；解放后，主要产品有烟嘴、印章、戒指、圈子和玩具等。

这一地区煤精产地有明确史料记载，也有很多煤精制品实物传世，煤雕制作时间起于清中晚期，止于20世纪60年代。

十、重庆

隋唐以前，重庆地区认识、开采煤炭的情况虽没有明确的史籍记载，但多个县区都有留存下来的至少是魏晋南北朝以前的煤雕小动物。相传当地古代习俗，人生前喜爱臂系煤雕的驱邪小兽，死后随葬，并把这种雕刻小兽的煤称之为“兽炭”。据清光绪《荣昌县志》记载：“石炭，俗名煤炭，古名兽炭。其形似兽，故名。邑广顺场、金盆山、双河场俱出”，清光绪《大足县志》也有记载，曰：“煤炭，古名兽炭，以其形似兽，故名”，据此来看，古代重庆地区煤炭生产一度较为繁盛，且确有煤精产地。从煤田赋存情况看，具体矿点应在今永荣煤田范围内。

有的学者认为，古人习俗喜把煤炭碾成粉后捏成兽形来燃烧，如《晋书·羊琇传》记录，洛阳富豪羊琇将“屑炭和作兽形以温酒，洛下豪贵竟效之”，故此兽炭即指古代型煤。唐、宋以降，直至清代，也有一些诗人在作品中吟咏兽炭的。例如，宋人刘克庄所著的《卖炭图》曰：“衣襟成墨色，面目带煤尘。尽爱炉中兽，谁怜窑下人”；清代诗人魏谦升在《炭贵谣》中有：“呼童入市买兽炭，三百青蚨十斛换”；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紫砂行有恒堂制作的刻诗句圆壶壶腹上也有兽炭的称谓，其四言诗为“挹彼甘泉，清泠注兹。先春露芽，一枪一旗。烹以兽炭，活火为宜。素瓯作配，斟斯酌斯。”

虽有上述不少记载，但是兽炭即型煤这个观点仍需要推敲。其一，古时兽炭多用于手、脚炉或暖帐、书房、茶炉，此类炉子多用木炭，即今如此，故此“炭”恐非为煤，试想，富豪或文人围炉夜话、饮酒取乐，围着一个开放式大煤炉，随时还要添炭、捅火、下灰，烟蒸气熏、面目黧黑，怕不会多么有趣吧？其二，“兽炭”假使是煤经过加工而成，那就应该称之“石炭兽”而非“兽炭”，因为古时单称炭的都是指木炭，而煤则称石炭，“石炭”一词最早见于魏晋南北朝，史料中并无简略称谓的记载；其三，古人用煤精雕刻小兽的习俗在魏晋南北朝之前，甚而可上溯至先秦时期，而诗词、史籍记载用于取乐的兽炭远远在此之后，尤其是到了唐代，煤雕已几不可见，以之推断，此“兽炭”恐非彼“兽炭”，亦即作为再加工后的“兽炭”当指木炭，不存在型煤的“兽炭”；作为可雕刻小兽的“兽炭”是指煤精。

对于重庆地区把煤精称为兽炭，可以做出这样的合理推断：由于有的煤可雕，有的则不可，故此古人把那些可雕的称之兽炭，当时人们对煤尚未形成准确的认识，对煤的可燃性也不了解，兽炭仅是部分特殊的煤的称谓。后来条件和习俗发生了变化，煤雕小兽不再传世，但后人仍沿袭了前人的称呼，把煤炭称为兽炭，这时兽炭由一种特称变为通称。这样的推论似乎更加符合事实。

十一、新疆哈密-阿克苏

我国北魏时期地理书《水经注》中有关于新疆煤炭的记载：“其水……又东迳龟兹国南，又东左合龟兹川。水又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释氏《西域记》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故郭义恭《广志》云：龟兹能铸冶”，这是对今新疆阿克苏所辖库车地区利用煤炭冶铁情况的描述。

从战国时期以后，新疆地区煤炭开发利用的情况有史志可证，唯独没有出产煤精的早期记录。直到唐代，医学家苏敬在《唐本草》中才提到高昌出“木”瑿，据其描述当为煤精，唐文学家张说在《梁四公子传》中对高昌煤精的描述就更为可信：“交河之间平碛中，掘深一丈，下有瑿珀，黑逾纯漆，或大如车轮”，这里所述瑿珀其实就是煤精。著名汉学家爱德华·谢弗也考证，唐代高昌煤精出产在高昌以南的矿床中。

1949年以后在新疆境内出土了一些战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煤雕，《通俗新疆史》记述，煤雕“……其出土地点不是产煤区，就是距产煤地不远”，再依据新疆煤炭赋存情况分析，煤精矿点应在塔中煤田北部。唯一让人困惑之处是，高昌煤精至少在唐代就已发现，而且新疆气候干燥，适于煤精保存，但遗存至今的煤精制品数量并不太多，为什么会存在这种情况，苦无藉考，只能依靠后人来破解这个谜团。

图1-7是1956年在新疆民丰汉代尼雅遗址出土的司禾府印。

我国煤炭史学研究专家祁守华搜集整理了大量古代史籍资料，并写下《历史文献中记述的煤精产地》一文，发表在1990年第二期《当代矿工》上，除上述已列明的煤精产地，他还提到另外一些煤精产地：“北京，明清时期称为顺天府，清乾隆《日下旧闻考》记载，‘顺天府土产煤石’，民国《房山县志》说这种‘煤石’也称‘墨玉……能制成烟袋嘴、烟壶等物’，可见书中所说的‘煤石’就是煤精了”;“云南也产煤精，明隆庆《云南通志》说，永昌府[19]出产‘墨玉石’，清光绪《呈贡县志》载：‘墨玉，乾隆年间出段家营，最受雕琢，光华如漆……今犹作器皿’，古代称煤为石墨，称煤井为墨井，这里所说的‘墨玉’‘墨玉石’当系煤精别称”;“据地方志记载，清同治湖北长阳县所产‘墨玉’，民国黑龙江省东宁县所产‘墨精石’，清同治年间湖南安乡所产‘色黝如墨，人争采作印章’的‘墨石’，都出自产煤处所，也是当时对煤精的俗称。”

文中提到北京房山、云南保山出产煤精，但迄今为止并无遗世的实物相佐证，仍无法最后确定；而湖北长阳、湖南安乡、黑龙江东宁基本可以确认不产煤精，文中所提及的当地史籍所载“墨玉”“墨石”“墨精石”等实际上是对一种名为“墨精”，亦有称“楚石”“墨晶”的矿物材料的误读。

我国近些年发布或出版的有关宝玉石矿藏资料中都提到了贵州出产的烛煤玉。据资料显示，这是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县等黔西、黔西北一带煤层中赋存着的一种独特的含煤矿物，俗称墨玉，质地细密，黝黑光亮，呈块状，无裂无绺纹，硬度适中，可用作雕刻工艺品。中山大学宝玉石研究中心的姚德贤和曹建劲在所著《中国玉石矿床类型》一文中，将其与煤精并列，归为生物成因的有机宝石，还有一些资料则直接将其称为煤精。中国矿业大学唐跃刚教授在其《稀缺与特殊煤的划分与分布》一文中把烛煤与煤精划为一类，归为“腐殖腐泥煤”，但迄今为止贵州烛煤玉的工艺化使用尚未见到实例。

此外，山东潍坊坊子煤矿在晚清至民国时期有用煤精雕刻的实物流传于世，民间也多有传闻，有待进一步确证。河北秦皇岛柳江煤矿、浙江义乌地区、内蒙古神东煤田等地也有煤精的传闻，语焉不详，待考。2011年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发布全省宝玉石类矿产资源探明情况，包括煤玉在内共计有21种，煤玉即煤精，其具体矿点情况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