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代与陕甘宁边区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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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主体层面的传播

(一)党的第一代领导群体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群体逐渐形成。在党的第一代领导群体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在陕甘宁边区传播开来。党的领导群体是指以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领导的,由党的中央委员会组成的领导集体。不仅包括党的政治局委员,也包括一般中央委员,还包括党的中央候补委员。不仅包括党的中央机构的负责人,也涵盖分散在全国的负责地方工作的各地领导人。焦金波:《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在陕甘宁边区,工人的数量极为有限,军队的士兵也主要来自于农民。因此,党的第一代领导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是以干部、农民、知识分子为对象进行传播的。

首先,党的领导群体在干部中间掀起了一场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学习运动,借此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学习运动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历史始终是学习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在学习运动中,党中央采取积极措施,健全学习组织、规定学习任务、评估学习质量、创办各种学习,保障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运动的正常开展。其次,党的领导群体在农民传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党的领导群体充分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农民必须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教育才能担当起革命主力军的作用。因此,党开始了对农民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在农民当中传播开来。再次,党的领导群体在知识分子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抗日战争时期,大量知识分子拥入陕甘宁边区,但是他们还需要在思想情感上的改造,完成从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所以,党积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知识分子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知识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强调:“必须大数量地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上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编:《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184页。这其中便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长征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得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问题,究其原因便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在作祟。这一切都是因为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没有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没有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因此,党中央到达陕北之后,就迫切需要有中国共产党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需要说明的有两点:其一是有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虽然这一时期不在革命圣地延安,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对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陕甘宁边区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笔者也将纳入此处;其二是此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多领域多方面的,对他们研究的学科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只是依据他们在某一学科贡献最大来划分。之所以选取以下人物,主要考虑到:第一,这些人物学识渊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上有十分重要的建树;第二,政治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基本先后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进步青年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青年政策的落实,大批进步青年纷纷拥向陕甘宁边区。“据当时设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统计,仅在一九三八年五月至八月间,各地介绍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有两千二百八十八人”于学仁编:《中国现代学生运动史长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7页。。广大青年学生奔赴延安,在当时已是时代潮流。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影响逐渐扩大,广大青年希望到延安,加入组织,学习马列主义。因此,广大青年来到陕甘宁边区之后,无疑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广大进步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的形式进行传播。

1.通过具有战时特色的军事化实践传播马克思主义。尽管进步青年充满着抗日救国的热情,但都缺乏实际的斗争经验,也缺乏必要的军事化训练。在当时,朱德就明确指出:“革命的青年,如果不会打仗,决不会把中国弄好,革命决不能成功。只有在实际工作去学习,才能把工作做成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抗日战争时期》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336页。在中国女子大学,虽然学员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但学校依然采取军事化的管理。在她们看来,这是由一名抗日爱国女学生成为一名共产主义女战士的必经之路。

2.通过政治活动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曾说过:“哲学家们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青年是革命家,是行动家,而不是空谈家,只有在实际行动中才能进一步认识世界。”因此,在陕甘宁边区青年常常与政治活动相联系。在抗大专门成立时事研究小组,针对国内外形式展开辩论。在陕北公学提倡敢于辩论,要有批判思维。在延安马列学院提倡敢于怀疑、敢于发表意见的精神,并成立了“哲学研究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集会游行也是青年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每逢重大节日或纪念日,青年便会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在1939年11月24日,由毛泽东等人发起筹备建立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青年学生纷纷参与其中,还积极参加民主选举活动。同时,延安青年学生组成各种劳军慰问团,开赴前线进行慰问演出。陕甘宁边区的进步青年用实际行动传播着马克思主义。

3.通过开展社会调查的实践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毛泽东曾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因此,青年学生只有积极投身到社会调查之中,才能检验自己之所学,提高自己的认识。延安青年学生的社会调查实践活动,有着明确的针对性。他们是在摒弃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学与用相脱节的基础上,在批判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过程中,强调学习的目的就是能够正确运用理论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延安青年学生在调查研究的同时,同时也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传播开来。

4.通过生产劳动实践传播马克思主义。在陕甘宁边区,注重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是中共基本的教育方针,更是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要求“中学、师范、大学、学院或训练班,都应该把指导战争和生产实际需要的知识列为课程,来部分地或全部地代替那些为升学考试而存在,为所谓正规化而遗留的课程”王云风编:《延安大学校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一方面,青年学生进行生产实践是当时环境所致。当时由于战争,边区的物资很匮乏,所以青年学生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这也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因之一。在当时,为了减轻战时边区经济和民众的负担,提出“劳动也是一门课”的口号。特别是在大生产运动期间,青年学生为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主动与乡亲们合作挖野菜,解决粮食。在中国医科大学,学生们学会了编制柳条筐子并售卖,甚至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在“抗大”和中国医科大学,学员们自己动手一砖一瓦盖起校舍。另一方面,这也是教育的根本属性问题。对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成仿吾先生对此有过明确的阐释。成先生强调:“我们的教育机关总是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重视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我们党所领导的教育工作从头就和旧的教育实行了彻底的决裂,采取了根本不同的方针和路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成仿吾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1页。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教育方针,使得青年学生连同工农出身的干部及勤务员、伙夫、马夫一起从事劳动,青年学生在接受锻炼的同时,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着一个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青年应有的品质和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