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者傅士逵与灵寿傅氏家族

抄本“四书学”著作的作者是傅士逵。傅士逵在“四书学”阐释史上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其家族在明清时代却远近闻名。灵寿傅氏原籍江南上元，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迁都北京，时任锦衣卫亲军指挥使的傅才扈驾北迁，中途奉母单氏卜居于灵寿，因家焉。傅才是灵寿傅氏始祖，至五世傅鸣会时，考中嘉靖己酉进士，傅氏家族开启了科举发家之路，先后有五人中进士⁽¹⁾、十一人中举、三十九人获得拔贡资格。共有二十多人在官府中任职，其中，傅永淳、傅维鳞父子是佼佼者。傅永淳官至崇祯时期的吏部尚书，傅维鳞官至康熙时期的工部尚书。父子两代尚书，灵寿傅氏从此远近闻名。为表彰傅永淳的功劳，崇祯皇帝敕建“三世中枢”石牌坊。该牌坊高五丈，宽三丈，南北纵一丈，凡五檐三架，至今仍完好地矗立在灵寿县北关村。这见证着傅氏家族曾有过的一段辉煌历史。

傅士逵的父亲名傅基赐，曾任永平府儒学训导。再往上推，其曾祖傅维楧是傅维鳞的堂弟，曾任江南休宁知县，后因顺治十六年（1659）抗击郑成功围攻南京有功，升为贵州广顺州知州。傅维楧的父亲名傅永清，是傅永淳的兄长，他们的父亲傅铤，是万历庚子举人，曾官陕西岐山县知县。

灵寿傅氏因科举而发家，因而该家族有著述的传统，不少人是官僚兼学者型的人物。傅永淳的祖父傅承问（字岩轩），“博通古今，明心性之宗”，是一个醉心于朱熹学说的儒者。傅承问辞官归家后，“构书院与后进讲学”，并著有理学著作《俚语集》二卷（又名《一得语》）。在河南共城（今辉县）人程艾生所著的《理学明儒咏》一书中，傅承问的名字与明代许多大儒如薛文清、罗钦顺、刘宗周等并列其间。傅永淳长子傅维鳞秉承家学，著述丰厚，他的《明书》（171卷）、《四思堂文集》（8卷）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傅永淳第四子傅维橒的《植斋文集》（2卷）、《燕川渔唱集》（2卷），傅维鳞嫡长子傅燮詷的《史异纂》（16卷）、《明异丛》（10卷）等，也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以上可见灵寿傅氏笔耕有成，家学渊深。

傅士逵生活在这样一个重视科第和著述的家族里，深受家族文化氛围的影响，读书科举是其必由之路。据同治《灵寿县志·选举志·拔贡》记载：“傅士逵，乾隆乙酉拔贡。”与他并排在一起的是他的堂兄傅士达，也是拔贡。关于拔贡资格，清代原定六年选拔一次，乾隆七年（1742）之后，改为每十二年（即逢酉岁）选拔一次，由各省学政选拔文行兼优的生员，贡入京师，称为拔贡生，简称拔贡。获得拔贡资格后，再经过朝廷举办的考试，如果合格，就可以充任京官、知县或教职。可见清代对拔贡的才学资质是比较认可的，拔贡也是一条走上仕途的道路。然而傅士逵并没有就此走上仕途，是没有参加朝廷举办的考试，还是没有通过这样的考试，由于没有资料可证，我们不好妄断。与《灵寿县志》记载的简单化相比，灵寿傅氏家谱《傅氏家乘》对傅士逵的生平、学养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其生平情况如下：

士逵，行二，字鸿渐，号莲亭，乾隆乙酉科拔贡生。赋资醇笃，庄重不佻。少长，即潜心理学，诸名儒著述靡不悉心玩索，有所得，即随笔纪录。于圣贤心法咸克钩元扼要而阐其精微，积久，遂成《读书随笔》全策。所批《唐诗试帖》，人共服其理法兼备，真引进后学之宝符也。作文务归大雅，不投时向，以故挟册十上，未能一售。家贫，籍砚田糊口，循循善诱，贤否智愚，悉有所启发。凡列讲席者，恍如披云雾而坐春风，是以邑人争延致焉。其设帐乐羊沟，师东相得。至二十八年之秋闱后，省父于永平府训导署中。适父病遂卒，哀毁骨立，扶榇归里，葬冈头东新茔，承父遗命也。事孀母，养志承颜，以奉甘旨，晨昏无少缺。至当大事，哭泣丧葬，一遵文公家礼，必诚必敬，无少遗憾。平生严以律己，和以处众，允足为乡人矜式焉。载《邑志》。生于雍正甲辰年八月二十九日午时，卒于乾隆壬子年六月二十七日卯时。娶马子女，淑慎其仪，治家有法，亦称内有贤助云。生于雍正乙巳年二月初十日子时，卒于嘉庆十七年四月十五日巳时。合葬冈头东新茔。生子三：泌存、牖存、麓存。牖存，出继堂兄士达；麓存，出继从堂兄士遴。女二：一适平山郝喆，一为兄士达所抚⁽²⁾。

从上面这段资料看，傅士逵以教书糊口，教读之余，于“诸名儒著述靡不悉心玩索”，完成了“《读书随笔》全策”，同时还“批《唐诗试帖》”。他参加了十次科举考试，终“未能一售”。然其为人和学养，却得到了时人称赞。除《读“四书”随笔》著作外，傅士逵还有《雏音偶弄》一卷，及遗文八篇。《雏音偶弄》是一部抄本诗词文集。傅士逵在该集序言说：

余早岁见邑前辈于春花秋月之辰，每濡墨挥毫，以抒一己之怀，以遣一时之兴。虽才愧雕龙，而情殷附骥，因不辞效颦之丑，妄弄管城⁽³⁾，制为俚句……后为大人所窥，督之曰：“学者自有正业，诗词小技，非时所急，奈何以有用之心思，置无用地也？”余尊父命，复为病所苦，十数年来，遂屏不复作。客岁奉天子诏，乡、会两场增五言八韵排律一首，科岁试增六韵一首。因念昔虽染指，而毫无巴鼻⁽⁴⁾，今功令昭彰，依然茫无以应，愧赧之余，检敝箧中，复得旧所为诗数十首。按之类，皆巴人下里之词，难入巨匠宗工之目。

傅士逵的《雏音偶弄》仅一卷，非鸿篇巨制。从其序言中，可知诗词在乾隆早期于乡间被排斥的情况。只是因为成了科举考试的一项内容，诗词才被乡间读书人捡拾了起来。可见在科举年代，一切文学艺术都受制于科举指挥棒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