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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辛”并称，“苏辛”能够成为词学家的一大现象，可以说是词学史发展之必然。词体本是燕乐的歌词，而自西域传过来的音乐与中原音乐结合，其发生初期风格多样，从早期的李白、白居易、刘禹锡以及《云谣集杂曲子》的词作来看，既有婉约柔媚之作，亦有豪放横出之作。自晚唐五代以降，“花间”“尊前”成为主流，词日渐以婉约为正宗，诗庄词媚，在此时期几成定格。虽然北宋初期有范仲淹、王安石等人比较阔大豪放之作，然在晏殊、柳永等大量柔媚词作面前，数量显得太少，影响有限。一直到了苏轼，以天生豁达之性，豪健纵放之笔，创作了大量的豪健之词，之后一直到辛弃疾，才更进一步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开拓了词的表现领域，打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使词体获得了解放。而把“苏辛”并列，发生得很晚。

词之分为婉约、豪放二派，始于明代中期之张綖，他于《诗余图谱凡例》后附识曰：“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然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由于张綖《诗余图谱》成为当时填词的范本，甚至教材，影响巨大，之后的词话多受其影响，如清代王士祯《花草蒙拾》引张綖语曰：“张南湖（张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王士祯把苏轼换作了辛弃疾。清初的阳羡词派以豪壮著称，高佑釲《陈其年湖海楼词序》引顾咸三语曰：“宋各家词最盛，体非一格。苏、辛之雄放豪宕，秦、柳之妩媚风流，判然分途，各极其妙。”“苏辛”终于合到了一块儿。尤侗亦云：“唐诗以李、杜为宗，而宋词苏、陆、辛、刘，有太白之气”，间接肯定了苏辛词之豪放。沈谦亦曰“步武苏、辛”。到了清季之时，“苏辛”并论成为共识，如谭献评析赵野航词：“亦尝染指苏、辛。”（谭献《复堂词话》）蒋兆兰《词说》亦论曰：“宋代词家，源出于唐五代，皆以婉约为宗。自东坡以浩瀚之气行之，遂开豪放一派。南宋辛稼轩，运深沉之思于雄杰之中，遂以苏、辛并称。他如龙洲、放翁、后村诸公，皆嗣响稼轩，卓卓可传者也。嗣兹以隆，词家显分两派，学苏、辛者所在皆是。”民国时期，徐珂《近词丛话》:“（纳兰）不似《花间》词之秾腻，也不似南宋词之深晦，又不似苏、辛之健笔豪情。”相似之论说，比比皆是。吴梅在《词学通论》中谈道“：小令学《花间》，长调学苏、辛，清初词家通例也。”吴梅先生以其高标的人格，在词曲领域的高超造诣，加上最早进入高校教授词曲之学，门下弟子众多，如唐圭璋、钱南扬、任中敏、卢前、王季思、王玉章、沈祖棻、朱自清、田汉、郑振铎、齐燕铭、梅兰芳、俞振飞等，很多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词曲研究的中流砥柱，影响巨大。之后，“苏辛”并称成为常识，并引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教科书之中。

严格说来，东坡与稼轩之词还是有所不同的。苏词胜在旷达自在，是北宋前中期特有的安定时期的“学士”之词，儒雅宽厚，书卷味道浓重；辛词胜在豪壮沉郁，是南宋中后期家国忧患时期的“英雄”之词，雄放横出，豪侠义气深厚。苏轼生前与去世后，是宋朝最为安定的时期，澶渊之盟后，宋辽边界安定，金国还不够强大。而且，北宋极其优待知识分子，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下，苏轼总体发展顺利，虽然经过乌台诗案，深受打击，然并无性命之忧。辛弃疾生于金国统治区域，由于金国的残暴统治，他少年即加入抗金队伍，后到金国大营生擒叛徒张安国，可谓文韬武略，力大才大，而南宋偏安一隅，积极压制主战派，稼轩一腔热情，慢慢转变为英雄沉郁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