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城市的特性
二 人行道的用途：安全
在城市里，除了承载交通外，街道还有许多别的用途。城市中的人行道——街道中供人步行的部分——除了承载行人走路外，也有其他很多用途。这些用途是与交通循环紧密相关的，但是并不能互相替代，就其本质来说，这些用途和交通循环系统一样，是城市正常运转机制的基本要素。
城市的人行道，孤立来看，并不重要，其意义很抽象。只有在与建筑物以及它旁边的其他东西，或者附近的其他人行道联系起来时，它的意义才能表现出来。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在街道上，即除了承载马路中间的交通外，它还有其他的目的。街道及其人行道，城市中的主要公共区域，是一个城市的最重要的器官。试想，当你想到一个城市时，你脑中出现的是什么？是街道。如果一个城市的街道看上去很有意思，那么这个城市也会显得很有意思；如果一个城市的街道看上去很单调乏味，那么这个城市也会非常单调乏味。
当然，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现在，我们要谈到第一个问题。29如果一个城市的街道很安全，不受野蛮行为和恐怖行为的侵扰，那么这个城市也不用为上述行为担忧。当人们认为一个城市或它的某些地方危险或者混乱，那么他们主要是觉得人行道不安全。
但是，人行道以及走在上面的行人不是被动的安全受益者，或无助的危险受害者。在城市里文明与野蛮行为的斗争中，人行道及其周边地区，还有它们的使用者，都是积极的参与者。维护城市的安全是一个城市的街道和人行道的根本任务。
这个任务完全不同于小城镇或郊区的街道和人行道应有的用途。大城市不是小城镇，区别不仅仅在于比其更大；大城市也不是郊区，区别不在于比其更稠密。它们有着一些基本的不同，其中之一是城市顾名思义有着许许多多的陌生人。对任何一个人而言，在大城市中碰到的陌生人比他认识的人要多得多，不仅在公共场所如此，更为常见的是在家门口。即使是相邻的居民，也会是陌生人，仅仅从一小块区域人口的数量来看，这种可能性也是肯定存在的。
一个成功的城区的基本原则是，人们在街上身处陌生人之间时必须能感到人身安全，必须不会潜意识感觉受到陌生人的威胁。做不到这一点的城区在其他方面也会同样糟糕，并且会给它自己，给城市造成沉重如山的麻烦。
今天，野蛮行为已经占领了很多城市的街道，或者人们正害怕这种行为发生在街道上，其结果和前者是一样的。“我住在一个安静、可爱的住宅区。”我的一个朋友说，他现在正在寻找一个新的住处。“深夜里唯一让人不安的声音是偶尔有人被袭时发出的尖叫声。”这类发生于城市街道，或城区内部的暴力事件，只要有那么几起，就会让人对街道感到恐惧。一旦恐惧产生，人们就会减少上街的次数，而这又会使街道变得更加不安全。
当然有些人会自己吓自己，无论客观情况如何，他们都会感到不安全。但是，这种恐惧与那些在正常情况下谨慎、容忍和乐观的人感到的恐惧是不一样的，后者拒绝贸然在晚上——有些地30方甚至是白天——走进一些他们很可能受袭的街道，一旦在那些地方遭到袭击，不会被他人及时看见或者得到及时救援。他们这种想法一点也不过分，常识而已。
造成这种恐惧的野蛮行为或现实（而非想象）的不安全现象，不能只归咎于贫民区。事实上，这样的问题在一些看上去很优雅的、“安静的住宅区”，就像我朋友要离开的那种地方，是最严重的。
也不能把这个问题归咎于城市的老区。在一些改造的例子里，包括一些所谓的最好的例子，如中等收入的住宅区中，这种情况达到了最厉害的程度。一个负责此类住宅区的警官最近警告居民，不要在天黑后出门闲逛，他还告诫他们要在知道敲门者的身份后才开门，而这个住宅区受到全国的羡慕（既为规划者又为贷款者所羡慕）。这里的生活竟和幼儿恐怖故事中“三只小猪”和“七个小孩”的境况差不离了。这个问题不仅在那些大力进行改建工作的城市里非常严重，在改建工作落后的城市里也一样严重。把它归咎于少数族裔、穷人或流浪者，认为他们应对城市的危险负有责任，这也是不明智的。在这些人中间，在他们的居住区之间，文明和安全的程度是大不相同的。比如，在任何时候，纽约的一些最安全的人行道是那些边上住着穷人和少数族裔的地方。同时，一些最危险的街区也是由这类人占据着。其他城市也八九不离十。
少年犯罪和其他犯罪背后是深层复杂的社会痼疾，这在郊区、小城镇和大城市都一样。本书并不打算考察深层的原因。在这里，我们只要说明以下观点即可：要维护好一个能够诊断和知晓自身背后的社会问题的城市，在任何情况下，出发点应该放在加强任何可以用来维护城市的安全和文明的办法上——在城市里，我们并不是没有这些办法。建设这种专为犯罪行为提供便利场所的城区，是再愚蠢不过的事了，但我们现在就在这么做。
31首先要弄明白的是，城市公共区域的安宁——人行道和街道的安宁——不是主要由警察来维持的，尽管这是警察的责任。它主要是由一个互相关联的、非正式的网络来维持的，这是一个有着自觉的抑制手段和标准的网络，由人们自行产生，也由其强制执行。在有些城市里——一些人口众多的破旧的住宅区和街道是再明显不过的例子——公共人行道的法律和秩序的维持几乎全依赖警察和特定安保人员。这样的地方如同丛林一样，危险无处不在。一个连正常的、一般的文明秩序都无法自行维护的地方，警察再多也不管用。
第二件要弄明白的事是，不安全这个问题不能通过分散人群、降低稠密度、用郊区特征取代城市特征的方法来解决。如果这个办法可以解决城市街道的危险问题，那么洛杉矶就应该是安全的城市，因为从外表上看，洛杉矶几乎已完全郊区化了。它已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可以称得上是人口密度高的城区了。但是，就像别的城市一样，洛杉矶不能避开这个事实：作为一个城市，它的确拥有很多陌生人，他们中总有一些人会带来麻烦。洛杉矶的犯罪数字可以让人目瞪口呆。在十七个人口高于百万的标准都市地区中，洛杉矶的犯罪率高居榜首，其本身就成了犯罪标准参照物。而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对个人的袭击犯罪中，正是这种犯罪使得人们对街道产生恐惧。
比如，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数据，洛杉矶每10万人中31.9人的强奸率（1958年数据），是紧随其后的两个城市圣路易斯和费城的两倍，是芝加哥10.1人的比率的3倍，是纽约7.4人的比率的4倍。
在其他更为严重的人身攻击方面，洛杉矶拥有每10万人中185人的比率。相比之下，巴尔的摩是149.5人，圣路易斯139.2人，纽约90.9人，芝加哥79人。
洛杉矶的整体犯罪率是每10万人中2507.6人，远远超过紧随其后的圣路易斯和休斯敦（分别为1634.5人和1541.1人），而纽约和芝加哥则分别为1145.3人和943.5人。
洛杉矶犯罪率高的原因无疑是复杂的，而且至少很多还扑朔迷离。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降低人口密度并不能保证安全、消32除犯罪和对犯罪的恐惧。从别的单个城市中也能得出这个结论，那些城市的一些伪郊区或者说年久破败的郊区，都是强奸、抢劫、斗殴、拦劫以及其他犯罪的理想之地。
这里，我们碰到了一个关于城市街道的很重要的问题：城市的街道到底能给犯罪提供多少方便？也许在一个城市中，肯定会有一定数量的犯罪，罪犯肯定要想方设法找一个犯罪的地方（我并不相信这一点）。无论是否如此，不同的城市街道产生不同的野蛮行为和对它的恐惧。
有些城市的街道不给野蛮行为提供任何机会。波士顿北角区的街道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就这一点而言，那儿的街道也许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安全的地方媲美。虽然北角区的大部分居民是意大利人或有着意大利血统，但其他各个种族和背景的人也一直频繁使用着这个城区的街道。有一些陌生人在这个地方和附近工作，而另外一些人则到这儿来购物或溜达；很多人，包括那些住在以前被别人抛弃的危险城区的少数族裔，总是要到北角区的店铺来兑换支票，然后很快在街上买上一星期的货，他们知道在这个地方花钱和买东西时不会丢钱。
弗兰克·哈韦是北角区协会（当地的一个街区服务中心）的主任。他说：“我在北角区已经有二十八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我还从没有听说过一件强奸、抢劫、骚扰孩子和其他类似的街头犯罪。如果有的话，在上报前，我肯定会有所耳闻。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有大约几十次，那些骚扰未遂者曾试图诱惑一些孩子，或在夜深时袭击妇女。每当这样的事发生时，他们都被一些过路者，正站在窗户旁的好事者或者是店主制止住。”
同时，在罗克斯伯里的榆树山大道地区——一个貌似郊区的波士顿的内城地区，常有袭击事件发生。此外，发生这些事件时，33也没有打抱不平者出来保护受害者，这使得一些小心谨慎的人在夜晚都避离街道。毫不奇怪，因为这个以及其他相关的原因（缺少活力，单调乏味），罗克斯伯里的大部分地区都败落了，成为一个被离弃的地方。
我并不想把罗克斯伯里或其曾经风光旖旎的榆树山地带作为一个特别薄弱的地区单列出来。这个地方的无所作为，特别是那种极度凋敝、败落的模样在其他城市也司空见惯。但是在同一个城市里，在公共安全方面存在着如此大的差别，这应该是值得注意的。榆树山大道的基本问题不是因为存在着一个犯罪人群、被歧视人群或贫困人群，而是源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实际上它不能在安全方面有所作为，并且无法表现出一个城区应有的相关活力。
即使是被认为相同的地区里的相同地方，在公共安全方面也还是存在着显著区别。发生在纽约华盛顿住宅地——一个公共住宅区——里的事件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个住宅区里的一帮租房者为了让他人接受他们，在1958年12月中旬举办了一次室外纪念活动，他们竖起了三棵圣诞树。最主要的那棵树很笨重，要想移动、竖起和修剪都非常麻烦，于是它就被挪到了住宅区的“内街”，一个装点得如画中风景的中心商场和一条散步道。另外两棵树每棵都不超过六英尺高，很容易搬动，它们被挪到住宅区外角的两个边缘空地上，这个地方与一条热闹的大道相接，也与老城的街道交叉。第一晚，那棵大树连同树上的装饰品都被盗走。两棵小树完好无损，灯、装饰品等全在，直到新年时被取下来为止。“那棵树被盗的地方，理论上讲是住宅区里最安全、防卫最好的地方，但也就是这个地方，对这里的人，尤其是孩子来说最不安全。”一个一直在帮助这些租房者的社工如是说。“在这个商场里，人并不比树更安全，相反，另外两棵树置放的地方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地方是住宅区的四个角落中的一角，刚巧也是对人最安全的地方。”
这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道理：一条经常被使用的街道应是一条安全的街道，一条废弃的街道很可能是不安全的。但是，这种34情况又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什么使得一条城市的街道被用得多或少？为什么华盛顿住宅地里的中心商场——这应该是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很少有人去？为什么其西边的旧城的人行道却人来人往？有些街有时很热闹，有时却突然空无一人，这又是为什么？
一条城市街道要想应付陌生人，在陌生人多的时候能确保安全，就像那些很成功的城市街区那样，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必须要界线分明，不能像郊区的住宅区那样混合在一起。
第二，必须要有一些眼睛盯着街道，这些眼睛属于我们所说的街道的天然居住者。街边的楼房具有应付陌生人、确保居民以及陌生人安全的任务，它们必须面向街面，不能背向街面，使街道失去保护的眼睛。
第三，人行道上必须总有行人，这样既可以增添看着街面的眼睛的数量，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从楼里往街上看。没有人会喜欢坐在门廊里或从窗子里往外看空荡荡的大街。几乎没有人会这么做。相反，很多人常常会通过观看街上的活动自娱自乐。
在一些比大城市更小也更为简单的地区，对公共行为（如果不是犯罪）的监控或多或少是通过一个由声誉、街谈巷议、赞许、反对和制止等行为构成的网络来运转的。如果大家互相熟悉，并且消息传达的渠道畅通，这样的方法很管用。但是，一个城市里的街道不仅要监控城市居民的行为，而且还要涉及来自郊区和小城镇的来访者，他们期望逃离家中的闲言和约束，在城里好好待上一阵，因此，城里的街道必须要通过更加直接和明确的方法来实施监控。城市能否解决这样一个固有的难题还是个问题。但在很多街道，人们做得非常出色。
想通过使得一个地区的一些其他地方，如内部庭院，或有着35遮蔽的玩耍空间变得安全，从而避开城市街道不安全这个话题，是没有用的。让我们再次回到街道本身的定义上来。在应付陌生人方面，城市街道责无旁贷，因为这是陌生人来往最多的地方。城市的街道不仅要防备那些干坏事的陌生人，也必须保护众多不会惹是生非、心地善良的陌生人，他们是街道的使用者，他们往来于街道的同时也给它带来了安全的保证。没有人可以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为环境里度过一生，即使是孩子也不行。每个人都需要使用街道。
从表面上看，我们似乎有一些简单明确的目标：确保街道上的公共空间明确无误，与私人的或什么也不是的空间划清真正的界线。这样，那些需要监视的地方就会有一个清楚、适用的范围。另外就是要确保这些公共街道地带有人在监视，并尽量持续不断。
但是，要达到这些目标不那么简单，尤其是后一点。你不能没有理由就让人们上街，也不能让人们观望一条他们不愿看的街。通过监视和互相监督来确保安全听上去挺残酷，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残酷。一条街道，当人们能自愿地使用并喜欢它，而且在正常情况下很少意识到他们在起着监督作用，那么这里就是街道的安全工作做得最好，最不费心思，最不会经常出现敌意或怀疑的地方。
满足这种监视的条件是要沿着人行道三三两两地布置足够数量的商业点和其他公共场所，尤其是晚上或夜间开放的一些商店和公共场所。例如商店、酒吧和饭店能够以不同的、综合的方式维护人行道的安全。
第一，这些小场所位于人行道的边上，给人们——居民和陌生人——提供了具体的使用人行道的理由。
第二，有一些地方本身没有多少吸引力能够成为公共场所，但这些小场所可以让它们成为通向另外一些地方的必经之路，使得这些地方也常常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这样的影响从地域上讲不会延伸很远，因此，一个城区内的商企应该分布频繁，可以使街上缺少公共场所的地方也拥有很多行人。此外，还应该有众多不同种类的小商企，让人们有理由横穿一些小道。36
第三，店主和小企业主本身是典型的安宁和秩序的坚决支持者；他们憎恨打碎玻璃以及拦路打劫这种行为；他们不愿看到顾客因为害怕不安全而战战兢兢。如果数量足够多的话，他们是最有用的街道监视者和人行道护卫者。
第四，人们上街办事，或买食品和饮料，这样的活动本身就能吸引另外一些人。
这最后一点，即一些人的活动吸引另外一些人，对于城市规划者和城市建筑设计师们而言似乎是不可理解的。他们的理论前提是城市人追求的是那种空荡的、明显的秩序和静谧感。没有什么比这更加不切实际了。在城市的每个地方都能看到，人们喜爱观看另一些人及其活动。在纽约的上百老汇区，这样的特点几乎达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在那里，街道被正位于路中间的狭长的商场分为两半。在这个南北向的商场连接街道的交叉处，很多椅子被安放在固定的自助餐桌后面，每当天气稍好时椅子上就会坐满了人，一排接一排连着好几个街段，人们在观看那些走过商场的行人，观看交通，观看繁忙的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人，也在互相观看。百老汇最后延伸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一个在右面，一个在左面。这儿有着明显的秩序和静谧的感觉。看不到商店，也没有与商店相关的活动，几乎不见有行人穿马路——当然没有观看者。那儿还有椅子，但即使在天气最好的时候，也是空的。我曾经在那儿坐过，发现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没有比这更乏味的地方了。即使是这两个学校的学生也会避开这个孤单的地方。他们在俯瞰热闹校园的台阶上做户外散步活动，做作业或观看街上的活动。
其他地方的城市街道也是如此。一条有活力的街道应既有行人也有观看者。去年，我就到了曼哈顿下东区的这样一条街上，我在那儿等公共汽车，不到一分钟，还来不及观看街上办事的37人、玩耍的小孩和门廊边踱着慢步的人的活动，这时候，我的注意力被街对面一幢公寓楼三层的一位妇女吸引住了。她打开窗户，朝我大声嚷嚷。当我弄明白她是对着我说话，就走了过去。她朝下大声对我说：“星期六公共汽车不来这儿。”然后，一边大声说，一边打着手势，她指示我转过一个拐角。这位妇女是成千上万个顺便照看街道的纽约人中的一个。他们注意着陌生人，注意着街上发生的一切。如果需要采取行动，不管是指引一个走错路的人，还是打电话给警察，他们都会去做的。当然，这种行动的前提是，行动者对“自己是这条街的主人”有一种自我意识，而且也能在需要的时候得到支持。本书后面的章节会详述这一点。但是比这样的行为更为基本的是观看本身。
并不是每一个城市里的人都会帮着照看街道，很多城市居民或在城市里工作的人不会意识到街区为什么安全。有一天，在我住的街上发生了一件事，使我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我必须要做点解释，我住的这条街的街段比较小，但是里面的房屋很不相同，从不同年代的出租公寓到三四层楼的住房，这些房子已被改建成廉租套房，底层是商店，或是一整个家庭居住的房子，就像我们住的那套房子。街对面大多数曾经是四层砖楼，底层是商店。但是，十二年前，从街段的拐角到中间的几座楼房被改建成了装有电梯、租金很贵的小公寓。
吸引我注意力的事件发生在一个男人和一个正在反抗的八九岁小女孩之间。那个男人好像在试图让小女孩跟他走，他一边极力哄骗她，一边又装出冷漠的样子。那个小女孩靠在街对面一座楼房的墙上，显得很固执，就像孩子在进行抵抗时的那个模样。
就在我从二楼的窗户往外观望，心里想着如果可行的话，怎38么来进行干预时，我发现没有必要这么做了。从对面楼房下面的肉店里出来一位妇女，她和她的丈夫经营着这家店。这位妇女站在离那个男人不远处，叉着胳膊，脸上露出坚定的神色。同时，经营一家熟食店的乔·科尔纳基亚和他的女婿也从店里出来，稳稳地站在另一边。楼上窗户里伸出好几个头来，有一个很快退了回去，这个人不一会儿出现在那个男人靠着的门后边，有两个男人从肉店旁边的酒吧里出来，走到门口，等在那里。从我所在的街的这一边，我看见锁匠、水果店主、洗衣店主都从他们的店里出来。除了我们的窗外，还有很多窗也打开了，里面的人在观察街上发生的事。那个男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切，但他是被包围了。没有人会让他把一个小女孩拽走，即使没有人知道她是谁。
我很抱歉——纯粹就这个戏剧性的场面而言——因为最后发现这个小女孩是那个男人的女儿。
这个戏剧性场面的整个过程大概有五分钟，只有那个高租金公寓楼的窗户里没有出现一双眼睛。刚搬到这里来时，我曾满怀喜悦地盼望，也许过不了多久，所有的楼都会改建成与这个楼一样。现在我明白了，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忧虑和担心，因为最近有消息说，这样的改建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邻近此楼的街面楼都要照此改建。大多数这些高租金楼的住户来去匆匆，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样子，[9]他们根本没有一点谁在看管着街道或如何看管的概念。一个城市的街区可以吸引和保护为数不少的这类“过路鸟”，就像我们这个街区那样，但如果整个街区的人都变得和他们一样，他们就会慢慢地发觉街道不安全了，继而他们就会显出一副茫然的样子，如果事情变得非常糟糕，他们就会转移到其他安全一点的街区，尽管天晓得那里是不是更安全。
在一些缺乏自我监视的富人街区，如纽约的公园大道住宅区39或第五大道，看管街道的人是雇来的。举例来说，单调乏味的公园大道的人行道，很少有人走，少得让人吃惊；如果有行人的话，他们更情愿去东边和西边的莱克星顿大街和麦迪逊大街，那里的人行道边布满饶有趣味的商店、酒吧和饭馆。一个由看门人、看房人、报童和保姆组成的网络构成了雇来的街区看管队伍，他们的眼睛看住了公园大道住宅区。在晚上，因为有了看门人提供的安全保障，遛狗者能够放心大胆地上街，而这也给了看门人一些助力。但这个地方缺少的是它自己应有的监视的眼睛，而且也提供不了让人来此走走看看的具体理由（来人在第一个拐角处就会离开），因此，一旦此地的租费稍稍下滑，到了拿不出足够的钱来雇看管街区的人的地步，那么毫无疑问，它就会成为一个十分危险的街区。
如果一个街道在应付陌生人方面做好了充分准备，当它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划定了清楚、有效的界线，而且具备了提供活动和监视人的基本条件时，那么陌生人越多，街区的气氛就会越活跃。
在我所住的那条街上，陌生人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特别是到了晚上，他们带来活跃的气氛，而此时也恰恰是最需要安全保障的时候。我们很幸运，在这条街上不仅有本地人常去的一个酒吧以及街角处的另一个酒吧，而且还有一家远近闻名的酒吧，吸引了邻街甚至城外的很多陌生人络绎不绝地到来。这家酒吧出名是因为诗人迪伦·托马斯曾来过这里，并在他的书中提到过。事实上，这间酒吧实行两班制，且风格迥异。早上和下午稍早时候，这儿是老社区里的爱尔兰码头工人和本地其他手艺人的聚集地，这种传统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但是从午后中段开始，这里就开始了另一种生活，有点像大学里喝着啤酒的闲聊，又带有一点文学鸡尾酒会的味道。这样的活动一直要延续到清晨。在寒冷的冬夜，你路过这间名为“白马”的酒吧，酒吧的门敞开着，里面传出一阵阵热闹的谈话声，迎面向你扑来，这时你会感到一阵暖流涌遍全身。人们在这间酒吧进进出出，使得我们的街道一直40到早上三点前都看得见很多人，也让你回家时总感到安全。我所知道的街上唯一一起打人事件发生在酒吧关门到天亮以前这段最寂静的时间里。此事被我们的一个邻居制止了，他从窗户里看见了发生的事，于是就进行了干预。他并没有意识到即使是在深夜，他也是街头法律和秩序维护网络中的一员。
我的一个朋友住在上城的一个街道，那儿的教会青年和社区中心经常在晚上有舞会和其他活动，它们也起了和“白马”酒吧一样的作用。正统的规划理论充斥着关于“人们应该如何度过他们的自由时间”的清教徒式和乌托邦式的概念；在进行规划时，这种关于人们私人生活的道德说教却又与城市如何运转的概念深深地混淆在一起。在维护城市街道的文明方面，上面两个例子尽管毫无疑问有着区别，但“白马”酒吧和教会赞助的青年中心为街道的公共文明做出的服务是一样的。城市不仅应容纳这样的不同，以及其他更多在品味、目的和职业兴趣方面的不同，而且也需要有着不同趣味和癖好的人。那些乌托邦主义者以及那些要强制管理别人闲暇时间的人总是偏好于一种类型的企业和商业。这种做法不仅与城市的特性格格不入，而且还会贻害无穷。城市街道和企业以及商业越能广泛地满足合法的兴趣（严格法律意义上），对街道和城市的安全和文明就越有益。
酒吧，事实上所有的商业活动，在许多城区里名声很坏，其原因正是他们招来了很多陌生人，而那些陌生人则根本没有成为有用的资源。
这种不幸的情况尤其发生在大城市中了无生气的灰暗地带和曾经很风光或至少是很体面但现在已经败落的内城住宅区。因为这些街区都很危险，而且街道都很黑暗，所以一般都认为问题在于街道上照明不够。足够的照明确实很重要，但是仅归咎于黑暗这个原因不能说明灰暗地带根深蒂固的病态，那种极度单41调、凋敝的景象。
灰暗地带街道的良好照明的价值在于，能给那些想上人行道的人提供一点安慰，有了光亮，他们也许就会在人行道上行走；如果光亮不足，他们就不会这么做。因此，光亮就会诱使这些人监视街道，为维护街道的安全出一份力。此外，足够的照明显然可以增加眼睛的监视力度，扩大能见范围。而多增加一双眼睛，多扩大一点监视的范围，能为这种灰暗地带带来很大的好处。但是，除非眼睛真的在看，除非眼睛后面的脑子里装着一种几乎是无意识的对维护街道文明的支持的信念，否则再好的照明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一旦有效的监视眼睛缺失，即使在灯火通明的地铁站里，骇人的犯罪也会发生。同理，在剧院里，因为周边都是人和监视的眼睛，尽管一片黑暗，一般也不会有犯罪现象发生。街道上的照明就像沙漠中的一块巨石，在它轰然倒下的时候，没有一只耳朵听到它的声音。难道石头没有发出声音吗？没有有效的监视的眼睛，除了实际照明外，路灯还能起什么作用？
为了说明陌生人给城市灰暗地带的街道带来的麻烦，我将从比较的角度，先来谈一谈另一种特殊的、引申意义上的街道——高层公共住宅的走廊，那种光明城市概念的派生物。这些住宅里的走廊和电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街道。它们是在空中竖起的街道，目的是为了消除地面上的街道，使地面变成荒废的花园，就像圣诞树被偷走的那个华盛顿住宅区的商场。
这些楼里面的通道就和街道一样，不仅因为它们为住户的进出服务（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一定互相认识或知道谁是住户，谁不是），而且也因为它们向公众开放。它们是模仿上层社会公寓楼的标准设计的，却出不起雇用看门人和电梯工的钱。任何人不经盘问就可以进楼，使用街道似的电梯和人行道似的走廊。这些42内部的街道尽管向外敞开，但外面的人看不见，因此，它们就缺乏一般街道常有的监视和约束。
据我所知，纽约住宅当局在几年以前试着把布鲁克林的一个住宅（我把它称作布伦海姆住宅，这不是它的真名，我不愿意因提到它而给它带来麻烦）的走廊向公众的视线敞开，更多地不是因为在那个人们的眼睛监视不到的地方会有危及人身安全的事件，而是因为财产损坏事件。
布伦海姆住宅楼有十六层之高，这样的高度需要地面有一块面积很大的空地，从空地外和从别的楼里向这里的走廊进行的眺望式监视只能提供一点心理效应而已，但是这种因走廊向外敞开而产生的心理感觉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用的。更为重要和有用的是，走廊的设计很好，可以从内部进行监视。除了起上下通道的循环作用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用途被赋予了这些走廊。相对于一般的狭窄走道，这里的走廊很宽，留有玩耍空间。事实证明，这样的设计非常具有活力，很有意思，以至于租户们在它上面又增加了一个新用途，而且还成为他们最喜欢的一个用途：聚餐地点——那些走廊兼阳台的地方可以成为聚餐的地方，尽管这遭到了管理层的反对和威胁，因为他们的设计中并没有这样的计划（他们的理由是设计应该考虑到多方面的功能，但确定之后就不能改变）。租户们心仪那些走廊阳台，而正因为经常被使用，这些地方也就时常处于监视之下。在这些特别的走廊上不曾有犯罪的问题出现，也不会有破坏行为，甚至连灯泡也没有被偷过或弄坏过。而在同样大小但缺乏监视的走廊区，仅仅是因为小偷或人为毁坏，每个月替换的灯泡数目就要达到几千个。
到这里为止，一切都还好。
城市安全与城市的监视机制的关系在这里已不言自明！
然而，布伦海姆住宅楼群里也有可怕的破坏行为发生，乃至成为丑闻。照明很好的阳台光亮很足，就像大楼管理者说的那43样，“是一个最敞亮、最有吸引力的景观”，因此，吸引了很多陌生人，尤其是来自整个布鲁克林的青少年。那些敞亮的公共走廊吸引了这些外来者，但他们并不停留在这个人人都看得见的地方。他们走进了楼群里那些缺乏监视的地方，如电梯，甚至消防通道和平台。看管住宅楼的保安们上上下下地追踪这些作恶者——他们在无人监视的、十六层高的楼梯里为非作歹——但他们总是能逃之夭夭。把一个电梯开到高层，然后堵住门，电梯下不去，这样做很容易，随后他们就会在楼里或对碰到的人干尽坏事。这个问题是如此严重，如此明显地不可控制，以致走廊原有的安全性能被一笔勾销——至少在那些受到困扰的管理者的眼中是这样的。
发生在布伦海姆楼群的事件与发生在城市的单调灰暗地带的事件有相同之处。灰暗地带可怜的一丁点有亮光和活力的地方就像布伦海姆敞亮的走廊，这些地方确实会吸引陌生人，但是从这些地方延伸出去的相对死寂、枯燥和无人监视的街区就好像布伦海姆的消防通道，那些地方并没有应付陌生人的准备，陌生人在这些地方的出没自然是一种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习惯的做法是谴责阳台——或商店或酒吧，因为它们是招来肇事者的吸铁石。现在正在芝加哥展开的海德公园——肯伍德改造项目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体现。这块毗邻芝加哥大学的灰暗地带拥有许多漂亮的住宅和花园，但是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这个地方饱受街头犯罪之苦，在后来的几年里，这里的面貌急剧衰败。那些作为放血疗法医师后裔的规划者为这种衰败给出了一个绝妙的“理由”，那就是“凋敝”（blight）的存在。所谓“凋敝”，他们是指有太多的教授和其他中产阶级的44家庭一点一点地搬出了这个危险的、缺乏生气的地方，而他们空出的位置自然常常被该区域那些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低下的人占有。这个更新计划的目的是除掉那些“凋敝”之处，换上光明花园城市式的面貌，通常的做法就是缩小街道。这个计划同时也在这儿或那儿增加了一点闲置空间，使得这个城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本来就模糊的界线变得越发模糊了，并且肢解了现有的普通的商业网点。这个改造项目原来的计划包括一个相对大一点儿的仿照郊区那样的商业中心。但是这种想法会让人或多或少想到这个地区实际已遭遇的问题，因此在整个规划过程中引起了一丝恐慌。建造一个比被改造城区居民所需商场标准还要大的商业中心，这种情况“或许会给这个地区带来外来人”，一位建筑规划师这么说。因此最后，一个较小的商业中心在那儿建了起来。其实，大或小无关紧要。
说它无关紧要，是因为海德公园——肯伍德就像所有的城区一样，在实际生活中本来就被外来人包围。这个地区是芝加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不可能换个地域，也不可能再恢复从前的那种半郊区状态。如果说它真能做到这一切，能够绕过其固有的功能方面的不足，并且按照这种思维来规划，那么只能产生以下两种可能结果中的一种。
要么，外来人会继续随心所欲地进入这个地区。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不排除他们中会有一些不怀好心的人；就安全而言，如果会有什么变化的话，街道犯罪会变得更加容易（如果确实有的话），因为空地增加了不少。要么，可以通过特殊的手段来执行这个计划，即把外来人坚决挡在外面，就像毗邻的芝加哥大学——这所学校成了启动这个计划的关键——那样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用警犬每天晚上在校园里巡逻，监控任何一个在这个危险的非郊区校园深处出现的可疑人物。当地媒体对此有过报道。海德公园——肯伍德边缘的新住宅项目构建的屏障，加上这样特别的监控也许确实可以非常有效地挡住外来人。果真如此，就会产生新的问题，周围地区会产生敌意，更何况即使在“堡垒”内部也会有被围攻的感觉出现。在漆黑的夜晚，谁又能保证在“堡垒”内的成千上万的人是可以信赖的？
45我再一次声明，我并不想选出一个地方，或一个计划（以上述为例）作为谴责的对象。之所以拿海德公园——肯伍德为例，是因为这种城市改造计划中的带有诊断和纠正意义的措施典型地——在这个例子中更带有点雄心——表现了这个国家所有的城市灰暗地带更新改造试验的内容。这就是城市规划，它带上了正统理论的深刻烙印，它不是个别地方意愿的反常表现。
试想，假如我们继续建造或重建这样不安全的城市，我们如何在如此状况下生活？从目前所知的情况来看，似乎存在着三种与这种情况相关的生活方式，也许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方式出现，但我猜想这三种方式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果“发展”这个词没有用错的话。
第一种方式是让危险放任自流，让那些不幸身陷其中的人自己承担后果。这就是现在在低收入住宅区和很多中等收入住宅区里实行的政策。
第二种是用车辆作为避难所。这是在非洲的野生动物保护区里实行的措施，在那儿，游客们被警告在任何情况下不要离开车，直到到达一个安全处所。这种措施也在洛杉矶实行。我们总是可以听到一些去过洛杉矶的人很吃惊地讲述，贝弗利山庄的警察经常会叫住他们，问他们为什么要步行，并警告说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但是这种确保公共安全的措施在洛杉矶似乎并不十分有效，这从当地的犯罪率就可以看出，也许将来的某一天它会有效吧。试想，如果更多一些人，并没有汽车这种“金属壳子”的保护，在洛杉矶这个广阔的、无人监视的大“保护区”内，又会有着怎样的犯罪率？
当然，在其他城市的危险地带，人们也经常用汽车作为一种保护手段，或试图这么做。一封给《纽约邮报》编辑的信这么写道：“我住在布鲁克林乌地卡大道一个很阴暗的街道里，因此决定要打车回家，尽管天色并不晚。出租车司机要求我在乌地卡大道的拐角下车，他说他不想开进那条黑暗的街道里去。如果我自己想在那条黑暗街道里走，还要他做什么？”
至于第三种方式，我在讨论海德公园——肯伍德时已经暗示过46了，这就是最初由街帮发展起来的、现在已经被城市改造发展商们广泛采用了的模式。正是这种模式滋长了地盘制度（Turf）。
从历史上来看，在这种制度下，一个街帮把某几条街、住宅区或公园——通常是三者都有——划为自己的领域。如果这个区域的街帮不同意，其他街帮的成员不能进入地盘，否则他们就有挨打或被赶跑的危险。1956年，纽约青年委员会因为这种街帮之争而陷入绝境，他们后来通过街帮青年工作者安排了一系列停火协议。有报道说，这些停火协议除了促成了其他条件外，最主要的是促成了街帮间对区域界线的互相理解和认同。
但纽约市警察局长斯迪文·P.肯尼迪对此非常愤怒。他说，警察的目的是保护每一个人在城市的任何一条街上安全行走、不被侵害的权利，这是一种基本的权利。他指出，那些关于地盘的契约是对公众权利和公众安全不可容忍的践踏。
我以为肯尼迪局长是完全正确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考虑青年委员会的工作者们面对的问题。这是一个实际问题，他们也在尽最大可能，采用他们可以使用的任何实际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公众的权利和行动自由所赖以依存的城市安全正在从那些被街帮所占据的衰败的街道、公园和住宅区里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自由仅仅是一种学界理想而已。
现在来看看城市的重建改造项目：那些中等和上等收入住宅项目占据了城市中诸多土地和很多以前曾是普通街区的地方，它们划定了自己的地界和街道，就像其广告所说的那样，用来为它们的“城中岛屿”和“城中城”服务。这种策略的目的也就是要标明地盘，把其他的街帮挡在外面。起初，并不见有什么围栏出现，几个巡逻保安已足够起到围栏的作用了，但在过去的几年里，真正的围栏还是出现了。
47也许，第一个围栏是那种高高的防旋风用的围栏，用于一个光明花园城市项目，毗邻坐落在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可悲的是大的教育机构似乎都在设置地盘方面很有创见）。为了让人弄明白围栏的意思，此处的街上有这么一个招牌，上面写着：“请绕行。不能穿越。”在一个文明的城市里，看到一个街区像这样用墙围起来，真是让人觉得难以理解。从更深的意义上说，不仅是看起来很丑陋，而且有点“超现实”的感觉。在那个地区的教堂告示板上写着这么一句话：“基督之爱是爱中之爱。”尽管这传达了一种旨在鼓舞精神的信息，但你还是能够想象，此地区是如何难与邻近街区和睦相处。
纽约以自己的方式很快把巴尔的摩的经验搬了过来。事实上，在下东区的一个混合住宅楼群的后面，纽约走在了巴尔的摩的前面。在这个地区公园型步行道的尽头，一扇带铁闩的大门被永久性地上了锁，门上不仅用了金属网，而且还加上一团乱糟糟的带刺铁丝。如此严加防护的步行道果真就把那些下九流的城市地区挡在外面了吗？根本不是。在它的旁边是一个公共游乐休憩场所，边上就有很多收入层次不同的公共住宅区。
在城市的一些重建区域，一排排的栅栏分割了一个个街区，以此来形成街区间的“平衡”。还是在纽约的这个地方，两个“贴着”不同价格标签的居住区之间的“连接点”就很能说明问题：它们是中等收入的考勒斯·胡克合作住宅区和低收入的福莱德克住宅楼群。在前者与其相邻的街区中间有一块隔离带，那是个有着超级街段长度的停车场，旁边是一圈细长的栅栏和六英尺高的防旋风围栏，再旁边是完全封围起来的空地，有三十英尺宽，里面到处是脏兮兮的纸片，随风飞扬；这样做是有意的，为了不让任何人和东西接近旁边的住宅区。从这里开始便是属于福莱德克住宅楼群的地盘。
在上西区，我假扮成一位租房人，曾向公园西村租房公司“——位于纽约市中心的你自己的世界”——的一位出租代理人咨询过，他十分有把握地对我说：“太太，商业中心一建成，这整个地方就会被围起来。”
“用防旋风围栏？”
“是的，太太，”最终他把手指向周边地区，“所有这些都会消失。那些人会离开。我们是这儿的开发者。”48
我猜想，这就像是开拓者们生活在一个围着栅栏的村子里，不同的是真正的开拓者们的目的是确保他们的文明进程获得更多平安，而不是更少。
在一些新的地盘里，有些街帮成员发现很难承受这样的生活。1959年，一封写给《纽约邮报》的信表达了这种感觉：“那天，我作为一个斯特伊佛桑特镇和纽约城的居民的自豪感第一次被愤怒和羞耻感替代了。我看见两个约十二岁的小孩坐在一条椅子上，他们正在热烈地交谈着什么，他们的行为很规范——他们是波多黎各人。突然，两个保安走来——一个从北，另一个从南。其中一个指着那两个小孩向另一个打手势。有一个保安走到孩子跟前，朝他们说了几句话后，两个孩子起身离开了。这两个孩子尽量表现出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果在孩子们成年以前就被剥夺了这一切，那我们如何能够期待人们拥有尊严和自信？我们这些斯特伊佛桑特镇和纽约城的人是多么可怜，我们竟然不能够和两个小男孩共享一条椅子！”
此信的编辑给这个编读往来栏目取了个标题：“待在你自己的地盘上”。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人们似乎很快就习惯了生活在一个地盘内，不管是实际上有一个围栏，还是只是一种象征而已，而且现在已弄不明白，以前没有围栏的日子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在大城市里出现围栏之前，《纽约客》杂志曾描绘过小城镇里的这种现象。田纳西州的奥克里奇城在战后解除军事管制时要拆除此前建立起来的围栏，这让很多人很害怕，激起很多情绪激动的居民的抗议，他们召开了许多次气氛激昂的全体大会。奥克里奇城里的人在几年前都来自没有围栏的城镇或城市，但现在他们已对保护栏里面的生活习以为常，要是没有了围栏，他们就会担忧他们的安全。
事情就是这样。我的一个在斯特伊佛桑特镇——这个“城中之城”——出生和长大的十岁小侄子大卫，对任何人都能在我49们家前的街上行走发出了疑问：“有没有人管管，他们是不是在这条街上租房子？”他问道，“谁负责把那些不属于这儿的人赶出去？”
把城市划分成不同的地盘，这不仅仅是纽约的解决方案，也是其他美国城市的改造方案。在1959年哈佛大学设计学术会议上，城市设计者们考虑的议题之一就是地盘这个恼人的问题，尽管他们并没有用“地盘”这个说法。讨论的例子恰好是芝加哥湖滨区的中等收入住宅项目和底特律的拉斐特公园高收入住宅项目。出现在讨论者面前的是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你想把城市的其他地区与这些安全无人监视的地方隔离开来？那样做，不仅很难，而且也会惹恼很多人。那么，让城市的其他地区进来又会怎样？同样会是困难重重，而且根本不可能。
就像纽约青年委员会的工作者们那样，遵循“光明城市”、“光明花园城市”、“光明花园城市美化”这些概念的城市发展商们和居住者们面临的是一个真正的难题，他们只能够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正统规划理论范围内），按照他们所能把握的经验来解决。他们没有多少选择。每当一个重建改造的城市诞生时，这种带有野蛮性质的地盘概念就会紧随而来，因为重建的城市已经抛弃了城市街道的基本功能，与其一起被抛弃的必然是城市的自由。
表面上看来，老城市缺乏秩序，其实在其背后有一种神奇的秩序维持着街道的安全和城市的自由——这正是老城市的成功之处。这是一种复杂的秩序。其实质是人行道精细的作用机制，这为它带来了一双又一双驻足的目光，正是这种目光构成了城市人行道的安全监视系统。这种秩序充满着运动和变化，尽管这是生活，不是艺术，我们或许可以发挥想象力，称之为城市的艺术形态，将它比拟为舞蹈——不是那种简单、准确的舞蹈，每个人都在同一时刻起脚、转身、弯腰，而是一种复杂的芭蕾，每个舞蹈演员在整体中都表现出自己的独特风格，但又互相映衬，组成一个秩序井然的整体。这种让人赏心悦目的城市人行道“芭蕾”，在每个地方都不尽相同，在任何一个地方总会有新的即兴表演出现。
我所在的哈得孙街每天都会推出这样一幕精巧的人行道芭蕾场景。早上八点后，当我出去扔垃圾时，我第一个进入了这个50场景，这当然是一件再平淡不过的事，但我喜欢我的这个角色以及放下垃圾袋时发出的声音。这时有一队初中生走过舞台的中心，他们扔下很多糖纸。（这么一大早，他们怎么吃这么多糖呢？）
我边打扫着糖纸，边观看着这个早晨其他的一些仪式：哈尔珀特先生正打开洗衣房小推车的锁，把它推向地下室；乔·科尔纳基亚的女婿正在把一些空箱子搬到熟食店的外面叠起来；理发师把折叠椅搬了出来，放在路边；戈尔茨坦先生正在收拾电线，这表明五金店开门了；公寓看门人的妻子把她脸圆圆的三岁孩子搁在门廊边，身边放着一个玩具曼陀铃，这是一个让他学英语的好地点，他妈妈不会说英语。此时，正在走向圣洛克教堂方向的小学生三三两两走过这里，向南边走去，向圣维罗尼卡十字街方向的孩子则向西走去，而四十一公立中学的孩子则向东走去。另外，在街道的边缘还有两个新近设置的“入口”，穿戴体面、举止优雅的女士和提着公文包的男士从公寓门口和街的一侧出现，他们大多数人去赶公共汽车或地铁，但是也有一些人会走到路边叫出租车，一些出租车就会在这个时候神奇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因为出租车本身就是这个早晨各种仪式中的一部分：它们先是从市中心以外地区把乘客送到位于市中心的金融区，现在又把住在市中心的一些人送到城外。与此同时，穿着便服的家庭妇女开始出现在街上，她们碰面时会停下来，简短地聊上几句，不是哈哈笑上几声，就是一致地抱怨什么。现在也到了我赶着去上班的时间了，我与劳法罗先生互道再见，这也算一种仪式了。劳法罗先生个头不高，身体壮实，围着白围裙，有一个水果摊。他站在他家略高于街面的门道上，两手交叉抱在胸前，双脚稳稳地立在地面上，看上去就像大地一般坚实。我们互相点头，并且很快地朝街道的前后扫上一眼，然后回头互相看看，脸上露出微笑。过去十几年间的许多个早上，我们都是这么打招呼的。我们互相都知道它的意义所在：一切皆平安无事。
我没怎么见过那一天正中时段的“芭蕾”场景，因为大多数像我这样住在那儿的有工作的人都去工作了，在别的一些人行道上担当起陌生人的角色。但是从那些我不上班的日子里，我对它51了解得足够多，知道这个场景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有趣。那些当天不工作的码头工人聚集到白马酒吧、理想酒吧或国际酒吧喝啤酒和侃大山。来自西边办公区的一些经理和平时午餐时经常聚在一起的商人纷纷涌向岛晴餐馆和狮头咖啡屋；烤面包店里满是肉市场伙计和传媒学专家。一些与众不同的“舞蹈者”也登场了：一个奇怪的老头，肩膀上挂着几串破鞋；一些摩托车骑手，长着大胡子，车后座上坐着他们的女朋友，身子随着车的颠簸在跳跃，她们的长发披挂在脸前或散在后脑；一个醉汉，头上顶着一个帽子，他倒是真的在听从“帽子协会”的要求这么做，但头上的那顶帽子并不是协会要求的那种。锁匠莱西先生掩上他的店门，他要去找雪茄店的斯卢布先生聊上一阵。裁缝库查詹先生在窗外给窗台上郁郁葱葱的花木浇水，他颇为得意地扫了一眼这些花木，并接受了两个路人对它们的赞美之词，然后他又用手指触摸我们楼前的悬铃木的叶子，露出一个经验丰富的花匠那种赞赏的神态，接着他穿过街道到理想酒吧去喝上一口，在那里他可以关注到他店里去的顾客，他可以隔着街道向他们打手势，表明他马上就来。婴儿车也被推出来了，一大群孩子出现在门口，从拿着玩具蹒跚学步的小孩到带着家庭作业的十几岁的大孩子。
我下班回家时，这场“芭蕾”正演到高潮。此刻正是孩子们玩轮滑、踩高跷、骑三轮自行车，以及在门廊下玩瓶盖和塑料牛仔小人的时候，屋檐下、门廊前都是他们玩耍的场所；此刻也正是人们大包小包买东西的时候，从杂货店到水果摊再到肉铺，人群来来往往，熙熙攘攘；此刻也正是那些半大孩子穿戴整齐出来的时候，他们会拦住路人问，他们的衬裙或衣领是不是好看；此刻也正是一些漂亮的女孩从女子学校放学的时候，是消防车穿行而过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你会碰到哈得孙街许许多多的熟人。
夜幕降临时，哈尔珀特先生又把洗衣推车停靠在地下室的门口，这场“芭蕾”继续在灯光下进行，时有高潮，但主要集中在灯52光耀眼的人行道边的比萨摊、酒吧、熟食店、饭店和杂货店。上晚班的人现在在熟食店门口停下来，购买撒拉米意大利香肠和牛奶。夜晚来临了，但街上的“芭蕾”并没有停止。
我对夜深时的“芭蕾”和它的内容了解得最清楚的时间，是凌晨一觉醒来照看我的小宝宝的时候，此时坐在黑暗中的我会看着外面的黑夜，听着人行道上的声音。大多数时候，我听到的声音就像是一伙人断断续续的谈话声；在凌晨三点时，会传来歌声，很好听的歌声。有时候是一阵尖锐的、愤怒的或悲伤的哭泣声，或者是一阵寻找一串散落的珠子的声音。有一个晚上，一个年轻人咆哮着一路跑来，向着两个女孩子骂出很难听的话，很显然这两个女孩子是他带来的，但她们并没有让他满意。有很多门打开了，一群警惕性很高的人围着他站了半圈，没有太靠近他，但他们一直等到警察来为止。沿着哈得孙街的很多门洞里也探出很多头来，人们纷纷在说：“醉鬼……不正常……肯定是从郊区来的野孩子。”[10]
夜很深了，我几乎一点也意识不到街上到底有多少人，但有一个像苏格兰风笛这样的东西把他们召集到一起。风笛手是谁，他为什么喜欢我们这个街，这些我一概不知。我只知道在二月的一个晚上，风笛嘹亮地响起，仿佛是它发出了一个信号，人行道上散乱的、逐步减少的人的步伐忽然间有了头绪，一队小小的人群迅速而安静地，甚至是奇迹般地在街上出现，人群围成了一个小圆圈，里面有人跳起了苏格兰高地舞。可以看见人行道旁阴影里的人群，也能看见跳舞者，但风笛手本人不见身影，因为他出色的技艺已经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他的音乐里了。他是一个穿着简单的棕色外套的小个子。当他演奏完毕，转而隐身离去时，跳舞的人和围观的人都拍起了手，掌声也来自外围的听众，那些哈得孙街旁几百个窗子里的听众。然后，窗户关上了，那个小小的人群又分化成了夜晚街上散乱的步伐。
哈得孙街上的陌生人，那些帮助我们这些当地人监视街道、维护街道安宁的人是我们的同盟。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好像每天53都不同。不过，这没有关系。每天来的陌生人是否总是不同，就像他们看上去的那样，这一点我不太清楚。好像还真是那样的。当杰米·罗根从玻璃窗里掉下来（他正在试图劝开窗下几个扭在一起吵架的人）并几乎摔断了一只胳膊时，一个穿着旧T恤衫的陌生人从理想酒吧里冲了出来，快速地对他实施了止血处理，动作很是熟练，后来医院的急救人员说，这位陌生人救了杰米的命。没有人在此前见过这个人，也没有人此后再见过他。又是如何通知医院的呢？一个坐在离出事地点不远的台阶上的妇女冲向公共汽车站，二话没说就从一个正在等公共汽车的陌生人手中抢过一枚十美分硬币，那人手里正拿着十五美分准备买票，紧接着那个妇女又冲进了理想酒吧的电话间。那位等车的陌生人也紧跟着她冲过来递上手中的五美分。没有人记得曾见过此人，也没有人在这以后再见过他。当你在哈得孙街上看见同一个陌生人三次或四次后，你就开始朝他点头。这几乎成了一种相识的方式，当然，是公共场合的相识。
我对哈得孙街上每日“芭蕾”场景的描述听起来似乎要比实际情况夸张一点，因为文字对实际情况总会有所放大。在实际生活中，事情不完全是那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生活是不间断的，“芭蕾”永远不会停止，但总的情景是安宁祥和的，总的节奏甚至是悠闲的。那些对城市里诸如此类充满活力的街道了解得很清楚的人肯定会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害怕的是那些不甚了解的人总会在脑子里产生错误的概念——就像早先根据旅游者对犀牛的描述画出来的犀牛图那样。
在哈得孙街，就像在波士顿的北角区或任何一个大城市的充满活力的街道上一样，在维护人行道的安全方面，我们住在这个街区里的人并不比那些住在地盘里的人能干多少，那些人所处的地盘无人监视，人们依靠着互相敌视，互不侵犯而生存。我们这里的人成了城市秩序的幸运拥有者，它使我们维护安宁的行为变得相对简单，因为在我们的街上有足够多的眼睛在进行着监视。并不是说这种秩序本身是简单的，或者只是简单的人数问题。这里的大多数人在监视这个工作方面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专门经验。他们的经验组合在一起，在人行道上发挥作用，尽管这本身并不是专门组织起来的行为，但这正是力量之所在。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