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思想转型的主要进路

知识分子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制定并执行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方针政策，充分发挥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并使知识分子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了自身的转型。延安知识分子实现自身思想转型主要通过思想改造、话语介入、劳动实践、工农路线等四条进路。

（一）落实思想改造：提高知识分子思想觉悟。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思想转型的重要途径。为了使广大知识分子能够尽快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中并发挥其重要作用，党和边区政府一方面在抗大、陕公、中央党校等干部学校设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马列主义、社会科学概论等课程，通过学校教育的方式落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另一方面，不断召开读书会、报告会、座谈会等，试图通过舆论引导的方式向广大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了避免教条主义的禁锢，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研究中国历史、考察中国革命现实情况。在这一背景下，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重要决议、文件精神，成为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重要方法。

积极引导知识分子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思想转型的另一途径。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首次提出了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加强党政建设、促进党的发展。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再次号召广大知识分子自觉开展批评与自我评判。一方面要敢于“照镜子”，即要有自知之明，敢于反省自己、检讨自己，这既是觉悟的表现，也是进步的开始；另一方面要敢于“割尾巴”，即实事求是地指出身边同志的错误和缺点，这既是对同志的关心，也是对自身警示。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广大知识分子纷纷总结以往经历、反省自身实际，深挖小资产阶级思想根源。在这一过程中，各级领导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为延安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和转型做出了榜样。

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增强了党的生机与活力，也使得知识分子在自我改造、自我净化、自我提高的过程中实现思想转型。据陈荒煤回忆：“经过整风，深挖思想，我也真诚地意识到，我这个‘左翼作家’还不能是无产阶级的，只能称之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改造学习使他“在思想上激起了前所未有的变化”。陈学昭也回忆说：“当座谈会之后，我完全否定了自己过去的写作，认为以前写的东西纯粹是发泄个人情感，即使写了一点对旧社会的不满，那也是出于个人观点、个人立场的，对革命和工农兵简直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在思想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不仅在形式上主动申请入党，而且做到真正从思想上入党，实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型。

（二）引入革命话语，铸造知识分子革命气质。通过革命话语来启蒙和动员民众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组织抗战、领导革命的有效方式。作为延安政治文化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一直构建和使用的是革命话语体系，而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群体掌握的则是传统的以批判为主要特征的知识话语。延安的政治文化生态和严峻的革命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将游离于革命话语系统之外的知识分子群体纳入到中国共产党所构建的话语系统中来，以铸造知识分子的革命气质和革命精神，以便更好地推行自己的政治方略。这样，文艺创作作为革命话语的一种具体载体被置于历史的前台。

延安时期的许多文艺作品，都以宣传革命斗争与描述抗战场景为主要内容，服务于当时的革命和抗战宣传，具有明显的革命现实主义特点。一部分文艺作品以歌颂革命斗争为主题，旨在阐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革命真理，内容主要取材于现实，包括地主残酷剥削、官员徇私枉法、农民奋起反抗等。著名歌剧《白毛女》，演绎出丑恶地主黄世仁与悲情女子喜儿两个经典角色，反映了光明与黑暗的斗争。而故事的结尾，黄世仁被逮捕并交付人民公审，则反映了光明必将战胜黑暗的革命信念。革命话语同样介入音乐领域，《保卫黄河》《延安颂》等歌曲在延安知识分子中广为传唱，这些歌曲气势磅礴、意境高远，闻之仿佛万里河山尽在脚下，而日军锋芒已到眼前，振聋发聩的音乐呐喊激发了知识分子救亡的激情与报国的热血。

革命话语的引入，一方面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向广大知识分子阐释了党的革命理想、执政理念、政策方针，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改革、斗争实践、理论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理想信念基础；另一方面，成为支撑广大知识分子在艰难的抗战岁月中实现思想转型的精神支柱，鼓舞了延安的知识分子的抗战士气，铸造了知识分子的革命气质。

（三）深入劳动实践：培养知识分子实干才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坚持从物质到意识的认识路线，认为认识在实践中产生，随实践而发展。同时，实践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知识分子深入劳动实践对于其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号召广大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他说：“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是好的领导。一切军民人等凡不注重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

在大生产运动中，延安各单位的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深入劳动实践。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央研究院等机关单位的知识分子在保证科研质量的同时，积极投入到劳动实践中，开荒种粮、砍柴烧炭、纺线织布等样样工作不落后。学校里的学员纷纷组成工作小组深入乡间，通过开办识字班、冬学、夜校、民教馆等开展扫盲、启迪民智。延安的知识分子往往是白天开展劳动竞赛，晚上则自觉组织起来总结劳动经验、交流心得体会，他们以高涨的劳动热情谱写了一曲知识分子参与劳动生产的赞歌。广大知识分子深入劳动实践，不仅帮助边区政府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也使自己在实践中蜕变成长，消除了重理论而轻实践的旧观念，让自己的思想境界有了质的提升。

在抗战爆发前的几十年里，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过程中，长期忽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忽视社会实践的巨大潜能，而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则通过不断反思和自我改造，以全新的精神面貌踊跃投身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各项事业中去，在革命实践中挖掘自身潜力和价值，为民族抗战和边区建设贡献了力量。

（四）坚持工农路线：完成知识分子身份转型。无论是落实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还是敦促其参加劳动实践，最终目的都是实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紧密结合，进而实现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型。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张闻天也指出：“中国革命要靠知识分子单枪匹马是行不通的，必须要与百姓结合起来才能汇聚成强大的革命力量。”由此而知，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者的根本路径是深入工农群众，坚持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

延安时期，在党和边区政府的号召下，广大知识分子纷纷主动加入到下乡、下厂、下部队的洪流中。例如，萧三和艾青同赴南泥湾参加大生产运动，陈荒煤、陈学昭深入农村参加劳动实践，高原和柳青则前往陇东根据地体验生活。在知识分子下乡浪潮的推动下，边区许多乡镇都组织起了文化俱乐部和业余剧团。由知识分子参加的秧歌队，几乎走遍了边区的每一个村镇。1938年，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团长柯仲平就写出团歌“你们从哪里来？从老百姓中来。你们又到哪里去？到老百姓中去。”为践行这一理念，此后的8年里，该剧团的足迹遍及23个县，190个市镇村庄，共演出1475场，平均每两天一场，观众达到260多万人次，真正做到了“文艺为工农民兵服务”。需要指出的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群众的这种结合并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在工农化的同时工农群众在知识分子化。换言之，这是一个双方相互理解、相互学习中不断完善自己，进而结为一体的过程。这种结合不仅使工农群众从知识分子身上学习到了必要的文化知识，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水平，也让知识分子在与工农群众的接触过程中学到了必要的生活技能，锻炼了自己的实践能力。

通过与工农群众的结合，延安知识分子最终实现了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转型，实现了思想意识上从“旧我”到“新我”的转型，成为新型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