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49年11月中旬，王世泰结束在东北的参观、考察，来到兰州，开始着手甘肃省政府的筹备工作。当时，虽然甘肃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但面临的任务却异常艰巨，这主要表现在：一是陇南的成县、徽县、两当县、康县、文县等县仍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之下。二是甘肃承担着支援大军解放西南和西进新疆的繁重任务。三是新解放区地、县两级机构虽已建立，但乡、村两级政权尚在逐步建立之中，社会秩序很不稳定。四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的掠夺和撤退前的疯狂抢劫，市场供应匮乏，物价日日暴涨，群众生活十分困难。五是历届反动政府在对甘肃人民采取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同时，不断利用外来势力压迫地方势力，离间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巩固新生革命政权面临的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

甘肃行政专员公署的主要使命是，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指示精神，按照中共甘肃省委的统一部署，开展工作。当时主要抓了四项工作：一是抓紧政权建设。随着全省各地的陆续解放，截至1949年11月底，全省有10个专区、市，66个县，320个区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并以民选、推选或指定临时代理的办法，对全省60%的乡村政权进行了初步改造，为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二是对国民党各级党政军机构进行全面接管，并对旧职人员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安置。接管工矿企业，组织员工恢复生产，以确保战争的需要和市场的供应。对私营工商业一律采取保护政策，为商品的生产、流通和供应创造必要的条件。保护文化教育机构，促使学校尽快复课。三是努力稳定社会秩序，坚决打击国民党反动残余、特务的破坏活动。1949年11月17日，逃回原籍的马步芳部下在宁定（今广河县）、康乐、和政、临夏、永靖煽动大规模武装叛乱，连同裹胁的群众共8000余人围攻宁定县城，打死打伤军民千余人。在省委和行署的统一部署下，进行了坚决、迅速的清剿，及时制止了叛乱。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2月底，全省共破获特务案89起，破获抢劫案63起，潜伏的敌特组织大部被摧毁。并对登记了的敌特重要人员进行了管训。四是努力恢复工农业生产，切实安排困难群众的生活。整顿金融秩序，废除金圆券，禁止银元流通，投放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物价，缓解了通货膨胀。对临夏、平凉、天水等地区因各类灾荒造成的19.2万灾民进行了重点救济，并组织他们大力开展生产自救活动。五是广泛发动群众，积极筹粮筹款，确保过境大军的供应和支前工作，对解放大西南和进军新疆做出了重要贡献。

12月上旬，一野第七军十九、二十师各一部，相继解放了徽县、成县和康县。9日，国民党第一一九军王治岐、蒋云台部8700余人在武都通电起义。11日，文县和平解放。至此，甘肃全境宣告解放。

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1950年1月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决定邓宝珊任主席，王世泰、张德生、马鸿宾任副主席。省政府成立后，由于邓宝珊、马鸿宾均系党外民主人士，所以，同时建立了由王世泰任书记的省政府党组。1月10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听取了原甘肃行政公署工作报告、财政收支概况报告，讨论通过了甘肃省人民政府1950年工作任务草案。

新中国成立之初，王世泰在甘肃工作的三年多时间，除在行署和省政府任的职务外，还兼任省委常委、省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第二兵团政治委员兼甘肃军区政治委员等职。1950年底，西北局又决定王世泰兼任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局长和政治委员。虽身兼数职，但主要工作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协助邓宝珊抓省政府的全面工作，二是西干局成立后着重抓宝天、天兰和兰新线的铁路建设。

关于省政府这三年的工作，王世泰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建政、剿匪外，主要还抓了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经济建设、整治社会风气等。

铁路是国家基础建设的重点，是交通运输的大动脉。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医治战争创伤，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中央决定全力修复旧有铁路，并努力修建新铁路。西北地区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但除陕西外，甘肃只有百十公里铁路，其余三省区没有铁路。由于受交通的制约，需要的物资运不进来，大量的矿产运不出去，直接影响着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因此，恢复陇海路西端宝天段和修建天兰路迫在眉睫。由于修铁路不是一件小事，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彭德怀和西北局请示中央，请求国家投资。毛主席答复说，国家刚解放，没有钱，仗打完了，可以让军队来修。彭德怀和西北局考虑既然由军队来修，就得由军队干部来领导，于是提出两个人选，一个是许光达，一个是王世泰。当时王世泰虽然在地方任有职务，但仍然是第二兵团政治委员。正在这时，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把第二兵团司令部调京组建装甲兵司令部，许光达司令员随第二兵团机关进京任职。这样，修铁路的任务就落到王世泰的身上，并且是局长兼政治委员。李泮明、武可久、王竹亭、李伯海、吴志渊、高登榜、贾怀济先后任副局长；高登榜兼任副政治委员，慕生忠、刘昌汉先后任政治部主任。

王世泰到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后，便带一些同志深入现场，深入职工，了解情况。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王世泰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基层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这一问题，不仅影响我们的施工进度，而且严重地影响了工程质量。

修铁路是百年大计，绝不能有丝毫马虎，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没有一支过硬的施工队伍，就不可能保证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施工初期，西干局只管线路的测量、设计、发包、验收，不承担施工任务，这就造成了设计、施工“两张皮”。施工，除一少部分由局工程处负责外，大量的工程均由私商承包。私人承包商基本上都是一些封建“把头”，他们满脑子只有金钱，没有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或投机取巧，透支工款，损公肥己，偷工减料；或欺上瞒下，盘剥工人，克扣粮饷，中饱私囊。其结果，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仅修复补强的宝天段，私商承包的104个隧道、桥涵工程，就有37个不符合标准，占总量的36%。

面对这种形势，使王世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工程进度、工程质量问题，而且在于广大工人还处在水深火热的盘剥之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必须尽快采取果断措施，解放工人，解放生产力，打击不法包商，废除包商制度。

起初，王世泰在局领导班子内交换意见，看法就很不一致。有的同志思想一下转不过弯，满足于现状，认为还是慢慢来；有的同志则说，团结包商是我们的方针，一下子就要打击、取缔怕影响不好；但多数同志同意对不法包商采取行动。我们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立即废除旧有施工体制，严厉打击违法包商，取缔包商制度。与此同时，王世泰去北京向李富春、滕代远汇报了天兰线施工安排和工期情况，认为现行的甲、乙方承包制，弊多利少，特别是设计、施工脱节扯皮现象影响工期等问题。李富春听后非常高兴地说：“对天兰线过去王世泰心里无底，现在知道了，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接着王世泰又说：“能不能给我个现场决定权，能拍板的我就拍板，定不了的再向上级汇报。”李富春说：“能定的事，你就定，不需层层上报。”并同意取消施工的甲方、乙方的承包方法，由西干局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统一管理。有了这个“尚方宝剑”，工作起来顺利得多。

1951年5月，王世泰召开了局第二届工程会议，旗帜鲜明地提出：依靠群众实行政治民主、技术民主、经济民主的民主化管理方针，坚决取缔包商。这一决策得到广大筑路职工的欢迎和支持，纷纷起来控诉、揭发不法包商的罪行。在此基础上，他们组织若干个调查组，深入实际调查落实一些不法包商的罪行劣迹，移交天水法院审理判决，并请西北军政委员会法院院长马锡五坐镇指挥。当时的声势不亚于“镇压反革命运动”。最后对3名罪大恶极的不法商处以极刑，对20多名犯罪分子处以不同刑期的徒刑。不法包商并不甘心失败，进行了种种阴谋活动，企图负隅顽抗。王世泰将这一情况汇报西北局后，西北局非常重视，派来一个连的部队进行警卫。由于态度坚决，措施果断，加之广大职工的支持，很快就遣散了所有包商，重新组建了基层领导班子，提拔了大批经过斗争考验的老工人，夺回了施工队伍的基层领导权，实行了民主化管理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干部、工人的积极性，建立了正常的施工秩序。王世泰把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的做法借鉴过来，“把支部建立在连队”，注意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支部，发挥党组织在施工中的作用。

宝天路的改建工程和天兰路的修建工程，起初由铁路职工和第六十四军等部队承担，抗美援朝开始，部队奉命赴朝作战。部队撤走以后，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施工力量不足。怎么解决这一问题？有的认为，还是稳扎稳打的好，有多少人干多少活；有的则认为，请西北局发指示组织陕甘两省10万民工上马。王世泰考虑，这两种意见都不行：第一种慢慢来的意见，不符合中央迅速修建天兰线的要求和国家的建设事业的需要。第二种大哄大上意见，也不可取。一下子上10万民工，在短期内无法进行组织和安排。所以，王世泰他们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依靠地方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解决施工力量。

王世泰他们首先选择陕西的安康、商洛和甘肃的天水、定西四个地区，让当地政府协助各组织1000人的民工队伍。要求一个地区成立一个大队，一个县为一个中队，中队之下再视具体情况分若干个小队；要求一个地区来一名副专员任大队长，一个县来一名副县长任中队长，再确定若干名干部任小队长。这一决定得到西北局和两省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很快就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随后，他们又采取了路修到那里，就在当地吸收一些民工参加的做法，到1951年底，先后动员民工达14000多人，抽调干部800多人。这些翻了身的农民，具有高度的爱国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所以筑路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还自编号子：“树要人来栽，路要人来开，人民天兰路，人民修起来。”

大量的民工经过实践的锻炼，生产技能都有明显的提高。大部分民工开始时只会挖土、凿石、搞路基，慢慢地都学会了跑尺、拉线、抄平、放桩，个别民工还学会使用风钻、铺设便轨等技术性比较强的工作。有一批民工在天兰路通车后，还被吸收为正式铁路工人。

无论是宝天段改建，还是修建天兰线，都遇到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难题，在王世泰和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领导同志的组织和努力下，这些难题经过筑路职工的努力，都一一解决了。

在改建宝天段工程中，96号隧道突然发生塌方，顶部出现了一间房大的冒顶，而且有继续扩大的危险。洞上是陡峭的山体，从下面和侧面都无法回填，影响正常通车和施工。王世泰听到消息后，带几个同志前往事故现场。到现场后，发现不少工人也在议论解决办法，于是王世泰叫了几个有经验的工人，随我们一起察看险情，然后召开“诸葛亮会”，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工人们积极性很高，提出了若干个方案，其中有一位工人提出用钢筋混凝土封堵的建议，经大家讨论认为可行。王世泰当场拍板定案，迅速组织人力施工。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斗，大洞被封住了，塌方得到了有效制止，完全符合通车要求。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王世泰认为铁路建设必须有超前意识和长远打算。天兰线进入兰州市区一段线路，原设计是从市中心穿过，从修路的角度讲，再省事不过。这时，中共兰州市市委书记杨一木找上门来，见面就说：“世泰，从兰州市中间穿过，要搬迁七八百户居民，搬迁费从哪里解决？”王世泰一听确实是个大问题。兰州市本来就是个南北依山、黄河穿流的狭长地带，铁路穿市而过，势必影响兰州市的建设，不利于未来的发展；同时，搬迁任务大，噪音、污染等都会给市民带来诸多不便。于是，王世泰找到管这段线路的赵工程师，同他商量，问铁路不走城里行不行？他说：“线路可以改，就是要多花钱。”王世泰认为多花钱值得，便下决心改线，老赵提出沿皋兰山脚行驶的改线方案。这个方案必须从东郊飞机场旁边过，而飞机场是由军队管理，方案提出来后，飞机场技术人员不同意，说铁路从机场旁边过，影响飞机起降安全。王世泰知道这个情况后，约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一起乘车到现场察看，经过察看，发现行车高度不影响飞机起降。张宗逊表示同意。与此同时，王世泰还考虑到皋兰山排水问题，趁机修了几条排洪沟。这件事虽然已过去50年了，回过头来看改线是完全正确的，否则必然要影响兰州市区的发展和建设。

在王世泰的带领下，全局上下齐努力，四面八方来支援，在铁道部、西北局、甘肃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天兰铁路终于在1952年8月23日晚9时，全线贯通，比原计划提前了10个月铺轨到达兰州。在铺轨到达兰州后，王世泰立即把施工队伍调到兰新线，开始了新线建设。

9月30日上午，王世泰和铁道部总工会主席梁永福及西干局领导，在天水站参加剪彩活动。大约在11点40分左右，王世泰在震耳欲聋的鞭炮、锣鼓声中剪落彩绸，随着一声汽笛鸣叫，列车徐徐驶出天水站。沿途群众，看到火车通过，云集到铁路两旁，又是拍手，又是欢叫，激动万分。列车于10月1日上午到达兰州。当悬挂毛主席巨幅画像的列车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时，整个会场沸腾了，人们欢呼跳跃，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向筑路工人致敬！”“庆祝天兰路通车！”口号声、鞭炮声、锣鼓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

上午10时，庆祝大会开始，邓宝珊主持大会，王世泰代表西干局讲了话。张治中代表西北军政治委员会将毛主席亲笔题词“庆祝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的锦旗授给西干局全体职工。同时，又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的题词“庆祝天兰路通车，继续发展中国交通事业”，以及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局书记彭德怀的题词“庆祝通车兰州胜利，并继续努力完成甘新铁道，通车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伊犁”。张治中也题了词：“天兰路提前10个月通车是全体员工发挥高度爱国精神与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结果。”会上还宣读了西北局、铁道部、交通部的贺电。

1952年8月上旬，王世泰被任命为铁道部副部长。为了实现毛主席的题词要求“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在天兰路竣工之后，即1952年8月下旬，王世泰便以铁道部副部长身份组织施工队伍，挥师西进，开辟兰新线“战场”。

兰新线的动土仪式，是在庆祝天兰路通车之后举行的。

兰新线东起兰州西站，跨过黄河，穿越乌鞘岭经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境内，再由哈密、吐鲁番，跨越天山至乌鲁木齐，全长1900多公里。仅甘肃境内的线路长度达1150多公里。兰新线是国家铁路网建设中的主要干线之一，它不仅把新疆与祖国内地联结在一起，而且也是打通国际交通线的必经之路，对构成新的“亚欧大陆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曾就兰新路的工期问题找王世泰谈过话，问王世泰最少需要多少时间完成，王世泰匡算了一下，兰新路虽是当时最长的一条铁路干线，但比起宝天、天兰、宝成等铁路的地质、地形条件好多了，大部分是平坦的戈壁滩，控制工程只有黑河大桥和天山隧道等几处，正像工人们说的，“在戈壁滩上修路，打几个滚儿就过去了”，便向李富春保证“三年竣工”，其实王世泰是留有余地的，准备两年半就通车。王世泰又试探着问他：“现在国家财政不是还很困难吗？”他笑着说：“修这条战备路嘛，你放心，有钱。”

到了铁道部，王世泰分工仍管新线建设，重点还是兰新线。乌鞘岭越岭工程是全线最艰苦、最浩大的工程，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铁路建设中一项较大工程。乌鞘岭隧道全长967.8米，是整个工程控制重点。这里海拔3000余米，空气稀薄，气候恶劣，广大筑路职工既要适应高山缺氧的环境，又要战胜严寒风雪的侵袭；身缺防寒衣，夜住“地窝子”。看到这种情况，王世泰与部队联系调来一批军用棉帐篷，但仍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能发给战斗在最艰苦的第一线工人。王世泰和各级领导干部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哪里有危险就往哪里冲，受到工人们的同声赞扬。

在铁道部任职的两年中，王世泰接触了6条新线建设，除兰新线外，还有集二线、宝成线、包兰线、甘武线、白云鄂博线等，其中宝成线最为艰巨。王世泰曾亲临现场与施工单位共同解决了一些难题，协商处理了一些出现的矛盾，同时代表铁道部对他们进行了亲切的慰问。集二线是一条国际线路，南起内蒙古自治区的集宁，北至二连浩特，全长170多公里，它是打通我国经蒙古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直达莫斯科的第二条国际线路。这条线路与北京经满洲里至莫斯科线路相比，缩短将近2000公里，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所以王世泰他们给予了特别关注，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充分保障，为了全面了解这条线路情况，王世泰曾驱车到现场进行察看。1952年由铁道部西北设计分局承担包兰线南段设计，曾对如何从兰州跨越黄河出现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应从东岗镇跨黄河，一种意见认为应从雷坛河跨黄河，双方各执一词。经过实际调查和各方考虑，王世泰认为雷坛河方案不可取，这一方案需跨黄河绕白塔山下行进，把兰州市从中割断，既加大投资，又破坏兰州市整体市容，最后由王世泰代表铁道部拍板定案，采取东岗镇方案。实践证明这个方案是最佳方案，对于兰州市的整体建设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其他各条线路，王世泰也曾先后去过现场，视察工程进展情况，帮助解决了一些施工中的问题。对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在王世泰建议下，铁道部所属工程局各抽调1至2名优秀技术人员参加。实施结果，证明这一措施既解决了大桥建设所需，又为尔后的铁路桥梁建筑培养一批技术骨干。

1954年下半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医治战争创伤，提出恢复被破坏的铁路，并派一位副总理带领铁道部长到北京，请求我国给予支援。周总理派王世泰同他们会谈。会谈意见报经周总理批准，便派郭维城带领一支2000多人的施工队伍和大量物资、机械赴朝进行国际主义援助，同朝鲜员工共同修复朝鲜的铁路。

1954年12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建设委员会，由薄一波副总理兼主任，把国家计划委员会一部职能划归建委行使，目的在于加强国家基本建设的领导。筹建之初，国务院即任命王世泰为国家建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世泰先是协助薄一波进行筹建工作，主要是选人、调人，建立和健全机构。以计委分来的干部为基础，又从有关部委抽调了一批干部，充实到建委的各个部门，逐步展开全面工作。1955年10月，为了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国务院组成有30多人参加的代表团，赴苏联学习考察。团长由建工部部长刘秀峰担任，王世泰任副团长，成员是有关部委的司局长。我们到苏联后，参观了一些工矿企业，拜访了一些部门的领导人，学习了他们建设的一些经验，带回来了苏联建委及有关部门的规章制度。

王世泰在莫斯科突发脑血管痉挛，经过两个月的治疗和疗养，病情基本稳定后，王世泰搬进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别墅又休息了十来天。过圣诞节时，前苏共中央派人慰问王世泰，并送来了慰问金。病愈回国，王世泰还常常想起此事，对苏共中央和医院的医生、护士的关心和照顾非常感激。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王世泰当选为八大代表而出席会议，并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当时，国家建委担负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项是审批国家“一五”计划的工业建设大项目的计划任务书和初步设计，一项是审批城市重要建设项目。王世泰曾带领建委和有关部委的一些技术专家和干部，先后到东北和西北地区检查了若干大项目的建设情况和布点工作。检查项目主要有长春汽车制造厂、富拉尔基特种钢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兰州水厂等。检查中发现有的项目施工力量不足，有的项目配套工程不完备，有的布点工程搬迁问题急待解决。对这些问题，王世泰他们会同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工程甲乙方，及时一一予以解决。记得曾将建工部在长春汽车厂的一支施工队伍调往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施工；由王世泰牵头组织石油、化工、环保（当时由卫生部管）、地震、交通等部门以及甘肃省、兰州市政府，审查确定了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学工业公司的厂址；安置了数百户搬迁群众并解决了占地赔偿问题；追加了兰州西固热电厂扩建项目；确定了兰州水厂建设规模；批准了兰州城市道路规划；落实了兰州石油化工基地的布点工作。

1957年10月，周总理指定王世泰代表国务院参加武汉长江大桥的最后验收。验收结果表明大桥稳定性高，冲击系数低，完全符合设计要求。作为曾经参与长江大桥建设的老兵，王世泰由衷地感到欣慰和自豪。

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撤销国家建设委员会，其职能分别由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和国家建筑工程部行使。这样，王世泰又被任命为国家计委副主任，分管机关日常工作。5月，中央做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协作区，每个协作区成立协作委员会，作为国家计委的派出机构。协作区的基本任务是：根据各个经济区域的资源条件，按照全国统一的规划，尽快地分别建立大型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于是王世泰同计委的几位副主任，相继离开国家计委机关，分别被调往各协作区任职。王世泰被分配到西北协作区任副主任，主任由张德生兼任，实际工作由王世泰负责。到了西北协作区，首先是健全机构，陆续从原国家建委调来一批同志，先后成立了协作区冶金局、煤炭局、电力局、轻工局、办公厅等机构。

在西北协作区，王世泰曾带领一些同志，先后深入陕西、甘肃、宁夏和新疆4个省区，行程2.5万公里，进行实地考察。于1960年底，西北协作区行将撤销时，王世泰他们将两年来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编写成一份《西北地区经济资源概况》，上报国家计委并留供新成立的西北局计委参考。此时，王世泰被中央任命为甘肃省书记处书记。初回甘肃正值新班子的组建和贯彻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开始省委分工王世泰抓工业与交通，后又重新分工，让王世泰管民族统战和铁路工作。同时，还让王世泰抓历次政治运动案件的甄别复查工作。

1964年2月，甘肃省委为了加强民族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共甘肃省委民族工作委员会。中共甘肃省委民族工作委员会成立之初，王世泰主持召开了会议。会上主要是明确了工作任务和各位副书记及委员的分工。针对当时全国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大好形势和在农村牧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实际，提出了具体要求。此后，王世泰的足迹踏遍了甘肃的藏、回、保安、东乡等少数民族地区，坚持与少数民族的首领谈心交心，广交朋友，培养了一批热爱民族工作的干部队伍和热心从事民族历史和民族理论研究的队伍，失去和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1964年11月至1967年7月，王世泰先后带领工作队，在甘肃张掖、武都、成县进行了3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先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后又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王世泰坚持在农村社队蹲点，与社员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谈心，纠正了一些极左与违法乱纪的问题，与社员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正当王世泰在成县进行第3期社教时，“文化大革命”如急风暴雨似的开始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社教团也处于瘫痪状态。大约在7月份王世泰接到通知，让王世泰参加西北局会议，王世泰便从成县直接去西安。到达后，看到甘肃省委参加会议的还有汪锋、李友九、陈曾固等。西北局那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如何派工作组进驻各省的大专院校，目的是想通过工作组做工作，稳定学生情绪，恢复教学秩序。但因形势发展迅猛，西北局会议匆匆结束，与会人员返回各自的岗位。

王世泰他们回到兰州后，大有天下大乱之感，学生揪斗老师，工人停工揪斗厂领导，市民人心惶惶。此时，兰州大学学生与铁路职工发生冲突，最后发展到举行大规模游行、静坐、包围省委。这期间，汪锋让王世泰到铁路局做工作。王世泰先后两次做铁路职工的工作，但均未能收效。

1967年1月，上海“一月夺权”之风，波及全国各地。围绕“夺权”斗争，各群众组织、各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甚至是你死我活的争斗。王世泰被打成“走资派”，多次被抄家。抄家时，保姆崔香英也跟着受到牵连。造反派声色俱厉地让她揭发王世泰的罪行。她说：“我只知道他对我很好，从来没有把我当外人，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罪行。”造反派便大骂保姆是“保皇派”，把墨汁倒进她刚做熟的饭锅里。她上街买菜，有人用石头砸，骂“保皇派”。面对这种形势，省军区领导决定把王世泰保护起来。于是王世泰便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流浪生活。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王世泰曾经与彭德怀、高岗、习仲勋一起工作过。8月之后，王世泰即被诬蔑为“彭、高、习反党集团骨干”，受到长达8年之久的批判审查，强加的罪名逐步升级，不仅精神上受到折磨，肉体上也受到摧残。

由于长期挨批斗和住阴冷的房子，致使王世泰腰肌劳损、椎间盘突出，疼痛难忍，躺下不能翻身，要起床必须先用头顶住床头反复闪动很多次才能侧过身，然后双臂撑着床板慢慢起来。看管王世泰的战士看王世泰实在不能动了，便报告给有关领导，经批准送王世泰到三爱堂陆军医院住院。