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为何选择中国哲学

张立文：九州大学冈田武彦先生和北京大学的张岱年先生，都是研究中国儒学与中国哲学的令世人敬佩的老前辈。冈田先生出生于1908年，张岱年先生出于1909年，也就是说这两位高龄教授都是本世纪之初的人。现在我们面临世纪之交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能够听到这两位学识渊博、造诣高深的智者的世纪对谈，对我们来说将是无比荣幸的。

现在，请两位先生开始对谈。首先，我们请两位教授从研究中国哲学的动机，谈谈他们宝贵的经验。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参与对话。

冈田武彦：我是出于什么动机开始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呢？关于这个问题，需要花费些时间向各位介绍一下。

实际上，我从十二三岁起，就被家庭内部的各种问题所困扰。这种苦恼今天要详细谈是不可能的。扼要地说，是我父亲和大哥两人的关系不好所引发的。对于我来说，两位都是非常善良和令人尊敬的人。为什么两人的关系会破裂呢？思子之亲与思亲之子间何以会如此关系不好呢？面对这样的疑虑，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感觉到了人生的矛盾。

我父亲是位小学教师。他年轻时，曾就学于在我老家被誉为“播磨圣人”的伟大学者，这位儒学家就是龟山云平。他曾被聘为明治天皇的侍讲，只是由于当时身体的原因而没有应聘。龟山是一位具备了很高学识和品行的杰出人物。我的父亲也是位性格非常和善、教学有方、受人敬慕的人，以至被家乡附近的人誉为“白滨圣人”。父亲至死，我都没看见过他生气的样子。

另一方面，我的长兄非常孝敬父母大人，也非常关心自己的弟弟。我的家庭是延续七代的医生之家，可我的父亲却并没有承继这份家业，而是去当了村里的小学教员。当时我家很穷，我从小学三年级起，就不得不到村里的工厂去劳动。大哥虽在大阪一个叫作“住友”的公司工作，但为了接济家庭，也要同时去做另一份临时性工作。大哥原来身体就不好，又要硬撑着做两份工作，结果患了肺结核病。

我的父亲虽人品极佳，但爱好喝酒。当时，所谓“爱饮酒的孩子易患结核病”的说法流传很广，所以大哥恳请父亲不要喝酒，但毫无效果。于是大哥渐渐对父亲失去了好感。随着结核病的加重，大哥为养病不得已从大阪回到家里。那时大哥总以为自己得肺结核病是由于父亲饮酒造成的，使得父子俩连句话也不说。因此，每天吃晚饭时，全家总是充满着浓烈的苦涩气氛。我的心情也非常纠结，无论对父亲还是大哥都极为思念。就这样，我的情绪也变得越来越苦恼。在这种环境里，我送走了自己初高中生活的每一天。

进入高中后，为寻求解脱精神苦恼的途径，我拼命阅读西方的哲学著作。但是，自己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却有些浮浅，从中并没有找到自我解脱的途径。于是，我又开始坐禅，并阅读文学作品，试图寻找到各种解脱的方法。

当时的日本，正是左翼运动逐渐高涨的时期。我所在的高中也掀起了罢课浪潮。我也是无产者，当然对运动持同情态度。但是，我对利用群体的力量解决问题的做法不能容忍，非常反感。我的基本观点是：“如果有意见，不是可以向自己学校的老师提出来吗？利用群体的力量搞运动，这太不像话！”

就在这个时候，大哥因大量吐血而猝死。于是，由于学费问题，我进大学念书很困难。我的愿望是，如果可能的话，要么进东京大学从学于乡土先辈和辻哲郎，要么进京都大学从学于西田几多郎。就在此时，我那刚去世的大哥的上司突然对我表示：“去上大学吧！学费我来出。”于是，我终于走进了大学校门。但无论东京大学还是京都大学这时都已来不及了，只有东北大学和九州大学还接受入学报名。因为我的身体非常弱，所以便进了南方的九州大学。不过我的内心对该校并不满意，因为九大虽设有西方哲学的课程，但影响极小。

当时，日本的大学里哲学教育的主流是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九大的西方哲学课程以西方近世哲学为主。大学时代的我，虽专心致志于这些哲学书籍和讲义，但对和辻哲郎、西田几多郎的思慕却依然十分强烈，所以对九大的西方哲学课程并未感到满足。

就这样，我闷闷不乐地度过了一学期的学习生活。到了第二学期，真是天赐良机，使我能遇到一位足令自己毕生师事的学者，他就是在德国留学两年后刚回到日本的楠本正继博士。第二学期开始，我就选修了楠本先生的《传习录》讲读。师从楠本先生，是我精神生活最为丰富多彩的时期。在我心目中，楠本先生就是自己终生的老师。这不但是因为先生的人格高尚，而且我感到通过学习中国哲学能够解决自身烦恼的问题。

现在想来，我之所以抱有这种心情，原因之一，也许就在于孩提时代从父亲那里听说的“播磨圣人”龟山云平的高尚人格和品行，并打心眼里暗暗敬慕龟山先生，以及对被誉为“白滨圣人”的我的父亲的爱慕之情。此外，曾养育过我的家庭环境，比起西方的哲学和伦理来，也许更具有儒教方面的亲情氛围吧！

因此，我在高中的几年内，就满怀真情、一心一意地想从学于一位品学兼备的学者。然而，当时日本的大学，无不是向西方一边倒，都以追求知识的教育形态为主导。在这样的环境里，想求得一位既有学问又有高尚品德的老师的心情就更加迫切了。我想这也是刚才所说的原因之一吧！

开始我感兴趣的是宋学。我常去楠本先生的教研室，向他请教，偶尔也去先生的府上拜访。渐渐地，我迈入了中国哲学的门槛。我最初是为了解决家庭内的烦恼而学习中国哲学的，后来才慢慢考虑起时势和社会国家的问题。

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等一会儿再谈。

张立文：谢谢！冈田先生是由于家庭问题以及日本当时爆发的学潮，给他思想上带来了困惑，为了寻找解决的办法，他选择了哲学。但解决这些困惑的方法，不是从西方哲学中能够找到的，而是从中国哲学尤其是王阳明的《传习录》中找到的。虽说冈田先生曾经为自身的人生苦恼所困惑，但他在楠本正继先生的讲课中听到了王阳明的智慧，从而悟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正如朱熹所讲的“豁然贯通”。正因为此，后来冈田先生迈入了研究中国哲学的大门，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生涯。

听了冈田先生讲他开始研究中国哲学的亲身体验，我觉得很受启发。接下来我们请张岱年先生来谈一谈。

张岱年：冈田先生建议举办一次对谈会，我很高兴，也很感谢。刚才冈田先生谈了自己研究中国哲学的经过，我很受启发。

我是从中学时代开始学习中国哲学的。我本来对老子、庄子很感兴趣。老子、庄子主要是讨论本体论的问题和人生理想的问题，对这样的哲学问题我很有兴趣。

在我年轻时，中国正处于国难深重的时候，处在半殖民地的状况下，人民的生活穷困至极。当时的爱国人士追求救国救民之道。因为我对哲学有兴趣，所以便选择从哲学方面去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我认为，救国救民需要正确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于是就从这里开始进行研究，看了许多中国古代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书。中国哲学方面，我比较重视古代儒家、道家的思想以及宋明儒家的著作。西方哲学方面，我对希腊哲学和近代西方哲学比较感兴趣，尤其对二十世纪初期英国的分析学派比较感兴趣。分析学派有几个代表人物，如穆尼尔、罗素、怀德海，我对他们的著作都特别感兴趣。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我也读了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当时对唯物史观、辩证唯物论的著作也非常感兴趣。我认为，恩格斯、列宁的辩证论、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不仅解决了认识论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矛盾，同时还解决了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当时我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确实是真理。

虽然我对西方的唯物论、辩证法很感兴趣，但同时又认为，中国古代哲学里也有唯物论与辩证法。因此，我又继续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思想。首先开始研究的是老子、《周易》的辩证法思想，后来又对张载、王夫之的辩证法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我认为，我们必须研究西方哲学和现代哲学，同时也要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经典作重点研究。

我认为，中国古代的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的思想都应该研究。我曾经研究过宋明哲学中的程朱学与陆王学，但相比较，还是比较佩服王夫之的思想。王夫之的见解博大精深。我想如果大家读了他的著作，也会很受启发的。至于王夫之的哲学到底是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在中国大多数学者看来，他是唯物主义者，但也有一些人不同意这一判断。关于这个看法，我认为最好是继续探讨下去。我个人认为，王夫之在本体论与认识论方面有深刻见解，同时也认为，他是一个具有崇高和切实理想的人。所谓切实理想，即“践行”，王夫之强调实践。

张立文：谢谢张岱年先生。张先生也是因为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影响，而开始学习哲学的。张先生的长兄张申府是知名学者。因为受到长兄的影响，张先生才开始迈入了哲学的大门。也就是说，冈田先生与张岱年先生在研究哲学的动机方面，有一个共通点，都是来自于家庭环境的影响。张岱年先生大学毕业后，听说是通过他长兄的介绍才进了清华大学。第二个动机，就是两位先生都是为了解决人生或社会的困惑而深入研究哲学的。具体地说，冈田先生是为了解决当时学生运动和家庭所带来的困惑，而张先生则是为了解决灾难深重的中国社会的困惑。另外，两位先生都曾经探求过西方哲学，但最终都选择了回到中国哲学。这是两位先生共同体验后所选择的道路。

接下来，我们就请两位先生谈一谈听了彼此发言后的感想。

冈田武彦：我本人对老庄也非常有兴趣。我的书斋名，最初为“高眠斋”，这一雅号就含有老庄的意味。“高眠”的出处是邵康节《伊川击壤集》里的“虽贫无害日高眠，人不堪忧我自便”之诗句。在我身上多少有些主张超越的老庄精神，对陶渊明的“心远”境界也颇有同感。

然而，虽然我曾对老庄的研究入迷过，但还是更热心于宋明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处于明末动乱时期并获得切实体验的一批活跃的新朱子学者和新阳明学者的思想和事迹的研究，其中给我最强烈印象的是高忠宪和刘念台的思想和行动。他们的思想不是在书桌上读书思索后形成的，而是在对国家动乱局势的切实体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到这一点后，我深受感动。我想，他们的思想不就揭示了中国思想展开的终极境地吗？

张岱年：众所周知，世界上的哲学分成三大系统：中国、印度、西方，这三大哲学系统各有各的特点。在我们东方人眼里的中国哲学，其特点是体认、体悟。要是论条理之细腻，还是要算西方哲学的条理比较精密，论证比较详细。西方哲学的特点就在于逻辑论证特别详细，分析得特别仔细。中国哲学虽然逻辑论证不太强，但是有许多深刻的体验。在本体论方面，中国哲学可以说从先秦诸子以来一直到明清时代，都坚持这么一个观点，叫作“体用一源”。宋代哲学家程颐讲“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也就是说，本体和现象是统一的，不能分割的。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有一位哲学家叫熊十力，他也特别强调这个思想，主张“体用一源”的观点，认为本体和现象有着密切关系，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不二。我认为，中国哲学这个特点比较明显，而且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