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写在《崇物 简素 兼和》刊行之际

[日]难波征男

一

2016年10月，本人有幸应邀参加中国文化院与北京三智文化书院共同主办的“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真切感受到了“阳明学热”在中国的历史性高涨以及中国人对《王阳明大传》作者冈田武彦教授的高度评价。

当时，北京三智文化书院理事长高斌先生特意向我介绍了未来推出三智文化书院阳明文库的设想。其后不久，高斌先生即与北京崇贤馆董事长李克先生专程造访了总部在大阪的“京都论坛”（矢崎胜彦任理事长）和咸生书院（难波征男任理事长）。席间，他们主动提出希望得到授权，将录有1995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张岱年教授和冈田武彦教授“世纪对谈”的拙作《简素与和合——从对立走向大同的世纪》作为筹划中的阳明文库的开篇之作。实际上，当年实现这场“世纪对谈”的中方中心人物就是现任北京三智文化书院院长的王守常先生，有感于缘分的不可思议，我当场便欣然允诺。

钱明先生与我同习于冈田武彦先生门下，是莫逆之交。承蒙他的鼎力支持，我当年的旧作又新添了张岱年先生和冈田先生的论文及相关资料以及杜维明教授早年写就的《冈田武彦先生的儒学》一文，作为新版《崇物 简素 兼和》在中国刊行，如能得到中国乃至世界读者们的青睐，幸甚至哉！

二

那场“世纪对谈”是指八十七岁的冈田武彦教授拜访八十六岁的张岱年教授时在北京友谊宾馆一个房间内举行的对谈。最初提出举行这一对谈的是冈田武彦先生。就在1995年3月的一天，冈田武彦教授因夫人患病紧急住院，当晚我来到冈田先生家陪他喝酒，师徒二人一边喝一边聊着中国哲学和一些生活琐事。其间，冈田先生喝得酩酊大醉，小睡片刻后一睁眼就自言自语道：“可以理解我如今的思想境界和苦衷的恐怕只有北京的张岱年先生了。”听到此言，令我想起1991年留学中国人民大学时，张立文老师曾带我去拜访张岱年先生，而张先生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冈田先生身体好吗？他比我要年长六个月呢，是我非常尊敬的人”。我心中一动，就问冈田先生可否让我来通过北京大学的王守常老师向张岱年先生转达冈田先生想与之对谈的想法。冈田先生当时用坚定的语气说：“若彼此方便，我一定要见见张先生！”就这样，那场“世纪对谈”的企划拉开了序幕。

三

那场“世纪对谈”由张立文教授和我代表中日双方担任主持人，请连清吉老师和钱明老师担当翻译，魏常海老师、姜广辉老师、王守常老师、陈万青老师、李凤全老师、小宫厚老师、酒井博久老师、手冢纪洋老师同席。

对谈于1995年12月2日和12月4日举行。中间的12月3日是个寒冷的冬日，应冈田先生请求，我们一起走访了故宫博物院和长城。据冈田先生讲，他是时隔六十年后再访这两个地方。初访故宫和长城是在1934年，当时他刚从九州大学毕业，随同恩师楠本正继教授一起来北京考察。其后，尽管多次参加中国举办的国际学会和儒家史迹探访，却始终没有机会再参观这两处名胜。

记得我们参观故宫那天，正赶上古巴的卡斯特罗总统到访而无法从正门进入，走的是侧门，并从侧门远远地望了卡斯特罗总统一眼。冬天的长城游客很少，载着我们的缆车中途出了故障，吊在空中被强风吹得摇摇晃晃，但冈田先生却泰然自若地微笑着说：“考验我们平常学问的时候到了。”

12月4日傍晚，就在对谈全部日程结束，大家准备晚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毕生难忘的体验。那其实是个偶然。当时正好其他人全都不在，只有张岱年先生和冈田武彦先生两位留在了对话的房间里。我们回来时，一推开房门，并肩而坐的两位老教授的后背映入眼帘，我们日中双方的与会者都不约而同地彼此相视。两位老先生的后背就如沐于春风之中，虽无言而自语，却心心相印。其实，在两位大家之间，语言已成为多余。

对谈结束九年后的2004年，我收到了北京寄来的请柬，邀请我们参加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纪念张岱年教授95周岁学术会议”。冈田先生尽管当时已视力模糊，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但仍坚持在北京琉璃厂买的宣纸上挥毫题写了“仰观景云 纪元二千四年春祝张岱年先生长寿 武彦”一幅字。我打算将这幅字带到会议上亲手交给张先生。不料张岱年先生在会议前夕猝逝，学术会议变成了悲痛的吊唁活动。当时的集体合影中就有我怀抱冈田先生题字的身影，且外国人只有我。

四

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下将录有那场“世纪对谈”的拙作命名为《简素与和合——从对立走向大同的世纪》的经过，以及将新作改名为《崇物 简素 兼和》的理由。

张岱年教授与冈田武彦教授之间的“世纪对谈”是代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人与日本文化人间的对话。概括而言，或可说“简素”和“崇物”是日本文化的特征，而“和合”和“兼和”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简素”一词言简意赅地象征了对谈当时冈田武彦先生的思想精华。冈田先生说：“表现越为简素则其含有的内容越为丰富，这是日本文化的特征之一。”其后，冈田先生的“简素的精神”又经“身学说”而大成于晚年的“崇物论”。本次推出的新作中，钱明先生通过对冈田学的透彻理解和精准翻译，收录了这些冈田武彦先生晚年的思想。在此谨向钱明先生的丰博学识致以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兼和”是张岱年先生哲学体系的精髓。它“既是先生对待哲学和文化的学术姿态，又是先生治理文化哲学的学术方式”[1]。“兼和”思想首次出现在张先生的《天人五论》之五《天人简论》中，完成于1948年。1987年，张先生在《又记》中指出：“提出以‘兼和’代‘中庸’的观点，自审尚非过时。”[2]“和合”一词则源于张立文先生所创发的“和合学”。在“世纪对谈”的休息时间，张岱年先生和冈田武彦先生曾分别向张立文先生发问，后在展开性讨论中，张立文先生介绍了自己所理解的“和合学”之要点，并在“世纪对谈”的次年所出版的《和合学概论——二十一世纪文化战略》一书中这样说：“和合是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是主要价值。”“和合学”是从东亚出发的现代哲学，我本人曾摘选其中一部分译为日语，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张立文的和合学》为题在日本刊行。

应该说，在中国现当代哲学史上，张岱年先生的“兼和论”与张立文教授的“和合学”是对传统“贵和”思想的两种现代解读。二者有某些相同或相似之处，但也有思想内涵和理论价值上的显著差异[3]。在张岱年先生看来，“兼和”就是“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与“富有日新而一以贯之”的统一。它以对立统一为实质而侧重于阐明“一”“多”关系，也就是在承认差异性即肯定事物多种内外矛盾客观存在的前提下，进一步追求事物内外矛盾之间的动态平衡。张先生认为“兼和”是对传统“贵和”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兼和，古代谓之曰和”，并明确主张“以兼和易中庸”[4]。

依我之见，解除地球与人类的现代危机，继承并实现张岱年先生及冈田武彦先生所倡导的思想和理想的世界，是我们二十一世纪后辈的使命。

五

我们地球人正在经历的二十一世纪世界，是从产业文明社会迈向信息文明社会的文明开化的一个大动荡期。作为产业文明社会中人类大力推行的“近代化”的结果，地球温室效应带来了生态系统的破坏，富国强兵和军备扩张带来了民族纷争和宗教战争，维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生活的生命道德共同体也趋于分崩离析，地球的延续与人类的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危机。我们地球人正背负这些危机之炸弹，向着人类从未涉足的信息文明社会急速前行。

明代王阳明以“满街都是圣人”一语道破天机。他本着这种人生观之立场，通过民众自治来进行生命道德共同体再生的实践，并致力于让每个当事人通过全身心运用自身的良知来培植个人主体。我认为，这就是王阳明所开创的阳明学之精髓。阳明学是否可以解决产业文明社会中人类所酿成的危机？它是否可以创造一种促进信息文明社会中人工智能与人类共存共荣的新型人格？

着眼当下，我们每个地球人都有必要让学习和实践东亚传统文化的“共育内圣道场”满街开遍，让良知者的至诚在信息文明社会中自主独立，并通过民众自治的手段以培育起一种能从根本上支撑生命道德共同体的社会人的主体性。

王阳明的龙场大悟，对至诚、致良知、万物一体之仁的体认，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启发。同时，无论是毅然率团探访了所有王阳明史迹的冈田武彦教授，还是二十世纪始终如一指引中国哲学攀登高峰的张岱年教授，这两位大师的人格和思想，都必将会成为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所有地球人的人生指南。

最后，我要衷心祝贺收录了张岱年先生和冈田武彦先生“世纪对谈”的《崇物 简素 兼和》一书在中国的出版[5]！

岳迅飞 译

注释：

[1]参见万俊人：《“兼和”之道及其道者的学术品格》，《哲学动态》2003年第1期。

[2]参见张岱年：《张岱年文集》第3卷，第20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参见杜运辉：《“兼和”与“和合”辨析》，《高校理论战线》2009年第5期。

[4]参见杜运辉：《“兼和”与“和合”辨析》，《高校理论战线》2009年第5期。

[5]根据本书编纂内容的需要，钱明对难波征男序文中的“和合”部分略有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