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宦官究竟起自何时，由于文献不足，已不易查考。以记有宦官的书籍而言，最早的应是《周礼》。据此可知，宦官早在殷、周之时便已有了。在《周礼》中，宦官被称为阉、寺、竖等。这三种称呼，自始并无贬义，但因时间的变易，到了宦官又被称为内监、中官或太监的时候，再以阉寺称之，则已带有一些贬义和蔑视，若以奄竖或是宦竖为称，则不但带有轻贱之意，而且也是斥责他们时的用语了。

最早宦官的工作大概主要是守门，这从那些早期的称谓便不难看出。阉，《说文》的解释是“竖也，宫中阉阍闭门者，从门奄义兼声”。这里，它以阉竖相互对释，可见二者的职司必极相近。寺，《周礼·天官》说是“寺人掌王之内人”，也有监察出入之意，也许寺便是监护内宫门户的人。汉时，宦者常被任为黄门令，一般宦者又习有小黄门之称，黄门即是宫门，宦者主要用于守门，于此亦可概见。

早期既只限于守门，而且那时的宫室也并不大，所以宦官的人数不是很多，百人左右已足够了，因而《周礼》又有“奄寺不及百人”之说。然而这只是在早期，后来宫室日广，职事日多，宦官的人数一直都在增多，降及明、清，宦官的人数早已成千上万，若以拥有宦官的王府合计，数目就更多了。

说到宦官的来源，在早大概只有两条：一是由于战争的掳掠，二是得自籍没罪人的家属。在奴隶制社会时，对外作战，掳获奴隶原本是作战的目的之一，把掳来的幼童净身（阉割）而为宦者，当然也是例有的常事。这种做法不仅古已有之，直至明清，一直还是宦官的来源之一。把罪人的家属没而为奴，这也是行之已久的古法。在这些被没而为奴的家属中便有不少年幼的人被净了身，送进宫去，成了宦官。秦时的赵高，便是这类人中最出名的一个。在宦官的需用不多之时，从上述的两个来源得到的宦官原本足用，但到了需用日多之时，便又时见不足，得另辟蹊径了。

另外的途径有二：一是由宫中的执事太监各向自己的家乡去招选；一是等候一些自宫求职的人自行来投。

那些回乡招选的太监，大都是在宫里已经混出了些头面的宦官，他们自愿干这个差使，一是可以回乡夸耀一番，二是可借此增添自己在宫中的势力。他们所要收的都是乡中较贫苦的幼童，所以首先便要与幼童的家人洽谈他们的身价。一经谈妥，幼童便算已经纳入他的门下，由他为之净身，有时甚至还要改姓，然后便被带入宫去，在他或是比他的身份更高的宦官名下做个小太监，开始练习宫中的诸般事务。由于一经谈妥便要离家、净身、入宫，所以去做宦官也被称为“出家”。

自宫求职，那是宫中并未派人前来招选，而有些人家想要入宫求活，自行先净了身，设法请求入宫的一种做法。这些人虽被称为自宫，其实很多并非出诸自愿，常是由于生活实在困难，父母又受了一些在宫廷中有些门路的人的诱惑，才把自己的孩子先自净了身。希图能被收容进宫，当上一名宦官，借以求生，并图个升发的机会。这些人都比由宦官选招的人稍大些，甚至还有些将近成年的人。当然也有些确是出于自愿而自宫的，这类人的年龄就更大些，有些已是成年人了。这些人都是身临困境，迫不得已才走上了这一条路的。譬如明末盛极一时，被称为九千岁的大珰魏忠贤，便是这类人中的一个。魏忠贤原是个市井无赖，游手好闲，无所不为。他是因为输了钱，欠了很多赌债无法偿还，想躲进皇宫，赖掉那些赌债，才想到了自宫求职这一条路的。

自宫求职既已成为宫中宦官的一条来路，自然也就有了它的供求关系。求过于供，这倒没有什么，无非是宫中人手稍紧一些，及时派出宦官回乡招选，便可加以调节。供过于求，可就有些麻烦了，宫里面的人数已足，再难安插，而自宫求职者却仍源源而来，群聚京畿左近，到处流浪，惹是生非，实在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明代是个宦官用事极久极盛的朝代，故自宫求职一事也以明代为盛。在明宪宗成化年间，自宫求职的人已经多到了无法安插的地步，曾经多次明令严禁，但事已积之，早已势如波涛，虽加严禁，却也难有实效。这个情况，在《明宪宗实录》中已有几次谈到，这里选录几节，以见一斑。

成化十一年（1475）十二月，礼部奏：“近有不逞之徒，往往有自宫其弟□子侄，以希进用，聚至四五百人，告乞奏收，群众哄然，阻遏无计。”奏入，有旨：“此辈逆天悖理，自绝其类，且又群众喧扰，宜治以重罪。但遇赦宥，锦衣卫其执而杖之，人五十，仍押送户部，如例编发海户当差。自后有再犯者，本身处死，全家发边远充军。礼部仍移文天下禁约。”

十三年三月，自宫以求用者积九百余人，礼部以闻，上曰：“此辈以规避差役，违禁自宫，锦衣卫其执杖之，人三十，遣还当差，有再犯者，必罪不宥。”

十六年六月，礼部进自宫者至千余人，喧扰宫府，散满道路，乞照旧例，令巡城御史、锦衣卫五城兵马等官逐回原籍宁家。

二十一年正月，周洪谟等疏言：“自宫求进称为净身人者，动一二千人，虽累加罪谪，旋得收用，若不痛惩，无有纪极！今各王府累求内使，宜量以赐之，否则，仍发原籍原卫。今后宜依先年枷项放遣事例，勿复收用。”

《明世宗实录》对自宫之事亦有所记载，嘉靖十一年（1532）五月，记道：“时自宫无票帖未收者尚数千人，先是，正德二年（1507）九月，申男子自宫之禁，令锦衣卫五城兵马限三日尽逐出之，有潜留京者，坐以死。时宦官窃权者，泽及九族，愚民尽阉其子若孙以图富贵，有一村至数百人者，虽严禁亦不之止也。”

从以上所引各条来看，最先自成化十一年开始禁逐，至嘉靖十一年所记，历时已逾三朝，达五十余年。多次严禁、杖逐，非但不能禁绝，反而越禁越多：人数从成化十一年的四五百人，到成化末年，十一二年间，已增至动辄一二千人了。到了嘉靖年间，未收用者更已达数千人，甚至一村之中，自宫者便已多达数百人了。这个势头实在惊人。明宪宗认为这些人之自宫乃是为了规避差役，明世宗又说这些人是贪图富贵。这两种说法虽非全虚，但却都没能说到根本之处，主要的原因应该还是人们的生活日困，无以为生的人太多，所以才会有这样多的人不惜自残其身，或是伤及子孙，以求找到一条求生之路。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才会弄成这样的局面。

民间对于宦官，历来好评不多，提到宦官常带有一些轻贱憎恶的情绪。这种看法一是由于形貌，二是由其行为。宦官因为受过阉割已是一种六根不全的人了，在形体上表现出的是光面无须，嗓音尖窄。这种身残形变的人，原已使人易生憎厌，加以宦官外出办事，每每以为身在皇家，高人一等，显出一种倚势欺人、威福自恣的样子，而其所干的事又通常都是替皇家来盘剥人民，自然就更觉可恨可厌了。

对于宦官在形体上的变异感到憎厌，很多方面乃是由于受到长久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读书人更加憎厌宦官。读书人一向读孔孟之书，习圣人之礼，对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一语是奉行唯谨的，肤发且不敢伤，伤及本根，形变身秽，那还了得，真是“所恶有甚于死者”。西汉的太史公司马迁，因替败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而触怒了汉武帝，被处以宫刑，刑后他痛不欲生，只是为了要完成他的《史记》一书，才忍辱苟全，勉强活下来的。他在《报任少卿书》一文中，曾多次说到宫刑使人感到的奇耻大辱。他说：“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者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色变，自古而耻之。”他又依次历数诸刑，最后才提到宫刑，说是“最下腐刑极矣！”《文选注》于此释曰：“宫刑腐臭，故曰腐刑。”由此可见宫刑给人带来的切身的耻诟。太史公之身受宫刑，是由于汉武之一怒，应说是一场飞来的横祸，比不得那些自愿以此作为宦官的人，但他还要自憎不已，觉得已经成了“天下观笑”的人。并非自愿，尚且如此，对于甘心以此自献的宦官，洁身自好者对他们的轻视和鄙视，当然就更不待言了。

说到宦官来到民间总是干些倚势欺人、祸国殃民的事，实在也有很多必然的原因。首先，凡是能够出宫来为皇室办事的宦官，为首的常常都是在宫中已经爬上去的有些头面的人物，能跟着他出来的，也都是看着他的颜色干，一心想爬上去的各类小太监。但在这个数以千计的宦官群中，要想设法爬上一个较好的阶层，实在是很难的。因为竞争的对手都是六根不全、注定无后的宦官，他们为了竞争不得不拉帮结派，并投在已经攀上高位的大宦官的门下，以便得到援引。但因他们的特殊环境，彼此之间以诚相见的可以说是绝少，相互猜忌、排挤倒是常事。有利可图时，仇者可以暂时相亲；一旦逢到灾难，任谁都可出卖。很多一时颇有权势的大宦官，被扶植起来的门下倾害至死的事，实在是很习见。正因如此，巧于钻营的宦官都得练出很多狡诈的本事，才能保住自己，顺利地向上爬。还有，宦官所侍奉的不是后妃嫔御，便是诸王公主，这些人都是天潢贵胄，万不可轻易触怒。惹恼了这些人常会有不测之祸，所以对其更要尽心趋奉，不可或违，但得其高兴，就是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也得满口称叹，装得像是真的一样。“指鹿为马”，他们的老前辈赵高，老早就给他们留下了示范的教材。

他们在宫中是历尽那么多艰辛才爬起来的，一旦到了民间，自然便要任性而为，恣情掳掠一番了。况且他们出宫办事，多半总是奉命去向民间罗掘财物。为了便于复命，并也用以自肥，当然要大肆搜刮，扰得人民财竭力尽。出来办事的宦官要多捞些余润用以自肥，实在也是非常必要的：一来可以有些额外的供献，以博讨主子的欢心；二来出外办事是个肥差，宫里的大宦官也都在等着他们的供献。此外，如果出了什么差错，这些也可用来作为保命的本钱。

宦官们最怕的是朝政清明，一切井然有序，因为越是这样，他们就越少可以任性胡为。反之，朝政越是混乱，宦官们便越能得逞。宦官为害之烈，大多都在每个王朝的末世。因末世的宫廷常是贪奢无度，常常放出很多宦官到民间去任意搜刮，为害也就越厉。史册说到宦官为害之烈，每以汉、唐为言，实际上指的也都是汉、唐的末代。

史册所谓宦官为祸最烈的汉代，指的乃是东汉，特别是从汉和帝（刘肇）到汉灵帝（刘宏）的那一段时期。东汉时的宦官之所以得势，乃是由于他们帮助皇帝打倒了专擅朝政的外戚，渐次掌握了朝权和禁军之故，而外戚之得以专权，则又是幼主在位很难避免的事。因为皇帝年幼，太后临朝，垂帘听政乃是必然之事，而太后的家人由于帮助太后理事而得总掌朝纲，也就是无可避免的事了。但等到皇帝年事稍长，自理朝政的心意日切，而久于专权的外戚却又恋恋不肯归政，自然不免要发生冲突。皇帝深居宫中，在他的左右能为之效力的只有一些宦官，他既不满于外戚，自然只有和宦官在暗中计议，共同设法除去外戚。宦官于是就有了主管朝政的机会。不过也有些已近成年的幼主，对于专权的外戚还并无太多的不满，倒是宦官们看不过外戚们长久掌权，怂恿着皇帝设法把外戚们除掉的。但不管是皇帝主动召集宦官，或是宦官说动了皇帝，结果反正都是一样：去掉了外戚，朝权便告易手，外戚倒后，宦官的势力便为之大增。更巧的是，自汉和帝以来，撇开那些为时极暂的少帝、冲帝、殇帝等人不说，即便是在位略久的诸帝，竟也全都是尚在冲年便即帝位的，所以太后临朝，外戚主政便不断重复，而宦官们协助皇帝又除去外戚，就不断地又重复了多次。

最先引起外戚与宦官之争的汉和帝，是在章和二年（88）二月，于汉章帝刘炟去世后继位为帝的，那时他才只有10岁，由于年岁太小，不能自理国事，所以由他的母亲窦太后临朝，外戚窦宪因而得以主政，掌握了朝权。待到永元四年（92），宦官郑众利用汉和帝不满于窦宪的一切专断的机会，暗中与和帝谋议，杀死了窦宪，朝权初次落入了宦官之手，使他们实力大增。

元兴元年（105）汉和帝去世，殇帝刘隆继位为帝，他在位不及一年便早死。又由汉安帝刘祜继位，刘祜即位时仅13岁，所以又由邓太后临朝，外戚邓骘主政。公元121年，邓太后去世，邓骘仍旧紧握朝权，不肯放手。那时汉安帝已29岁，不能再行等待，便与宦官江京、李闰等人在暗中谋议，设法除掉了邓骘，夺回了朝权。宦官们经过这次斗争，势力较之以前，又增长了一步。

延光四年（125）汉安帝去世，最初继位的是被称为少帝的北乡侯，由阎太后临朝，外戚阎显当政。这次是因宦官们感到不满，由孙程等19名宦官带头闹事，杀了阎显，改立了当时年仅11岁的刘保为帝，也就是后来的汉顺帝。这时，宦官的势力已比昔日更强，所以敢于自己起来废立改立。

建康元年（144），汉顺帝去世，继之而立的有冲帝刘炳和质帝刘缵，这两个人都是幼年便被立来继位，但又都是即位不久便夭折了的。最后登上帝位的是汉桓帝刘志，他即位时15岁，原已不算太小，但却仍旧依照惯例，由梁太后临朝，外戚梁冀当政。梁冀是所有当政的外戚中最横暴的一个，汉桓帝受其欺压，早已极为愤恨，终于在延熹二年（159），桓帝与内监单超等人暗中计议，安排妥当，先动手杀了梁冀和他的家人，然后又把梁冀的党羽三百余人也都拿住杀了。在桓帝即位之际，宦官的权势原已增大，但经梁冀专权多年，对宦官不断予以压制、分化，宦官的势力已经弱了很多，如今一举除掉了梁冀，消灭了他的党羽，宦官重又掌权，他们的势力重又振兴起来。宦官们这次做得比以前更为彻底，他们把朝中事务几乎全都抓尽，不但朝内朝外大小官职差不多都为他们自己或是他们的党羽所据，甚至连朝野名流和太学生的利益也都成了他们攫取侵夺的目标。名流和太学生们为此对宦官极为不满，不断指责他们，说他们“虐遍天下，民不堪命”。

永康元年（167），汉桓帝刘志去世，继之登上帝位的是年仅12岁的汉灵帝刘宏。新即位的皇帝刘宏又因年幼不能理事，例由窦太后临朝，外戚窦武主政。当朝的窦武，一上来就感到棘手，因为宦官们得势已久，朝中诸务尽都落入了他们的手中，很有些尾大不掉之势，他的政令很难施行。窦武很想把这些跋扈的宦官们除掉，却又怕自己力量不足，招来不测，就想联合当时的名流共同除去他们。他不断与名流李膺、陈蕃等人私下商议，还安排了动手的步骤。然而事机不密，他们的布置还未就绪，却已为宦官们得知，并且在他们动手之前就先下了手。建宁元年（168），宦官们开始动手，先杀了窦武、陈蕃和他们的全家，随后又杀害了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并把和陈蕃、李膺等常通声气的所谓清流者们也都抓了起来，予以禁锢，人数共约六七百人，还有太学生们，被捕的也有一千多人。杀掉了外戚窦武和名流多人，宦官们的势力至此而益增。

光熹元年（189），汉灵帝去世，少帝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外戚何进主政。那时宦官的势力已大到空前，朝中一切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何进当朝不过是挂个空名，朝中诸务几乎毫无可由他着手之处，何进心有未甘，也想动手除掉这些宦官，他找到手中握有相当武力的司隶校尉袁绍商谈此事，但又怕袁绍握有的武力不够充足，暗中又派人到陇中去招请当时领军屯驻在扶风的前将军董卓，要他率领所部即行进京，想让他与袁绍合力，一举灭绝宦官。何进召集兵马，干得有欠周密，董卓应召，还在路上，宦官们却已先知道了。他们大为吃惊，抢先在宫中动起手来，不但杀了何进，就连何太后也被他们杀了。在外边的袁绍，听说宫里的宦官们已经开始动手，为了自保，便也纵兵杀入宫去。混乱之中，袁绍干得倒很得势，他吩咐杀入宫中的军兵，见到宦官便杀，一个也别放过。他这一仗杀得很是彻底，宫中的宦官几乎被他完全杀尽，甚至一些没有胡须的人，也被误认为是宦官，全被杀了。宦官与外戚之争，经袁绍这样彻底地一干，宦官一时元气大伤，算是终于告一段落。但紧跟着的却是董卓率军入京，赶走了袁绍，废了少帝刘辩，另外立了汉献帝刘协。汉献帝是汉代的最后一个皇帝，他先在董卓的手中，后来又转入曹操的手中，苟延残喘地当了31年的皇帝，其时虽然不再有宦官与外戚之争，但汉之为汉，却已名存而实亡了。

唐代宦官的声势称盛，开始于唐德宗（李适）在位的兴元元年（784），那时唐代的藩镇割据之势已成，因而唐德宗对于领兵在外的将领们都不放心，要派出一些他所亲信的宦官去监视他们。他最初派出窦文场和霍仙鸣这两个宦官，让他们到左、右神策军中去做监军。等到贞元十二年（796）时，唐德宗便将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的官职贬去，而任窦文场为左神策军中尉，霍仙鸣为右神策军中尉，并明令左、右神策军此后俱由中尉来管辖。这样一来环绕京畿一带的禁军便全落入了宦官的手中。窦、霍二人又不断加以扩充，后来所辖人数竟达十五万之多，他们的势力也随之增大了。

晚唐时期的宦官由于手中掌握了这么大的兵力，他们的声势实已远远超过了东汉末年的宦官。东汉之末的宦官不过只杀了几个外戚，对于皇帝可是一个也没敢杀过；晚唐的宦官可就不同了，那时不但很多皇帝的拥立和废黜都由他们做主，就连一些皇帝的生死，常常也是由他们来决定的。

晚唐时期，第一个由宦官所立的皇帝乃是唐宪宗李纯，他是由宦官俱文珍和当时的一些朝臣联合着拥立的。那是在唐德宗去世后，唐顺宗李诵初立，局势未定，俱文珍等趁机把他拥上帝位的。李纯因为是由宦官拥立而得帝位的，所以他就特别倚信宦官，其中最为他看重的便是宦官吐突承璀，他任命吐突承璀为内常侍，知内侍省事，统率所有的宦官。他还任命他为左神策军中尉，不但把禁军交由吐突承璀来掌管，甚至将当时中外诸将的调动指挥权也交由吐突承璀来管。唐宪宗一共做了15年的皇帝，他是由宦官所立，但到后来，也是被宦官给杀掉的。唐宪宗为了求仙和长生，很早便开始服用丹药，由于药性燥烈，他变得性情烦躁怪异，动辄便要杀人。常在唐宪宗左右的，差不多都是些大大小小的宦官，因此在他性发时被杀的，常常也就是这些宦官。唐宪宗李纯，倒是个颇能有些作为的皇帝，在平定各路藩镇上，他还做出了一些成绩。由于他的性情，那些拥立了他的大宦官们，早已兴起了废立之心，想另立一个和顺点儿的皇帝来代替他。不过唐宪宗又颇具杀伐手段，使宦官们也不敢轻动。然而唐宪宗的暴烈，终于使得他们忍无可忍，就在元和十五年（820），寻到个机会把唐宪宗杀了。

由于唐宪宗还在世时大宦官就已想着要试行废立，所以在那些大宦官的心目之中，各有各的继位人选。宦官梁守谦和王守澄等人所看中的人是皇太子李恒，他们认为，父死子继，这样最为合适，也少争端；然而，有军权在握的吐突承璀却不赞成，他想要使之继位为帝的是和他亲近的澧王李恽。他们相互争持着，一时不相上下。但得到弑杀唐宪宗机会的是梁守谦和王守澄那帮人，他们杀掉了唐宪宗后，先把唐穆宗李恒拥上了帝位，然后顺手又把吐突承璀和澧王李恽也都杀了。宦官们胆敢杀掉一个在位已有15年的还有些作为的当朝天子，跟着又杀了一个有争位身份的亲王，这实在是旷古未有的奇事，而更奇的却是，满朝的文武官员竟眼看着他们不断地杀，却都噤不敢言，连说个“不”字的都没有。由此也可看出，晚唐时宦官们的势焰之大，已经到了何等的程度。

由梁守谦和王守澄所立的唐穆宗李恒，在位为时实在很短，他和唐宪宗一样，也是个渴望长生，拼命乱服丹药的人。他在位只有4年。从元和十五年（820）初，到长庆四年（824）初，他便因所服丹药的药性发作而短命身亡了。

继唐穆宗李恒被立为帝的乃是唐敬宗李湛，他也和唐穆宗一样，是个只想着过自己的放纵生活，对于朝政绝不过问的人。这样，在他在位之时，朝政便更进一步地落入了宦官们的手中。唐敬宗比唐穆宗在位的时候更短，他从长庆四年元月登基，只坐到宝历二年（826）十二月，在位还不满3年，便被一心想要拥立唐宪宗的儿子李悟为帝的宦官刘克明所杀，结束了他的皇帝生涯。

唐敬宗突然被杀，引起了朝中极大的混乱，那时已经身为枢密使的宦官王守澄，为了争夺势望，发动了禁兵入朝平乱。他杀掉了宦官刘克明和绛王李悟，而改立唐文宗李昂为帝。这位唐文宗乃是唐穆宗李恒之子，原名李涵，受封为江王，是在即位为帝时才改名为李昂的。唐文宗最初乃是个不甘心由着宦官们来摆布的皇帝，他在位时，曾不断秘结朝臣，设法与宦官对抗。但是，那时宦官的势力已成，根基已深，他的多次挣扎都以失败告终。到太和九年（835）唐文宗又与李训、郑注等人密谋杀尽宦官，但他们为执行此事而策划的“甘露之变”⁽¹⁾因出了岔子，也失败了，结果唐文宗倒成了宦官们的俘虏，被软监起来，孤零无助，每日唯以饮酒消愁。他曾赋诗自遣，自称受制于家奴，境遇比周赧王、汉献帝还要不如。唐文宗就这么一直活到开成五年（840），才因病而死。

在唐文宗之后即位为帝的是唐武宗李炎，他是由宦官仇士良和劫余后的朝臣们共立的。唐武宗由于任用了颇有才能的李德裕为相，对内对外都颇有成就，宦官们的势焰也略见减弱。但唐武宗也是个迷信服食丹药可以长生的人，他服食到会昌六年（846），又因药性发作而去世了。

继唐武宗而为帝的是唐宣宗李忱，他也是由宦官们的拥立而登上帝位的。这唐宣宗为人颇有智术，即位以来便严禁朝臣与宦官之间有所往来，这个禁令使朝臣与宦官们声气难通，彼此对立，这样便使为势已大的宦官们的势头稍见减弱，他也可以略有所为。唐宣宗和在他以前的几个皇帝一样，也酷爱服用那些据说可以长生的丹药。但他是在大中十三年（859）去世的，也是死于药性发作，只是他在位的时间略长。

紧接着唐宣宗被拥上帝位的是唐懿宗李漼，他是在大中十三年八月唐宣宗去世便登上帝位的。唐懿宗才即位便赶上了浙东农民起义。那时宁国人裘甫率众起义，首先攻下了剡县，很快就集众至三万余人，造成了很大的声势。这次的起义虽说前后只有几个月就被官军大力镇压下去了，但它却代表着农民的心声，农民的意念。这次的起义竟成了农民起义的嚆矢，此后的农民起义便此起彼伏，不断发生了。

唐懿宗是在咸通十四年（873）死去的，在他在位的这十多年里，虽说没再发生过比浙东农民起义更大的暴动，但旋起旋灭的农民起义还是不断发生。他去世以后，唐僖宗李儇登基。其在位期间，由王仙芝和黄巢所率领的彻底动摇了李唐王朝的农民大起义，便爆发了。

唐僖宗李儇是由宦官田令孜拥立为帝的。宦官们为了便于掌握由他们拥立的皇帝，在拥立之初，先杀光了唐懿宗所遗留的年长诸子，只留下了年仅12岁的李儇，让他来当皇帝。那时的朝政全由田令孜一人把持，唐僖宗不过是个傀儡，摆在那里做个样子而已。李儇成天只是玩耍，一切实际也真得全要依靠田令孜，他甚至称田令孜为“阿父”。

最初发动农民起义的王仙芝，乃是濮州人，他是于乾符元年（874）在河南长垣县带头起义的。起初，他只聚集起了数千人，直到次年，乾符二年（875）他攻下了濮州和曹州，四方的农民才纷纷起来响应，人数一下子也多了起来，黄巢便是在那时和王仙芝会合在一处的。黄巢是山东冤句县人，他在王仙芝起义后，也聚集起了数千人遥为呼应，和王仙芝会合后，他带领的起义军不断扩大，很快便增到了数万人。唐代从乾符元年到中和四年（884），是晚唐农民大起义从爆发到兴盛，又转到消亡的一段时期。到中和四年以后，实际的局势已成为以李克用和朱全忠为主要人物的藩镇相争的局面，宦官们把持着的那个朝廷竟已成为政令不行，势难自保的小朝廷，干不成什么事情来了。虽然在唐僖宗之后又由宦官杨复恭在文德元年（888）三月拥立了唐昭宗李晔，表面上还保持着宦官专权的样子，实际上却已是政令难出国门，无足为道了。

自唐而下，历经五代、宋、元，宦官在朝政中虽仍占有一些颇具影响的地位，但与汉、唐相比，却又显得望尘莫及。到了明代，宦官的活动变得触目惊心，另具特色。

明代是宦官用事历时最久的一朝。明初，在明太祖和继之而即位的建文帝时期，由于那时对宦官的管束极严，他们的活动很少，可以忽略不计。但从明成祖夺取帝位以来，直至崇祯十七年（1644）明代灭亡，二百多年来，都是宦官极为活跃的时期，历时之久，即以汉、唐而言，也难与之相比。但明代宦官用事的时间虽长，势焰却又不够，在对于皇帝可以兴废由己这一点上，却又远远不及汉、唐。即如明末天启年间，已经成为干儿义子满朝堂，生祠遍天下、被人呼为九千岁、与称万岁的天子几乎已是平起平坐了的大珰魏忠贤，原已起了篡位之心，并且很不想让人把信王召进京来嗣位，但因他所握有的朝权、军力等都还不足，不但未能阻挠崇祯嗣位，而且在崇祯即位三个月后，便完全垮了。这种情况，若和汉、唐相比，特别是和晚唐时的宦官相比，在气势上可又差得太远了。

清代入关以后，一切都因袭明制，然而对于宦官却一反明代之所为，对待他们变得很是严厉，立有不许宦官出京之戒，在宫中的限制也较明代为多。所以清代宦官的权势比着明代要差得多，为害民间的处所也少于明代。但宦官身居宫中，在帝左右，要想让他们与政治绝缘，几乎是不可能的。如在一向以英明自诩的清高宗（乾隆）的鼎盛时期，还发生了军机大臣于敏中与宦官高从云等内外勾结，窃探硃批的事情，使乾隆感到非常羞怒，大发了一阵雷霆。于敏中因有失圣意而病，乾隆派人前往探病，带去的恩赐之物，竟是他常在大臣们身后赐给他们用于在棺内覆盖尸身的陀罗经被。于敏中睹物会意，不久遂以病势不起，已经去世见闻。此事在清代流传很广，人们论及内外交接最应慎戒时，每每以此为例。清代宦官最为活跃的时期，是在清末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时候。在先慈禧所最宠爱的宦官是安德海，慈禧常叫他为小安子。这个小安子仗恃着慈禧的宠爱，平日无恶不作。为了讨好慈禧，小安子时常外出，到各省去横行勒索，其势焰之高，为害之大，比起明末那些在外横行的宦官来，几乎还有过之。那些地方官们，知道安德海是太后身边的红人，都很怕他，由着他在境内横行。但是那时却也有不怕祸事，敢于打击邪气的人，譬如山东巡抚丁宝桢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一次，小安子去到山东，在省城一带大肆横行，丁宝桢得知这个情况，便以“祖宗向有内监不许出京之戒”为由，指称小安子是个冒充太监，招摇撞骗的恶棍，吩咐人们把他拿来，问也不问，马上杀了。丁宝桢奏明慈禧也说他在济南拿到一个冒充安德海的恶棍，已经即行正法了云云。慈禧虽然知道丁宝桢是存心要杀安德海的，但因他抬出了“祖宗严禁宦官出京”之戒，也拿他没有办法，只好忍了。

在小安子之后见宠于慈禧的是宦官李莲英。李莲英原本是给慈禧梳头的太监，小安子被杀后，他就窜上来了。李莲英得宠后所干的坏事比小安子要多得多，但他吸取了小安子的教训，除非跟着太后，他自己只在京中横行，决不单身出京。

清末的宦官，其势焰远不及明末的宦官那样豪横，这虽与清朝执行禁例比明朝要严有关，但时势的变易也是原因之一。在太平天国革命以后，封建王朝的崩溃已极显见，宦官们无论自觉或是不自觉，大概都已经感到，他们的来日实在是已经无多了。

(1) 甘露之变是密谋除去宦官的李训在郑注去往凤翔后，唐文宗自己单独安排的。他先在左金吾厅近处设下数百名伏兵，然后令人谎奏在左金吾大厅后的石榴树上降有甘露。唐文宗故示不信，派左、右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志弘领众宦官去那里察看，以便在那里把他们围杀。仇士良等抵达前发现了伏兵，率众逃回殿上，先把唐文宗劫持在手，然后派出神策军分头杀了李训、郑注等人，这次事变宦官们前后杀了李训、王涯、郑注等共达一千数百人，朝陛为之一空，而宦官们则更进一步，完全控制住了皇帝。他们的势焰更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