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于圆明园内种植红薯

红薯，又称甘薯、番薯、山芋等，为旋花科一年生植物。叶片一般为椭圆形，花冠有多种颜色，最多的是粉红色、白色、紫色。这一司空见惯的食物，原本不是中国土生土长，而是漂洋过海、不远万里“移民”过来的。而且第一次来到长江以北地区竟然就是圆明园。

郭沫若先生曾有一首《满江红》的大作，就是“为红苕传入中国370年而作”的，从郭先生写这首词的时间（1962）反推，可知福州人陈振龙从吕宋将红薯引入中国的时间约为1593年（明代万历二十一年）。那么，郭先生是如何准确判断这一时间的呢？当年，郭沫若先生亲手翻开清代乾隆三十三年（1768）刻印的《金薯传习录》，通过那些已然泛黄薄脆的纸页字行，确切地查找到：明万历二十一年五月，福建商人陈振龙在菲律宾群岛中的吕宋岛购得薯“藤数尺，并得刈植藏种法归，私治畦于纱帽池舍傍隙地。依法栽植，滋息蕃衍，其传遂广”。

这一有关红薯传种中国最明确、具体的记载，让郭沫若先生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诗意，以“红苕”（红薯）为主角来创作诗词，挥毫写下了《满江红·为红苕传入中国370年而作》这首词作。

1593年5月，陈振龙历经艰辛才将红薯藤编入船上的一根绳子中，吊在船舷下，从菲律宾经七昼夜一路漂回福州。陈振龙父子很快就在福州的房屋后门纱帽池边隙地试栽。过了四个月，启土开掘，番薯“子母相连，大者如臂，小者如拳，味同梨枣，食同充饥，且生熟煨者均随其便”。就这样，菲律宾的国宝——红薯，在中国落地生根。当时，明政府将这种引自“番邦”的植物，定名为“番薯”；清雍正年间，红薯传入北京。

据《北京种植业志》记载：“清代雍正八年，福建海关官吏将红薯呈送进京，只在圆明园内栽种，作为皇室御用品。”查阅档案我们可以得知：雍正八年四月二十七日，福建海关监督准泰呈进番薯苗六桶，大头钢四百觔，缮写折片，郎中海望具奏。奉旨：番薯苗交圆明园该管处栽种，其随来会种番薯苗之人俱留下，着伊等指教本处人栽种，其所用饭食尔等好生照看，俟本处人于种法通晓时再令伊等回南，其做何赏给之处尔等酌量用崇文门余银赏给，务着伊等欢喜感戴回南。大头钢收贮造办处，俟怡亲王病痊时，着怡亲王看，应打造何物即行打造何物。钦此。

这是红薯传入北京最早的记载，也证实了雍正皇帝下令在圆明园种植红薯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