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代与陕甘宁边区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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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从北平秘密来到西北苏区,成为在红色革命根据地采访的第一个西方记者。毛泽东对斯诺的采访非常重视,把这种采访活动作为冲破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的舆论封锁,并通过斯诺的采访向国内外人士客观介绍陕甘宁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契机。

1936年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讨论了“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的问题。会议的具体精神,可从两个月后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得到体现。《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0—412页。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战大旗,领导并发起了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领袖毛泽东看来,争取抗战胜利,要有三个条件: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此后,毛泽东还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等三大法宝。统一战线被列入我们党的工作重心并具有重要位置。开展对外宣传,无疑是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领域和具体步骤。

1937年12月,中国共产党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创刊号在武汉出版;次年1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并公开出版,成为在国统区宣传中共主张、传播和讲述红色革命故事的重要窗口。1937年11月,新华社创立了英文部,开始向国外播发英文消息。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创办外文刊物《中国通讯》。次年3月,《中国通讯》第1期在延安出版,内容为皖南事变报道专辑。总共5篇文章,分别用英、法、俄三种文字撰写。

在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延安,中共中央对宣传工作包括对外宣传从来常抓不懈并高度重视。

1939年2月,《八路军军政杂志》1卷2期发表毛泽东《抗战与外援的关系—— 〈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也是世界的事……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

1945年9月,毛泽东、周恩来在发出的党内电报中指出:“华中可去上海等地公开活动的,如范长江等,要多去,快去。除《新华日报》外,其他报纸、杂志、通讯社、书店、印刷所、戏剧、电影、学校、工厂等方面,无不需要。就近请即先到上海工作,在今后和平时期中有第一重大意义,比现在华中解放区意义还重要些,必须下决心用最大力量经营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在接待和安排到访延安的外国记者等人士过程中,毛泽东等中共领袖更是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并在一些具体细节上展示出中共领导人卓逸不群的非凡特质。

1938年5月,为了帮助美军上尉卡尔逊深入华北敌后考察八路军抗战情形,毛泽东除与其深入交谈外,还亲自给边区文协的刘白羽交代,专门组成由刘白羽负责的文艺工作团并陪同卡尔逊一同前往,为此,毛泽东还专门给卡尔逊写信说明情况。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编:《中国之友卡尔逊:纪念埃文思·福·卡尔孙诞辰一百周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3页。

1938年7月1日,世界学联代表团来延安考察,毛泽东单独与他们见面,介绍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情况以及陕甘宁边区的建设情况,还亲自陪同世界学联代表到中央党校参观。《解放》第45期(1938年7月15日),第4—6页。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来到延安,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次中外记者团的活动。参观团行前,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朱德专门致电表示欢迎,并亲自主持参观团的接待工作。围绕着中外记者需要了解的问题,周恩来还召集延安党政军等单位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进行动员,要求有关单位必须由负责人亲自出面接待。

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来访并进驻延安,这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人讲好延安故事的重要契机。党中央在《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民主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成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14页。美军观察组来延前夕,适逢美国建国168周年。1944年7月4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延安举行了热烈的庆祝会。同一天,延安《解放日报》刊发社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一个多月后的8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再次发表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其中“战友们”三个字是毛泽东修改时亲自所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35页。当时的延安机场非常简陋,在美军观察组到来之前,只是偶尔使用,大飞机起降也很不安全。为保证美军观察组的安全抵达,毛泽东致电当时在重庆的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告知飞机在延安机场降落时应注意的事项,包括雨季飞机不能超过的重量,跑道的长度、宽度和降落方向,机场标记等。

在具体接触过程中,毛泽东明确希望这些外国记者、外国人士对外客观介绍延安,宣传延安。1937年3月10日,毛泽东致信斯诺:“我同史沫得列(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步骤,今托便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60页。美国记者斯特朗后来也坦陈:“我计划按照毛主席的要求:要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向世界各地传播,特别是要向美国传播。”周恩来后来给斯特朗写信:正如毛泽东所说,你将是“中国人民的宣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