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生产力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理论研究环境。毛泽东开始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译著，其中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还有20世纪30年代翻译成中文的三大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辩证唯物论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哲学大纲》以及李达、艾思奇等人的哲学论著。这些论著中所包含的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内容对毛泽东生产力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相比瑞金时期将阶级斗争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唯一要义，并以此作为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出发点而言，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理论视野已经远远扩展，生产力理论作为社会分析工具的重要性大大增强。

以《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跳出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对社会发展和生产力解放的推动作用，淡化生产力本身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基础作用的观点，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两论”也成为毛泽东生产力思想构建的哲学基础。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在这里生产活动的发展被看作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内容和认识进步的根源，这已经明显超出了毛泽东之前所关注的阶级斗争实践的局限。

而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则较为科学地揭示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动力问题，强调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马克思经典生产力理论一般是从生产满足人们的“需要”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出发来解释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客观必然性，毛泽东则进一步从社会和自然的矛盾视角出发，认为社会和自然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矛盾，必须“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

通过“两论”的深刻阐释，生产力理论被毛泽东理解为是比阶级斗争学说更为基础性的理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则被放置到“直接动力”和“必要手段”的合适位置。

在“两论”的哲学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对生产力在社会内部矛盾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了系统的诠释，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矛盾体系中最根本、占据主导地位的一对矛盾。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激化、缓解与解决都是受制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而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

显然，生产力是通过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来决定上层建筑的，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也往往是通过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表现出来，并通过后一个矛盾的解决而不断得到解决。有鉴于此，毛泽东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一切政策和实践的标准，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从1939年开始，陕甘宁边区开始出现财政危机，并且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而愈发严重。这一方面是由于国民政府对陕甘宁边区的严密封锁而导致的，但更本质的原因则是边区恶劣的生存环境、原始的生产工具以及长期的社会动荡所导致的生产力的极端低下。与此同时，边区所处的黄土高原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非常明显，旱涝灾害的发生频率很高。每一次灾害的到来都会重创脆弱的农村生产力，造成人口的严重损失甚至农业生产的短期停滞。

除恶劣的自然环境外，长期的社会动荡也同样严重影响着陕甘宁边区生产力的发展。近代以来，西北地区便陷入持续动荡之中。辛亥革命后陕甘宁地区更陷于无休止的军阀混战之中。每一次混战对普通民众而言均是难以逃避的劫难，造成了普遍的难民潮和饥馑。持续的动荡使得陕甘宁地区的生产者根本无法进行生产工具的更新。作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长期以来陕甘宁地区的农民使用的仍是世代相传的最原始、最简单的农具。“在这方面，革命前同现在根本没有区别，而且其中大部分是从革命前遗留下来的”。而另一个重要的生产工具牲畜也由于“革命时代各村役畜为国民党所牵去及宰杀的很多，故役畜数量大为减少”。

社会动荡、灾害频发、生产力技术低下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耕地的大量荒芜。据天津《大公报》及西安《民意日报》1931年对陕西省19县的调查：“每县被荒弃的耕地平均占各县耕地总面积70%。”当时的《新陕西月刊》指出：“陕省因人口减，地多荒弃不种。去秋麦田平均不过占全耕地面积的3%至4%，而被灾最重之乾县武功等处，几乎全荒。”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使中共中央进入陕北后始终面临着强大的财政压力。1940年前后陕甘宁边区由于受国民政府的严密封锁，边区内部又接连遭受水灾、旱灾、风灾和霜灾的袭击，财政经济极其困难，一度发展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的困境。

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地位提高到革命根本目的的高度。

与此相对应，毛泽东改变了早期经济工作应该“围绕和服从革命战争”的思想，指出经济工作“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为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而进行的政治、军事工作“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在确立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应当也必须成为革命时期中心工作的思想后，毛泽东围绕着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出了一系列观点并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