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凡例
从今天开始，我们讲《温病条辨》。
《温病条辨》是中医经典的名著之一。中医四大经典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伤寒杂病论》《黄帝内经》《难经》和《神农本草经》，另一种说法是《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但也说明了《温病条辨》这本书的重要性。《温病条辨》是温病四大家之吴瑭所著。吴瑭，字鞠通，所以又叫吴鞠通，他是四大温病学家之一。四大温病学家分别是叶天士、吴鞠通、薛生白、王孟英。
《温病条辨》自公元1812年刊行到现在，有多种多样的版本，但原书是用文言文写成的，所以阅读的时候有一点困难。我们今天讲《温病条辨》的话，会把它翻译过来。《温病条辨》在总结了清代以前温病学成就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三焦辨证的理论和清热养阴的治则，形成了比较系统、比较完整的温病辨证体系，书中不仅转载了不少前贤的有效方，还创了很多传世的名方。比方说，银翘散、桑菊饮、清营汤、三仁汤、安宫牛黄丸，等等，皆被后世医家广泛采用。当然这些方子也是我临床常用的方子。《温病条辨》的问世，不仅对温病学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使温病的证治内容更加充实，使后学者有规矩可循，是一部理论水平和实用价值都很高的温病专著，是中医研究外感病的重要著作，对防治急性传染性疾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是书仿仲景《伤寒论》作法，文尚简要，便于记诵。又恐简则不明，一切议论，悉于分注注明，俾纲举目张，一见了然，并免后人妄注，致失本文奥义。
这本书呢，是效仿张仲景《伤寒论》的格式，以条文的方式分篇分条论述，但又恐怕文字过于简短、意义不易明了，所以在各条之后又加了注释说明。
◎二、是书虽为温病而设，实可羽翼伤寒。若真能识得伤寒，断不致疑麻桂之法不可用；若真能识得温病，断不致以辛温治伤寒之法治温病。伤寒自以仲景为祖，参考诸家注述可也；温病当于是书中之辨似处究心焉。
《温病条辨》虽然是为防治温病而写，但实际上可补充伤寒的内容。如果能全面地掌握《伤寒论》的观点，就不会怀疑用于治疗伤寒的麻黄桂枝之法（麻黄汤、桂枝汤）不可用于治温病；如果真能全面掌握温病的理论，就绝对不会用辛温发散治疗伤寒的方法来治疗温病。伤寒病的治疗自然是以张仲景的理论为主，但温病的治疗应从《温病条辨》进行研究。
◎三、晋唐以来诸名家，其识见、学问、工夫，未易窥测，瑭岂敢轻率毁谤乎？奈温病一证，诸贤悉未能透过此关，多所弥缝补救，皆未得其本真，心虽疑虑，未敢直断明确，其故皆由不能脱却《伤寒论》蓝本，其心以为推戴仲景，不知反晦仲景之法。至王安道始能脱却伤寒，辨证温病，惜其论之未详，立法未备。吴又可力为卸却伤寒，单论温病，惜其立论不精，立法不纯，又不可从。惟叶天士持论平和，立法精细，然叶氏吴人，所治多南方证，又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瑭故历取诸贤精妙，考之《内经》，参以心得，为是编之作。诸贤如木工钻眼，已至九分，瑭特透此一分，作圆满会耳，非敢谓高过前贤也。至于驳证处，不得不下直言，恐误来学。《礼云》“事师无犯无隐”，瑭谨遵之。
晋、唐以来很多医家的学术成就和见解，吴鞠通自以为没有全面掌握，所以他也没有诽谤，只是温病这类疾病，可能很多医家都没有了解透彻，大多只能在局部地方进行些补充，可能没有掌握到其病变的实质。有一些医生对于用伤寒之法治温病，内心虽然有怀疑和顾虑，但一直不敢果断地提出来，其原因在于不能离开《伤寒论》的约束。他们内心认为这是推崇、爱戴张仲景，殊不知这样做反而使张仲景的治法不清楚。一直到明末王安道时，温病才开始脱离伤寒的治法而按温病进行辨证论治，只是他论述的不够详尽，温病的治法也不够完备。吴又可想摆脱伤寒体系，专门论述温病，但是他的立论没有特别精确，立法还不够纯正。只有叶天士提出来的观点正确，立法精细。但叶天士是江苏吴县人，所治的都是南方病证，再加上叶天士本人比较繁忙，他的书籍都是徒弟所写，比较简短，所以他有关温病的医案散见于他的内科杂证当中，往往被人们忽视，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于是吴鞠通广泛地采用了历代各位医家的这个论述，在考证《黄帝内经》之旨义之后，结合自己的体会，写成了《温病条辨》。就好比木匠钻孔，各代名家都已经钻到了九分程度，吴鞠通他认为他只用了一分的力气就圆满成功。因此，他认为他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成就比较高。至于前辈们书中需要纠正的地方，吴鞠通也认为他不得不直言相告，以免误人子弟，误后学者。《礼记》这本书中说：“事师无犯无隐”，吴鞠通他认为，他自己就是按照这些教导在行事。
◎四、是书分为五卷：首卷历引经文为纲，分注为目，原温病之始；二卷为上焦篇，凡一切温病之属上焦者系之；三卷为中焦篇，凡温病之属中焦者系之；四卷为下焦篇，凡温病之属下焦者系之；五卷杂说、救逆、病后调治。俾阅者心目了然，胸有成局，不致临证混淆，有治上犯中，治中犯下之弊。末附一卷，专论产后调治与产后惊风，小儿急慢惊风、痘证，缘世医每于此证，惑于邪说，随手杀人，毫无依据故也。
《温病条辨》这本书一共分五卷。首卷是以《黄帝内经》原文为纲，分注为目，主要是追溯《黄帝内经》中对于温病的论述；第二卷为上焦篇，凡温病属上焦心肺病变，都在第二卷中论述；第三卷为中焦篇，凡温病是中焦脾胃病变的，都在这一篇；第四卷为下焦篇，凡温病中属于下焦肝肾病变的，都在这一篇当中；第五卷为杂说，是专门讨论有关问题救逆方法和病后的调理。附卷一是“解产难”，专门讨论产后的调整和产后惊风的治疗；附卷二系“解儿难”，专门论述小儿急、慢惊风和痘疮类的疾病。（在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本书主要讲的是《温病条辨》之三焦病症内容，原书其他内容我另寻时机再跟大家讲解。）
◎五、经谓先夏至为病温，后夏至为病暑，可见暑亦温之类，暑自温而来，故将暑温、湿温，并收入温病论内。然治法不能尽与温病相同，故上焦篇内第四条，谓温毒、暑温、湿温不在此例。
《黄帝内经》说：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可见暑包括在温之中，且暑是由温发展而来，因此将暑温和湿温一起置于温病中讨论。但暑温和湿温的治疗法则与温病不完全相同，所以上焦篇第四条后面说：湿毒、暑温、湿温不在此列。
◎六、是书之出，实出于不得已。因世之医温病者，毫无尺度，人之死于温病者，不可胜纪。无论先达后学，有能择其弊窦，补其未备，瑭将感之如师资之恩。
吴鞠通认为，《温病条辨》的出版，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社会上医治温病的人毫无法度，患温病之后因治疗不当而死者不计其数。无论是先贤还是后来者，只要能指出书中之错误，补充本书之不足，我将如同感谢老师一样感激他。吴鞠通写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去看《温病条辨》，如果发现了其中有不妥之处，他在九泉之下也会像感谢老师一样感激我们。
◎七、是书原为济病者之苦，医医士之病，非为获利而然，有能翻版传播者听之，务望校对正确。
《温病条辨》只为医治患者之痛苦，纠正这个医生不会治温病的毛病而写的，并非为牟取暴利。如有人翻版，广为传播是允许的，只是请校对清楚，不要害人。
◎八、《伤寒论》六经由表入里，由浅及深，须横看。本论论三焦由上及下，亦由浅入深，须竖看，与《伤寒论》为对待文字，有一纵一横之妙。学者诚能合二书而细心体察，自无难识之证，虽不及内伤，而万病诊法，实不出此一纵一横之外。
《伤寒论》中六经的传变是由表入里，由浅入深，须从横向来看。而《温病条辨》论述的是三焦，是由上到下，也是由浅入深，可以竖着看。《温病条辨》与《伤寒论》比较，有一横一竖的不同。如果能将两书之特点仔细推敲，自然没有难辨的病症。《温病条辨》中的内容虽然没有论及内伤杂病，但是各种病症的治法，实在是不会超出一横一纵之外。说白了，吴鞠通认为，《伤寒论》和《温病条辨》这两本书掌握之后，基本的病都能看。
◎九、方中所定分量，宜多宜少，不过大概而已，尚须临证者自行斟酌。盖药必中病而后可，病重药轻，见病不愈，反生疑惑；若病轻药重，伤及无辜，又系医者之大戒。古人治病，胸有定见，目有全牛，故于攻伐之剂，每月多备少服法；于调补之剂，病轻者日再服，重者日三服，甚则日三夜一服。后人治病，多系捉风捕影，往往病东药西，败事甚多；因拘于药方之说，每用药多者二三钱，少则三五分为率，遂成痼疾。吾见大江南北，用甘草必三五分。夫甘草之性最为和平，有国老之称。坐镇有余，施为不足，设不假之以重权，乌能为功，即此一端，殊属可笑！医并甘草而不能用，尚望其用他药哉！不能用甘草之医，尚足以言医哉！又见北方儿科于小儿痘证，自一二朝用大黄，日加一二钱，甚至三五钱，加至十三四朝，成数两之多，其势必咬牙寒战，灰白塌陷，犹曰此毒未净也，仍须下之，有是理乎？经曰：“大毒治病，十衰其六；中毒治病，十衰其七；小毒治病，十衰其八；无毒治病，十衰其九，食养尽之，勿使过剂。”医者全在善测病情，宜多宜少，胸有确见，然后依经训约之，庶无过差也。
《温病条辨》中的方剂所列举药物的剂量，不过是大概而已，必须在临证时根据病情的轻重，随证加减。药物的用量如能切中病情为适量，如病情重而药量过轻，那么病就治不好，反而还会产生疑感。如果病情轻，而用药过量，那么就使无病之脏腑受伤，这也是医者需要注意的。古代的医家治病胸有成竹，目无全牛，所以在应用攻伐药的时候，往往采用多备少服的方法；应用补益剂时，病情轻的令其一日两次，病情重的令其服三次，病情特别重的，令白天服三次，晚上还服一次。而现在的医生治病，大多是捕风捉影，往往药不对证，病东药西，病西药东，造成失误的时候很多。这都是受到陈方的约束，每次用药多少钱呐，多少分呀，致使病情延误，而成不治之症。吴鞠通认为在长江流域一带的医生，甘草只用三五分。甘草的药性最为平和，有“国老”之美誉，其补益的作用亦较强，而祛邪的作用不足，如不用重剂怎能获效呢？仅此一点来看，已是可笑之至。一个医生假如连甘草都不能正确使用，还谈得上会用其他的药吗？不能正确使用甘草的医生，怎么能称得上是一名好的医生呢？又比方说北方小儿科医生治疗小儿痘疮，从发病第一两天就开始使用大黄，每天增加一二钱，甚至三五钱，加到十三四五天，大黄的用量已经达到数两之多，病儿出现牙关紧闭、寒战、痘疮色灰而塌陷，医生还说这是痘余毒未尽，仍然还要用下去，这是什么道理？《黄帝内经》说：用峻猛的药物治病，十衰其六应停止使用；用稍峻的药物治病，十衰其七就应停止使用；用药性比较平和的药物治病，十衰其八就应停止使用；即使是用无毒的药物治疗，也只能十衰其九，然后用食物来调养，以祛尽其余邪，不要使药量太大。医生重要的是善于诊察病情，药的剂量的多少、轻重要有把握，然后要遵循《黄帝内经》的教诲，才不会出现过失。吴鞠通这段话啥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我在《温病条辨》里的方子，说了多少钱，多少分，大家不要去咬文嚼字，是多少就用多少，要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说白了，说的就是个灵活变化的问题，他的意思是不要把他书中写的药物的剂量当为经典，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改动的。剂量可以调整改动，那方药一样的可以辨证加减。
◎十、此书须前后互参，往往义详于前，而略于后，详于后，而略于前。再，法有定而病无定。如温病之不兼湿者，忌刚喜柔；愈后胃阳不复，或因前医过用苦寒，致伤胃阳，亦间有少用刚者；温病之兼湿者，忌柔喜刚；湿退热存之际，乌得不用柔哉！全在临证者善察病情，毫无差忒也。
《温病条辨》这本书前后互相参照，前面论述详尽的，后面就写得稍微简单一点，后面写得详尽的，那前面就写得简单一些。另外，治法虽有规律，但病情却在不断地变化。如不兼湿的温病，治疗时忌用温燥而喜用柔润的药物。温病愈后胃阳没有恢复，或前面的医生治疗时，过多运用苦寒之品，导致胃阳受伤，也可少用温燥之药。温病中如兼湿，则忌用柔润之品，喜用温燥之药，如湿邪已退，热邪尚存，又怎不可用柔润的药物呢？这些问题在临证时如果能够掌握，才能够不会出现差错。
◎十一、是书原为温病而设，如疟、痢、疸、痹，多因暑温、湿温而成，不得不附见数条，以粗立规模，其详不及备载，以有前人之法可据，故不详论，是书所详论者，论前人之未备者也。
《温病条辨》本来是为温病的防治而写的，但疟疾、痢疾、黄疸、痹证，这些很多由于暑温、湿温等因素引起的。因此，不得不在有关条文之后，附带写几条，提供治则和大法。详细之内容，前人已经有论述，所以就没写那么详细。书中论述较多的是前人没有讨论过的问题。
◎十二、是书着眼处全在认证无差（四字为通部提纲——朱评），用药先后缓急得宜，不求识证之真，而妄议药之可否，不可与言医也。
《温病条辨》着眼点在辨识病证时没有差错，用药的先后缓急是否适当，不求辨证的正确与否，只谈用药是否得当，这样的人是不能跟他讨论医术的。
◎十三、古人有方即有法，故取携自如，无投不利。后世之失，一失于测证无方，识证不真，再失于有方无法。本论于各方条下，必注明系用内经何法，俾学者知先识证，而后有治病之法，先知有治病之法，而后择用何方，有法同而方异者，有方似同而法异者，稍有不真，即不见效，不可不详察之。
古人的治病方法中包含有治法，所以应用自如，不必考虑无效。后人治病不足之处是一方面表现的诊断不够全面，辨证不够准确，另一方面是有了治方而无治法。那么《温病条辨》这本书，在各方之后，注明是采用《黄帝内经》的什么法，使学医者掌握辨证，然后才确立治病的方法、选择适当的方药。有的治法相同而方药有异，有的方药相似而治法不同，如掌握稍有不彻，则不见效。这些，学医者不可不详尽地进行辨察。
◎十四、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是书有鉴于唐宋以来，人自为规，而不合乎大中至正之规，以至后学宗张者非刘，宗朱者非李，未识医道之全体，故远追《玉函经》，补前人之未备，尤必详立规矩，使学者有阶可升，至神明变化出乎规矩之外，而仍不离乎规矩之中，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是所望于后之达士贤人，补其不逮，诚不敢自谓尽善又尽美也。
高明的医师和巨匠（说白了也就是大师）教诲别人，必以规矩和法则示人，学习的人也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和法则。《温病条辨》是针对唐宋以来，人们自立规矩，却不合乎真理和规范，导致后人推崇张子和而排斥刘河间，推崇朱丹溪而非议李东垣，这都是未能全面掌握医学理论之结果。所以我远溯《玉函经》，补充前人未曾论述之内容，尤其详细地制定了规矩、法则，使学医的人有规矩可遵循。待医术达到炉火纯青之时，某些治法表面上已脱离规矩之外，而实际仍在规矩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左右逢源，随心所欲，但不会逾越规矩。所以我希望在后世医家的贤人达士之中，能补充本书之不足，也是我吴鞠通不敢说自己的著作能达到尽善尽美地步的原因。
这一段话写了十四条，是吴鞠通在《温病条辨》前面，书的前面，关于他自己的某些观点。文言文，我现在是把它用现代语言翻译过来，用比较绘声绘色的语言和口气表述给大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