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学风建设的经验

延安时期党的学风建设，“不仅限于课堂操场，而在于它的一切实际活动”。当时“师生一体，劳武结合，劳文结合，文武结合的教学实践”，是“为了求生存，争发展，闯出的一条活路，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总结其形成的独具特色的经验，以下三个方面尤为重要。

（一）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原则。延安时期党的学风建设，根本目的在于促使党员学生“能够正确地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各项原则的死记与背诵”。运用这一原则，党员能够自觉消除那些亡国论者、失败主义者以及一些汉奸所散布的“抗战必亡”“抗战无出路”等谬论，对抗日战争的前途充满信心，进而承担其应有的责任。一些青年党员回忆，“学校要求我们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方面联系抗战实际，另一方面联系个人思想实际。并采用种种办法，培养学员的优良作风，如集体主义、组织性、纪律性、刻苦精神与群众观点等。这种严格要求学员进行艰苦磨炼的教育，在我们头脑里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长期地在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中产生着影响和作用”。由此可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这一原则，既是延安时期党的学风建设的特点和优点，更是其始终坚持的一个根本原则。

（二）尊师重教的原则。延安时期党的学风建设的重要抓手就是学校教育。延安时期党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各级各类学校，延安被誉为“大学城”，成为抗战时期“三大文化城”之一。党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办学校教育。在学校教育中，“最不重要的是校舍，最关重要的是教员”。美国记者冈瑟·斯坦在参观延安大学之后感慨地说，“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说，延安大学是一所简陋的学校”，如果“以中国的老于世故的上层阶级的标准来看，很多情况十分幼稚，甚至是原始的”，但是教员的课程讲授却并不“简陋”，他们在教学过程中态度认真，讲不好课就觉得“失职难过”。可以说这样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在当时的教员中是普遍的情形。陕北公学要求教员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每一分钟都是认真执行的。既是课程，就得重视”。一位教“社会发展史”的教员随身带的除教学提纲外，则是一本《政治经济学》。当时上一次课就是半天，上课前要做充分的准备。他们“常以大队为单位，组织集体备课，把上同一门课的教员集中起来，研讨每一单元讲课的重点要求、内容和方法，以老带新、集思广益、互相帮助”。另外，他们还组织互相听课，“每一单元课由一位教员先走一步，同一门课的教员到现场听课，听完后共同总结一下：下课堂效果，改进教学，这些都是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的办法”。教学效果的好坏，主要取决于教员对教课内容的把握。为此，“教员就要带着问题认真地去读书，研究提纲，以及把过去所学过的东西进行反刍，睡在草铺上还得反复思考明天怎样讲好这一课”。也正是由于如此，赵超构在参观延安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延安教育中，最不重要的是校舍，最关重要的是教师。”

（三）学习第一的原则。延安时期，党的学风建设从根本上还是将学习放在第一位，特别是“课堂学习”。从学习内容上来看，他们不仅学习历史、政治、哲学，一切有益于抗战、有益于学员成长的知识都要学习。除了“课堂学习”，学员们还经常要听毛泽东和党中央同志的讲课和讲演，经常参加一些全校的、全延安市的大的集会和政治活动。“每一次大的政治活动都是一次最生动、最实际的大课堂”。在一些学员看来，这是他们“在延安学习时深感这个得天独厚的特殊条件”。正是因为这个条件，党中央每次会议的决议，毛泽东的每次讲话指示，报纸上的社论、文章和重要消息，都传达得最快，看到听到的最早最多，学习的也最多。他们“每天耳濡目染随时都受到深刻的革命精神的陶冶”。一位青训班学员也说，他“除听课，参加讨论会外，很多时间都用在看书上了”。尽管上课既无课本也无讲义，全靠自己记笔记，但是却能“省下钱买些参考书看”。当碰到一些名词术语比较生疏，图书馆专门设有“问答处”可供咨询。因此，尽管对初学马列主义理论的学员是很困难的，但是他们依然“决心看下去，学下去，不懂的问题就记下来。这样有些问题在学习中就找到答案了”。

总之，延安时期党的学风建设在党的作风建设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科学回答了学风建设中“为什么学，为谁学”的根本问题，解决了学风建设中“学什么”的关键问题，提供了学风建设中“怎么学”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延安时期党的学风建设是搞好新形势下党的学风建设的历史营养，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深入研究。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