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费迪南德之孙

大众汽车的诞生始于一次宣传运动。早在20世纪20年代，德国工程界和政治界就一直在讨论如何制造出大众能够消费得起的汽车，一款人民汽车，也就是大众汽车。民族自豪感是催生大众汽车问世的部分原因。尽管卡尔·本茨发明了汽车，但让德国人感到懊恼的是，美国人亨利·福特让汽车成为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新型交通工具。1938年，德国每五十人才拥有一辆汽车。而在美国，每五人就有一辆汽车，其中自然有福特的一份功劳。

1933年，希特勒执政后，很快利用了发明人民汽车的想法，并将其纳入纳粹组织的威望工程之中。他命令，这款车的售价不得超过一千帝国马克（reichsmark），之所以这样定价，是因为这个数字好听罢了，而不在于实际的可能性几何。可行性从来就不是重点。纳粹党声称生活水平即将得到提高，大众汽车的出现是为了证明这不是一句空话。背后还另有玄机。大众汽车为希特勒在德国铺设高速公路提供了合理依据，从而掩盖他们真实的军事目的。高速公路车道分隔，进入公路有一定条件的限制，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国防军（Wehrmacht）能够快速到达国防边境。

元首希特勒想要一辆人民汽车，但戴姆勒-奔驰或已被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收购的亚当·欧宝（Adam Opel）等老牌汽车制造商并不想要。对于这个希特勒特别钟爱的项目，他们只是口头上敷衍罢了，不过他们还是对国家赞助新竞争对手的这个想法感到忧虑。汽车制造商行业协会本应监管这个项目，不能公开发表反对意见。他们能做的就是暗中打压新汽车的设计者：工程师费迪南德·保时捷，他是希特勒面前的大红人。保时捷经营着一家独立的设计工作室，正深受财务问题的困扰。协会仅给他二十万马克的微薄预算，让他完成这个项目。其中预付款只有两万五千马克。

但德国汽车行业的领袖们低估了保时捷的决心和对工程的满腔热忱。保时捷来自苏台德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此地曾是奥匈帝国的领土，后来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汽车行业刚刚起步时，保时捷就已是知名人物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保时捷打造出电池动力汽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斯柯达汽车厂负责监管奥匈帝国火炮的机动化事宜，斯柯达汽车厂位于如今的捷克共和国。（多年后，柏林墙倒塌，大众收购了斯柯达。）战争期间，作为独立承包商，保时捷为戴姆勒-奔驰和汽车联盟（后成为奥迪的一部分）设计并生产了一系列创新型赛车。他从未获得过大学学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学，但保时捷作为工程师的名声很响，约瑟夫·斯大林都想邀请他到苏联帮忙监督汽车工业。

1934年3月，希特勒邀请保时捷到柏林，共同商讨大众汽车项目。他们在帝国总理府附近的豪华酒店凯瑟霍夫会面，希特勒执政前曾在此小住。希特勒对这位工程师印象颇佳，三个月后便正式将项目交给他。这项任务艰巨异常，但保时捷无须从零开始。他的工作室曾为客户定制汽车，部分设计没有被采纳，保时捷便将它们重新利用起来。斯图加特的保时捷设计局为一家德国摩托车制造商打造了一款测试车，名为保时捷32型，该公司曾考虑进军汽车行业，最后关头却打了退堂鼓。32型的车身设计与大众公司的一款汽车惊人地相似，部分技术特征甚至一模一样，如汽车后部的风冷发动机，省去了散热器，减轻了车身重量。

保时捷意识到老牌汽车制造商正试图削弱他的力量，使得他确信要与希特勒建立良好关系。1935年12月29日，保时捷在儿子费迪南德（人们一般称他为费利）和女婿安东·皮耶希的陪同下，驾驶一辆原型样车，从斯图加特驱车前往慕尼黑。安东·皮耶希当时已是纳粹党成员。（皮耶希发音为“pee-echhh”，“ch”发轻喉音。）在慕尼黑，他们见到了希特勒，并向他提交了一份进度报告。希特勒大喜。保时捷能直接与希特勒联系，从而保护了自己免受其他汽车制造商的影响，这些制造商们仍试图确保大众汽车永远无法投入生产。竞争对手坚持认为，这辆车必须通过五万公里（约三万英里）的道路测试，才能投入生产。这远远超出当时任何一辆新车所能承受的范畴。保时捷的拥护者后来坚称，他对纳粹组织无感。但他更愿意利用与希特勒的关系，来实现自己在工程领域的雄心壮志。

老牌汽车制造商对保时捷的敌意最终伤及自身。德国劳工阵线（Deutsche Arbeitsfront）感受到他们明显缺乏热情，便在1937年接管了大众汽车项目。这个阵线是纳粹控制的一个组织，希特勒上台后便强行吞并了独立工会。它还没收了工会财产，将其中一部分资金用于资助建造大众汽车工厂。窃取工人财产的行为后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战后，作为放弃要求赔偿的回报，大众汽车员工赢得了公司管理层的话语权。即使按照德国的衡量标准，这一举措也是非同寻常的。有了话语权，大众监事会工人代表可以否决关闭工厂的计划。这一举措同时也是劳资合作中最伟大的实践之一。不知不觉中，纳粹组织为其奠定了基础。

随着汽车设计的发展，人们开始思考如何大规模生产汽车。那时，保时捷已年逾花甲，从当时留下来的照片来看，他神情严肃，体格较为健壮，稀疏的头发向后梳着，胡子十分浓密。当事情没有达到预期结果，他就会大发雷霆。1937年，保时捷访问美国，参观了福特工厂，甚至招募了一些有德国血统的福特公司高管。他计划建一家工厂，刻意模仿福特的大规模装配方法。新工厂选址靠近法勒斯雷本，位于汉诺威和柏林铁路沿线附近的一个城镇。除了四通八达的铁路，该地还与米特尔兰运河接壤，这是一条人工水路，让工厂发电厂能用驳船运送煤炭。此外，该工厂与外界隔绝，与德国任何一个主要人口中心的距离都不算近。城市位于运河的另一边，这样的地理位置使人们形成了一种狭隘的世界观，几十年后，大众汽车因此大伤元气。与慕尼黑的宝马和斯图加特的戴姆勒不同，大众远离城镇，地处偏僻。

1938年5月26日，希特勒亲自在大众汽车厂奠基仪式上发表讲话。到场观众七千余人。希特勒宣布，这辆车将被命名为“KdF汽车”，“KdF”是德语“Kraft durch Freude”的简称，意即“力量来自欢乐”。保时捷的设计与后来闻名于世的大众甲壳虫汽车相似度极高。就车的外观而言，这个绰号再合适不过。后置的风冷发动机为汽车省去了散热器格栅，因此，保时捷将KdF汽车的前端设计成圆形，车顶也是相似形状，挡泥板凸起，尽量减少风的阻力。再配上凸出的大圆头灯，这辆车让人联想起某种半机器半虫的生物。不过，这或许不完全是原创设计。后来，保时捷被指控抄袭汉斯·莱德温卡的汽车设计元素，莱德温卡是捷克汽车制造商太脱拉的首席汽车设计师。莱德温卡的设计确实与保时捷所设计的车身形状类似，同样有后置的风冷发动机。莱德温卡将保时捷告上法庭，但1939年3月德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军方出面撤销了对保时捷的诉讼。KdF汽车的售价为990马克，相当于当时的396美元。最后，还要加上250马克的保险和送货费。按照分期付款计划，德国人每周需支付5马克，理论上来说，四年半后他们便可以拥有一辆汽车。当时，市面上最便宜的汽车售价约为1 700马克。这辆车让普通德国人有机会获得现代化的代步工具，这与“人民收音机”（Volksradie）的做法如出一辙。“人民收音机”是纳粹组织的另一个项目，人们只需花费14美元，便能收听到无线电广播。

然而，在当时的一些局外人看来，KdF汽车只是口号响亮，现实并非如此美好。他们质疑德国以广告承诺的价格交付车辆的能力，不管怎样，这个价格超出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承受范围。《纽约时报》记者奥托·托利舒斯因其对战前德国的报道而名声大噪。1938年，他指出，这辆车的价格一直在上涨，德国通往大规模流动的道路“既长又陡”。托利舒斯是将此车叫做“甲壳虫”的第一人，后来这个绰号越来越响亮。

希特勒野心勃勃，对大众汽车寄予厚望，到了近乎痴狂的地步。希特勒承诺，1946年，当该厂全面投入生产，汽车年产量将达到150万辆。就连福特公司也得甘拜下风。这家工厂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厂，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出于对自身发展的考虑，大众执着于“做大”，这后来帮助它从战争中幸存了下来。

1939年6月7日，希特勒再次参观了大众汽车厂，可以说，这个汽车厂在各个方面都算是实现了他的部分雄心。汽车厂的建筑群沿着米特尔兰运河河岸足足延伸了一公里多。砖墙建筑临水而建，墙面上嵌着高而窄的长方形窗户，砖砌围护墙之间间距相等，朝前凸出，墙上还嵌着一级级楼梯。这样的建筑很难不吸引人们的目光。厂房内部，钢筋或混凝土柱支撑起整个高耸的屋顶，屋顶上方是一排排倾斜的天窗，自然光透过天窗射入室内。

但是1939年9月，大众汽车还没来得及开始投入大规模生产，德国就入侵波兰，大众汽车接到命令，将重心转至军事生产。事实证明，与纳粹组织的宏伟承诺相比，KdF汽车的产量实在少得可怜。战争结束时，工厂只生产了640辆民用汽车，都被精英阶层收入囊中。33.6万德国人每周按时支付5马克，但这笔钱花得根本就不值得。

工厂没有制造大众汽车，而是为Ju-88轰炸机提供维修服务，这是一种双引擎俯冲轰炸机，在不列颠之战期间曾对朴茨茅斯和怀特岛造成严重破坏。该厂还生产各种军工产品，包括野战烤箱、地雷、V-1火箭零部件和铁拳。铁拳是一种手持反坦克武器，在纳粹阻止盟军进攻的最后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战争最后的几个月里，纳粹向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在内的数千平民分发了这些武器。

直至战争结束，大众生产了约6.6万辆汽车，这仅是计划的一小部分。最重要的莫过于水桶车（Kübelwagen），由费迪南德·保时捷亲自操刀设计，设计以KdF汽车的组件为基础。水桶车实际上是军用甲壳虫，相当于是德国国防军的吉普车。这很早就证明，保时捷为大众设计的车适应性强，用途广泛。（20世纪70年代，大众汽车在美国发售了一款被称为“那玩意”的车，销售时间不长。该车配有可移动车门和折叠式风挡，与水桶吉普车相似之处显而易见。）这辆车甚至有水陆两栖型，即166型军用水陆两栖车（Schwimmwagen）。

另外，费迪南德和他的儿子费利设计了早期的虎式坦克，原计划由德国军火制造商克虏伯生产。虎式坦克是个著名的失败案例。希特勒希望保时捷设计出一种坦克，能超越俄国装甲车，就像他设计的赛车能笑傲战前赛道一样，这款坦克能成为驰骋战场的巨兽。要是德国的装甲坦克有大众汽车那么好，局势本将有所改善。保时捷的虎式坦克设计相当复杂，但东线战场路面泥泞不堪，根本不适合这种过分讲究的坦克作战。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德国一直在努力制造坦克，希望自己的坦克和苏联红军的坦克一样，作战高效、坚不可摧、易于维护。“这简直太愚蠢了。”提及费迪南德和费利·保时捷设计的坦克时，历史学家威廉·曼彻斯特写道，“它们不该出现在兵工厂，相比之下，玩具店更适合它们。”

很有可能，无意之中，费迪南德和费利·保时捷为二战盟军付出的努力，比他们对德国战争事业的贡献还要大。他们浪费宝贵原材料打造的武器，在战场上不过是纸老虎罢了。随后几十年，事实也充分显示出，保时捷家族迷恋精巧的设计，但这些巧夺天工的机械造价高昂，性能不稳定，很不实用。不过有一种保时捷设计的坦克确实派上了实际用处。数年后，在斯图加特的保时捷跑车厂，保时捷设计的豹式坦克被用来压扁废弃的新型跑车的原型样车，以免它们落入竞争者手中。

1942年夏天，费迪南德·保时捷的部分家庭成员参观了KdF汽车城。他的外孙费迪南德·皮耶希也在其中，他是露易丝·保时捷和安东·皮耶希之子。母亲露易丝是外祖父费迪南德·保时捷的掌上明珠，父亲安东曾任大众汽车公司总经理。很明显，那年夏天，年仅五岁的小费迪南德不仅继承了外祖父的名字，还继承了他对机器的痴迷。这个小外孙喜欢在保时捷工程局里四处游荡。工程局已迁至奥地利，在一排排绘图桌上，老费迪南德的雇员们忙于各种技术项目。费迪南德·皮耶希后来回忆，当他吹嘘德国很快就会发明出直冲云霄的火箭，这番言论在成年人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费迪南德·皮耶希当时还是个小不点，无意中听到人们谈论V-2导弹的最高机密，V-2导弹就是德国后来向英国发射的弹道导弹。

在KdF汽车城，小费迪南德整天乘坐运送燃料和原材料的火车，穿梭在工厂大楼间。在火车司机的照看下，他帮忙铲煤，能看到一排排待修理的轰炸机。对一个还没到上学年龄的孩子来说，这样的游乐场着实有些奇怪。当时，德国国防军正加紧准备攻打斯大林格勒。次年，德国惨败，寥寥收场，战争由此进入新的转折点。英美的远程轰炸机已开始攻击德国城市。1944年，KdF汽车城才遭到轰炸，但它原本就是英美的轰炸目标。工厂使用了大量奴工，包括俄罗斯战俘、波兰等沦陷国家的妇女和集中营（包括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犹太人。截至1944年，大众汽车厂三分之二的劳动力，约莫两万人，都是被迫进行劳动生产的。

保时捷家族可不是寻常人家，一家人的大部分时光都在阿尔卑斯山的滨湖采尔度过，享受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孩子们五岁时就开始学习开车的基本知识，坐在自家的KdF汽车前排的副驾驶座位上，练习操纵汽车的变速杆。（不用说，尽管该款汽车产量极低，保时捷家族自己还是拥有一辆的。）在那个年代，即使对成年人而言，换挡也很有难度，更不用说孩子了。KdF汽车没有同步变速器，这意味着换挡需要脚踩离合器踏板，将变速杆移入空挡位置，然后松开离合器踏板，再踩油门。这样做是为了使传动轴和变速箱齿轮以相同的速度旋转，令它们顺利啮合。然后，司机脚踩离合器，把变速杆移至相应挡位。在皮耶希家，大人们在操作离合器和油门踏板时，孩子们要及时操纵变速杆换挡。如果孩子们选错换挡时机，变速箱齿轮便会发出令人难以忍受的摩擦声。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将有一段时间被禁止参与换挡操作。

小费迪南德是个相貌俊美的小家伙，双眼炯炯有神，但或许他当时太过年幼，没有注意到工厂里的许多工人都是营养不良的囚犯和奴工。几十年后，小费迪南德也只是记录了他对工厂的痴迷和工厂里所发生的事情。那年夏天，他和母亲一起散步，两人走了很长一段距离。散步途中，母亲问他长大后想做些什么。“我说，”费迪南德·皮耶希后来写道，“我想有天能在这家工厂工作，但我不想和父亲与外祖父一样，在办公桌前和设计图纸打交道。我想去工人们工作的地方，他们修理飞机，乘坐火车，我也想要在那里用自己的双手做实实在在的工作。”这种信念就像是一颗种子，深深扎根于小费迪南德心中。几十年后，它指引着费迪南德·皮耶希不断前进，并对大众汽车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后来，费迪南德·保时捷在纳粹战争中充当的角色并不光彩，但皮耶希后来为他的外祖父找借口，他说外祖父不懂政治中的尔虞我诈，这其中也包括，他的外祖父对强制劳工所遭受的苦难或纳粹政权的残酷暴行毫不知情。实际上，保时捷充分显示出自己精明的政治头脑，知道如何利用自己与希特勒的关系，满足自身利益需求。一个成年人竟能够忽略工人是在何等恶劣的环境中辛苦工作的，这几乎不可能。即使是工人中间待遇最好的，如波兰妇女，也是吃不饱穿不暖，就算生病了也得不到药物。待遇最差的当属集中营里的俘虏了，他们大多是犹太人。由于劳动力严重短缺，公司经理们想要维持工厂的高产量，便让他们进入工厂。他们经常遭到希特勒党卫军的殴打，吃的食物少得可怜。寒冷的冬季，他们身上的集中营囚服单薄如纸，却还得继续工作。死亡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工厂里的大多数犹太人都来自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确，这里的条件要比奥斯威辛好一点儿，但他们的生活仍然十分凄惨。

或许，对新生儿的暴行展露出战时大众汽车厂最残忍的一面。萨拉·弗伦克尔是波兰籍犹太妇女，假冒身份在大众汽车工厂担任护士。据她描述，当时，工人的孩子出生后不久便被带离母亲身边，工厂北部的吕亨村有一个“儿童之家”，孩子们被寄养在那儿。“蹒跚学步的孩子们躺在一片污秽之中，身上散发着尿液和粪便的味道。食物糟糕透顶，水也严重缺乏。”弗伦克尔后来回忆道，“孩子们生得如此漂亮，可他们最终都夭折了。”据历史学家统计，在吕亨村“儿童之家”，因疾病和疏于照料而死亡的孩子多达365人。汉斯·科贝尔是党卫军医生，负责监督儿童设施，后被英国军事法庭判处战争罪，于1947年被处以死刑。

德国历史学家汉斯·蒙森对二战时期的大众汽车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总结道，保时捷对大众工厂所发生的罪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如此专注于技术和生产目标，故意对人力成本视而不见。

大众汽车并非德国企业中唯一一家剥削强制劳工的公司。许多德国大企业，包括戴姆勒、宝马和西门子，都曾犯下类似的罪行。但是大众雇用的奴工数量之多令人发指，它开创了剥削奴工的先河。二战爆发时，工厂急缺熟练工人，大众便试图用外国人来弥补劳动力缺口，而这些外国人大多都受到胁迫。战争高峰时期，大众工厂80%的工人都是外国人，而在整个德国工业中，外国劳动力平均比例为30%。后来，大众向幸存的奴工支付了赔偿金，但坚称责任应归咎纳粹政权，与大众无关。对于蒙森笔下所描绘的费迪南德·保时捷的形象，保时捷家族和皮耶希家族成员怨声载道，他们指责蒙森试图用祖父的行为来抹黑他们家族。

1944年4月8日，二战盟军首次对大众汽车厂发起攻击。美军第八空军轰炸机投掷了146吨炸弹和燃烧弹，造成13人死亡，其中包括4名强制劳工。大部分破坏集中在办公区域。6月，诺曼底登陆日后不久，盟军又发动了两次突袭，这两次突袭都是十字弓行动的一部分，英美试图联合摧毁德国生产V-1导弹的据点，不让德国有威胁英国的资本。部分强制劳工被德国卫兵开枪打死，理由是“偷盗罪”——但这些强制劳工不过是想利用战争的混乱局面来偷点食物果腹罢了。8月5日，盟军发动第四次重大袭击。85架美国B-24轰炸机齐上阵，大多数工厂建筑遭到破坏。

尽管炸弹将工厂砖墙炸得千疮百孔，令屋顶塌陷，但对生产的影响也只是暂时性的。1943年伊始，大部分机械和产品都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区，或转移到工厂地下室等地。例如，在法国东北部蒂耶尔瑟莱有一座铁矿，被改造成一家生产空对地导弹的工厂，而此前，大众汽车厂主要负责生产制造这些炸弹。直到1945年4月10日，美军到达该镇郊区的几天前，大众还在生产水桶吉普车。

让·包德特是一名来自法国的工人，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当天，途经大众汽车厂的道路上挤满了衣衫褴褛、手无寸铁的德国士兵，其中很多人身负重伤。他能听到远处大炮和机枪的轰鸣声。美国战斗机从树梢急速飞过，但战斗从未波及工厂本身。工厂的武装警卫队伍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第一辆美国坦克到来时，无人出来抵抗。4月12日，包德特从工厂的窗户向外望去，他看见了一辆坦克，上面有一颗白色的星星标志。“美国人！”有人哭了出来。包德特写道，就连德国民众似乎都松了一口气。

费迪南德·保时捷那时早已离开大众汽车厂。1月份，他辞去职务，意志消沉，正式退休回到滨湖采尔的家中。他的女婿安东·皮耶希在美国人到来前几天，选择辞去当地人民冲锋队指挥官的职务。人民冲锋队由民兵组成，缺乏训练，配有手持反坦克武器铁拳，原本，他们应当成为德国的最后一道防线。

即使在美国人抵达德国后，皮耶希和保时捷仍试图在奥地利远程管理这家工厂。他们把自己看作大众汽车厂的绝对所有者，或者至少是监护人。在盟军进攻之前，皮耶希从公司的金库拿走了约1 000万帝国马克（100万美元）的巨款，随后逃往滨湖采尔。德国投降的几个月里，皮耶希向大众汽车厂的英国管理员寄去了账单，账单内容主要是大众汽车和其他项目的研发费用，其中包括一辆电动汽车的研发费用。费迪南德和费利·保时捷其实早已完成研发工作，但表面上仍继续进行着这些工作。皮耶希和保时捷夫妇甚至拆除了沃尔夫斯堡的一个营房，将木材运到滨湖采尔，并在那儿按原样重新组装了一个新的营房。战后，当大众汽车的新管理者试图让保时捷支付这些材料的费用，保时捷一口回绝，说搬运木材是为了搬迁大众总部，而搬迁总部是战时计划中的一部分。保时捷说，公司重新建造这个营房花费的钱远远超出材料本身。当费迪南德·保时捷、费利·保时捷和安东·皮耶希被捕时，他们这些想要保留大众汽车管理权的奇怪尝试就告一段落了。英国人没有为保时捷父子提交的账单买单。但是，保时捷家族成员的行为表明了自己对保留大众汽车所有权的决心，至少在他们看来，费迪南德·保时捷一手打造了大众汽车。

仅在德军投降的一个月后，该工厂便恢复运作，为美军进行车辆维修。几周内，该公司利用现有的零部件库存，重新生产水桶吉普车，不过这一次是为盟军所用。6月底，大众汽车厂已生产133辆汽车。那时，英国军队接管了工厂，因为工厂位于他们的占领区内。

英国人很快意识到大众汽车厂能帮助他们解决两个难题：为该地区的德国人提供生计的需要，以及满足英国军队自身的交通需求。英国极力阻止这些机器作为战争赔偿物被运往战胜国。欧宝汽车公司就遭遇了这样的命运，公司的机器设备被卡车运到苏联。红砖厂房的建筑物匆忙间便得以修复。只要遭到炸弹损坏的材料结构仍然完好，就会被再次利用。直到今天，工厂内部的钢制横梁上依旧可见弹片留下的痕迹。

英国人为这座年轻的城市取了一个新名字，叫做沃尔夫斯堡，名字源于附近的一座城堡，更名是为了斩断它和过去的联系。1945年12月，工厂得以恢复生产，大众汽车是主打产品。1946年3月，占领军已经生产和部署了一千辆汽车。随着与苏联的紧张关系加剧，英国人开始把大众汽车当作提供高薪工作、抵制共产主义诱惑和促进民主德国的一种方式。苏区和未来的东德边界距离工厂东边不足十英里。部分英国管理者有汽车行业的相关经验，他们确保了珍贵原材料的供应和信贷的提供。历史学家马库斯·卢帕写道：“负责的官员们很快意识到，他们不仅可以在工厂制造汽车，还可以建造民主制度。”很快，工厂就建立了服务和经销商网络，到1947年8月，工厂已经开始向欧洲其他国家出口汽车。大众汽车开启了自己的全球扩张之路。

和德国其他工业家一样，费迪南德·保时捷在战后被拘留。1945年8月，他被关押在法兰克福北部巴德瑙海姆的一个营地长达两个月，这个营地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垃圾箱”。保时捷的狱友包括建筑师阿尔伯特·斯皮尔，他还是希特勒的战时生产主管。此外还有韦恩赫·冯·布劳恩，他主要负责监管希特勒的火箭计划，在之后的美国太空计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45年9月13日，在接受完盟军关于大众汽车厂的审讯后，保时捷获释，重返奥地利。但自由的时光如此短暂。两个月后，费迪南德·保时捷、费利·保时捷和安东·皮耶希接受法国政府邀请，前往德国西南部的温泉小镇巴登-巴登，共同商讨接管一家法国汽车工厂的事宜。欢迎晚宴结束后，三人却意外被捕，理由是他们曾在战争期间将法国工人驱逐到大众汽车厂。1946年3月，费利获释，而费迪南德和皮耶希则被带往巴黎，住在路易·雷诺一间别墅的仆人房里，开始设计一辆新的雷诺牌乘用车。对于是要利用保时捷的才学为己所用，还是要指控他犯有战争罪，法国人内部意见难以统一。1947年2月，支持起诉的法国官员占据上风，保时捷和皮耶希被关进巴黎南部的一所监狱，后又被关押在法国东部城市第戎。多亏了法国标致汽车公司经理，他们为保时捷作证，说他阻止了标致公司员工被放逐到德国，保护法国汽车制造商免遭纳粹染指。1947年8月，经历了20个月的监禁后，保时捷和皮耶希得以被释放。他们从未因战争罪而受到审判。

战后，费迪南德·保时捷对大众汽车的影响逐渐消减，但他已经为大众汽车的未来发展做了两项决定性的贡献。其一，他设计的汽车将是战后大众汽车成功的基石。其次，他把自己对工程的热情和使命感传递给了外孙费迪南德·皮耶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